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永华

　　（政协镇雄县委员会）

　　1935年春，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省镇雄县东北的106个村寨；1936年春，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又经过镇雄西南的126个村寨。红军长征播下革命火种，成立了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组建了红军游击队，在边区开辟革命根据地。镇雄县是红军游击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游击队在镇雄坚持斗争到1941年春，足迹遍布全县各村寨，其主要活动的有22个乡镇，占镇雄所辖乡镇总数的79%。

一、红军长征过镇雄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在镇雄的活动

镇雄位于云南省东北的乌蒙山北麓，东南与贵州毕节、赫章接壤，西北与云南威信、彝良相连，县东北角的坡头镇德隆村襟黔带蜀，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全县总面积3696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彝、苗、白、回等1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9.5%。境内沟壑纵横，奇峰林立，雄关遍布，道路崎岖。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封建统治，使镇雄长期处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的状况。历史上，镇雄各族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同封建统治者作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党员赵斐亚、杨伟贤与镇雄罗坎的陈名芬、赵文海等分别组织游击队，战斗在川滇边境，并到镇雄策动镇彝威剿匪指挥部营长范敬章兵变，因叛徒告密，范被捕入狱。1932年7月，杨伟贤率游击队袭击趁天灾“操纵粮价”的罗坎土豪，开仓救济饥民，号召群众参加游击队。1933年8月，在杨伟贤等人策应下，范敬章越狱，率游击队一部在坡头、母享一带活动，并与中共毕节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4年5月，中共毕节党支部负责人林青到镇雄泼机联络范敬章，并在当地宣传革命道理。同年夏，范敬章入党，继续在镇雄一带发展革命武装，母享串九胡昆组织30余人参加游击队。1935年6月，范敬章被捕牺牲，游击队余部加入红军二、六军团组建的抗日救国军三支队。

二、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和镇雄游击区的开辟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建立新的苏区。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央决定由徐策（原三军团五师政委）、余泽鸿（原红军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红军八军团民运部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邹风平（中共四川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任特委书记，负责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整个区域的地方工作；选派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川南叙永游击队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徐策任政委，王逸涛任司令员，宣传部部长余泽鸿，参谋长刘干臣（原红军新编师师长），副司令员曾春鉴（原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纵队”在“特委”领导下，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此后，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更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

　　4月，“纵队”收编镇雄茶木艾宗藩部武装六七十人，编为一个支队，由艾宗藩任支队长，驻守水田寨，以此为据点，在镇雄花朗坝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7—8月，“纵队”回旋镇雄，先后到达雨河、茶木、坡头、母享、黑树、鱼洞、泼机、以古、场坝、芒部、木卓、罗坎等乡镇，开展宣传活动，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击退滇军阻击，扩大了“纵队”在镇雄的影响。

　　1935年秋，“纵队”派阮俊臣等人到镇雄组织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区。游击队很快便发展到500余人。年底，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取得联系。1936年1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决定以毕节为中心，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2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抗日救国军，将阮俊臣部编为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支队长阮俊臣，政委欧阳崇庭（红二、六军团某团政治部主任）。阮俊臣奉命率部继续在镇雄开辟根据地。此后，三支队以母享、黑树、鱼洞为中心，配合主力红军长征在镇雄、毕节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金银山伏击中央军九十九师十四团；奔袭孙家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打击边区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摧毁民团武装，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在阮俊臣和欧阳崇庭策动下，5月10日，在毕节参加“围剿”红军的中央军柳际明旅二团三营在陶树清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三支队。6月8日，三支队在镇雄花朗坝伏击柳旅后与“纵队”会师，又在当地与柳旅雷团恶战，毙敌军官1人，士兵二三十人，将敌击退。“纵队”和三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号召边区爱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此后，“先遣队”转战镇雄，先后攻克以勒地霸陈家岩洞，击毙自民国初年来一直在当地作恶的地霸陈明发，又在母享古洞坪伏击击退滇军镇彝威独立营的进攻。

　　正当“先遣队”在“特委”的领导下在镇雄进一步开辟革命根据地之际，蒋介石发起对游击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此后，“先遣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反“围剿”的斗争。

　　7月初，阮俊臣部与原“纵队”失去联系后，在镇雄、毕节间与敌周旋。8月下旬在镇雄雨河一带多次与柳旅和镇彝威独立营激战，伤亡很大。30日，在雨河街上又遭柳旅袭击，死伤30余人。9月上旬，陶树清在威信小溪口被捕牺牲，阮部在威信黄莲坝、镇雄黄水河等地与镇彝威独立营激战，伤亡甚重。

三、镇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特委”在水田寨听了阮俊臣在反“围剿”斗争中受到重创的汇报后，召开会议，认为滇东北较之川南及黔西北更便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决定首先在威信、镇雄、彝良建立根据地，并制定了具体措施：（1）在镇彝威农村组织地方游击队，逐步赤化农村，建立工农兵政权。（2）挑选一些老同志，经过训练，派到农村场镇开展地方工作。（3）做好统战工作，发动白军起义，争取绿林武装。（4）有计划地摧毁游击区的反动政权，镇压反革命分子，肃清地主武装。会议任命阮俊臣为贵州游击支队政委，率部到贵州与赵文海一道组织贵州游击支队。10月，“特委”又在镇雄拦马坎召开会议决定：（1）依靠工农，团结边区各阶层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及同情革命的个人与团体，宣传动员他们支持抗日救国，反对军阀进攻红军，反对亲日和镇压人民革命。（2）保护边区小工商业者，争取他们帮助红军游击队采购军用物资，为游击队传递情报。（3）保护边区场镇学校、邮电、医疗、交通等人民公益事业设施。（4）利用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严守中立，互不侵犯，并协助“纵队”解决困难。（5）彻底摧毁根据地内国民党政权和地方武装，铲除创建根据地的障碍。

　　1.地方革命武装建设

　　除红军长征经过边区时组建的“纵队”和抗日救国军三支队外，1936年后，纵队在镇雄组建了母享游击队、大湾子游击队，三支队四大队在镇雄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1936年8月，“纵队”布置黄华先、李廷珍等人在母享成立联络站，组建游击队。11月，黄华先集中队员120余人公开行动，配合“纵队”开展反围剿斗争。母享游击队由黄华先任总指挥，下设两个大队。11月下旬，“纵队”联络员将7条枪和两箱子弹交给黄华先，传达了“特委”继续发展队伍，在边区坚持斗争的指示。1937年春，游击队隐蔽整顿，制订了5条纪律，对队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40年9月，整编为3个大队，游击队设司令部，由詹绍武任司令。此后，又收编母享王伯川部为第四大队、威信石坎子王发成部为第五大队，游击队发展到1000余人。

　　1936年夏，苏焱波根据“特委”布置，在镇雄大湾、花朗组织七八十人的大湾子游击队，配合“纵队”开展斗争。

　　1936年9月，阮俊臣率旧部西进贵州，命叶少奎等人率主力四大队留镇雄活动，并把红二、六军团留下的政工人员钟品山、姚显庭等人派到四大队工作。本年冬与大湾子游击队汇合后，转移到镇雄西南坪上红岩隐蔽。1937年春，发展到四五百人，5月，四大队整编后由叶少奎担任大队长，钟品山任政委，下设7个中队。根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八条纪律。教育队员要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在队员中教唱《游击队抗日歌》等红军歌曲。11月，成立梭镖队。此后，这支以镇雄农民为主体的游击队东进贵州，镇雄绿林武装甘绍清、铁军鳌等部又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发展到1200余人。11月下旬，在贵州姑开整编，部队设司令部，下设3个团，1个游击大队，1个特务营。

　　2.根据地内党的组织建设

　　镇雄属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工作辖区，“特委”随纵队行动。1935年春，“特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在川南领导武装斗争受挫，把保留下来的干部分散到川滇边隐蔽斗争，共产党员周一戎回到家乡镇雄罗坎。6月，邹风平带着党员侯建成到罗坎隐蔽养伤。此后，邹风平等3人在罗坎建立了党的组织，配合纵队在当地开辟革命根据地。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派到三支队中的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由欧阳崇庭任支部书记，通过考查，吸收阮俊臣为党员。

　　1936年夏，“特委”准备在镇雄一带物色地方干部，够条件的吸收其入党，分配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党组织。此后，黄华先随“纵队”活动。本年秋，“特委”吸收黄华先为党员，并派党员张金标与其一道在母享开展工作。黄华先等人在母享游击队中成立了党的组织，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领导游击队配合“特委”在镇雄、毕节开展工件。还在母享游击队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要求党员“接受共产党之党纲，实现共产主义，以期达到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之目的”。

　　1937年初，“特委”的主要领导人牺牲，3月，邹风平离开罗坎，“特委”停止活动。黄华先、阮俊臣、周一戎、侯建成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继续率领游击队在镇雄宣传抗日救国，开展反“围剿”的斗争，一直活动到1941年春。

　　3.开展统战工作，建立“白皮红心”政权和两面政权

　　1935年初，“特委”根据中央、中革军委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的决定，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在《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的斗争纲领》中强调：川南劳苦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自由、土地、房屋和衣食”。1936年1月，在洛柏林“特委”扩大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是支援红军游击队战胜敌人进攻的后方。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川滇黔边区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特委”在地方物色、培养建立革命政权的骨干，并把“纵队”中老弱病残而又自愿做地方工作的同志，留在农村开展群众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情况下，“特委”根据镇雄实际，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在游击区内建立“白皮红心”政权，改造了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使之成为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

　　1935年6月，“特委”委员邹风平到罗坎后，即着手改造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工作，指示地下党员周一戎到县城活动，担任了镇雄第六区（罗坎区）李子乡乡长，建立“白皮红心”政权。此后，“特委”与思想开明的第六区区长王应崧建立统战关系，基本控制了当地地方政权。周一戎、王应崧为“纵队”提供粮食，采购弹药，保护游击队队员家属。邹风平与王应崧商议后，还在当地创办了锦庄小学，由邹风平、周一戎任教。锦庄小学的学生部分参加了“纵队”，有的经过培养还被地下党镇彝威支部吸收为党员。1937年，驻罗坎滇军准备逮捕邹风平，王应崧、周一戎冒险将其送出镇雄。王应崧因此被捕，后经多方周旋，方得释放。

　　“特委”在镇雄开展社会调查，发现镇雄少数民族90%是贫雇农，其中还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官家的奴隶。但是，由于汉族封建统治势力的歧视和压迫，又使他们敬畏官家，对少数民族上层具有一定的依附性。针对这一特点，“特委”8月31日在母享召开会议决定：（1）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平等。（2）教育少数民族官家要体会农民困难，改善农民生活。（3）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奴役、虐待少数民族的政策。1936年夏，“特委”在花朗坝做了当地女土目的工作，这位女土目欢迎“纵队”到花朗坝，并在当地为“纵队”筹集粮食，掩护“纵队”，使花朗坝成为“纵队”隐蔽休整的据点之一。“纵队”还向附近乡保长做了大量工作，控制了这一带乡政权。“纵队”在罗坎、花朗等地公开扩红。

　　抗日救国军三支队和母享游击队也在母享、黑树一带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并决定在边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各级革命政权。中旬，奉命在镇雄母享、黑树、鱼洞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国军三支队同当地乡长朱堂甫、张开富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控制了当地基层政权。此后母享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继续与张开富等人和以勒、林口、母享一带的乡、保长建立统战关系，控制了镇雄东南一带的部分基层政权。

　　1937年，原抗日救国军三支队四大队到红岩后，得到当地部分保长的支持，大队部就设在法窝保长童德举家。四大队物色思想进步、支持游击队的乡绅陈洪太，通过各种关系活动担任了红岩乡乡长，在红岩建了“白皮红心”政权。四大队还向坪上、牛场、安尔、以古等乡镇的区、乡、保长和彝族上层做了大量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并为四大队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镇雄第八区民团大队长吴学贤还派童德明率五六十人枪参加四大队，编为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四大队控制了红岩一带乡、保政权，为当地游击队员解除了家属被害的后顾之忧，红岩一带的农民青年纷纷参加到红军游击队中。四大队斗争失败后，红岩一带队员回乡，由于陈洪太等人的掩护，免遭反动势力的迫害。

　　1935—1940年，镇雄县辖8个区，94个乡镇和1个独立保，红军游击队在镇雄建立“白皮红心”政权有两个乡：第六区李子乡（今李子坝、茶蔚、落尾坝、粉壁一带）、第八区红岩乡（今红岩、老官房、岩洞脚、坪上一带）。通过统战工作，先后将国民党基层政权改造为两面政权的区有：第六区（治所设在罗坎镇，辖1镇13乡）、第七区（治所在牛场街，辖1镇10乡）、第八区（治所设在八卡街，辖11个乡）。除以上两区及所辖乡镇外，在其余6区所辖乡镇的两面政权有：第二区的法贡乡、永庆乡，第三区母享镇、跃东乡、镇边乡、黑树乡、清化乡、玉田乡、串九独立甲，第四区的花朗乡、林正乡、以勒乡、仕里乡、鱼洞乡，第五区的关雄乡，第九区的黄水乡、木着乡。

　　4.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开展群众性的抗捐抗税斗争

　　1936年夏，在“纵队”的宣传下，镇雄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抗捐抗税的斗争高潮。正如当时镇雄乡镇长报告中所说，镇雄人民“与匪（国民党政府对“纵队”的诬蔑，以下同——引者注）串连，招纳青年，暗自投匪，希以抵抗公务。……甲长等去追问，该民便去向匪控报首人搕伊，而匪军闻风，即派人指定一切当务前甲与乡闾邻等牵抢（原稿如此——引者注），自去年所收人民之款，都在追赔等语”。姜兆钦于7月任三区（母享区）区长后，撤销了玉田、耀东两乡追收积谷、烟税不力的乡长，并率团丁到各乡催收，还每亩加收烟税5吊。

　　为了支持人民抗捐抗税的斗争，“纵队”于8月30日袭击母享镇。此后又进驻花朗坝，袭击了附近土豪。10月30日，袭击大湾子，11月11日，再次袭击母享镇，攻克三区区公所，缴获长短枪40余支，大洋7000余元，打击了大湾、母享区、乡镇长和土豪劣绅。“纵队”在花朗坝、大湾和母享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策，号召当地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税。此后，镇雄抗烟税、积谷的斗争掀起高潮，连省禁烟局也称，镇雄各区所欠烟税，“为数之巨，不独为全省之冠，实属吓人所闻”。

　　1937年，原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四大队以坪上红岩为根据地，在坪上、以古、场坝、花山4个乡和五德、牛场两个镇的部分地区开辟游击区，先后袭击彝良油房沟土豪潘保董、镇雄豆戛寨土豪陇小官（陇吉昌），攻克不听劝告、誓与游击队为敌的镇雄八区区长黄树贤碉楼和赫章可乐区公所——水营头，并将当地土豪的粮食、猪肉、衣服、大洋、铜元等大量浮财分给群众。

四、开展反围剿斗争

在开展反蒋介石布置的对纵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中，除上述阮、陶部受到重大损失外，1936年9月上旬，“纵队”在镇雄罗坎宋家湾、茶硬坡一带休整时，遭滇军安恩溥旅补充队袭击。11月1日拂晓，又在镇雄花朗坝遭滇军安旅田福伍营、镇彝威独立营袭击。“纵队”三个大队分头抵抗，利用有利地形，阻击击毙滇军多人，“纵队”牺牲20余人。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川滇黔三省军阀加紧了“围剿”。云南方面，滇军安旅田福伍营以3个连及镇彝威独立营尾追“纵队”，1个连驻朱家山截断滇川通道。1936年11月中旬，“纵队”先后在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水潦、海子坝等地遭敌袭击，转移到镇雄与威信交界处的大雪山隐蔽。滇川之敌天天搜山，11月26日，“纵队”转移至花朗坝野腊溪，又遭滇军田营袭击，20多名战士牺牲，女红军阚世英、李桂英被捕。主要领导人龙厚生等10余人突围转移到威信水田寨。1937年1月，龙厚生等“纵队”主要领导在水田寨遇害，“纵队”停止活动。

　　“纵队”在“特委”的领导下，在川滇黔边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开辟革命根据地，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完成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纵队”主体停止活动后，“纵队”在镇雄播下的火种在镇雄人民的支持下，在边区继续开展反“围剿”的斗争，坚持斗争到1941年。

　　1936年10月，原阮俊臣部四大队100余人在叶少奎等人率领下，转移到母享、黑树、鱼洞一带坚持斗争，先后在镇雄黑树、陇东湾一带多次击退民团和镇彝威独立营的进攻。11月初，在威信黄连坝诱敌深入，伏击击退滇军镇彝威独立营及镇雄、威信民团，击毙击伤敌多人，俘敌排长以下1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子弹2000余发，大洋1000多块。12月初，在母享串九青龙山被毕节保安二团、四团和专员公署独立营1000余人围困，突围转移到熊贝一带，又在果珠摆柳坪击退镇雄民团进攻。

　　四大队在坪上红岩建立根据地后，在滇黔边开辟游击区，击退当地民团的多次进攻。1937年5月中旬，滇黔之敌组织对四大队的“围剿”，滇军安旅一部进驻彝良奎香，黔军一部进驻赫章可乐，镇彝威独立营进驻坪上，从东、西、南三面向游击队发起进攻。四大队转移到老毛姑林海中与敌周旋，在滮水岩遭滇军安旅袭击。此后又在镇雄、毕节交界的黄泥坡，伏击击退镇彝威独立营及民团，毙敌排长以下8人，伤敌10余人，缴获步枪七八支。

　　10月下旬，参谋长王本渊到红岩，传达阮俊臣要抱定抗日救国军的革命宗旨，宣传组织群众，组织整顿队伍到贵州会师，建立新的游击区，适当时候，参加抗日的指示。此后，游击队西进贵州，毕节专员何朝宗奉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命令，率毕节保安二团和黔西、大定、毕节保安队尾追游击队。12月7日，游击队在贵州大方草坪伏击敌人，毙敌80余人，俘敌9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余支，子弹5000余发。1938年元月初，游击队在无法与阮俊臣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回师镇雄。3日，击退毕节保安二团袭击后，西移至大方革左。4日凌晨，被保二团围于革左，阵亡100余人，叶少奎牺牲。此后，游击队一部回红岩，一部转移到镇雄中屯郭家河。4月，铁军鳌叛变，游击队骨干王松柏等全部牺牲，其余队员停止活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黄华先等人将游击队“上打贪官污吏，下打土豪劣绅”的口号改为“打倒卖国贼，驱逐洋鬼子”，在镇雄一带宣传抗日救国。并采取寓兵于农的办法，将队员分散回家，隐蔽待命。

　　游击队虽然停止活动，但国民党镇雄县政府却对游击队加紧“围剿”，游击队在艰苦的环境中，被迫开展反“围剿”的斗争。1938年6月，县政府调集民团，发起进攻。游击队先后在硝林、玉田麻柳湾、茶木老鸦坝等地与敌激战。此后，镇彝威独立营及民团又多次袭击游击队。8月上旬，游击队被围于法贡梁子激战，牺牲十余人，大队长周海云等5人被俘遇害。11月上旬，游击队被困于泼机月亮山，迂回战斗百余里，多数被打散。15日，又在威信水田寨被敌包围，突围后一直退到川滇交界的四川水潦，才摆脱敌人追击。此后，游击队余部数十人隐蔽于以勒、母享、干秋一带农民家中，又遭民团捕杀。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2月10日，镇雄县政府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清剿”游击队的具体方案，布置各区常备队配合独立营“清剿”，游击队在大湾、母享、坡头、泼机一带多次遭到常备队袭击。5月，独立营及常备队近两千人将游击队围困于母享天凼，游击队阵亡多人，大队长李廷珍等13人在突围中被俘遇害。

　　1939年夏，黄华先与阮俊臣在毕节城内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的游击队，做好必要时开赴前线抗日的准备。1940年，蒋介石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加紧“清剿”游击队和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面对严峻形势，纵队贵州游击支队政委阮俊臣、母享游击队主要领导黄华先等人加强联系，准备随时应付突然事变，并与中共川南地下党员唐昌、许智取得联系。9月初，两支游击队的主要领导30余人在毕节召开会议，作出不能放弃革命武装，在镇雄、毕节交界一带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密电镇雄县政府加紧对游击队剿办，限期肃清。

　　镇彝威独立营及民团加紧“进剿”，贵州毕节方面，也派保安二团、四团“协剿”。母享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与敌周旋，11月26日在四川水潦箱子厂击溃毕节林口民团800余人的进攻。12月初，在威信石坎子遭镇彝威独立营袭击。12月中旬，昭通护卫团一个高炮连、两个机枪连、四个步兵连到镇雄，与毕节保安二、四团，在镇彝威独立营和镇、毕交界一带数千民团的配合下，“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各部分别在镇雄、毕节交界的关门山、菖蒲田、水箐口等地与敌激战，伤亡惨重，第三大队一百余人全部阵亡。1941年2月，游击队被敌围于母享刘家山，突围中受到较大损失。3月，主要领导黄华先等人先后遇害，剩余队员停止活动。

五、反“围剿”斗争中镇雄各族人民的贡献

红军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不断发展壮大，在镇雄坚持斗争长达7年之久，是与镇雄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分不开的。

　　镇雄根据地内的人民群众向红军和红军游击队输送了大量人员。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镇雄，镇雄有30多人参加红军。1935—1941年间，镇雄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人数达二千人以上。当时镇雄的乡镇长等人也在报告中反复强调：镇雄“匪风愈盛，遍地萑苻”，“人心愈变，依匪愈坚”，“眼前人民，多已改俗投匪”。在反“围剿”斗争中，有不少人在战斗中牺牲。游击队停止活动后，不少人又遭到敌人的搜捕和迫害。

　　在反“围剿”斗争中，镇雄各族人民为红军、红军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给养和日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镇雄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但红军长征到镇雄，人民把珍藏的粮食、油、肉拿出来支援红军。1937年春，贵州游击支队四大队数十人到红岩隐蔽，当地农民尽其所有，把粮食无偿地供给游击队，使游击队渡过难关。活动在镇雄东半县的母享游击队，其给养主要是依赖于当地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特别是1939年以后，游击队根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有关方针政策，与当地社会上层广泛建立统一战线，未打过一家大户，上千人所需的上百万斤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由当地各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筹集提供。不少小商小贩冒着生命危险，把食盐、电池等日用品运到游击队隐蔽地点，卖给游击队。

　　在反“围剿”斗争中，镇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提供情报、送信、带路，并为掩护红军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使游击队多次转危为安。1936年10月，在敌人对“纵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中，“纵队”在镇雄花朗坝遭滇军袭击，形势十分危急。“纵队”转移时，遇到奉滇军命令参加阻击、把守要隘的花朗坝余氏女土目，余放过“纵队”，并令团丁向天鸣枪。滇军追到，又把滇军指向与“纵队”撤退相反方向，使“纵队”安然脱险。1937年春，敌人到坪上“围剿”四大队时，游击队员隐蔽到山林中或农民家中，统战对象吴学贤等人多次出面周旋，向“进剿”滇军提供假情报。5月中旬，四大队被滇军、民团围困于老毛姑林海中的20多天里，当地农民随时向四大队提供敌情，并把炒面等熟食品送给四大队。母享游击队“寓兵于农”，队员分散隐蔽于以勒、母享、林口一带农民家中，在当地农民掩护下，多次免遭敌人迫害。

　　在镇雄人民的掩护和治疗下，不少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免遭杀害，恢复健康后重返前线。在镇雄流传着《门前人》《虎口余生记》等群众掩护红军伤病员的动人故事。据统计，失散在镇雄的红军战士有13人在群众掩护下安然脱险。

　　1936年后，游击队在镇雄战斗频繁，战斗中的伤员，多数由群众和统战对象掩护治疗，痊愈后重返游击队，坚持斗争。

　　广大群众和统战对象还设法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在反“围剿”斗争中，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游击队送水送饭、送弹药，出谋献策。广大妇女群众还为游击队员缝补衣服，做鞋做袜。

六、1943年后中共镇彝威支部的活动和镇雄人民的反蒋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斗争遭到挫折，但革命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镇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43年10月后，云南省工委先后派党员方在光、陈季伯、罗文贤、宗大勇等人到镇雄罗坎一带开展工作，并于1947年5月成立中共镇彝威支部，在镇彝威结合部开展学运、青运和农运，建立革命武装，为和平接管镇雄、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党的影响下，1949年5月，王培芳等人组织的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1800余人在镇雄一带公开行动，原红军游击队的不少队员，又参加了这支革命队伍。这支武装活动到7月中旬，先后攻克镇雄泼机等12个重要集镇和威信县城，有力地打击了边区反动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