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原道》作为《文心雕龙》首篇，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篇的主旨是“文原于道”，而所原之道究竟属于哪家哪派，也涉及《文心雕龙》全书的指导思想。学界关于《原道》篇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不过，从“依经立义”来解读《原道》，仍然是一个新颖的角度。
纪昀曾对《原道》篇做如下评语：“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纪昀的评价非常准确。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来源涉及荀子、韩愈、柳宗元、周敦颐等大儒，虽然说法不一，其实质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把文章作为表达宣扬伦理道德的工具，主张文章为政教伦理服务，这是“当然”之事，即理所应当之事；而文章产生于天地自然之道，这是指出了文章的本原，刘勰揭示了这一根本而不计较于细枝末节，在《文心》开篇就揭示了文的尊贵地位，所以刘勰的确比六朝文士高出一截。
刘勰“文原于道”的理论主张明显有着“依经立义”的理论建构方式。笔者试跟随《原道》篇的论证过程，适时地指出其中的“依经立义”之处，以显现理论建构过程中“依经立义”的具体情形。
一、文德为大，天地并生
文章开篇即设问“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作为一种“德”是非常伟大的，它应该是和天地同时产生的吧？“文之为德”的句式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以及《礼记·中庸》“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极为相似，突出“文”之“德”大。天地产生就具有文采，“丽天之象”与“理地之形”即天文、地文，都是“道之文”，都是“道”的表现。这显然与《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思想一致。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两仪”指天地，语出《周易·系辞上》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才”指天地人，语出《周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天地之心”一语虽可见于《周易·复·彖》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其意义却与《礼记·礼运》所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更相切合，即“天地之心”就是指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人”。刘勰借用五经（尤其是《周易》）中的“两仪”“三才”“天地之心”等语汇，意在突出人的地位，从而为下文论述“人文”的重要性奠定基础。人是“三才”之一，聚焦天地灵气，是万物的精华，天地的心灵。“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一旦产生就有语言，有了语言就会使“文”得到显明，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天地人都自然有文，刘勰再触类旁通。
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龙凤”“虎豹”“云霞”“草木”都自然有“文”，此谓“形文”；“林籁结响”“泉石激韵”，此谓“声文”。正所谓“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自然的形文、声文尚且“郁然有彩”，作为“有心之器”的人，怎么能没有文采呢？
此段论述也有不少“依经立义”之处。《周易·革》九五象辞“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象辞“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正是“虎豹以炳蔚凝姿”的来源。《周易·序卦》有言“贲者，饰也”；《尚书·汤诰》有言“贲若草木”，“草木贲华”的“贲”，义同“饰”，正是依经立义。“有心之器”的“器”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有意义上的联系。一方面，“形而上者”即是“道”，它超越具体形态，是无形的道体；“形而下者”指具体有形的器用，是物质的，是道之用。人为“有心之器”，有具体的形态，是道之“用”。另一方面，说人是“有心之器”，也隐含有这样的意思：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所有的才能正是“人文”的体现。所以才说“有心之器，岂无文欤？”
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论述人文与天地并生之后，刘勰论述了最初的“人文”——人类文明早期的神秘符号。“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最早的人文始于太极，八卦最早阐明神秘的道理。“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伏羲开始画出易经卦象，孔子帮助完成“十翼”。“庖牺画其始”指庖牺最初制作八卦，其具体情形记于《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仲尼翼其终”，指的是孔子为辅助《周易》而作“十翼”，“谓《上彖》 《下彖》 《上象》 《下象》 《上系》 《下系》 《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周易》的开头的两卦也是最重要的两卦，即乾卦、坤卦，“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文言》是有文采的“言”），言语有文采，正是天地的灵气啊。在这一段话中，刘勰依据与《周易》有关的典故（“十翼”“乾文言”“坤文言”）以及经义原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由太极八卦说到十翼，再具体说到十翼中的《文言》，依经立义，得出结论：言语的文采是天地灵气的表现。刘勰由具体特指的《文言》有文采而扩展泛化到所有的“言语”都有文采，其背后的运思路径还是“依经立义”。
最早的“人文”除了伏牺所创、孔子所赞的八卦、《周易》外，还有显示天地“神理”的河图洛书。“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河图洛书”之事，《周易·系辞上》有谈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颖达正义：“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洛书》即是《洪范》九畴，为大禹治水所用，《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也”有明确记载，争议不大；但“《河图》即是八卦”一说，似与上文所引《周易·系辞下》关于伏牺创立八卦的经过相矛盾。伏牺创立八卦是仰观俯察、远近取象的结果，并不是直接从《河图》而来。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对《原道》篇赞语“龙图献体、龟书呈貌”的解释或许可以为此提供启发。李认为：“龙图献体：言河龙负图，献出八卦的雏形；龟书呈貌：言洛龟背书，呈现九畴之概貌。”这就可以设想，《河图》并不是八卦本身，而是提供了八卦的雏形；伏牺在此基础上再仰观俯察、远近取象从而创立八卦。
“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版之华”两句互文见义，玉版金镂的实而华，丹文绿牒的华而实，谁在主宰？也是神秘的“理”啊！由“亦”字来看，刘勰是把河图、洛书、八卦都看作是神理的启示，从产生的先后来看，“《河图》孕乎八卦”，则河图早于八卦，“《洛书》蕴乎九畴”，九畴为大禹治水所用，大禹晚于伏牺，则八卦又早于《洛书》。不过，纬书《尚书中候握河纪》 “河龙出图，洛龟书威，赤文绿字，以授轩辕”，把《河图》 《洛书》两部神秘的“天书”都归于黄帝，不涉及伏牺、大禹，这又与《周易》《尚书》的有关记载相矛盾。尽管刘勰认为“经足训矣，纬何豫焉”（《正纬》），但刘勰改“赤”为“丹”，曰“丹文绿牒”，不难看出，刘勰在“依经立义”之时，也受到了纬书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夫子继圣，独秀前哲
刘勰接着简述了人文发展史：唐尧、虞舜、益稷、夏禹、周文王、周公旦、孔子，他们在中华民族的早期人文发展中做出巨大的贡献，基本上都成了儒家尊奉的圣人。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此段文字之中，也有八处明显的“依经立义”。
一、鸟迹代绳。《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安国《尚书序》亦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也。”鸟迹，即指书契。《周易》表明“鸟迹代绳”的是圣人伏牺。孔安国《尚书序》不仅认为伏牺以书契代替结绳纪事，并且认为八卦和书契都是伏牺所创造。不过，关于“苍颉造字”的传说也早有流传。战国时期的荀子在《荀子·解蔽》篇有言：“故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壹也。”（意即造字作书的人很多，只有苍颉的字流传下来了，因是苍颉专精于此。）《淮南子·本经训》也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也持“苍颉造字”之说：“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作书契。”刘勰本人也认可“苍颉造字”之说，《文心雕龙·练字》说：“夫爻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由此可见，刘勰关于“苍颉造字”的说法源出《荀子》《吕氏春秋》，但“鸟迹代绳”一事则明显依从于《周易》《尚书序》等儒家经典。
二、“炎皥遗事，纪在《三坟》”。“炎皞”，指炎帝神农氏，太皞伏犧氏。《三坟》，专门术语。《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读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犧、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 《五典》也。”从所引材料来看，《左传》正文、《尚书》孔安国序、《周礼》郑注都提到了《三坟》，指的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书。这是儒家典籍中一个专门术语，指的是远古时期的人文典籍。
三、“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源出《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成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专言尧，而历来尧舜并称，故此连及舜。
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此事记录在《尚书·益稷》篇。“元首载歌”指虞舜所唱之歌：“肱股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这首歌吟咏出了舜的情志。伯益和后稷陈述谋议，开启了陈言的风气。《尚书·益稷》禹曰：“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若帝举贤臣，陈布其言而纳受之；以功之大小显明众人之能；赐以车服，表其功之所用。……若帝用臣非当，则远近布同而日进于无功。
五、“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夏后氏功绩记录在《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大禹区分九州区界，依据土地实际确定各地贡赋。各地的山川河泽都得到疏通治理，四海之内会同京师，九州同风，六府（具体内容见下文）之事大力修治。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向天告以功成。“九序惟歌”见于《尚书·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九序”的具体所指在《左传》里有确切说明，“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可见，刘勰用“九序惟歌”来赞颂大禹是依《尚书》《左传》而立义。
六、“文王患忧，繇辞炳耀”。此本《周易·系辞下》而为言。“《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七、“公旦多材，制诗缉颂”。《尚书·金縢》：“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据《毛诗·豳风·七月序》，《七月》为周公所作；据《尚书·金縢》，《鸱鸮》周公所作；另据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小雅·常棣》 《大雅·文王》 《周颂·清庙》《时迈》，并周公所制。
八、对孔子的无上赞颂。“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金声而玉振”语出《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在刘勰之前虽不在“经”之列，但孟子曾受业于孔子后人子思之门人，而且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而有所发展，故也将其看成是“经”。“木铎起而千里应”乃合《周易》《尚书》《论语》《周易》而为言。“木铎”最早来自《尚书·胤征》：“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孔安国传“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将孔子与木铎联系起来则见于《论语·八佾》：“仪封人出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安国注曰：“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以号令于天下。”《周易·系辞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木铎起而千里应”正是指孔子文教隆盛，影响广播。“席珍流而万世响”中的“席珍”是“席上之珍”的缩略，此典故来自于《礼记·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认为，“席珍”指席位上的珍宝，指儒家所倡导的修身治国的理论。此论似可商榷。从原文出处来看，“席上之珍”应该和“夙夜强学”构成一个喻体和本体的关系，是指博闻强记的学识、文献、典故等而并非指儒家伦理。就《原道》篇此段而言，前面提到“雕琢情性，组织辞令”，詹鍈认为“雕琢性情”，指修身言；“组织辞令”，指修辞言，此论甚为有理。所以，“木铎起而千里应”赞扬孔子的儒家伦理教化深广，侧重修身的道德层面；“席珍流而万世响”则赞扬孔子的文章学识广博，侧重修辞的“文章”层面。至于此后的“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则又合论孔子的道德文章足与天地同光，可收启聩振聋之功。综合来看，刘勰对孔子的评价涉及三个方面：“夫子继圣，独秀前哲”表明其独一无二的地位；“金声而玉振”表明其思想价值——儒家思想之大成；“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表明其道德文章的深远影响。
以上可知，刘勰对历代贤圣的人文功绩的评述多依经而立义，所依据之经典则包括《尚书》《周易》《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
四、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
刘勰对人文发展史作出简要描述后，总结出了两条规律，第一条是“神理设教”的途径与结果。“神理设教”的总途径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具体而言则是“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尚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易·观·彖》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正是刘勰“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依据，也是赞语中“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在经典中的出处。“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来源于《周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由《周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化而来。“神理设教”的结果是“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意”。“弥纶”语出《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彝宪”语出《尚书·冏命》“永弼乃后于彝宪”，“弥纶彝宪”即“制订出包举一切的常法”。《周易·说卦》有“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系辞上》有“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发挥事业”即从此整合而来。总的来说，“神理设教”可以取得伟大的功绩。这也证明了“文德”之伟大。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
刘勰从人文发展史中总结出的第二条规律是“道”“圣”“经”三者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正是《原道》篇的主旨所在。笔者认为，在此句之后，还可以再补充一句——“民因文而效教”。圣人最早领悟大道并通过文章（主要是经书）表达出来，普通老百姓无法直接领悟大道，却也可以学习经典进行仿效（即赞语所云“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从“道”“圣”“经”“民”的联系来看，“文”确实具有伟大的功德。所以，刘勰总结说“《易》曰：‘鼓天下而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是“依经立义”的一个典型例子，先举出经典出处（《周易·系辞上》“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再顺着经义进行发挥：文辞之所以具有鼓动天下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是“道之文”，是“道”的体现。《系辞上》的“辞”指“卦爻辞”，卦爻辞既为揭示吉凶得失，则其义足以鼓动天下，使人奋发振作，这是“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本来意思，刘勰“依经”而“立义”，将“辞”由专指的“卦爻辞”变为泛指的“文辞”，并且指出“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就因为它是“道”的体现。这是对文章开头所说“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呼应。这样，刘勰就确立了“文”的崇高地位。六、原于何道
原道论所原之“道”到底属于哪家哪派，学者们众说纷纭。正如马宏山所说，如果把许多对“道”的说法加以罗列，则有黄侃、刘永济的自然说；范文澜的儒家圣贤之大道说；陆侃如的儒家说；杨明照的三才说；郭绍虞的自然之道和儒道不矛盾说；黄海章的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不能等同说；刘绶松的自然法则说；周振甫的道家说；曹道衡的儒佛调和说；寇效信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说；还有毕万忱的自身的规律说，以及邱世友的自然而然说等等。马宏山本人则主张“以佛统儒，佛儒统一”。此外，周汝昌认为刘勰之道就是《易》道，亦即魏晋以来，以王弼为代表的融合老、易而为一的易道。张少康提出刘勰思想“是以儒为主，而又兼通佛道的”。李建中认为刘勰是“文师周孔、道法自然、术兼佛玄”。张国庆认为，“以道家之‘道’开篇，以儒家之‘道’终结；以至上、形上、神秘的道家本体之‘道’为‘文’立基立极，以现实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圣人之‘道’作为‘人文’的实际楷范标则，以《周易》作为连接融通道儒或说由道入儒的桥梁，这就是《原道》篇的精义之所在，也是它的内在逻辑之所在。”总体看来，把“道”仅仅理解为某一家某一派的道，似乎是不可取的；而把《原道》之“道”看作有多种思想来源则是多数人的意见。笔者认为，《原道》之“道”属于融道儒两家为一炉的易道。《易》道非常特殊，它有两种形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合一”的《周易》既可看作是最神秘最深奥的哲学，也可以看作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学、伦理学。《原道》篇同样也体现了《易》道的“形上”“形下”两种性质。《原道》篇开头两段所说的“天文、地文、人文”属于形而上层面，或称之宇宙本体之道。此后的几段文字中，无论是“人文史”的考察，还是“神理设教”的途径与结果，或是“道”“圣”“经”之关系，都可以看出刘勰已经将形而上的哲学本体之道转换为形而下的政治伦理之道——儒家伦理之道。赞语中的“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更是明白地点出了儒家伦理之道的核心内容——“仁孝”。宇宙本体之道是第一位的，是“体”，儒家伦理之道反映宇宙本体之道，由圣人领悟而垂显于经书当中以教化民众，是第二位的，是“用”。无论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之道，还是形而下的儒家伦理之道，都可以包含在《易》道之中。此外，从《文心》的开篇《原道》和结尾《程器》（《序志》是序言，不算真正的结尾）来看，刘勰也有一种由“道”而“器”、道器合一、体用结合的思路。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原道》篇所原之道应是《易道》。
另外，从“依经立义”的角度看，《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句式虽与《尚书》《礼记》相关句式相仿，但其主要的思想依据却是《周易》。试从三个方面分析之。
首先，文章开篇所说几乎全是《周易》的语汇，无论“丽天之象”“理地之形”，或是“仰观吐曜，俯察含章”，或是“两仪”“三才”“天地之心”，都是保留其在《周易》中的本义。
其次，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因为这是“（古圣先王）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结果，而“（古圣先王）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思想，正与《周易·观卦》彖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思想一致。
最后，文章结尾说“《易》曰：‘鼓天下而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明确表明其思想来源是《周易》。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周易》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上一句是“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这两句话要合起来理解：卦象能穷极深赜之“道”，卦爻辞能仿效天下之动使人知得失，所以，“卦”“辞”都是“道”的外显，是“道”之“文”。第二，“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将“辞”由专指的“卦爻辞”转换成泛指的“文辞”，但“道之文”的意蕴却仍保持不变，即文辞也是“道”的外显。所以，从《原道》篇的开头、中心观点、结尾来看，《原道》所原之道乃是《易》道。
结语
《原道》开篇即指出文德之大——“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然后论述天文、地文、人文各有文采，都是“道之文”。接着论述“人文之元”的神秘符号——周易（包含“十翼”）、河图洛书，都是神秘的“理”（“道”）在主宰。然后概略梳理儒家的古圣先王的人文功绩，尤其对孔子的人文功绩给予无上赞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儒家圣贤“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从而得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主旨。综览全文，从思想内容来看，刘勰所原之道乃是《易》道；从理论建构范式来看，刘勰主要依《周易》《尚书》《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而立义，是典型的“依经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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