在19世纪上半期，乔治·桑以“田园小说”于法国文坛享有盛名。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沿袭一贯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艺术创作与独特的地理意象完美融合，使文本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意蕴。《弃儿弗朗索瓦》于1848年4月连载完毕。自问世以来，学界极为关注。批评家们从各个角度解读阐述这部著作。他们认为，“田园三部曲”表达了乔治·桑的浪漫主义理想，“她的特点是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然而乔治·桑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却从来没有人加以肯定”（罗大冈 9）；作家歌颂并向往宁静的乡村，崇尚质朴、自然、清新的生活，其作品“虽然也许深度不足，可是天真与浑朴完全可以补偿它”（罗大冈 3）；关注底层民众，竭力与淳朴的农民相联系且向其靠拢为其代言，正如圣勃夫所言，她的毕生创作“都服从于一个哲学倾向，而且以同样道德性作为目标”（罗大冈 8）。也有人认为，《魔沼》能以瑰丽风光和历险奇遇被称道，《小法岱特》贯穿于文本中的神灵色彩独具风情。相比较之下，《弃儿弗朗索瓦》并非能够完全表达作家对于田园诗意的追求。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观照主人公成长经历中的系列重要地点，探究环绕其成长所出现的自然地理意象、相关的社会环境的文学价值，分析人物的性格成长及其所传达出的精神气质，就会发现，乔治·桑通过这一静态的文本，在动态地阐释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的同时，展示在理想主义的创作手法的掩盖下人们生活及精神状态的流浪，发现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精神世界的“荒原”，即对于茫然不可知的未来的惶惑和恐惧。作家向往自然，竭力为特定时代人们探索一方精神净土，以弥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之间的“断裂”。
一、科尔穆磨坊：自我意识的压抑与复苏
机器时代的到来，给予人们空前丰富的物质，同时也带来了其副产品：人被物裹挟的困境和自我意识的匮乏。在《弃儿弗朗索瓦》中，乔治·桑竭力挣脱都市束缚，注目于乡土，发掘淳朴人民（以马德莱娜和弃儿为代表）身上始终存在的、暂时被掩盖的对于个体价值的关注意识。弃儿的“去”与“归”，给予马德莱娜思考自己存在价值的契机；博爱的马德莱娜与恬静的乡间环境融合，成为弗朗索瓦心灵回归之所的具体存在。作家在批判时代带给人们精神颓圮的弊病时，借助科尔穆磨坊安适的生活环境，寻求向心灵的回归和自我的回归。弗朗索瓦自小遭生母抛弃，成为一个“没有家、没有回忆的弃儿”。他在济贫院长大，养母伊莎贝尔“从一个快去世的女人那里领来了刚断奶的弗朗索瓦，从此一直养着他，为的是可以每月得到几个白花花的银币”，却无法保证其正常的衣食所需，他也一度与母亲所豢养的牲畜为伍。初到贝里年仅六岁，马德莱娜暗自施以援手，他似乎也拥有了栖身之所。然而，当马德莱娜的善举不被理解甚至遭人嫉恨，弗朗索瓦自行离去，也对自身的命运闪现出隐隐的担忧。再一次“离去”在17岁。由于塞韦尔的挑唆，磨坊主怀疑他与妻子有私情，胁迫其远离。他远走希隆镇，在马德莱娜陷入困境时毅然回归，力挽狂澜。
在其成长经历中，弗朗索瓦脱不开的是“离去”与“回归”的纠缠，而这些经历，体现在作品中，就演化成为了如前文分析所言的“离去—回归”的结构模式。弗朗索瓦通过几次的离去和回归，真正摆脱“弃儿”身份，不仅找到安定之所，而且在意识中实现了情感的皈依。作家描述弃儿频繁被弃、不断寻找直至最终安定的人生经历，所要展现的正是人被物质浸染的本真追求的暂时隐藏和逐渐被发掘。伊莎贝尔作为弗朗索瓦唯一的亲人，尚且因利益将他领养或者抛弃，而这个利益仅仅只是济贫院每月几块钱的补贴或者他人缓交半年房租的空口许诺；弗朗索瓦则依靠自身的努力颠覆世俗偏见，拯救自己、救助他人。
科尔穆磨坊成为弗朗索瓦流浪生活的起点，也给予他一个永久的归依之所，结束漂泊之旅。而每一次行动上的“离去”，伴随的则是命运的危机和个人价值的失落；“回归”给予他对自己身份经历更深层认识，也是人生价值得以再发现的必备条件。因此，弗朗索瓦颠沛的成长历程，既是对“弃儿”身份的颠覆，也是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思索与探求。同时，这种沉思也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对工业时代初期的法国、欧洲人们的主体价值的发掘、精神出路的追问。
19世纪的人们，精神迷惘虽不如20世纪《荒原》展示的“‘生命’带给人们的不是希望，而是对于活着的厌倦和恐惧”那样绝望的状态，但在工业文明的裹挟下，物质财富俨然成为社会崇拜，人与物的界限逐渐解构，导致个体生命的意义一步步丧失，自我意识被湮没。布朗榭不清楚自己的资产，不过问收成如何，但始终不忘的是自己对于财产（包括资产和妻子）的所有权，在他看来“我们始终是主人”（乔治·桑125）；弗朗索瓦视自己为伊莎贝尔的附属物与几块银币等同，生母给他一笔钱作为补偿却不愿透露真实信息，于是他仍然是钱财的等价物而不是母亲的孩子。作家通过对弗朗索瓦心路历程的追索，发现纠缠在他行踪里的关于“去”和“归”的矛盾，而伴随着这一矛盾而产生的实则是他生命里关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迷惑。那个时代的人，或是缺乏自我意识，或是努力寻求个体独立而不得。所以，弃儿的离去与回归，也是芸芸众生对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寻求和生命意义的探索。
马德莱娜的经历不像弗朗索瓦的那样曲折，其生存空间只有磨坊一处。这是一位理想、典型的农村妇女。在她的身上，交织着传统女性应有的美好品德，诸如勤劳、善良、坚韧、体贴等等。此时的贝里原始淳朴的遗风尚存，清秀的风光透着神秘，村民之间保持着“鸡犬之声相闻”的恬静状态，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尚未完全席卷。因此，作者笔下马德莱娜的气质与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宁静的乡村生活形成某种契合。正是这种淡泊甚至略带蒙昧的乡村环境，少有外界刺激使她产生关于自身意义的思考。这种“不自知”使得自己如同弃儿一样成为一个被弃之人。
正如前文所言，布朗榭作为一位有产者，在他心目中，女人（主要是妻子）可与磨坊、风车、房屋等等一切财物等量齐观，“因为他很吝啬，没有空闲为妻子着想”（乔治·桑 126）。令人遗憾的是，马德莱娜在精神情感遭到丈夫的漠视的同时，自己也默认了这一观点并助其生长。面对刁难苛责，“本应发一通脾气，和他们争辩一番，但她只知道流泪”（乔治·桑126）。她以默默流泪代替必要的辩解，以逆来顺受代替关于行为对错的思考。在其思想中，“她觉得没有必要抱怨，就忍受着痛苦，仿佛她命该受这个苦”（乔治·桑 127）；她还意识不到自己被施加的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懂得这一切从何而来，又能如何摆脱。“由于她在当地是唯一不考虑自己，所以感到十分孤独，非常烦恼，却又不大知道自己烦恼的原因”（乔治·桑128）。马德莱娜尚且缺乏一种自省意识，不懂得反思自身的存在状态，更不用说如何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然，这并不是说，弃儿的到来和成年之后的再回归，就使马德莱娜具有了完全的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识，但她却能逐渐把自己与机械式的“物”相区别开来形成关于行为的是非对错。面对塞韦尔的挑唆和丈夫的猜疑苛待，她第一次正面反抗，而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只愿息事宁人、委曲求全。有弗朗索瓦陪伴的日子，尚且会让她寻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随着弃儿被逐，“她重又处于孤独的境地”（乔治·桑 169），机械般劳作、麻木地生活。
时代的洪流尚未引起农村地区太大的波动，也并没有在农民心里产生关于询问自身意义的需要。作家却从未对这些底层民众失去信心，而是“利用美学的错觉对现实的‘缺损’作修补”。马德莱娜通过与弃儿的结识重新发现自己于他人的价值所在，对自身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发现自身所需，抛下年龄悬殊的思想桎梏而与养子走到了一起，使得被深深潜藏的自我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得到开掘。虽然马德莱娜奇特的青春重返具有虚幻理想的色彩，但这种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之上的美与爱的统一反映了作家对于始终存在的建立理想国的愿景的希冀，只是这种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实现的蓝图暗示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一代人精神的挣扎。
由此可见，当时代裹挟着人们往前走，人被迫成为“物”或被“物”所湮没，或因执着于物质财富的追求而忽略了自己作为生命个体应该具有的思索的权力。对于马德莱娜而言，科尔穆磨坊沉寂的生活状态磨灭了她的反抗意识和对自己言行进行思考判断的能力；与弗朗索瓦的相处，既为两个孤独的个体寻求精神的依靠，又让马德莱娜在不断找寻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形成自我意识和思考的能力。
二、希隆镇：埃居朗德的寄居与漂泊
在弗朗索瓦的经历中，科尔穆磨坊相对封闭，舞台展示有限，而希隆镇则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是弗朗索瓦谋生技能、管理才能的全方位展示，更是其流浪气质和回归意识的成长空间，即这种寄居与漂泊生涯直接催生了其内心潜藏的重返磨坊、寻求精神皈依的愿景。科尔穆磨坊之于男女主人公的存在意义，如同贝里之于当时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它一方面保护弗朗索瓦不受工业文明侵袭，但也限制了其自身技能和自我认识的进一步提升。但是，相对于磨坊的封闭性，希隆镇是一个开放的存在。它相当于贝里的交流中心，不仅充当当地人们物资、信息的交流场所，而且它本身就处于不断的交流之中。弗朗索瓦从科尔穆磨坊走到希隆镇，是从一个封闭的小天地走向一个广阔的成长空间。
埃居朗德庄园之前的生活和经济来往计算仍是原始蒙昧的方式，并无太多现代意识。这一点与哈代笔下的《卡斯特桥市长》相似。所不同的是，现实主义作家哈代秉承文本的历史文件性质的理念，并不粉饰他所叹惋和挥泪的英国南部残存的具有远古遗风的宗法制在农村的毁灭这一事实；而浪漫主义的乔治·桑则运用虚美与理想化的文笔运作，使得弗朗索瓦能运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思想，维护自身利益。
在埃居朗德的三年，弗朗索瓦获得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劳作伊始似工具一般运转，后逐渐拥有自主管理的权力，到后来离开时庄园主对他识人用人能力深信不疑。因此，弗朗索瓦得到的不光是一个谋生的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成长机会，为他重返科尔穆磨坊大展身手埋下了伏笔，后文也确实以如椽大笔交代了弗朗索瓦如何明晰利弊、保护马德莱娜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这是作者与现实对抗的方式之一！而这种理想化的方式，大部分评论家认为是作家理想化的审美追求的显现，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也反映了作家反抗现实的纠结与无力。因为，如此完美的人在当时所在的社会是很难找到的。正如罗大冈所言：“她对于小说的正面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或主角，往往尽量地过分地美化、理想化，甚至把对方描写成半神半人式人物。”（罗大冈 8）这只是一种活在理想中的形象，纤弱而无法直立，不具有现实性。根据20世纪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的观点，这样的主人公几乎是在本质上优于他人的，作家的创作几近神话。区别于巴尔扎克等人针砭时弊、力透纸背的行文风格，乔治·桑以独具特色的浪漫手法表现自己对于湮没个体存在的社会的抗拒。虽然缺乏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无法凸显社会主要矛盾，“于是只好引着人们在空想的美景中绕圈子”，但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朴实的情感始终伴随着作家的创作，探索个人的存在意义也成为她孜孜不倦的追求。
弗朗索瓦仅用三年的时间，即将偌大一个庄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并因自身的才能和美好的精神品德倍受人尊敬，雇主父女也对他青睐有加。但是分析弗朗索瓦与埃居朗德庄园的关系——存在却始终不属于。此处，并非他精神深处真正想要的归宿。
外出的三年，弗朗索瓦总是以一种最巧妙的方式关注着马德莱娜的生活状况：“他到集市上去，寻找住在老地方的熟人，找到后他就询问他所认识的所有人的情况，出于谨慎，他先打听他不太关心的那些人，最后才问到他最关心的马德莱娜。”（乔治·桑 171）这种关注表面上是弗朗索瓦对于养育他长大、扶持培养他精湛的生活技能的恩人的关切，从更深层意义来说，实则是他一直以来深深潜藏的回归意识的驱动。在希隆镇，他越是受人尊敬，身边越是有许多人环绕，就越是感觉到一种无家可归的虚无之感而迫切想要回到科尔穆磨坊。这是他内心深处更深沉的焦虑之情的外在显现。博爱、仁慈的马德莱娜俨然成为他的精神寄托。
正如前文所说，弗朗索瓦出生即遭抛弃，儿童时代险再被弃济贫院，是悲天悯人的马德莱娜给了他短暂的归宿，不过十余年又被迫离开。从作品中来看，弗朗索瓦的成长过程是始终进行的流浪之旅。这样一种流浪经历形成了他对于“归宿”的渴求，而这一“归宿”，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可供谋生之处，或者是遮蔽身体逃过自然风雨的房子，而是心灵的归所、能够有效祛除精神“荒原”之所在。埃居朗德庄园虽然相较于科尔穆磨坊，有足够大的舞台施展才能，也有更多的机会传播他的善良和好意，但是，始终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在对弗朗索瓦的复杂斗争心态的揣度中，反映出来的正是乔治·桑灵魂深处的矛盾和纠缠于心中的“进”与“退”之间的两难选择。革命的激流并未完全从她的精神深处褪去，但又无法再激流勇进，只能被裹挟前行，或看似坦然地退居乡间。这是一种始终存在于弗朗索瓦乃至许多人身上的关于“走向远方”和“根植故土”的选择难题，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屈、杜的理想和陶潜、王、孟的“引诱”之间的斗争。这种处于两种极端的摇摆不定，也贯穿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个历程。因此，人们不断地追求着远方的理想，在求而不得时即使失望也始终不忘寻求精神的皈依处。这种始终伴随的矛盾和对矛盾的超越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
三、济贫院：神秘的象征
相比较于具有独特地理特色的乡村磨坊和希隆镇的埃居朗德庄园的具体可见性，济贫院并未直接见诸笔端而被赋予独特的神秘性。济贫院确定了弗朗索瓦的关于“弃儿”的标签，也是他内心深处的“荒原”的外化；于马德莱娜，济贫院是她母性情感的强烈“催化剂”。她在给予弃儿极大关怀的同时，也承载着作家关于精神救赎的理想。在外国文学史上，“荒原”一词源远流长。初为《圣经》记载的失乐园神话，上帝以荆棘丛生的土地惩罚偷食禁果的人类始祖。随着工业革命及其工业文明的轰轰烈烈兴起，西方一代有识之士敏锐地感知，神话中的自然界荒原已不可避免地在当时人们的心灵上蔓延，即人类的物质世界极大满足，精神世界却陷入迷惘与苦痛。在《弃儿弗朗索瓦》中，济贫院即是这种精神荒原的象征。
该机器人设计主要实现机器人进入未知区域后，机器人将目前情况通过视频方式传输到操纵者面前，操纵者根据具体情况对机器人发出指令，或者在较为安全的情况下，机器人可自行决定方案，从而加快搜救进程。
济贫院在文中并无直接描述，仅提及生母将弗朗索瓦丢弃于此，养母企图将他送回，成年后从神甫处得知身世。但这一神秘的存在与弗朗索瓦的成长经历总是如影随形，如同鬼魅一般在他的思想中投下阴影。在弗朗索瓦看来，这一处仅仅在旁人的谈资中才出现的地方，具有一种骇人的吞噬力量，足以将自己葬送。当伊莎贝尔要将他遗弃时，这个一向木讷的孩子突然开了窍，“他以为公共马车是一只巨大的动物，追逐他，会把他一口吞掉”（乔治·桑 130），“他不知道济贫院是什么地方，但他觉得这地方比公共马车还要可怕，就浑身颤抖地大声说道：‘你要把我送到济贫院去！’”（乔治·桑 131）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是弃儿面临再一次被弃对于自身出路的恐慌。“他面对他熟悉的危险时十分勇敢，现在却吓昏了头”（乔治·桑 130），深切感受到命运为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支配。正是这一神秘感和远方的济贫院所带来的他发自内心的恐惧，暗示了弗朗索瓦此时精神上无所依傍的孤寂。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个时代随处可见的济贫院和被弃的孩子，也折射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而多数孩子日后走向堕落的命运书写也暗示了作家潜藏的精神困境。
“人类具有极其贪婪的求知欲，况且，我们所处身的现实世界总是丑恶不堪，因此，人们渴望在某一个地点建立理想世界。”中野美代子是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莫尔的《乌托邦》来对比分析中西文学作品关于理想主题的建立，但这种文学创作理念同样适用于分析乔治·桑的创作。乔治·桑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始终本着塑造美好田园生活、展示她所认为和希望的状态的想法，有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弃儿作为主人公之一。弗朗索瓦拥有一个不明的出身，从未拥有过完整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从未涉世，“是世界上最单纯的孩子”（乔治·桑 144）。因此，纵然命运悲惨，所幸的是，他还没有经历不正确的家庭教育的误导，也从来没有被工业化背景下的城市文明病所侵袭，展现的是淳朴原始的蒙昧状态，尚且犹如浑金璞玉，具有可勘之才。
正如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对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了厌倦，作家以手中之笔为武器，表现自己对于这一特殊时代的认识，在关注高耸的烟囱带来的大自然的荒芜之时，努力探索人类精神的困境。济贫院投射在弗朗索瓦精神深处的阴霾、这种对于“远方”畏惧，正是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中被裹挟的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乔治·桑以极简之笔，掠过这处诗情画意的田园掩盖下的神秘所在，反映自己的惶惑，以期通过发掘在物质文明掩盖之下的自我意识，寻求精神的依傍、回归。
据记载，作者在1843年帮助过一个名叫方榭苔的弃女。相比较于寄居在邻居家，弃女更愿逗留于弃儿收容所。而收容所负责人则想方设法将她再次遗弃。乔治·桑利用自己的声望，将其找回并为之铺好未来的路。因此，现实生活给予作者以情感的震惊，她则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震惊”，使其与人生理想和艺术世界相互碰撞，交织成为这一部杰作。自身经历中的弃女方榭苔被艺术地幻化为文中的弃儿弗朗索瓦，马德莱娜则承载着作家希望救济被遗弃的孩子使之步入正道和给予爱和信仰的理想。
作家给予马德莱娜的职责以她的思想转变为前提。正如前文所言，弃儿多次的离去和回归才让马德莱娜逐渐形成思考能力和反抗意识。但是，仅仅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还远远不够，拯救弗朗索瓦逃脱济贫院正是使这种已经萌发的仁慈、博爱精神付诸实践得以最全面的展现的契机。
对于弗朗索瓦而言，济贫院充满了神秘的恐怖力量，致使自己走向毁灭。马德莱娜用撒谎瞒报钱财出手援助，忤逆自己视财如命的丈夫。这是一种不见容于家人的、甚至同样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举动，马德莱娜对此表现出了甘愿牺牲的无畏，“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乔治·桑134）。简略的行文交织着多重矛盾，如善与恶的冲突、畏惧死亡与渴望再生。如果说笔端初现的马德莱娜所具有的善良品性只能阐释为本能，而在危急关头收养弃儿则是她在具有初步思考判断能力之后，母性情感的完全催发。在这之后，作者多次提到二人夜读《圣经》的生活常态，他们“慢慢地享受着，相互帮助着去理解和喜爱使人变得正直和善良的教诲”（乔治·桑 146）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很大的勇气”（乔治·桑 146）。
于是，从“被弃济贫院”这一插曲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马德莱娜仅仅完成自己应该为家庭成员所尽到的义务。但当她决心救治弃儿援手毫无血亲的陌生人，身上则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这种义无反顾的行为的意义就不只是如她所言添一个帮工，而是一种博大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好生之德甚至都让她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乔治·桑把她女性的泛爱放进她的作品；她钟爱她创作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这一个并不直接见诸笔端的神秘地方，集中了作者的理想化寄托，是在她看来，让马德莱娜救济他人与完成自我救赎相统一的绝佳途径。马德莱娜对弗朗索瓦施以援手，扭转他“被弃济贫院”的厄运，为其提供栖身之处。这是作家关于在工业文明和暴力革命的裹挟下的现代人完成自我救赎的探究：舍予、渴望重生、悲天悯人、敬畏之心，如此等等。另外，文中也引入了一个细节，马德莱娜替被救回的弃儿细心洗去血污和尘土，抱着孩子往回走的时候，感到手中沉重，想起圣克里斯托弗背着圣婴过河的故事。基督教中通过洗礼获得新生，意味着远离“罪/恶”；马德莱娜给弃儿洗去血污，暗示着弃儿将会获得重生。马德莱娜承载着作家“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平等的信念和热爱”的理想，在救济弃儿的同时，使精神情感有安放之所，远离了之前的蒙昧和懦弱，使灵魂得到新生，于不自觉地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四、地理叙事的意义：“目光的真切”
《魔沼》历来以雾气缭绕、幻象丛生的深林之境而出名。与之相较，《弃儿弗朗索瓦》的自然环境描写远不如《魔沼》中的奇幻，也无其行文中的泼墨如织。但是，作家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选择却显得独具匠心。在此着重探究频频出现的自然地理意象，主要是“喷泉”意象、“桨叶”意象，从中发现作家寄予的关于人物命运的思索。在作品中，关于“喷泉”的描写，一共有12次。文中一个细节提到，布朗榭疑心马德莱娜二人关系暧昧，她一个人偷偷跑到喷泉旁边的草丛堆里哭泣，待心绪平复才走出，似无事一般。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于马德莱娜来说，有凶悍狭隘的婆母和暴躁荒淫的丈夫存在的科尔穆磨坊，并无多少温情可言，不能称之为家。相反，那一丛杂草隔绝出来的小环境，更像是自己的避风港湾，“就像黑水鸡躲在用绿树枝筑的窝里一样”（乔治·桑 161），可以暂时容纳内心所有的委屈。在某种意义上说，“喷泉”与周围的杂草丛一起，构成了科尔穆磨坊这一大环境中的“世外桃源”，给予马德莱娜的情绪以暂时的栖居之地。
当然，“喷泉”除了成为“世外桃源”的组成部分以外，还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作品中提到，马德莱娜与弃儿的相遇在喷泉边，在结尾二人在喷泉边互相表明心迹、克服种种困难走到了一起。这种以“喷泉”始、以“喷泉”终的构思方式，似无意着笔，实有意为之。二人每一次的命运转折之际，都会有“喷泉”出现，这一意象不仅是作为一种自然环境的点缀而存在，也暗示着二人既有生活状态的改变，且从长远看，都是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喷泉”就承载了一些除了字面意义之外的更深厚的意义。在《圣经》及其相关著作中多处记载到土地里“喷涌而出的泉水”这一意象。例如，《旧约》中载，耶和华上帝以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于约瑟的土地，摩西前往迦南美地得磐石涌出的源源不断的泉水拯救了以色列人；圣经外典提到，主母玛利亚抱着圣婴避难于棕榈树下，从棕榈树的一旁涌出了一股清泉，以供主母喝水。凡此种种，不可胜数。所以，“喷泉”在作品中，也不仅为一个可有可无或者可以随意被替换的背景而存在，而担负起了作者对于人物的生存命运的关切和既有困境的救赎的愿望。
与“喷泉”意象昭示人物命运向着充满希望的一方转变不同，另一意象——“桨叶”，则指向了截然不同的境遇。在作品中，磨坊主憎恶弗朗索瓦时，扬言要将他磨碎或丢到桨叶下面；弗朗索瓦被养母抛弃和远走埃居朗德之前不自觉走到桨叶之前，觉得旋转的桨叶可以将人涡旋而下无法自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桨叶”暗示了弗朗索瓦可能到来的苦难，表现他对于自身命运隐隐的担忧和命运不可控的惶惑情绪。因生平经历，作者对农庄生活十分熟稔，而在法国的乡村产业中，磨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桨叶”这一意象虽出现得远不如“喷泉”那样多，其存在的意义却也不容忽视。
参看历代的各国文学著作，作品中的自然现象，例如名山大川、海洋森林、月初日落等等，经作家的吟诵和镂刻，承载了某种特定的内涵，早已成为特定民族或者地域的象征，引起读者复杂的情感体验。“作家在作品中所着力建构的特定的地理空间，如严歌苓早期小说中所建构的‘草地’空间，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建构的‘海洋’空间，陶渊明在其诗作里所建构的‘山水田园’空间，它们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意义和审美价值。”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联系西方文学传统，不难发现，“喷泉”这一意象始终与滋润干涸的心灵、拯救生命相联系，代表的是生存与希望；而“桨叶”，尤其是涡旋的桨叶，则象征着人物旋转不定、不可捉摸的命运和毁灭人的神秘力量，与人物内心的痛苦纠缠在一起，代表的是毁灭与死亡。“喷泉”与“桨叶”，共同形成了作家关于人物命运的思考、生与死的追问。
与自然环境的呈现方式一致，乔治·桑对社会环境（具体体现为人际关系）的描述也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和理想化的情结，两种环境的着墨程度虽有差别，但精神实质却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弃儿弗朗索瓦》的创作本意是描绘农村地区的牧歌情调，表现贝里地区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浸染下的城市截然不同的风情。作品中的人际关系并不复杂，主要人物的数量屈指可数，甚至连人物关系作家都进行了简化处理。在相对封闭的科尔穆磨坊，故事情节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展开。以塞韦尔贯穿始终的反方力量与马德莱娜、弗朗索瓦及其他善良的村民形成两个对抗性群体。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对抗程度越来越深。开始仅是一个品行不端的虚荣女人好敛财，随后就是塞韦尔因对弗朗索瓦心怀不轨遭拒恼羞成怒挑拨起磨坊主的家庭不和以泄愤。矛盾冲突进行到此，也只涉及到很有限的范围。最后，由于塞韦尔所挑起的财产纠纷和土地问题，矛盾已经超出原来的个体之间的争斗，涉及到了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冲突甚至是威胁生产关系稳定性的土地问题。也正是这些冲突的存在，才使得原本平静安宁的田园生活波澜迭起。
依照乔治·桑对创作的理解，她拒绝在行文中作直接浅显而又空洞的说教。她认为故事情节本身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就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因此，《弃儿弗朗索瓦》所延续的也正是其创作一以贯之的理想化的艺术处理方式。不过，也正是这种人物关系的刻意美化，特别是作品后部分弗朗索瓦在与塞韦尔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并没能使这种社会环境中的对立得到根本解决，相反地，从另一方面凸显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的不可缓和的矛盾，以及恬淡的田园和淳朴人际关系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或业已存在的破坏。因而，作家竭力表现的完美理想的人物和环境，客观上彰显了现实环境给予向往浪漫和理想的作家精神上的创痛。这样一种虚美，是作家内心深处对现实环境无法满足的田园诗意的寻觅。她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实为一种替代性满足，“正如艺术所提供的那样，是与现实对照的幻想”，从而与矛盾复杂的现实环境对抗。乔治桑依附于田园，正是一种苦闷的补偿。
田园歌唱家虽也表现了人物间的对立和摩擦，但这种矛盾本质上还不属于阶级对抗，只是表现出在时代的渐次嬗变的背景下外部对农村的影响，况且这种影响并未构成严重后果，弗朗索瓦运用知识能力和博爱精神使得一切不和谐因素得以妥善解决。除此之外，作者还精心设置了马德莱娜与弗朗索瓦走到了一起的结局。这一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寥寥几笔带过，却包含了大于这个结局本身的意义。因为对于弗朗索瓦而言，他需要“克服门不当户不对、社会地位悬殊的偏见，逾越主仆雇佣关系的障碍，缩短因养母养子关系而产生的道德心理差距，打消年龄不称的思想顾虑，弗朗索瓦还得忍受被社会误解为因贪图财产金钱而傍富婆的压力”。而这一切似乎可以预见的压力和可能产生的悲剧（马德莱娜的破产和被塞韦尔等人设计陷害身败名裂等等），作者都在轻松愉悦的基调和秀丽清雅的自然风光、安闲淳朴的人情风味，以及恬淡悠然的心态构成的“田园”之意中予以消解。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大家，乔治·桑无疑是成就斐然的。然而，在关注她的“田园三部曲”所谱写的田园牧歌的颂赞基调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赞歌实为一张帷幕，掩盖的是她对自己和当时的弱势群体前途命运隐秘的担忧。文字间呈现的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下，原本宁静祥和的农村庄园不同程度地被物质异化、淳朴农民的精神家园逐渐荒芜的现实情景，和作家对破坏宁静生活的工业文明的抗争、对于裹挟着人们被迫前行导致精神“荒原”的时代的反抗。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使得更多人关注的是作家所谱写的田园牧歌情调，却往往忽略了这一支牧歌唱诵时的凄切、歌者反抗的无力。但是，乔治·桑究竟只是那个时代一个诚恳而又浪漫的反抗者，她有她的书写方式，亦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考察《弃儿弗朗索瓦》，则不难发现，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成长空间沿着“科尔穆磨坊—埃居朗德”呈双向移动模式，而济贫院作为一个神秘的所在地，与其他两个地点构成了文本空间上的三个参数，沿着各自的方向构成了一个动态变化却充满稳定性的三角形，二人共有的精神气质——流浪、回归，构成三角形的内蕴，使得这个空间既充满张力又具有内部统一性。在这部作品中，乔治·桑沿用理想的塑造方式展示了特定环境下的人物性格成长经历和精神气质形成的大致过程，传达出作者对于淳朴生活的歌颂、理想生活环境的向往以及纯真爱情的追寻。这种理想化的行文方式反映出特定年代的社会人们感于现实的复杂情绪：一边憎恶丑恶的社会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创伤，一边以具有反抗意识的文学手段抒发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纵然精神上因时代嬗递已受摧残而有“荒芜”之境，作家仍努力向着那个时代的人们、乃至全人类想要的“田园”回归；小说中着意刻画的田园诗意，掩盖了作家声泪俱下的呐喊与渴求！反抗与妥协同在，逃避与追求共存。
注解【Notes】
① 罗大冈：《天生的小说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著者及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 [法]乔治·桑：《田园三部曲》，罗旭、徐和瑾、陈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著者及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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