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涛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大理地区现存碑刻有5000多通，少量为元以及之前的，多数是明清时期的，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有一些，是研究大理文化的珍贵资料。学界对大理碑刻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政治、历史、人物；而研究大理女性的论著，多从人类学角度调查其生活现状，如对“莲池会”的田野调查，也有少数考察其文学创作的文章。本文选择明代碑刻，考察其命名方式，以窥大理女性生活之一豹，权作引玉。本文所据，主要为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大理市古碑存文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出版，下引本书只随文标注页码）。

称 谓

姓名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征，蕴含着社会及本人的观念，其在碑刻中的呈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社会真实。大理碑刻中的女性名称亦作如是观。

　　第一类，只言娘家之姓。首先是子孙后代立碑、撰碑时避讳。如正统八年（1443）《故土官舍人李公墓志铭》李敏“母宜人赵氏”。（127页）《故善士杨公墓铭》：“娶古氏。”（131页）《故考天水郡赵公墓》：“娶赵州天水郡苏家之子为室。”（202页）《杜善人同配赵氏墓》，考“妣张氏”。《李氏淑洁之墓》李氏讳善姐，字淑洁，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父讳庸，任浙江布政司都事；母杨氏。《赵鉴之碑》：“母杨氏。”（212页）《明故董母赵氏墓志铭》董文澄：“母赵氏。”（263页）嘉靖元年《杨氏西园公墓志铭》：“翁先配杨氏……继配赵氏。”《明征仕郎杨翁孺人董氏合葬墓志铭》：“母为孟阳董千兵从女。”（323页）《处士福轩杨公墓志铭》，杨廷瑞“母赵氏”。（320—321页）《竹溪杨先生偕孺人尹氏合葬墓志铭》，杨德亨“母董孺人、祖母张太孺人”。（402页）还有个特例，《故善士杨公同妻赵氏墓志铭》云“祖妣赵氏”，谈到其母亲和妻子时则有名有姓。（184页）亦不乏墓主为女性者，仍只存其姓而无其他信息者。《田翁主讳笛字宗元室人何氏墓铭》：“何氏作邑赵白子坚其之女也，自幼妁适字之子笛也。”立碑者“夫王笛，男王英、王业”。（224页）

　　其次，墓主为夫妻关系时，这个最能看出当时男女地位。《张公墓志》：“娶杨氏。”（139页）《处士赵公同妻杜氏墓》，（赵帑）“配杜氏”，长子赵禄“娶主事杨禄之女”，次子只言娶董氏。（141页）《善士杨公墓志》：“公娶杨氏。”（142页）《故儒生杨武圹志铭》嬬配刘氏，性慈，连有妇道，勤内助，生子二人。（160页）《张公圹志铭》张福“配杨氏”。（162页）《书吏杨量同孺人李氏寿藏志》：“孺人李氏。”（170页）《杨禧墓志铭》，杨禧先娶田氏，再娶戴氏，继娶陶氏。（181页）《道明显密大师故考妣赵公王氏陈氏墓碑铭》：“助道王氏。”未提及陈氏。（195页）《成都府学训导杨君墓志铭》：“娶李氏。”（201页）《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先娶何氏早逝……继娶茂族李氏………娶神登根茂族女杨氏。”（210页）《处士张公暨室杜氏合葬墓志铭》：“娶杜氏……继娶赵氏。”（213页）《明故将仕郎医学正科段公府君之墓》，段显才“室冯氏”。（241页）《诰封杨杲之妻李氏碑》：“金吾前卫经历司收粮经历杨杲妻李氏。”（261页）《明故四川按察司佥事张公墓碑铭》，张云鹏，“配孺人李氏……侧室谭氏。”（276页）《检庵隐寿翁碑》：“配杨氏，继赵氏。……继段氏……继赵氏……继杨氏。”（277页）《明处士李公孺人张氏墓表》：“孺人张氏。”（291页）《明广东清远知县李公墓志铭》，李献忠“配阮氏……侧室杨氏”。（444页）《故怀远将军王公墓志铭》王勋“内阃张氏”。此类情况最多，说明女性地位确实低于男性，“配”“娶”既可用于原配，也适于侧室、继室；也用“室”“妻”标明关系。

　　第二类，有名有姓，甚至有字有号。首先，不避讳而直接点明祖辈女性姓氏者。《故善士尹公墓志铭》：“妣杨氏曰息。”（222—223页）《太孺人杨氏墓志铭》：“太孺人讳春，凤邑人杨大有之女，吾叔杨公恂之配也。”（327—328页）《明敕封文林郎史城杨公墓志铭》，杨士元“孺人何氏，讳汝玉”。（384页）《明封君杨公寿域暨孺人杨母墓铭》，封瑊“配孺人董氏金菊”。（441页）《善士杨公讳应同妻段氏春花玉碑铭》由其家僧杨成述并书：“父杨华严奴，母赵氏曰梅。”（225页）则母亲及妻子的姓名俱全。《明处士东圃赵君墓碣铭》，赵士云“继赵氏，字妙洁”。（355页）

　　其次，墓主为夫妻关系，或后代婚配时言明。《太原郡卜筮王公墓》“妻讳锦……景泰四年龙集癸酉十月良日，孝妻李氏，孝男王寿、王禄、王山谨竖。”（155—156页）则王公妻子李锦。《居士董公并妻杨氏墓志》：“娶城南木匠杨祜次女曰婢。”（137页）《处士尹公墓》，尹伦“聘张氏秋信”，尹坚“娶杨氏曰满”。（152—153页）《故善士尹公墓志铭》，尹山“配张氏曰梅……继娶杨氏曰好。”（222—223页）《李武公墓志铭》，李坚“配陈氏名园”。（180页）《赵公同室墓志铭》，赵贤“娶儒士杨英长女曰……后娶本乡杨女曰实”，其子赵钦“娶本村处士杨一郎爱女，曰员”。（97页）《故贞洁尹氏墓志铭》：“氏讳婢……子男三人……继室尹氏曰祯。”（226页）《明故旗英那公讳全墓志铭碑》：“偶配本村杨公讳秋之长女曰三姐，贞淑窈窕，懿德贤良，生一子……偕室本郡杨里长英之女曰冬姐。”《竹溪杨先生偕孺人尹氏合葬墓志铭》，杨德亨“孺人讳金凤”。（402页）《明段竹垣妻李氏墓志》：“孺人李氏，行二，讳算寿姐。”（294页）《董处士同妻寿藏铭》，董林“娶杨氏女姮”，董思敬“娶张氏白兰。”（167页）《明处士东圃赵君墓碣铭》，赵士云娶杨氏早卒，无出，“继赵氏，字妙洁”。（355页）

　　又次，大理地区自南诏始崇奉佛教，教派众多，尤以观音信仰为甚，女性命名时大多在姓与名间加入“观音”二字，以明其宗教信仰。《故善士杨公同妻赵氏墓志铭》，杨巨卿“娶市户令史赵通之女，名曰赵氏观音花。”（184页）《处士尹公墓》，祖父尹海“初娶同邑杨氏观音息……又聘同邑王氏观音锦。”父辈尹山“以善门张氏子香梅为偶”，尹寿“娶赵氏观音春”，尹禄“早娶杨氏观音鸣”（152—153页）《故善士杨宗墓》：“迎市上村老人王秋小女观音实。”（154页）《李土公同妻张氏观音梅墓志铭》：“妻张氏，讳观音梅。”（133页）《处士陇西郡李氏讳士公墓志》：“娶何氏讳观音殊。”（136页）《董处士同妻寿藏铭》，董成“娶杨观音鲁”。（167页）《杨善士墓志铭》：“配同郡杨氏观音桂。”（178—179页）《故处士杨公孺人阳氏墓志铭》，杨保“娶同郡杨氏观音贵，”其子“娶李氏观音桂。”（177页）

　　此外有药师信仰者，如《处士何公讳连墓志铭》：“妣何氏，讳药师贤……娶李氏，讳土公婢。”（168—169页）则可知何连母名何贤，妻子名李婢。而杨保“玄孙女普贤秀”，（177页）又是普贤崇拜者。《处士王公讳得春墓铭》：“配王禧之女，名曰华严满。”（249页）则其妻家为华严信仰。《处士王公讳得春墓铭》，次女“曰弥陀姐”，则又是弥陀信仰。《居士杨公墓志铭》云：“居士杨忠室人杨氏乐师鸣立。”（218—219页）立碑者为墓主之妻杨鸣，“乐师”者暂未判断出是信仰，还是职业。

　　复次，墓主为女性而存其姓名者，《萱堂寿藏记》：“惟萱堂赵氏，乃本里处士赵玄化奴之女，曰春柳，配本里长杨海男曰霖为妻。”（209页）

　　再次，墓主之女性子女也能在墓碑内呈现其姓名。《处士李公墓铭》：“女曰妙音娘，适陈瑾，是名门之子”。（214—215页）《居士杨公墓志铭》，杨平生女三，“三女、女春、妙春”；杨忠娶杨氏，“三子，长曰林，娶金姐；次曰茂，娶澜沧姐；次曰洪，娶春梅。生女五，长女妙英，次妙贞、女桂、女息、女玉”。（218—219页）则本族子女女性姓、名俱有，而媳妇则只存其名。《张公墓志铭》，张杰娶杨氏，“生二女：曰兰、曰住姐”。（228—229页）《明故将仕郎医学正科段公府君之墓》，段显才室冯氏，生子二女一“妙定”。（241页）《明故显考何公讳资同妣张氏墓碑》，何资娶以张氏二月女，“女一，曰六姐”。（64页）《故善人里长段公墓铭》：“女三人，曰凤……曰信……；曰三。”（207页）《故善人杨公墓志铭》：“女四人：曰圆，曰冬。曰在，曰五。……孙女六人，妙秋、妙春、妙姐、四姐、寿元、妙静。”（221页）《杨公同室张氏墓志之铭》，张茂春娶同乡张氏鸣宝，生“女则曰秋兰、曰四姐、曰五姐”。（234页）《尹公墓志铭》，尹文，“女三人：曰秋……曰云南……曰三姐”。（235页）《处士杨公夫妇合葬墓志铭》，长兄杨祯二女，“长妙奇，次妙贵”，而墓主杨禄仅曰“女一”。（246页）《名故处士李公墓志铭》，杨嵩娶杨氏讳观音修，“生女二人：曰女香……女满”。（247页）《处士王公讳得春墓铭》：“二女曰女蕊、曰弥陀姐。”（249页）《云川尹公及配墓志铭》，尹汉“生女五……次恺悌姐……次金潮姐”。（346页）《隐君升桥先生孺人李氏合葬墓志铭》，杨升桥“生女三人：曰增桂……曰应元……曰应满。”（400—401页）《南阳南部知县段公孺人张氏墓表》，段衮“女庆云……祥云”。（417页）《明养斋杨公暨配赵氏合葬墓志铭》，杨槚“女二：长坤顺，适母挨赵安国；次纯一，适庠生杨淑，琴瑟静好，比其佳婿也”。（420页）《明耆德北坪赵公寿圹孺人李氏幽宫志》，喜洲著姓赵端蒙“女三：曰淑联，适千户舍人闵让；曰淑闰，适椽史李霡；曰淑止，适郡庠弟子员杨奇遇”。（424页）《前宛平县令顺嵩李公墓志铭》，李嗣善“女三”，介绍其婚嫁却未言其名字，而“孙女一：兆麟，未许聘”（434页）则又明言其名。

　　第三类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有姓无名者除了前述第一类之言娘家姓氏者，亦有墓主之子女不具其名者。其下又分有夫家之姓名而省者、夫家亦无姓名者、尚未婚配者、早夭者。

　　有夫家之姓名如《大明进武德将军韩公墓志》，韩政“女四：长适千户奚相，二适千户赵玺，三适生员钱森，四适千户陆采相”。（265—266页）《贞靖先生李公墓志》，李锐“女二人，一适杨万全，一适生员杨庆会而夭”。（296页）《检庵隐寿翁碑》，董公，“继杨氏，子□□，女适生员杨应春”。（277页）《北湖处士何公墓志》，何邦俊配张氏先公而卒，子一让周，娶邑人别驾卓泉公之女，女一适同闬百夫长杜鹏。（317页）《明总旗府君董公墓表》，大理世族董彦清：“女一，适李自元”。（282页）此外《明处士近江张君墓志铭》 《明处士董碧潭公墓志铭》《还初杨公暨配董氏合圹志铭》等，皆云有女几人，分别嫁给谁。此情形女性姓名有可能出现在男性家族墓中，故不写可以“互现”方式查知，然较一通墓碑中名姓俱全者自然地位低了些许。

　　夫家亦无姓名者，如《道明显密大师故考妣赵公王氏陈氏墓碑铭》：“女二人，皆适本郡俊族。”（195页）《大师陈公寿藏碑》，密教大师陈坚“女配名门之子”。（243页）《题处士杨公墓志》，杨子美“女曰善姐，亦配名家继续”。（257页）所谓“俊族”“名门”“名家”颇值得推敲。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形：一则对方确实为当地望族，不需详细解释。二则虽在当地有些名气，但较女方还是略差，故不肯说。三则，其实并非名门俊秀之后，乃用托词掩饰。

　　尚未婚配者，如《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生女二，尚幼”。（210页）此情形亦有名字者，如前引《前宛平县令顺嵩李公墓志铭》之孙女兆麟。

　　早夭者，按照惯例是不能入家祠的，也极少在墓碑中出现。如《贞靖先生李公墓志》，李锐“女二人……一适生员杨庆会而夭”。

　　还有难以判断的，如《张孺人李氏墓志》：“二女。”（292页）未知其何故不言其女名字。

　　第四类，无姓无名。《处士赵公同妻杜氏墓》，墓主之父无官，本人美德不显，故云“娶某氏”。（141页）《张公圹志铭》，张福配杨氏，玉淑贞吉，生一子，“娶某氏”。（62页）大约此类男墓主既非名门望族，女家也仅仅是普通百姓甚至地位低下者，故而不书。另一种可能则是后人立碑，为避讳故。

结论

现在可以对明代大理碑刻中女性命名情况做一些探讨性的总结。

　　第一，较之中原地区，大理女性地位略高。从其姓名在墓碑中的呈现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女性在夫家墓主中极少出现自己姓名字号者，而大理女性则频频。

　　第二，以女性为墓主的不在少数，碑文以女性为主角，提供了大量信息，对其加以褒扬。

　　在同一墓碑中，长辈地位高于晚辈，说明受到中原地区文化影响，正室和原配地位一般情况下高于侧室、继配，但如无出，则未必。无论中原还是大理，不分白族还是其他民族，对子嗣的重视程度是一样的。

　　第三，大理女性命名方式体现出民族和宗教特色，如在姓名之间加信仰宗教名称，具体见前，一则见出白族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二则说明其信仰的多元与复杂。除名字中含“女”“姐”“婢”“坤”标明性别外，这与男性以“奴”“僮”为名对应，“坤”明显受到汉文化影响。

　　第四，以“妙”“善”“秀”“淑”“寿”“贞”“贵”“满”等为名，寄寓美好愿望，也体现时代对女性性格的要求。以“梅”“桂”“兰”为名，“桂”谐音“贵”也许受到汉文化影响，或者本人即为汉人。有姓名与字号者，有汉族也有白族，说明中原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至深。

　　第五，女性命名方式有以春夏秋冬季节命名的，亦有以家庭或家族顺序命名者，说明农耕社会对时序和家庭的重视，女性也是家庭家族的财产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大理明代女性地位虽较中原略高，但较之当地男性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大量的只有夫家姓名而无女方姓名的墓碑证明了此点。大理地区仍然是男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