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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娜在希望之乡》中母女矛盾再探析

时间:2023/11/9 作者: 世界文学评论 热度: 20943
刘昕丹

  《梦娜在希望之乡》中母女矛盾再探析

  刘昕丹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作品通常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在第二部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中,作者着重描写了海伦和梦娜之间的母女矛盾。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经历,本文指出这一矛盾反映了两个更深层次的内涵:其一是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冲突,其二是任碧莲与其他华裔美国作家的创作分歧,即以血统为主和以文化为主的创作之间的分歧。

  《梦娜在希望之乡》 母女矛盾 文化冲突 创作分歧

  Author: Liu Xindanis from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梦娜在希望之乡》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第二部小说,母女矛盾是其主题之一。小说中的华人母亲海伦坚持用西方模式教育自己的孩子——梦娜和凯莉。然而,由于在白人文化中格格不入和对自己中国身份的不满,梦娜选择做一个犹太人,这一举动大大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结合任碧莲的社会经历和小说的写作背景,本文指出,小说中的母女矛盾包含两层隐喻意义:一方面它代表了主流社会白人至上的种族理念和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任碧莲与其他华裔美国作家创作理念的分歧,后者在作品中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任碧莲则注重文化在少数族裔的身份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母女关系是女性华裔美国作家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汤婷婷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在这类作品中,身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坚持用中国传统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她们教孩子说汉语,写汉字,还常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故事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过去,记住自己的“根”。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主人公们一时难以接受这种中国式的教育,但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磨合中,她们对自己的中国身份有了不同程度的接受和认可。相比之下,《梦娜在希望之乡》中的母女关系更为复杂。同为第一代移民,海伦从不让梦娜和凯莉说中文,写汉字,不会给她们讲中国故事,更不担心她们会忘记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海伦唯一的希望是用美国化的方式把孩子们教育成“典型的美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行动上海伦提倡西方的教育模式,但在思想上她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这种不一致加剧了海伦与梦娜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梦娜身份的缺失。从《典型的美国佬》可以看出,在到美国之前,海伦的生活就已经被西化了:吃西餐,上教会学校,过圣诞节等。到达美国后,她逐渐融入美国的生活,成为“典型的美国人”。尽管如此,海伦却是“美国环境,中国性格”的典型代表,在她看来,父母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将孩子送入大学,而孩子们则应该“记得父母工作的不易”,并且“用全优的成绩来报答他们”她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父母并讨他们欢心。一边是美国对自由的召唤,一边是中国式父母的严苛,在这两种身份的不断斗争中,梦娜和凯莉逐渐迷失了自我。在难以融入主流文化的时候,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孩子会求助于自己的中国身份,至少它是明确的、稳定的,而对自己母国文化一无所知的梦娜和凯莉却不知所措。

  身份的缺失促使梦娜和凯莉开始寻找新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美国人”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她们与母亲的矛盾不断加深。海伦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而在梦娜看来,“做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49)。

  为了反抗母亲的限制,梦娜先后尝试了中国人和犹太人两种身份。八年级的时候,梦娜发现异域风情是吸引大家注意的好办法。于是,她试着给朋友们讲奇怪的故事,比如,在中国人们喝一种茶会怀孕,有些地方的人会生吃猴脑等。虽然这些故事一度让梦娜感“自己是有价值的”(8),但是她的把戏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些流于表面的东西不能赋予她真正的身份,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是谁。

  放弃了中国身份后,梦娜选择了犹太身份。这一选择看似随意,但她并非“碰巧选择做一个犹太人”(49)。犹太人是美国这个“希望之乡”最令人羡慕的少数族裔,他们经济上的成功赋予他们自由和自信,他们从来不会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感觉自己低人一等。此外,做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孩子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而做一个犹太人则意味着拥有问问题的权利,这是很多人梦想的自由。更最重要的是,做一个犹太人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在一次采访中,当任碧莲被问及为什么把自己名字任莉莲改为任碧莲时,她这样回答:“我认为我改名字表明这样一个时刻,我发现写作就是解放。我发现只要我还能写故事,我就能创造任碧莲这个自我。”同样,梦娜将自己的身份改为犹太人也赋予了她找到真正自我的自由,对于陷入身份困境的她来说,这一点显得弥足珍贵。

  二

  海伦和梦娜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真正的美国身份”,它意味着“美国身份是什么”还是“人们希望美国身份是什么”?对于海伦来说,答案是前者,美国身份就是少数族裔不断被同化,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而对于梦娜来说,身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它是流动的、可变的,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适合自己的身份。从这个层面上说,小说中的母女矛盾又是“白人至上”的主流社会和多元文化之间矛盾的一个隐喻。

  在小说的开始,在好朋友芭芭拉的影响下,梦娜决定把自己的身份改为犹太人,但是“她却一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44),尤其是她的妈妈。当梦娜被迫说出这个消息时,海伦觉得受到了侮辱。“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会令家门蒙羞的”,“你怎么能成为一个犹太人呢?中国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45)。虽然这样说,文章的细节表明,海伦从未想过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中国身份,当凯莉决定在哈佛学习汉语的时候,海伦和拉尔夫张都认为这“完全就是浪费时间”(129)。当海伦得知凯莉在哈佛的室友是个黑人的时候,她自我安慰道,为什么凯莉这么好的女孩就不能跟黑人住一起呢?尽管如此,她仍然想方设法要帮凯莉调换宿舍。后来,当海伦发现梦娜在和一个日本男孩交往时,她生气地把男孩赶出了自己的家门。

  海伦的行为是受她所谓的“典型的美国人”这一想法的影响。在她看来,做一个美国人就是做一个白人,而非一个犹太人、黑人或日本人。一个少数族裔的人可以被同化成白人,但他不可以被同化成其他少数族裔的人。她害怕自己的孩子跟少数族裔的人在一起后,会离“典型的美国人”越来越远。海伦这种“白人至上”的观点与她在美国的经历密不可分。一方面,成为白人可以得到相应的安全和物质回报,这一点鼓励人们学习白人;另一方面,海伦和拉尔夫张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并成功入住“模范民族”犹太人的社区,这种物质上的成功使他们更加确信自己能成为“典型的美国人”。

  从《梦娜在希望之乡》的出版背景可以看出,海伦和梦娜的行为是20世纪末少数族裔对美国本土主义的不同回应。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里根和布什政府没有兑现选举前的改革承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倒退。正如历史上许多相似的时刻,少数族裔再次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种攻击既发生在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也发生在少数族裔之间,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是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暴乱,在经济危机和政府宣传的影响下,黑人和白人之间发生了冲突。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187号提案》加剧了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敌视。这一提案禁止非法移民享受非紧急医疗服务、公共教育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比特·布莱梅罗的新书《被异化的国家:关于美国移民灾难的常识》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作者指出当前的移民造成美国的高犯罪率、医疗保健危机、教育危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他甚至耸人听闻的指出大批的移民“会改变——最终甚至会毁灭整个国家”。这些观点成了“把族裔的他者变成替罪羊的温床”,“那些享有种族特权却又面临着经济上的失败和不稳定”的白人开始把自己的仇恨和愤怒转嫁到“外来者”身上。

  面对白人的仇视,部分少数族裔选择融入主流社会,而另一部分人选择挑战白人的权威。在《梦娜在希望之乡》中,海伦选择被同化,梦娜选择对多元文化的认可。任碧莲将故事的背景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梦娜和她朋友们的“身份转换闹剧”就容易被接受了。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这样描述美国的60年代:

  六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自争自强的冲动——追求自我解放的冲动,具有治疗效应的自我完成的冲动——并不局限于个人生活,甚至也不局限于小说家、诗人或记者。这种冲动还体现于团体叛逆的言行和战斗性集体意识的爆发(特别是在种族集团中)。

  这一时期,受黑人反抗思想的鼓舞,其他少数族裔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然而,与黑人“以黑为美”的反抗方式不同,任碧莲的人物用转换身份的方式来挑战“真正的美国身份”,打破各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对于他们来说身份是一种文化产物,人们可以选择任何适合自己的身份。

  梦娜的身份转换表面上看是一种青春期的叛逆,实则是一种谨慎的身份选择。在小说的结尾,梦娜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她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Changowitz”。当特蕾莎问梦娜是否是认真的时候,她回答说“如果她想的话,她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名字”,“这比什么都重要”(303)。小说的结尾暗示了梦娜和海伦的和解,海伦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梦娜身份选择的胜利。

  三

  考虑到任碧莲的创作理念,《梦娜在希望之乡》中母女矛盾也象征着任碧莲与其他华裔美国作家在创作上的分歧,即文化指向型和血统指向型创作之间的分歧。《梦娜在希望之乡》发表以前,华裔美国文学的创作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即认可自己的中国身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创造新的身份。作为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代表,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充分肯定了自己的中国身份,这部自传性作品延续了李恩富之前的创作理念,作者以宣传正面的中国形象为目的,从不同角度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在美国反华情绪日盛的时刻,这部作品纠正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让人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后来,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开始关注同化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虽然作者指出小说旨在“让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但小说的细节表明,它讲述的是少数族裔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模范族裔”,进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的过程。虽然作者试图用“异域风情”吸引西方读者,但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对中国文化的回归表明,要融入主流社会,少数族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华裔美国作家创作的第三种模式是构建新的种族身份。在短篇小说《一个欧亚人精神作品集里的几页》里,伊迪斯·伊顿(水仙花)提出了“欧亚人”这一词语。她试图通过“把右手给西方把左手给东方”这一理念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平衡。华裔作家赵建秀则主张构建亚裔美国人身份。这一身份有利于“团结各种亚裔美国人的声音或者识别那些服务于压迫或搞分裂的主人们的人”。然而,由于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的差异,这一设想注定难以实现。

  上述作者的写作理念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血统指向型的。他们无法离开血统来界定自己的身份。相反,任碧莲的小说更倾向文化指向型。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沃纳·索勒斯的“血统”和“许可”加以区分。索勒斯指出:

  人类学家将血统关系定义为一种(以血缘和天性为主的)实质性的关系;而许可关系则是一种“法律”或“姻缘”关系。血统语言强调我们作为继承人的立场,我们的遗传品质,我们的责任和权利;许可语言则强调,作为成熟自由主义者和“人类命运的建筑师”,我们有选择自己的配偶、命运以及政治体系的能力。

  在任碧莲看来,“许可”意味着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每个族裔群体都是自己的种族经历和周围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种族身份的权利。任碧莲的多元文化身份的理念不但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地方主义做出了回应,她也阐释了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的新含义,为其他少数族裔的身份构建提出了指导和借鉴。

  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任碧莲小说的重要主题。在她看来,家庭是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缩影。以这些主题为出发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一个族裔群体该如何在社会上生存,一个个体如何在世界上生存。从《典型的美国人》中的身份同化,到《梦娜在希望之乡》中的身份转化,再到《世界与小镇》中的种族间异化的不断消解,任碧莲一直在关注着身边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虽然她与其他华裔美国作家的创作理念不同,但他们都在为少数族裔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处于同一行列的。

  注解【Notes】

  ①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New York: Knopf,1996, p.29.以下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做注。文中所引英文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笔者翻译。

  Th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Gish Jen usually explores various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In her second novel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Gish Jen mainly talks about the mother-daughter con fl icts between Helen and Mona.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 the present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se con fl icts re fl ect two profound meanings: one is the con fl icts between the white-supremacy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the other is the cre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Gish Jen and other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that is, the ancestry-oriented creation and the culture-oriented creatio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mother-daughter con fl icts cultural con fl icts creation discrepancy

  刘昕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Jen, Gish. "MELUS Interview: Gish Jen." Asian Perspectives,1993, 18(4), pp.111-120.

  [2]Brimelow, Peter. Alien Nation: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s Immigratio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95, p.xvi.

  [3]Sanchez, George J. "Face the Nation: Race, Immigration,and the Rise of Nativ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pp.1009-1030.

  [4]约翰·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5]黄玉雪:《华女阿五》,张子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6]Eaton, Edith Maud. "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in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Ed. Amy Ling and Annette White-Parks.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p.123.

  [7]Sumida, Stephen H. "Centers Without Margins: Responses to Centris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1994, 66(4), pp.803-815.

  [8]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p.6.

  Title:On the Mother-Daughter Con fl icts i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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