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慧琴

　　涂慧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以下简称涂）：您自认为诗歌代表作有哪些？牛放（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以下简称牛）：无所谓代表作，但每个诗人对自己的创作总有自己的感觉，哪些作品自己更喜欢？这种诗人自己更喜欢的作品与读者的喜欢不尽相同，读者有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鉴赏，自己或者读者的喜欢都不能说明作品本身水平的高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我本人而言，我出版的几个诗集中我对《诗藏》相对喜欢些。至于单篇的诗歌，我喜欢这样一些篇目：《留一块干净的冰雪》《远方的锅庄》《朝圣者》《月光守护古格王城》《失落的萨迦北寺》《那曲卓玛峡谷》《村庄里的葬礼》和《鹰飞翔》等。这些作品，代表我以诗歌的情绪对青藏高原的自然、宗教和生命的瞬间认知，是我的真情外溢。我不敢说读者都能说好，因为我觉得读诗也需要境界，不是谁都可以享受诗歌的美妙。说句不谦虚的话，当创作完成时，我自己也吃惊和感动于这些作品，恍惚不是我能写出来的，如有神助。涂：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诗的？牛：写诗是件艰难和痛苦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从偏僻的地方来到成都师范读书，老师说人生一世每个人都应该有志向，于是我就立志当个诗人。当时这个想法很幼稚，觉得写诗简单，又很有荣耀，谁知这个幼稚的想法害得我一步一步走进了深渊，在后来的岁月中多次想放弃，但又不甘心，最后还是绝望了，放弃了，不想当诗人了。结果就是这个绝望和放弃，把想当诗人的功利心放下了，人活得正常了，反倒有了一些正常的感觉，在不吐不快的时候，竟然也有了一些心得。为了当诗人，我把《中国古代诗歌选》从头到尾背诵了一遍，却没有背诵《唐诗三百首》。我读《诗经》《古诗十九首》，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词元散曲，《古文观止》，四川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6卷），以及《史记》《战国策》《左传》等各种中国历史选本，还有四书五经什么的乱读一通，甚至连《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曲赋都背了三分之二，毕业后还订阅了《诗刊》《星星》《外国文学》《译林》等诗歌刊物。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书，那些文章都是好书、好文章，自以为读懂了，结果并没有真正读懂，不过那时候也不可能读懂。当时，我钟情于古文，写的也是古体诗。我那时一方面倾向于古文古诗词阅读，也读近现代中国和外国的诗歌选本，诸如《泰戈尔诗选》《普希金诗选》《拜伦诗选》《耶鲁达诗选》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等等，还手抄了帕斯切尔纳克、艾略特、郭沫若、艾青、郭小川、北岛、舒婷、杨牧、雷抒雁等诗人的作品，也读弗洛伊德、康德、尼采、叔本华、萨特的哲学著作，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诸子百家。我读了不少诗和书，却没有写出一首够得上发表的诗歌。

　　师范毕业后我到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最边远偏僻的草原县若尔盖的乡村巴西教书，这里没有汉语语言环境，不过学校使用的还是汉语教材，所幸学校里还有两位老师跟我一样执着的人，我们自然就成为了朋友。我们每天除了工作之外都去读书，三个人一个星期交流一次读书心得。我们用来读书照明的蜡烛泪凝结成了像冰块一样的小山峰，其他人看了，笑话我们舍得花钱。巴西是海拔3 000公尺以上的高原农区，河谷里生长了许多高原红柳，我们便比照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自诩为“柳林三杰”，这当然是个笑话。但在巴西的几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从古体诗转到了现代自由体诗歌的写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转换，是因为二位读友一针见血地批判我的写作体格不合时宜，并且苦口婆心地劝解我说：“当今天下的文学刊物除了《诗刊》刊登有仅有的可怜的二三页古体诗歌外，试问哪一家刊物还在发古体诗？放下你的写作水平不说，何况《诗刊》那点页码都是留给大学古文教授们和名家大家的，你做梦也挤不上去。”由于他们的不断打击和劝解，我终于扛不住了，就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了。于是，我们一起缴费参加各种刊物的诗歌函授，各种文学刊物和文学组织举办的形形色色的交钱参加的笔会。笔会参加多了，诗人见的多了，创作却没有多大进步，衡量的尺码就是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不出来。在这里，我要感谢若尔盖县人民广播站，他们每天中午半个小时的“百灵鸟”节目的有线广播，以及每月三五元人民币的稿费，苦苦支撑了我这个诗人梦许多年！是他们给了我希望！后来“柳林三杰”的那两杰相继放弃了作家诗人的梦想，回到了结婚生子过日子的现实生活中，再后来“柳林独杰”也熬不住了，失败失败再失败，反复甄别自己是否是块诗人的材料，最终确定自己不切实际地选择了错误的志向，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就这样依依不舍地终结了诗人梦。其实，终结虽然痛苦，然后行为一点儿也不复杂，仅仅是放弃投稿而已，如此简单。但如果说悲壮，倒也有些悲壮的意味，跟死亡差不多。死很简单，一刀或一枪便完结了，而一瞬间的事，从生到死却不是那么容易决断的。

　　诗人梦完蛋了，向刊物投稿放弃了，但多年来养成的读书和写作的习惯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过来，所以梦虽然没有了，睡觉却还在继续着。

　　涂：故乡对您诗歌创作有何影响？牛：一个人不能没有故乡，故乡是人的根。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故乡度过的，最亲切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故乡，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梦幻，少年也是无忧无虑的梦幻，多年轻多单纯多美好呀！同时我的悲伤也留在故乡，父亲去世后，我的家在我童年的时候破了。但那时候悲伤的程度低于快乐的程度，哪怕是失去亲人，疼痛是浅层次的，这种痛是成年之后慢慢加深加重的，童年和少年真是不知愁的滋味。我的故乡在四川平武的大山里，也就是《三国演义》里江油关的所在地。这里非常美，民俗文化也很美。有头顶插着野鸡翎子的白马人，有悠扬谐趣的山歌，有雪山冰川的涪江源头，有跟北京故宫一样的深山宫殿报恩寺，有野兽出没的原始老林，有凌空的溜索摆渡的渡口，有麦田稻浪玉米林的水田与坡地，有亲切土气的方言俚语，当然还有我们叫作白熊的大熊猫等等。故乡是我的梦，故乡是我的书，我的故乡就是诗歌。

　　涂：童年、少年记忆与您写作的关系？牛：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幸运的，都是在平武的大山里度过的。一早一晚，不是放牛，就是放羊，或者扯猪草。用背篼装满猪草，牵着牛，踏在农田的小径上，是每天上学前必做的活。兄弟姐妹里，数我最调皮。弹弓、扑克、石子、爬树、偷菜、镰刀……都是难忘的回忆。

　　四清运动时，我们一家从县城搬到了农村，我便在汇口的村小读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校长是地主的儿子》，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每个人都干过傻事，校长夫妇被批斗得瑟瑟发抖的背影也是我一生的伤痛，文章里我说“我不怨恨那个年代，如果说那个年代是卑鄙的、丧心病狂的，那么我的灵魂也不高尚”。

　　我受教育的幸运来自于那个不好好学习的时代，家庭出身不好但学识很高的优秀老师都从县城里赶到了乡村，我们村小就在县城旁边，我们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在最不好的学校里，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的童年和少年，带着时代的荒唐味。

　　关于我的故乡跟别的人不完全相同，我出生在四川平武县，父亲出生在四川仁寿县，母亲出生在四川松潘县。也就是说父亲是仁寿人，母亲是松潘人。这里我一定要讲讲父亲的故事，他对我童年和少年的影响都至关重要。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父亲是四川眉山仁寿人，跟苏东坡、郭沫若是同乡。本姓刘，后来是贾家的长工，上门入赘女婿受到贾母反对而未能成其亲事，却因此废了祖姓而随了贾氏。父亲是1969年自杀而结束性命的。他被群众批斗，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又找不到地方诉说，他于是回家就磨刀，刀磨得锋利，已经到了吹毛能断的地步，但他不知道杀谁，他不知道谁是他的敌人？最后便把自己杀死了。

　　母亲给我和弟弟讲诉父亲的故事，她说父亲曾经是平武县公安局的警察，会使双枪。在那个年月，我和弟弟为此感到很荣耀。可是，父亲是被群众批斗后自杀的，按常理应该是个坏人才符合规矩，公安是抓坏人的，他怎么会被群众批斗呢？父亲用剃头刀子狠心地割断自己的喉咙的那天早上，公社的武装部长到家里来，当着死人与活人的面大声宣布：这是“畏罪自杀”，不许用棺材，不许用花圈，破席子裹尸下葬！刘部长宣布的内容有点含糊，他没有阐明什么罪？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困惑。刘部长的理直气壮和大义凛然不是冒失，也不是捏造，那时候的人习惯这样说话，也习惯不深究原委。这个罪行的含糊为后来父亲的问题不能平反埋下了祸根。而父亲的死是我们全家的耻辱。父亲留下一册日记本，扉页上就盖着县公安局的朱红大印，日记本就是父亲1956年被县公安局评为二等功臣的奖状，盖着公安局朱红大印的日记本的扉页上用漂亮的毛笔字记录了这个内容。公社人民武装部的刘部长吼叫一阵后就走人了，我家并没有听命于他的吼叫，依然用上好的柏木土漆棺材给父亲风风光光地下了葬。奇怪的是，整个下葬过程吹吹打打很是热闹，场面很大，没有丝毫地遮遮掩掩和偷偷摸摸，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前来干涉过，倒是棺材上面的那只大红公鸡似乎是替父亲受过，在棺材被抬上山埋葬的路途上被颠簸得昏昏沉沉，不辨东西南北。

　　关于父亲的身世，母亲讲得斩钉截铁，我和弟弟都坚信不疑。母亲说父亲出生贫寒，父母早亡，父亲跟着哥哥过日子。1935年父亲的哥哥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哥哥将父亲寄放在一个国民党员家里。父亲后来逃跑了，一路乞讨到了大山深处的平武县城。之后，童年的父亲被汇口坝贾老太爷雇去放牛。于是父亲便从平武县城的乞丐，摇身变成了汇口坝贾家放牛的长工。母亲说：“父亲是乐山仁寿人。这是父亲告诉她的，至于是仁寿什么地方的人？还有没有亲戚？父亲不知道，母亲也不知道。”母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她却从来没有去过仁寿，母亲说，父亲的哥哥跟着红军走了，父亲死了，父亲仁寿本家的线断了，任何痕迹也没有了。

　　父亲历史的重大细节却在2016年的一个特殊日子被突然修改了，呈现出更加清晰和更加真实的面目。

　　2016年正月初三，我在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租住的子曰书院被盗，住在平武的大哥听说我们被盗，便于正月初四就匆匆赶来为我们守屋。入夜，几碟小菜上桌，我和大哥喝着小酒开始了漫无边际地闲聊，这种情形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与大哥亲近地、平等地、推心置腹地拉家常。与大哥的闲聊，无意间更正了父亲在我心中留存多年的历史。大哥否定了妈妈讲给我和弟弟关于父亲的历史，他说：“平武汇口坝的老人都知道贾廷义这个人，他的故事并非秘密。那是民国23年，即1934年，红四方面军浩浩荡荡地到达了平武县，父亲的哥哥带着父亲也来到了这里。父亲的哥哥在来平武之前就参加了红军，年幼的父亲一直跟着哥哥。红军连夜开拔，急行军向松潘境内渗透。跟着哥哥到达平武的父亲没有能够跟上突然开拔的红军大部队一起走，就这样父亲丢失在了平武县城，成了流落平武街头的讨口子叫花子。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哥哥的消息。之后父亲的遭遇跟妈妈讲述的完全一样。大哥不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他与我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大哥讲述的父亲的这段身世，平武汇口坝年纪大的老人皆知，我却是2016年正月里第一次听到。于是，我们对父亲的这段人生细节做了一个推断：路过平武的红军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来自于大巴山区，那么父亲的哥哥是在什么地方参加的红军我们不知道，但在路过平武之前就已经参加了红军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点跟父亲的记忆也是吻合的。而红军有传统习惯，那就是收养和培育“红小鬼”，这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公开宣传和史料记载中都有表达。父亲跟着当红军的哥哥，而部队显然又是知情的，而红军是不可能养一个与部队无关的闲人的，红军也是有纪律的，特别是肃反很厉害的红四方面军。所以，跟着红军哥哥一起在部队行走的孩子，只能是“红小鬼”，父亲就是小红军，就是红小鬼。当然，父亲的这个身份对我们今天而言是毫无政治意义的，也就是我们不会因为父亲有一个红军身份我们就跑去找政府的麻烦，而力图拿到什么政治好处，当然政府是要讲证据的，我们也拿不出证据证明父亲就是红小鬼，不过是平武当地老百姓对父亲身世的界定罢了。对于父亲而言，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关于身世的正确答案。不幸的是1969年文革中，父亲不堪群众批斗，用剃头刀割断喉咙自杀了。父亲的“罪行”中有一条是：有群众揭发说父亲长征时在雪山梁子上枪杀过红军。显然这是子虚乌有的诬陷。父亲是个实在人，他很委屈，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清白。在平武，父亲的哥哥跟着红军大部队走了而丢下了年幼的父亲，后来父亲抹脖子自杀则丢下了年幼的弟弟和我，还有年轻貌美的母亲。反正人都死了，要怨就怨自己命不好吧！我也给母亲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来母亲也勉强想明白了。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知母亲是否真明白了？如果明白了，那么她是怎么明白的？还有就是母亲为什么要臆造父亲的那一段历史？但从此以后，我们都死心了，我们也不再为父亲的事纠结了。

　　现在想来，母亲因为对父亲的偏爱再加上些微的虚荣，给父亲编了一段美好故事，遮蔽了一些真相，红小鬼不是很光荣吗？弄不明白母亲为何要回避这个荣誉。现在终于弄清了父亲的身世，虽然总感觉有些寒凉，但毕竟真相具有积极的意义，这让我们全家都很释然。之后我抽空回都江堰探望母亲，将我从大哥那里获悉的根据平武汇口坝老辈人的口述情况及对父亲的身世进行了重新界定，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后，既不吃惊也没反对，而是满脸微笑，这令我大感意外。或许母亲早就知道真相，现在听我说出来她感到欣慰，觉得她终于对得起死去的男人贾廷义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懂得如何去思考问题，懂得怎样面对社会了，而这些都是她这个做妻子的生养教育的结果。而真相对于死者家属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父亲的日子已经成为他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会随着我们的生命结束而消亡。但是，我必须感谢父亲，感谢他成就了我的生命，也感谢他带给我的耻辱与荣誉，还要感谢他给予我的除了仁寿之外又多了平武这个我喜欢的家乡。

　　说实话，父亲死后母亲对我很严厉，她既要做母亲也要当父亲，她常常把我和弟弟关在家里给我们讲故事，以防我们出去跟生产队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惹出事端。母亲读过私塾，看过不少小说，如《二十四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母亲给我们讲述的。我被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事感动着，其实这是母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作家的种子。这颗种子连同我在故乡砍柴、放牛、割草、打架、爬树和偷东西一起，成了我现在的财富。

　　涂：大藏区与您写作的关系？牛：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川西高原的藏族地区，长达24年之久，大藏区于我有极深的渊源，也有很深的感情，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朋友。但文学创作不仅有歌唱，更有批判，而民族和宗教问题又十分敏感，稍不注意就容易伤害民族情感，甚至酿成祸患。正确的民族观，是解决民族文化心理差异或者说民族歧视的根本。民族歧视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因为优越性也是相对的，如果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民族团结就很难进行，换个角度，换个位置就容易理解对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区域生活着不同的族群，地理环境对于民族的宗教、习俗、服饰、建筑，乃至种族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文化是区别族群的重要元素，民族的融合实质是文化的融合，民族的尊重也就是文化的尊重。长期以来，民族之间很难互相走进心里，很难相互欣赏。因为潜在的生存危机的担忧，总是相互设防，其隔阂就是文化差异。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认识和亲近异族文化，就有了既尊重客观实际，又具有内心与行为的主动性，这对于文学创作无疑具有关键的帮助。而归结到一个字——“爱”，爱民族，爱民俗，爱文化，交朋友，用心用意真正地尊重，再来审视这个民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于我而言，藏地是一本自然与人的线装百科全书。线装由于古老而生态，百科因源于它的深厚与单纯，悠远而时尚。有人可能对于时尚之说不以为然，认为巴黎的时装，迪拜的酒店，好莱坞的电影才是时尚，藏地距时尚太遥远了。固然时装之类也是时尚，但太肤浅。我蛮横地认为，藏地是许多人向往的时尚，不过它属于精神家园范畴。

　　对于藏地，我虽然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但我记忆里的符号却十分简单，不过就是洁白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江河，朴实的百姓和神奇的宗教而已，甚至还可以再简单到：雪山和宗教。世界上雪山很多，但没有一座能够与藏地的神圣相比，雪山在藏地受到了至高的礼遇，人类与地球和谐相处的源头，正是在这样的礼遇中得以彰显。同时这里也滋生了另一种雪山，那就是苯教和藏传佛教，经声和牧歌里开出的格桑花同样具有高原的清澈。这令我们嘈杂的内心充满了敬意。

　　有了这样的情感，我的民族文化审美，或者说我的民族文化观给我带来的文学创作的立场，与因认同而欣赏、而发现的文化立场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得心应手的运用。如果要谈点小技巧的话，我的经验是：诗歌创作用第一人称，将自己彻底地融入到少数民族情感中去，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其他体裁的创作则可以走出来，既能融入其中，也能站在一旁。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友好的，善意的，你即使有些许错误也无大碍，也能得到谅解，因为不可能是大错误，就跟一个孩子跟自己的母亲对话，他能错多远呢？

　　民族文化的独立、冲撞、混血之后构成的新的文化观是我文章中较突出的观念，过去的作家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和关怀。

　　涂：酒诗书与人生之关系？牛：酒诗书是中国文人的人生。诗酒一家，古人和今人皆是如此。酒能释放情感，使人变得真实，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诗人需要真性情，伪装，把自己成天装在套子里不可能成为诗人。但朱门酒肉臭也不是诗人。而诗书画印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学养与修养，是基本功，也是应该终生追求的内功。我很喜欢书法，是一个执着的书法爱好者，几十年里，一直都在练习着。也许是上天垂爱，大约十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在书写练习的过程中突然就明白了似的，就能感觉到什么书法是好，什么是不好，这种突然出现的感觉很神奇，但的确发生了。我的字对照练习很乱，只要是我喜欢的，什么帖都练，而且写一阵子后就脱帖乱写一气，如同发泄，长此以往反倒写出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从深层意义上看，书法是悟道，有一种禅学精神，将佛学修养和书法墨趣相结合。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人接通自然与文化的方式，把自然与个人的生命活动置于景观中，把雄伟的自然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中国文化特有的笔墨魅力，对当下渐已丢失的人文和自然关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是个初学者、爱好者而已。

　　涂：对百年新诗的总体评价？牛：从古诗、古体诗到新诗，我有一个渐进的创作过程，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渐进过程。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赘述。我认为百余年来，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成熟，这个成熟更多的指的是艺术性。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长期坚持和追求的目标与功能，除了载道之外也有其他作用，应该说是多元并存。至于诗歌的本质，我以为古诗和新诗并没有差别，不同的是形式。这个跟道家的悟道，佛家的参禅同出一理，古人用古语古文开示，今人用现在的语言和文字开示，而那个“道”，那个“禅”，古今并无区别，这与古诗的“诗”和新诗的“诗”一样。至于文学的方向与功用，也就是新诗的方向与功用，习近平主席讲的“文运与国运相连，文脉与国脉相通”就很精道。涂：古代诗歌对自己的影响？牛：这个问题前面也讲过了，归纳起来两个字：很大！涂：您与外国文学之间？牛：外国文学对我影响也很大，但比起中国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就算小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技巧方面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思想和技巧两方面的，是深入骨髓的。当然由于我不识外文，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只是局限于翻译作品，或许与原著相去甚远。涂：其他您感兴趣的话题也说说吧！牛：除了诗歌，我也写散文，有些读者打趣地说我的散文比诗歌好。因为我的经历，比较关注民族文化背景里的文学，其实民族文化背景里的文学往大里说，其理与外国文学有些相同，都是异族文化，但又有不同，不同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相互之间走得更近，互为影响更多。反之，外国文化就没有这样的影响。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熟悉的生活，我选择少数民族题材写作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是汉族，在阿坝州工作，与当地藏羌族群共同生活，让我真正明白如何理解和尊重异族的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碰撞时，不是那么容易和平交流的，一般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向另一种文化完全趋同，抛弃了自身的母体文化，造成文化沦丧；第二种，坚持母体文化而排斥异族文化，不能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第三种，拥有对母体文化的自信，同时也对异族文化理解和接纳，进行平等交流，互相学习。我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第三种。作为一个作家，我要求自己以第三者的视角，对不同的文化站在更客观、更全面的角度去描述，这是我创作的基础。

　　文化交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交流不能以优胜劣汰来评定。应该深入到每种文化的根基中去看，了解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尊重。例如，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高原人无法适应大米和小麦，内地人会难以接受糌粑、酥油茶这类食物。我的同事中，也有很多人以汉文化为坚守，不能接纳藏羌族的习俗，在当地生活得比较困苦，文化心理上的困苦。

　　文化混血很多时候是血腥的。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混血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蒙古文化发源于呼伦贝尔草原，开始是很多独立的小部落各自为政，最终由成吉思汗统一各部，才统称为蒙古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的蒙古文化。北魏鲜卑也是如此。

　　每逢改朝换代，知识分子便难以面对文化混血即将来临的大潮，有的变节顺应时代，有的甘为旧有文化的殉道者。例如王国维的自杀也是文化认同出了问题。他虽然学识渊博，饱读诗书，但也因清朝灭亡，无法自处，而王国维本是汉文化的血根，却为满清朝廷杀身成仁，这是一种文化混血后的奇特现象。在清朝，族群间的文化混血跟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一样，十分突出。满族入关300年，建立满清政权却沿用了汉族的治国体系。文化方面也推崇儒家文化，满人也学习和继承汉族的传统文化。满族作家曹雪芹、老舍、端木蕻良等受汉文化影响极深，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被汉化了的满族，他们用汉语言写出的作品，从形式到骨子都充满了汉文化元素，但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满族文化，这便是典型的文化混血杰作。

　　不管怎样，文化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欣赏，这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注解【Notes】

　　① 牛放，本名贾志刚，1963年5月出生于四川平武县，汉族，籍贯仁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四川文学》主编。曾获得巴金文学奖、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中国西部散文奖、第八届四川文学奖等奖项。已出版的诗集有《展读高原》《叩问山魂》《诗藏》等；散文集有《牛放散文选》《落叶成土》等。近年来在《诗刊》《延安文学》《江南》《星星》《西部散文家》《中外文艺》等期刊发表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