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耕玉

　　诗要回到语言本体

　　姜耕玉

　　胡适发起的五四新诗运动，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张白纸，而五四自由精神赋予这张白纸不朽的灵魂。新诗百年以来的发展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诗意语言对灵魂和生命存在的抵达，而在诗体语言方面，仍然延续着胡适倡导的“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白话诗观。

　　应该说国门敞开30多年以来，诗坛在思想文化批判与新思潮的持久的冲击波中，诗人们着力对现代精神追求与生存状态的表现，处于无拘无束与自以为是的写作之中。20世纪末以来，诗歌失去轰动效应而回到自身位置，诗人的才情在自由无序、良莠不齐中绽露或被淹没，诗的效应，主要在诗人圈子里热闹，其实诗人对诗人的诗也并非释然。诗坛不缺少天才，而能否成为天才诗人，大概尚需时间来验证。30多年来新诗创作的整体水准对历史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对文本意义的突进和拓展与写作的多元态势的形成，而语言先天不足，缺乏汉语的凝练和节奏的特质，可以说，没有一种文类像诗歌写作这么民间化，这么容易，漫无边界。当下诗歌的繁荣，呈现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似诗还是非诗？可谓三分春色，七分流水。诗人不能满足于写作“实在”的知性，需要了解其所以然，具备诗的语言意识与文本创造的自觉，去研究和把握一定的尺度和规则，诗歌有自身的“逻各斯”。

　　与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相比较，我更倾向把诗与画相提并论，是美的艺术，也是姊妹艺术，有其美的规律。绘画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诗的语词结构在语言文学中最具形式感，用语最少而意味颇深，而汉语具有字母文字所没有的诗意特性，汉诗理当在这方面发掘和彰显其优势。诗与画都是简洁的、碎片的符号创造，直抒内心或及物写梦。

　　当代诗人的语言感觉对内心的深度抵达，反馈着复杂微妙的多方面的诗性体验。诗的语言魅力，首先表现在诗人对汉语的精到把握与独特创造，而一切内心意识、先知先觉及其意义发现，只有包蕴于语言创造之中才具有诗学价值。我不能认同当下流行的观点，单单把意义层面上的语言感觉与诗性经验视为语言魅力。80年代诗歌变革引发了诗歌语言意识的变革，摈弃了“语言工具论”，而高扬诗人的主体精神，即“主体论”。当代诗的语言美学问题，实属于诗的语言本体论的范畴。其实，朦胧诗写作仍很注重语言形式。后新诗潮则以反抒情、反语言、反意象乃至反诗，对诗歌形式彻底摧毁。新诗坛对后新诗潮的这一非诗化倾向，并未引起应有的异议与反思，致使语言失控后的涣散局面，没有得到多大改观。诗人的主体性消解，通过对物境自律性的把握而言诗，并非摈弃汉语言的诗意特性及其修辞方式。诗回到语言本体，自然包括回到汉语本性及其现代修辞方式。诗的艺术是对语言的探索，中外诗人都曾受到语言的困扰。每一个诗人都走着自己的语言探索之路，需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运作克服语言的局限性的策略。诗人探寻汉语词汇的基因，是一个激活与更新的动态过程。当代诗需要汉语诗性相续相生的现代原生态，那种直白冗繁式口语或转基因式语言，只能导致汉语诗美特质丧失殆尽。

　　诗人应当具备既切入日常世俗又超越世俗的诗性灵魂，发掘日常事物的本质的表现。用鲜活的日常口语呈现客观事物及其不可言说的内心秘密，需要发掘现代汉语自身的潜力，拓展汉语艺术表现力的崭新空间。

　　汉语诗人没有理由不赋予诗的语言的纯洁、洗练、质感这一基本的美学品格。用减法，即阿恩海姆所说的“节省律”，是诗歌语言美学要遵循的重要规则之一。

　　由于诗意与诗形的剥离积弊已久，带来当代诗语言美学建构的难度与困惑。然而，当代诗坛仍然充满创造的活力。汉诗的语言美学建构依赖于对具体诗形的文本分析，特别要关注和探讨生长的“形”，需要在语言意识更新的语境中，发掘并激活汉语诗美的基因。现代诗意的“能在”与口语化书面语，使诗歌文本创造有了新的可能性，同时在把握语言尺度和美的规则中加大了写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