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布朗德》《群鬼》《罗斯莫庄》为例
王金黄
本文以《布朗德》《群鬼》《罗斯莫庄》三部戏剧为例，分别从基督信仰与世俗生活的伦理冲突、宗教伦理的人性复苏以及宗教伦理意识的衰退与淡化三个层面入手，重点分析易卜生作品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牧师形象：布朗德、曼德牧师和罗斯莫。他们身上被赋予了耶稣受难般的悲怆命运和追求理想的献身精神，集中体现了易卜生在不同创作时期对人神关系、信仰与自由等宗教伦理问题的探究和思考。其背后蕴含着宗教美德典范被普世化伦理吸纳与合流的趋向，也反映出基督教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
易卜生 牧师 宗教伦理 人本主义 世俗价值
Author: Wang Jinhuangi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Nordic Literature.长期以来，基督教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作为官方与民间普遍信奉的主流宗教，它往往直接参与到各国的政治活动之中，并对西方的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影响；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宗教信仰贯穿了人的生老病死。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曾自喻为“牧羊人”。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牧师成为负责指引和带领其他基督信众的高级专业人士，是“基督教新教大多数宗派中主持宗教仪式、管理教务的人员”，其社会地位并不低于政府官员、金融资本家，而像他们一样是某些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易卜生在戏剧中设置和塑造了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像贩夫走卒这样的小人物，但着墨最多地还是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他们几乎成为易卜生所有戏剧的主角担当；而在这一类人物群像里，牧师形象又显得格外突出和引人注目。与他笔下的其他中产阶级相比，虽然牧师与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医生、艺术家、庄园主一样都处在同一阶层，然而他们却肩负着与众不同的伦理职责；牧师守护和保卫着普通民众的精神信念，是人间尘世里一道强有力的思想屏障。那么，易卜生希望通过剧中不同的牧师形象传递出什么样的宗教蕴含和伦理价值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进行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对易卜生戏剧众多人物梳理之后，笔者发现除了《培尔·金特》中那位主持葬礼、不知姓名的牧师之外，《布朗德》中的同名牧师布朗德、《群鬼》中的曼德牧师以及《罗斯莫庄》里的罗斯莫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牧师形象。首先，这三位牧师在各自所属的戏剧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几乎每一幕都会出现，积极推动着戏剧情节的展开，甚至他们本身就是戏剧的主人公，如布朗德和罗斯莫。其次，这三部戏剧由易卜生创作于不同的时期，对应着早期、中期、后期，分别呈现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三种创作上的审美方式和美学观念。因此，从《布朗德》《群鬼》和《罗斯莫庄》来着手分析，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易卜生戏剧中的牧师形象及其背后的宗教伦理蕴含提供有力而充分的文本例证。
一、基督信仰与世俗生活的伦理冲突
在易卜生戏剧里，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社会之间以及人物自身的思想矛盾和现实冲突随处可见。牧师形象也是如此，他们并不因为信仰与侍奉上帝而能够得到身心的解放和灵魂的舒畅；相反，牧师以其传播教义和上帝福音的特殊职责形成了他们在尘世间的教务束缚与道德羁绊，主要表现在基督信仰与世俗生活的伦理冲突之中。虽然我们发现易卜生戏剧里的其他普通信众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都没有像牧师那样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代表性，这是由他们的职业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上帝与万民之间维系伦理关系的桥梁和中介，信仰与现世的伦理冲突在牧师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呈现。概括来说，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牧师在面对传教活动和家庭日常生活时，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同于行政官员攫取职位、商人追逐资产利益，“‘牧人’一词谈的是责任，更甚于权利和权力”，因此，牧师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不直接参与政治选举、社会管理以及经商贸易等涉及上层权益的事务；然而，他们却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家庭以及关系密切的亲人，如：布朗德、罗斯莫；同时，“羊群须追随牧人”，“牧人首要的责任是照顾羊群，而非剥削、虐待”，所以保佑和照顾信众的伦理义务也是牧师必须履行和实践的。在《布朗德》这部戏剧中，布朗德除了致力于追求上帝和真理之外，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和妻子阿格奈斯生育了小渥尔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一位分开居住、平时从不联系的母亲；但当母亲临终前让医生传话给布朗德希望能够见其最后一面时，竟然被他一次次果断地拒绝了。从牧师角度来看，母亲自然也是众多教民之中的一员，布朗德之所以不愿意赐福给这位临终的老人，是因为母亲不愿意奉献出所有的遗产给上帝使用。不过，笔者在文中却找到了另外一条线索：在阿格奈斯反复劝说丈夫回心转意去看望他那久病的母亲时，布朗德是这样回答的：“从前我对爱一无所知。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爱过我。偶尔从灰烬里燃起一点点火焰，他们也会把它扑灭”，由于母子关系淡漠而造成的情感伤害才使得布朗德在潜意识深处不愿谅解，甚至怨恨她。由此来看，这场母子冲突似乎只是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然而，进一步分析就能发现这是易卜生有意设置的烟幕弹，信仰与世俗的伦理冲突正在逐步由表入里，紧接着是渥尔夫病死、阿格奈斯离世，渐次占据了布朗德的内心，“我只知道上帝的爱”，“这种爱不是软绵绵的一团和气。它是严酷的，甚至意味着死亡的恐怖。它给人爱抚，却留下创伤”。同时，布朗德以上帝手中的“苦酒”来自谓他在坚守上帝之爱与“护妻育子”之间进行伦理选择的精神苦闷。其二，牧师对教义的信奉与民众现世福祉的背离。一般来说，万民是上帝的子民，基督教义在本质上积极维护信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牧师在宣讲、解疑、指导、践行教义教旨的过程中起到彰显上帝之光的示范作用，给民众以必要的信念。但有时也会有所矛盾，在《圣经》里“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使其陷入伦理两难之中，虽然上帝只是在考验亚伯拉罕，但他确实已经做好了牺牲爱子的准备（《创世记》 1—19）。这一伦理类型的母题叙事在易卜生戏剧里得以被继续演绎，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布朗德》中的群众早已经受不住山上环境的恶劣，纷纷放弃寻找教堂的事业；即使坚持到最后的布朗德，也对自己“全有或全无”的宗教信念有所动摇。而《群鬼》里面的伦理冲突则更加贴近现实，令人震惊。虽然曼德牧师不是该剧的主人公，但却是一位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他在第一幕就出场了，并且一直到剧终都颇受欢迎。他不仅随时传教，而且能够在传教的过程中给人带来思想上的信服力和精神上的影响力。同时，曼德牧师与上下两个不同阶层都有着生活上的紧密联系，对每一个人的心理困惑乃至每个家庭的烦恼琐事都了如指掌，他的言行直接关切甚至决定着剧中所有人的尘世幸福。在面对无爱的婚姻和丈夫阿尔文的多次背叛时，阿尔文太太大胆地向曼德牧师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希望通过得到他的道义支持而重新获取生活的自由；侍女吕嘉纳也有求于他，期待着他能给自己找个“合适的事儿”。与阿尔文太太的诉求相比，吕嘉纳则明显倾向于物质性的福利。然而，她们都没有从曼德牧师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想在这个世界上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现。咱们有什么权利享受幸福？咱们只能尽自己的义务”。他让阿尔文太太重回婚姻的噩梦，让吕嘉纳落入继父的魔爪，沦为妓女，对于教义的固执使他与信众的福祉完全背道而驰，产生了极不相称的伦理效应。其三，牧师的自我意识与上帝之间伦理关系的失衡。不同于前者，这种伦理冲突隐晦于罗斯莫的内心变化，不易在文本中察觉。在《罗斯莫庄》里，吕贝克“被她的养父维斯特大夫培养成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和藐视一切清规戒律的人”，“她把那种基于宗教信仰的道德观念置于生活理想的一旁”，自从她到来这里之后就开始慢慢改变“罗斯莫庄的气氛”以及罗斯莫的道德观念，愈发促进了他原本就有的开明思想；但却严重违背了罗斯莫庄的传统和信奉上帝的义务。是自我独立还是服从教义像两个不容忽视的砝码横放在罗斯莫面前，人神关系的微妙改变持续引发着他在道德上的暧昧不明与迟疑不定，这也为人性的回归埋下了伏笔。二、宗教伦理中人性的逐渐复苏
无论是布朗德、曼德牧师，还是退职了的罗斯莫，他们基本上都以上帝的旨意而行事，并以此来规划指导自己的人生和祈愿，在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严肃与认真蕴含了基督教神学伦理的内在特质。具体来说，布朗德的谦卑与誓愿，曼德牧师的感恩与顺从，以及罗斯莫的喜乐与盼望，全部体现了他们与上帝来往交通的品质与德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把依靠上帝作为生活和情感的全部来源和最终归宿，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牧师乃至所有基督教徒的人格独立和人生价值，极大地遮蔽甚至抹杀了人类特有的属性——人性，它既不同于以生存和繁殖为本能的兽性，也不完全是超越物质、寻求终极意义的神性，大抵上可以理解为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统一。作为上帝与尘世间的连接渠道，牧师身上的人性最为复杂多变，时常面临着“是生存还是毁灭”的信念考验和心灵挣扎。首先，对待爱情问题。布朗德与阿格奈斯由相识、相知再到相恋，一切水到渠成，可以说他们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将人性的美好展现得一览无余；而渥尔夫就是两人的爱情结晶。正如布朗德所言：“我往日压积在胸中的全部柔情，好像都是为了珍藏起来，化作金色的光轮，罩在你，我的好妻子和他（指布朗德和阿格奈斯的儿子小渥尔夫）的头上。”（第三卷 191）但是每当他为上帝的大爱事业苦苦思索之时，就会对自己的俗欲之爱产生自责和诘问，“谁走的离家最远？是那无忧无虑的，头上戴着花环，一路打闹到最陡峭的断崖边沿？是那顾虑重重，步履迟缓艰难，不敢越陈规陋习一步？是那野性难驯，无法无天，把丑恶看成美好？”（第三卷 166）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合理地印证了布朗德正在被这些“结成联盟的三种敌人”所裹挟，迫使他将人类最深沉的情感让位给了上帝的绝对意志。而罗斯莫则表现出与之相反的爱情路径：他与前妻一直默默遵守着基督教义的婚姻约束，直到吕贝克的出现，才发现爱情的美妙，他毅然卷入了这场感情的风波。曼德牧师丝毫没有布朗德那样痴狂，也绝对没有罗斯莫如此反叛，他对待阿尔文太太的爱情是谨小慎微的，愿意把爱化成帮助她的具体行动；当阿尔文太太要亲他时，他又像个大男孩一样被吓跑了，通过这一风趣可爱的细节可以看出人性就深藏在曼德牧师的内心里，不时地以传教感化的交流方式显露出来。其次，在对待信众的态度上，布朗德是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事物或事态才是终极的或者内在的善？”，“最终的善是存在于对上帝的膜拜和绝对服从之中的，这种与上帝的关系将最终给服从者带来无尽的幸福”，这种逻辑以神学思维为导向，泯灭了凡人的正常意识；包括家人在内，他对追随的基督教徒只是不停灌输空洞的信念，仿佛面对的是没有生命表征和思想感受的空气。长期生活在民众之中的曼德牧师也有类似的倾向，比如：冷酷地妄断和评判阿尔文太太的婚姻有没有违背法律和秩序。“这是你的义务”成为他个性化的口头禅，不过他也“时常想这世界上作怪害人的东西就是法律和秩序”（第五卷 250）；并在聆听他人诉苦的过程中给予精神上的指引或物质性的照顾。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有时甚至还会导致他者陷入新的伦理困境，但是对于曼德牧师圣徒般的温情和慷慨的帮助，他们都以感谢和敬重作为回报。但在《罗斯莫庄》中，我们却几乎找不到与牧师所对应的教众，一方面是因为罗斯莫已经退职，更主要的是他把每一个人都视为具有独立意识的自由人，这是从吕贝克小姐身上得到的启蒙。所以，在罗斯莫眼中无所谓信众，况且自己也早已不是牧师，救赎他人不如自救。第三，在对神性的反思上，有的学者指出《布朗德》“并非一部‘明确反对理想主义’、‘挑战人道主义’的作品，而是一部以悖反思维创构的复调诗剧”，“其中‘人道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声音反复响起，它们的交织、对比与抗衡”，“最后并无确定的主题和明确的意义”，这里暂且不论《布朗德》的主题和意义是否明确，但“人道主义”与 “神本主义”这两条思维结构却是值得肯定的。它们激烈的交锋和彼此的碰撞使布朗德这个虔诚的牧师变成了令人恐惧而冷血的非人，有力地传达出作家易卜生对人性之善的大声疾呼。同样，两者也一并呈现在《群鬼》和《罗斯莫庄》之中。表面上看，曼德牧师勤恳坚毅，对于基督的教义绝不敢有所僭越；但在私下，他那一本正经的使徒形象早已在“别人的意见”里露出滑稽之态，性格上的缺陷消解了神本主义的崇高和神学伦理的根基。相反，罗斯莫能够完全卸下牧师身份，和吕贝克一起凭借理性和智慧直面政治势力所代表的丑陋恶行。尽管克罗尔校长和摩滕斯果属于不同的阵营，但他们都秉持着马基亚维利的功利实用主义伦理观，认为分辨道德善恶是值得怀疑的，也是无效的，因此不予考虑，“人类行为的善和恶，完全是从他们作为达到目标之手段的技术能力这个角度来考虑，在这里就是维持政治上的势力”，可见“该种功利主义的标准是那些正好拥有政权的人的个人利益”。上帝从未赐给罗斯莫以抗争的力量，但是他听从了自由意志的人本主义诉求，与所爱之人共同赴死的伦理选择最终让他跳出了攻讦的黑暗泥潭，最终获得灵魂的安宁。三、宗教伦理意识的衰退与淡化
易卜生笔下的牧师所信奉的是基督新教，它以“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奠定了《圣经》的最高权威；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人神关系，打破教会和修道院的宗教专制，从下而上地摧毁神学统治的思想根基，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基督伦理的普遍约束力。其结果是“经过从宗教改革到福音运动的近400年时间，基督教渐渐从中世纪政治核心的地位退出，神职人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无法呼风唤雨”，即便基督教内部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这些努力都遭受了必然的失败”，“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随着基督教全面衰落时刻的到来以及启蒙运动影响下人性因素的不断觉醒，宗教伦理意识的衰退和没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其首要标志就是每个信徒都认为自己可以独自面对和处理与上帝之间的伦理关系，淡化或无视牧师的中介作用。在上帝是唯一立法者的道德模式里，正确的生活应该是服从上帝的生活；但是信众们取消和限制了牧师对律法、教义的解释权和执行力，从而导致他们在认识上的短浅驳杂与理解上的偏见歧义，这正是乡民们与布朗德在是否继续寻找新教堂这个问题上发生剧烈争执的深层动因和思想根源。以乡长、教区管事、小学校长为代表的个体信徒纷纷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把彷徨的众人拖入了伦理意识的混乱之中，而上帝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澄清和自明。当身处这种较为棘手的伦理情境时，曼德牧师不再像布朗德那样仅仅作填鸭式的教诲和宣讲，而试图采取反复周旋的策略。他清楚地了解这些民众身上肩负的苦难以及宗教情感的脆弱，随时可能会受到不良道德的氛围熏染，不能强迫他们做到自己这般正确无误。所以，他对有罪并且愿意忏悔的信徒待以宽容，如逃避婚姻的阿尔文太太、糊涂多事的安格斯川，都给予他们救赎自新的机会；也常常借助聊天的轻松场合把神律框架下的美德内容传递给众人，当发现阿尔文太太在阅读“思想反动”的书籍时，就及时告诫她要听命于耶稣基督的安排以保持思想的纯净；当吕嘉纳离开继父时，则委婉地劝说她要履行女儿的伦理义务。曼德牧师一方面从当事者的自身利益出发给予温和的意见，另一方面则从信徒的伦理身份考虑赋予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使自己的传道既有人情气息也很合情合理，即使油腔滑调的安格斯川也无法当面拒绝。那么，曼德牧师真的成功扭转了人们淡薄的宗教伦理意识吗？显然表面上似乎被接受了，但他们的内心和接下来的行动仍然各行其是，丝毫不能阻止宗教道德滑坡的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莫，他完全放弃了牧师之职，也抛弃了信众，甚至在自己心灵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也从未向上帝忏悔或祈祷过，这是一个非常反常且令人诧异的现象。他的退职并不意味着可以私自终结上帝与人的天然契约，牧师可以像行政官员、法官等职务那样具有规定的任期，但信仰和侍奉上帝是没有期限的，是需要终身投入的事业。然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发生在罗斯莫身上的变化则充分肯定了人的自主性，凸显着以人为本的世俗价值观，这是宗教伦理意识淡漠的第二个重要标志。回到《布朗德》中，宗教就是生活的全部，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惘只有信奉无上的基督才能得以化解和舒缓。对于信仰者来说，上帝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最好的回答：人们的行为和生存都受到全能至善的主的眷顾，其意义就蕴含在每一个人的信仰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布朗德与乡民们的争执并不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辩，本质上是基督信仰内部的分歧，尤其是在人神关系和伦理义务的认同上出现了差异。布朗德坚持“全有或全无”，只对上帝负责，寻找最宏伟的教堂才是信徒唯一的虔诚表现。以乡长、管事为首的乡民则认为“在这荒凉、闭塞、四周只见光秃秃的山岭的地方，一边是山、一边是峡湾的地方”，这座新建的教堂“宏伟得叫人吃惊”，尤其“对住在极北地区的人来说，简直是过于宏伟了”（第三卷 249）。所以对他们来讲，面临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谁要是要求比这更宏伟的教堂，我就认为这人不通情理”，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与基督伦理规范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人本伦理意识开始崭露头角，这就导致信众与牧师的分道扬镳。《群鬼》则更进一步，它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正在一步步脱离宗教伦理的调控轨道。“该剧的开场展示了一些在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语言修辞。恩格斯特朗德用的是委婉语和半宗教式语言，蕾姬娜则有些滑稽地试图在语言上尽量靠近小资产阶级风格。剧本显示了这些语言修辞如何表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种隐藏和欺骗的意识形态”；同时，“表明了被隐藏的事实真相的荒诞阴险”。人间的各种欲望一起蚕食并占据着信众的宗教伦理意识，尽管曼德牧师努力地填充这只废弃的蝉蜕，仍然无法遏制层出不穷的种种问题，他所秉持的“义务”随着孤儿院的焚毁而彻底地分崩离析。如果说我们尚且能够在《群鬼》中看到一丝神性庄严的残影，那么，《罗斯莫庄》则让读者领略到了上帝死去后的血性与严酷。每当罗斯莫想要躲进家族的传统之中，重新拿起牧师的防盾时，往往穷于应付政治势力的流言夹击。只有在与吕贝克这个自由的女人坦诚相待，赎回自主之身时才能真正掌握思想的主动权。这一切恰恰表明了诸如服从、希望、仁爱等宗教伦理典范的时过境迁，它们不得不被近代的平等、自由、博爱等普世伦理观所吸收和容纳。纵观易卜生生活的年代，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之时，科学技术常常伴随着教会组织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使基督教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广泛接受；同时，微观生物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快速发展又让基督神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危机，“上帝之死”的呼声喧嚣尘上。因此，易卜生将目光聚焦于当下人们的普遍心理以及广阔丰富的社会现实，密切关注世俗生活与基督信仰之间的伦理冲突。无论是布朗德、罗斯莫，还是曼德牧师，他们都分别呈现了易卜生在不同创作时期宗教伦理意识与人本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代表着他对神人关系、服从与自由等宗教伦理问题的深入探究和独立思索。与古典主义时期滑稽的“伪君子”相比，易卜生笔下的牧师形象又颠覆了教职人员被讽刺的喜剧化效果，赋予并彰显着耶稣受难般的悲怆命运与牺牲精神。虽然他们并不完美，难免有着各自的性格缺陷，但对待人生却持有非常严肃和认真的态度，时而让自己陷入侍奉上帝的使命狂热和义务繁琐之中，时而又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质疑和诘难。总的来说，《布朗德》《群鬼》《罗斯莫庄》三部戏剧既蕴含着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近代化过程中的诡谲与复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宗教伦理与世俗价值观念逐渐合流的历史现实。
注释【Notes】
①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易卜生戏剧中的宗教伦理思想及其价值”（项目序号：2016YBZZ098）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2016年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易卜生后期戏剧中人地关系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710）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②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三卷》，多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卷数和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③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五卷》，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卷数和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Based on Brand, Gengangere and Rosmersholm,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thical conflict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ecular life, humanistic resurgence of religious ethics, recession and dilution of religious ethical consciousnes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priests in Ibsen's works: Blanche, Priest Mande and Rosemo. They have been given the tragic fate like the cruci fi xion of Jesu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dedication, which embody Ibsen's exploration and re fl ection on religious ethical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belief and freedom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reation. It contains the tendency that the religious virtue model would be absorbed and merged by the universal ethics, and also re fl ects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bsen Priest Religious ethics Humanism Secular value
王金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北欧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页。
[2][英]莱特：《基督教旧约伦理学》，黄龙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3][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论〈罗斯莫庄〉》，《易卜生评论集》，高中甫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4]程炼：《伦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5]汪余礼：《〈布朗德〉：以悖反思维创构的复调诗剧》，载《长江学术》2015年第2期，第97页。
[6][美]布尔克：《西方伦理学史》，黄慰愿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7]孙坚、于馥华：《彼岸世界的幻化：西方人信仰的嬗变》，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
[8][挪威]Frode Hellad：《原始而强悍的批判：从〈群鬼〉看易卜生的政治观》，载《上海戏剧》2007年第11期，第23页。
Title:The Image of the Priest in Ibsen's Drama and Its Religious Ethics — In Cases of Brand, Gengangere and Rosmersholm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