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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比》中的东方形象考辩

时间:2023/11/9 作者: 世界文学评论 热度: 20950
张雅婷

  《阿拉比》中的东方形象考辩

  张雅婷

  詹姆斯·乔伊斯在《阿拉比》(1905)中讲述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都柏林,一个小男孩对朦胧爱情的浪漫追求及其幻想破灭的过程。小说中以“阿拉比”集市为代表的一系列东方形象既是男孩逃离现实的出口,而其最终覆灭也让男孩顿悟到他根本无法逃离当时的都柏林。根据巴柔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相关理论,乔伊斯在故事中建构并解构东方形象,并不单是为了言说或否定他者,而是对自身形象的延伸和拓展,达到描写现实的真正效果,使读者对都柏林一片喧嚣混杂、众生精神麻痹的生存状况有了更沉痛的认识。

  《阿拉比》 詹姆斯·乔伊斯 东方 形象

  Author: Zhang Yatingis from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前 言

《阿拉比》(Araby)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以下简称“乔伊斯”)《都柏林人》(Dubliners)中的一则短篇小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也是他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它由15篇短篇组成,每篇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种种弥漫在爱尔兰社会生活中的麻木和沉闷。《阿拉比》是集子中的第三篇作品,也是童年期的最后一个短篇,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孩子对朦胧爱情的浪漫追求及其幻想破灭的过程。

  国内对《阿拉比》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十几年来日益繁盛。其研究角度大致可分三类:①文体分析,如从叙事主体,象征艺术,写作技巧等角度进行分析。②成长主题,主要表现为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男孩的成长历程和解析小男孩“精神顿悟”。③文化分析,结合都柏林的城市文化、宗教背景对文本进行解读。此外,还有学者从接受美学和认知文体等角度对故事进行解读。

  在《〈尤利西斯〉中的东方想象与身份构建》一文中,刘燕在文章开篇首先分析了《阿拉比》,认为小说中的“东方”作为一种乌托邦想象,“为意欲走出现实迷宫的乔伊斯提供了一个无限伸展的空间可能性”,但文章并没有对《阿拉比》中的东方形象展开分析。除此之外,将故事中的东方形象和西方形象进行比较分析的相关文章寥寥无几。而东方形象在《阿拉比》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男孩对阿拉比集市的幻想赋予他一个逃离都柏林沉闷生活的出口,也是东方形象的最终覆灭将他拉回了无法逃离的现实。根据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相关理论,乔伊斯在短篇《阿拉比》中建构西方形象和东方形象,不是为了还原东方形象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言说自我;最终颠覆东方这一他者形象,既是对他者的否认,也是对自身形象的补充和延伸。踏上自我流放之旅的乔伊斯以别样的角度和心态审视着爱尔兰的现实困境,他既不痴迷于民族主义的狂热,也不沉溺于东方的浪漫幻想。也许对于他来说,向东方异域不断求索过程中的发现和觉醒才是最关键的。

一、《阿拉比》主人公眼中的西方形象和东方形象

在故事《阿拉比》中,小男孩所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都柏林可以被视为爱尔兰社会的一个缩影。乔伊斯借小男孩的眼睛勾勒了都柏林人整体的生活状态,凸显了生活的凝滞和人们精神世界的普遍麻木。尚处在青春期的小男孩,孤独而敏感,渴望逃离这一成不变的凝滞生活。“曼根的姐姐”的出现,为他注入新的幻想,引出阿拉比集市等一系列的东方形象。小男孩在浪漫的幻想中寻觅东方气息,想象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情。在同一短篇故事中,西方形象和东方形象均有所体现,因此,根据法国学者尼埃尔-亨利·巴柔对形象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先后梳理主人公眼中的西方形象和东方形象,从而更加全面地感知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

(一)都柏林凝滞的生活和精神瘫痪

文章以描写都柏林的北理奇蒙德街(North Richmond Street)为开头,简短的文字却包含众多意象。文中多次出现“blind”这个词,既表示小男孩的居住地是条“死胡同”,呼应开头对周边压抑环境的描写,街道两边的房子好像“一副冷静沉着的棕色面孔”,邻居之间几乎互不往来,又意味着他人(尤其是“曼根的姐姐”)看不见我,我看别人也不太清晰,暗示小男孩的爱情幻想仅是一个梦,很容易被枯燥贫乏的琐事抹去。接着,作者写道,屋子从前的房客是个牧师,死在屋子的后客厅,房间因为长期关闭“散发出一股霉味”,废物间“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废纸”,一些“潮湿的平装书”“书页是黄的”,“荒芜的花园”里,有“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这些意象拼接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人们的信仰岌岌可危。一方面牧师象征着爱尔兰的过去,他的消亡暗示爱尔兰自由的光辉岁月也已经消逝。另一方面,牧师的特殊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整个爱尔兰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他的消逝和被遗忘也反映,在当时整个爱尔兰社会中,人们的宗教信仰已不再那么虔诚和坚定。

  通过一系列压抑、沉闷的意象描摹,以及一些有关颜色、带有消极意义词语的使用,乔伊斯勾勒出整个爱尔兰沉郁的生活大图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精神瘫痪的环境下,尚处青春期的主人公遇见了一个给他带来东方色彩的浪漫和幻想的女孩。

(二)东方形象的建构

“形象”是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巴柔曾在《形象学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中提到,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并标明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作为研究视野的想象物好比一个剧场,各种方式、形态(如文学)借助形象来表达;而一个社会又是根据这些方式、形态得以自我展现,自我定义,甚至是自我梦想的。也就是说,建构东方形象并不是为了表现东方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定义自我。

  “曼根的姐姐”的出现将小男孩暂时带离了精神腐化的现实生活。透过男孩的眼睛看女孩的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难以言说的爱恋:“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24);“街灯的光照着她白嫩脖子的曲线,照亮了披垂的头发”(26);“……从容地站着,灯光使她衣服的一边清晰可见,正好映出衬裙的白色镶边”(26)。因为不得不在女修道院里做静修,她无法去阿拉比集市,小男孩接受她的建议,准备去看一看,并承诺给她“捎点什么”(26)。女孩的每次出场都伴随有光线的勾勒,透过男孩爱恋的眼睛,再加上“阿拉比”引发的东方想象,女孩的形象融合了宗教的神圣、爱的欲望以及异文化的浪漫色彩,是一个具有整体形象的个体,却区别于都柏林其他精神麻痹的个体。

  在和女孩的简短交谈中,她提到了“阿拉比”这个东方集市,这个词汇也是首先作为文章标题出现的。“阿拉比”一词包含的意思相当丰富,早在拿破仑征服埃及的时候,阿拉比就成为中东地区浪漫的代名词,具有阿拉伯的异域风情和东方世界的无限魅力。因此,“阿拉比”不单单是个百货商场的名字——“这个词的音节在静谧中隐隐然回响,我的心灵沉溺在寂静中,四周弥漫着魅人的东方气息”(26),它自然而然地唤起充满神秘和浪漫色彩的想象,是一个借助东方色彩建构的想象空间,是主人公探索与追求的目标。东方形象首先在小男孩的想象中得以展现,与都柏林“噪声汇合成一片众生相”、“最不适宜的浪漫想象的场合”以及生活中“单调而讨厌的儿戏”形成对比(26)。通过一系列东方形象的浪漫勾勒,我们更强烈地体会到小男孩想要逃离现实的心情,对都柏林一片喧嚣混杂、众生精神麻痹的现实状况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三)东方形象的覆灭

小男孩向姑父表达了想去集市的愿望,姑父的漫不经心让他觉得“空气透骨地阴冷”,心里“忐忑不安”。在等待姑父回来的时光里,滴滴嗒嗒的钟声让他“心烦意乱”,他登上高楼,站在“寒冷而阴郁”的空房间,透过冰冷的窗玻璃,望着女孩住的“昏暗的屋子”,约一个小时,却什么也没看见,只在幻想中“瞧见她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形,街灯的光朦胧地照亮曲线的脖子、搁在栏杆上的手,以及裙子下摆的镶边”(27)。种种暗示表明,小男孩所追求的美好幻想也许最终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自我沉醉。

  除此之外,小男孩耐着性子听“长舌妇”当铺老板的遗孀莫塞尔太太嚼舌,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向姑父要到去集市的钱,他匆匆走向火车站,火车迟迟不开,“叫人等得恼火”。终于,晚上九点五十分,他来到一座大建筑物面前,“上面闪亮着那魅人的名字”(29)。至此,男孩对“阿拉比”的印象,即我“注视”他者、言说他者的基础依然停留在想象层面,尽管路途困难重重,他仍抱希望。

  他生怕集市关门,放弃花六便士就能进去的入口,将一个先令付给“一位神情疲惫的看门人”,“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两个男子在数钱,他“倾听着铜币落盘时的叮当声”(29)。这一切都和他心中的那个东方世界相去甚远,他甚至忘记自己来是为了什么,“搜索枯肠,才想起来为什么到这儿来”,他“随意走到”一个搭棚的摊子前,端详陈列着的“瓷花瓶和印花茶具”。瓷花瓶和印花茶具是带有东方特色的工艺品,按理说,作为给女孩的礼物很合适,但男孩心里并没有想买下的冲动。他见到售货女郎和两位带有英国口音的男士言语调情,而女郎对小男孩的态度也很冷淡,只是出于义务,敷衍地问他想买什么。男孩“诚惶诚恐地瞧着两排大坛子”,它们像是竖立在“黑暗入口”两侧的“东方卫士”(29)。至此,“阿拉比”曾带来的美好幻想、让他沉溺其中的异域风情也全部坍塌。

  故事虽然没有明说,但某种程度上,男孩将售货女郎和“曼根的姐姐”联系到了一起,那个集宗教的神圣、男孩爱的欲望和阿拉比集市带来的东方幻想为一体的纯洁女孩,会不会某一天也会改变,变得和眼前这个与英国人调情的爱尔兰女郎一样,浑身充满着商业物质气息,甚至带有不体面的性暗示呢?两者的形象在那一刻发生了交叉和影响,更加颠覆了他最初的美好构想。

  乔伊斯借小男孩眼睛的观察和头脑的想象建构起了弥散着魅人气息的东方形象,却又以同样的方式逐渐瓦解并颠覆了这个构想。我“注视”他者,他者的形象也传递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他者形象的颠覆既是对他者的否认,也是对自身及自我空间的补充和延伸。因此,小男孩浪漫地想象东方,是因为想逃离现实,“他者的形象也传递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而最后想象的他者形象又被颠覆,是因为现实很难逃离,小男孩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精神麻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二、乔伊斯的生平以及他眼中的东方形象

乔伊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爱尔兰和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欧美“经典现代主义”小说家。考察乔伊斯的家庭背景和人物生平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笔下他者文化。乔伊斯早年家庭带来的宗教文化影响以及成年后的海外流亡经历,使他对爱尔兰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产生一种焦虑感。

(一)乔伊斯生平和文化观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出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南郊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小天资聪颖、好学,喜欢幻想、追求独立、渴望自由、挑战权威、愤世嫉俗、不屈服于权势,这些秉性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都有很真实的体现。1897年,乔伊斯因学业优秀、德操出众,被贝尔韦迪尔学校选为圣母玛利亚联谊会学生长。然而,也正是在该校求学期间,乔伊斯迎来了青春期肉体欲望的苏醒,体验到肉体欲望与森严的宗教教规在内心形成的强烈心理冲突和困惑。1902年,从天主教会的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College Dublin)毕业后的乔伊斯赴巴黎学习医学,这是他第一次海外经历。次年因母亲病危回到都柏林,母亲的去世在他心灵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1904年,他认识并爱上终身伴侣娜拉(Nora Joseph Barnacle, 1884-1951)后,双双离开都柏林去欧洲大陆开始一生的流亡,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在《爱尔兰家园》周报上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从此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941年1月,乔伊斯病逝于瑞士苏黎世,享年五十八岁。

  乔伊斯之所以踏上自我流放的精神苦旅,目的是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疏离庸俗、琐碎、混乱的都柏林生活,从别样的角度,以别样的心态,重新审视爱尔兰的现实困境,始终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狂热保持着距离。乔伊斯曾在他的《书信选编》中说过,“我深信你要是不让爱尔兰人民在我擦得透亮的镜子中好好审视一下他们自己,那么,你就一定会阻碍爱尔兰的文明进程”。这样的文学取向在20世纪初的爱尔兰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爱尔兰的民族意识高涨,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政治上以去殖民化寻求民族独立、在文化上以去英国化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呼声不绝于耳。乔伊斯对那些怀思古之幽情的文艺创作倾向感到不满,对那些不敢正视爱尔兰社会现实和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文学作品感到焦虑,他不想把《都柏林人》写成一部美化爱尔兰历史文化传统的“空谈”之作,他坚信:“一个作家的目的就是要描写他那个时代的生活。”

(二)乔伊斯眼中的东方形象在《阿拉比》中的反映

那么,乔伊斯眼中的东方形象究竟孰真孰假?在《阿拉比》中,他将东方描摹得如此梦幻美妙,却又借小男孩的头脑和心灵颠覆了这一形象,这和他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渴望浪漫未知的理想生活或遥远的异域,却无法逃离庸俗现实的困境,这几乎成为乔伊斯所有小说的主题之一。除了短篇小说《阿拉比》,在《一朵小云》(A Little Cloud)中,喜欢拜伦、怀抱诗人梦想的小钱德勒婚后被囚禁在日常乏味的婚姻与工作中,为平庸琐屑的家务、孩子的哭闹和小家子气的妻子所累,浪漫的青春热情被消磨殆尽。有一天,他盯着照片上妻子麻木的眼睛,思忖为什么自己要娶这样一双眼睛,而不是“东方女郎黑潭般的眼眸,充满激情,流露出诱人的情感”。在《伊芙琳》(Evelyn)中,女主人公伊芙琳爱上一位“来自阿根廷首都”、给她讲了很多遥远有异国情调故事的水手。不难看出,阿拉比集市、异域水手“弗兰克”、“犹太女郎的黑眼睛”象征的只是一个遥不可及、浪漫未知的世界。乔伊斯小说中的“东方”“异域”形象,只是一个想象的符号,一个异质性的可能,一个脆弱的虚幻存在。乔伊斯将东方与沉溺于浪漫幻想的逃避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向东方异域不断求索的过程中,这一想象性替代物意味着绚丽的色彩、令人激动的别样生活,能够冲破单调乏味的现实禁锢,获得自由、爱情、希望与创造。

  虽然乔伊斯常年流亡欧洲,却并未真正去过东方,他对东方的了解途径主要来自于书本(史书、游记、日记、新闻报道)、阅读、朋友交谈或道听途说,这也决定了他像多数西方人一样,赋予了东方不同于西方、或者与西方形成比照的乌托邦想象。在《阿拉比》中,小男孩临走之际听见姑父背诵《阿拉伯人向骏马告别》的开场白。据查阅,姑父背诵的故事可能指的是《一千零一夜》中《乌木马的故事》,或指爱尔兰现代诗人凯洛林·诺登(Carolyn Norden)写的诗篇。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故事体现的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概念,是姑父在听说小男孩提到阿拉比集市时的直观反应。

  在男孩抵达阿拉比的厅堂时,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他忽然有种“阒寂之感”,犹如“置身于做完礼拜后的教堂”中。即便乔伊斯在建构东方形象的时候,他的笔下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身文化和宗教带来的影响。当男孩走出店铺,听见长廊尽头传来熄灯的喊声,顿时,“大厅上方漆黑一片”,他抬头凝视着黑暗,东方形象带来的美好幻想全然崩塌,顿悟的男孩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沉闷又凝滞的都柏林,这样赤裸裸的现实根本无法逃避,因此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拨弄的可怜虫”,“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30)。同样,乔伊斯借男孩的形象也传达了自己无声的愤怒,阿拉比——这个原本充满希望和想象的东方市场,男孩曾经苦苦寻找的逃离出口,不过是都柏林的另一种污浊、无聊和平庸的现实罢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面临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失败、脱离实际的文艺复兴以及天主教的伺机入侵,这一切都使爱尔兰似乎走入了死胡同,整个爱尔兰陷入瘫痪,都柏林则是瘫痪的中心。阿拉比所象征的东方异域原本就是一个不可能获得的神秘存在,在精神瘫痪的都柏林世界更不可能寻找到。

结 语

诚然,乔伊斯对东方的想象表现出大多数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将他者形象表述为一个被想象、被观看和被谈论的对象,但在这里,被言说的他者形象究竟和真实的东方有多大差距并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看到作者怎样言说他者以及在此过程中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进一步认识和体现才是关键。乔伊斯在做的,是努力借不同的文学形象来解剖爱尔兰的现实和现代城市爱尔兰人的文化心理。《阿拉比》作为《都柏林人》中的一则短篇,通过对东方形象的建构和解构,不仅对比出爱尔兰现代社会的“精神瘫痪”,同时也反映乔伊斯对爱尔兰的矛盾感情和未来如何对待他者文化以丰富自己民族所需品质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无疑是乔伊斯构建爱尔兰史诗的一次尝试,是值得认可的。

  注解【Notes】

  ①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宗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24页。以下只在文中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转引自李兰生:《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化焦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2011年第6期,第18页。

  Sett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Dubline, Araby(1905), written by James Joyce, tells a story about a little boy who romantically pursues his fi rst love but fi nally recognizes that it is just an illusion. A series of oriental images represented by "Araby" can be seen as an exit, from which the boy could escape the reality. Meanwhile, the subversion of those images also sets the boy in an epiphany that he could never free himself from Dubline at that time. According to Daniel-Henry Pageaux's theory of Imagologie, Joyce fi rst constructs but then deconstructs the oriental images not just to con fi rm or negate the other, but to complete and expand the self so as to achieve the real effects of describing the reality. In that way, the readers will see more clearly and deeply the dead and confusing living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paralysis in Dubline.

  Araby James Joyce the Orient Image

  张雅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卢秋韵:《路径图式在〈阿拉比〉中的隐喻表征》,载《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8期,第126—127页。

  [2]刘燕:《〈尤利西斯〉中的东方想象与身份建构》,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60—63页。

  [3]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载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4]陶家俊:《爱尔兰,永远的爱尔兰——乔伊斯式的爱尔兰性,兼论否定性身份认同》,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4期,第51—54页。

  [5]Morton P Levitt. "James Joyce: A Literary Life (review)."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92, 38(4), pp.959-960.

  [6]刘燕:《〈尤利西斯〉中的东方想象与身份建构》,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60—63页。

  [7]刘燕:《〈尤利西斯〉中的东方想象与身份建构》,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60—63页。

  Title:The Elucidation on Oriental Image in Ar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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