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
孙凤玲
郁龙余教授和胡朝华博士倾十年心血著述的新作《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以时间为序，勾连两国两千余年肇始于先秦两汉佛经东传，迄至当代的文学交流。全书行文呈现六大鲜明特征：第一，注重双向交流、双向阐发的同时，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第二，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对后来者寄予厚望；第三，注重对二国宗教哲学典籍译介、传播的推介；第四，注重系统性研究的同时，博取各家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五，翔实可靠的史料；第六，史料的编排大量以附录形式陈列出来。
中印文学交流史 郁龙余 实证研究 问题意识
Author: Sun Fenglingi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he Oriental Literature.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仅“带动了整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是最艰巨的一个高地。它既需要研究者精通所研究对象国语言，深谙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文学，更需要掌握大量史料，拥有坚韧的精神毅力，敢于挑大梁的气魄与担当。中国和印度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都有着自己独成体系的文学、哲学、语言及历史背景。两国的文化交流更是以佛经的东传，肇始于秦汉之初，并以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绵延两千余年。要想将中印两千余年的文化文学交流史完备精当地著述成书，非对中印文化、文学交流怀有高度热忱与虔诚，实难完成如此重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秉承季羡林先生之遗志，50年来致力于中印文化与文学的交流、研究与发展，在岭南带领一支精干的印度学研究团队，不断著述新作，推动中印文化文学交流。郁龙余教授与其高足合著的新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历时十载之辛劳，以皇皇巨著，勾连中印两千余年文化文学交流史话，行文绵密轻疏有当，并于不经意间，点拨后来者循迹深研，老中青学者携手推进中印文化文学交流。
综观郁龙余先生这部耗时十载，增删不断的新著，后来者在倍感学之不易的同时，亦为其半个世纪献身于中印文学交流、不辍的学术精神深深感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史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诸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同时，在其研究中更是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的研究， 如宗教、哲学，传播学、译介学等。中印两国文化文学交流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且其肇端始自佛经的译介，因此，有着鲜明的跨学科性。同时，早期的佛经东传、译介等活动，都是以世界最古老、语法繁密的梵语、巴利文为语言媒介，这也决定了当前中印两国的文学交流研究之难度，将远远高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交流。面对中印两国两千余年复杂的文学交流，郁先生统筹全书结构时，以时代发展为纵轴，抓大放小，尊重史实的同时，亦有侧重。从全书结构及行文思路来看，呈现六大鲜明特色。
第一，注重双向交流、双向阐发的同时，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这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具体到本书中，则是以中国文学为研究指归，以印度文学为客体的整体思想构架。正如本套丛书的主编在《总序》中所说，“‘中外文学’提出问题的角度与落脚点都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立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归在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7）。为了突出中国文学，突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著者在全书的编排中，是以中国文学为主要参照系，以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为主体。首先，全书前四章有关佛经汉译、佛教文学的汉译、传播，是以中国高僧玄奘、赞宁等的译经、传法活动为主体，对译经史上有着巨大贡献的鸠摩摩什，则简笔带过。佛经文学对中国文学体裁、题材、形象及语言的影响，是以印度佛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异为研究对象。这种行文思路，充分体现著者的主体意识。其次，在有关中印两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论述中，季羡林、徐梵澄、金克木与黄宝生师徒、刘安武与其弟子，以及谭云山与谭中父子的学术研究各自独立成章。印度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共置一章，加上“拉贾·拉奥笔下的中国”想象，全书对印度当代学者的介绍，只有二章。从二者的篇章安排、对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论述中，可明显看到本书以中国文学研究为指归的布局谋篇原则。著者对中国学者、尤其是当代学者的重视，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与现代性意识。
第二，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对后来者寄予厚望。“‘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是季先生的“戒律和衣钵，并传给他的学生”（258）。作为季先生的弟子，郁龙余先生谨记师训，在行文中不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在全书行文中，时时以不同的问题启发后来者思考，以期能更好地推进中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郁龙余先生在绪论部分总览全书地论述了中印文学交流的历史地位、主要特征及其重要意义，在每一章节中，都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展开论述。如第二章导言中引用其他学者的诗，简要阐述印度佛教和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深远、广博，紧接着著者在导言的结尾以问题开启全章：“那么，这种影响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18）综观全书，每一章、每一节，都是著者对中印文学交流种种学术问题的思考与论证。除了详细阐述自己对中印文学交流相关学术问题的成熟思考，郁龙余先生还在很多篇章或节的正文或结语部分，将著者想到的尚未引起学者关注或研究的问题或课题，以留白形式写入书中，寄望于青年学者、后来者的关注与研究。如第二章“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在全章的结语部分，著者似乎不经意、实则别有用意地插入可供后来者研究的空白领域。“可以说，汉译佛典词汇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课题群，可以做许许多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67）第六章“印度戏剧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中，在第一节的结语部分，又插入中印戏剧研究的空白领域。“但是，也不应无视中国戏剧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印度戏剧和整体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期待着中外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究。”（168）全书在注重解决学术问题的同时，既寄厚望于青年学者，也饱含老一辈学者对培养青年学者的一片苦心、深情。
第三，注重对二国宗教哲学典籍译介、传播的推介。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的研究”，同时，“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学者有着各自的认识，但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之说，为各国学者们一致认可。中印两国早期的文化交流，始自佛教东传、两国高僧的译经活动。经由译经活动，佛经中丰富的神话故事、传说，有关两大史诗的零散记载也传入中国，中印两国的文学交流也因之而产生。中印文学交流史的研究面临两大难题：复杂的语言种别和深厚、交错的宗教哲学背景。首先，语言的复杂性。一方面，印度佛经典籍是由古梵语、巴利文所编著；另一方面，中印两国的文学交流肇始于佛经的交流，其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等都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中印两国的文学交流从肇始之端，就有着鲜明的跨语言、跨学科性质。但作为有着两千余年交流史的中印文学，其跨语言、跨学科有着更复杂的一面。首先，作为早期印度上层使用的梵语，在近几百年来，其作为日常生活交际的语言功能早已丧失；另一方面，作为有着近20种官方语言的印度，其文学创作的复杂性，非一般国家能比。这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次，深厚复杂的宗教哲学背景。作为世界宗教大国的印度，早期的宗教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主体；当前则以印度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那教等为主。一方面，印度的“宗教和哲学是结合为一体的”，另一方面，印度自两大史诗以来，大部分文学就“是宗教性的”。多语种、多宗教信仰，宗教哲学的相融，文学中渗透着深厚的宗教哲学，这大大增加了中印文学交流研究的难度。一方面，郁龙余先生著述本书时，在大量引用中文译本史料的同时，尽可能确保印度宗教哲学中重要著作、术语以原语种呈现，大量的梵语语汇、书目均得以保留，以确保史料的真实，便于研究者查阅。另一方面，书中花大量篇幅论述佛经、佛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这本身亦需要著者对佛教史、佛经有很深的研究。如第一章“中印文学交流与佛典汉译”、第二章“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三章“佛典汉译与中国翻译学”、第四章“印度故事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佛本生》《五卷书》等为例），以及第五章“印度两大史诗在华传播轨迹”（两大史诗有着深厚的宗教哲学背景，尤其是以《摩诃婆罗多》为代表的《薄伽梵歌》，本质上是印度教教徒的课诵本）。早期中印两国的文学交流以佛教为媒介，后期的文学交流中，亦渗透着深厚的宗教哲学背景，如第八章“季羡林和印度文学研究新局面”中，季先生的梵学著作很大程度上是以佛经语言、佛经翻译为主体。论者认为季先生的梵学学术研究主要有四项：佛教语言研究、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佛教史的研究、佛教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从上述四项中，可明显看到佛教、佛教语言、佛教文学交流是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的重心。第九章“徐梵澄：苦行者的学术样板”中，徐梵澄的梵学译著中，成就最高、占主体的依然是宗教哲学典籍。影响力最大的《五十奥义书》自不必说，倾注徐梵澄后半生心血而翻译的奥罗宾多系列著作，如《〈薄伽梵歌〉论》《神圣人生论》《瑜伽论》等，都是宗教哲学典籍。同时，第十四章“《老子》、《庄子》在印度”，以整章篇幅对《老子》《庄子》在印度的译介、接受加以详细论述。因此，从全书主要篇章来看，郁先生非常注重两国建立在以佛教为重要载体上的文学交流。这种行文安排，既是基于中印两国交流之史实而作的选择，亦突显出著者对中印两国文学交流的性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及掌控，使全书在尊重史实的同时，也凸显了著者深厚的宗教哲学学术素养。
第四，注重系统性研究的同时，博取各家不同的研究方法。首先，郁先生在全书的布局谋篇中，是以时间为纵轴，勾连起中印两千余年的文学交流。每一章都以某一核心论题展开论述，充分体现了本书的学理性、系统性。全书共十六章，涵括中印哲学文学典籍的译介学、影响研究、传播学、比较研究。每一章由一个核心论题统领，每一节又设有分论题，节与节之间形成一个有机融合的体系。如第二章“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分别从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体裁、文学题材、文学形象、文学语言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四个部分外在既相互独立，内在又统摄于一个大的主题之下。全书各章之间，又形成一个相互交织、融合的整体。全书以时间为轴，主要从佛教的早期翻译、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典汉译与中国翻译学等方面展开论述，彼此既独立，又相互融合渗透。印度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离不开佛经翻译，高僧的译经行为又推动了印度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使中国形成渊源深远的翻译学，形成独具特色的以玄奘为代表的“五不翻”翻译理论。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全书涉及宗教交流、文学交流，佛经、文学的翻译、传播等，这势必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观全书，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统计研究等。如第二章“佛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直接运用影响研究方法；第六章“印度戏剧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中，又大量使用比较研究；在第十六章“中国文学作品的印度译介”中，又采用表格统计的方法，将中国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发行的部分印地语版图书做简明介绍。
第五，翔实可靠的史料。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从学科属性来说，属“实证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2）。影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在其诞生之初至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法国比较文学中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依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本书所论及的史料之广博、专业，绝非一般同类著作可比。一方面，中印两千余年的交流，留下的史料之丰富，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作为季先生的嫡系弟子，郁先生不仅有着良好的印度学根基与师承，而且半个世纪的研究，本身就自成体系，著述颇丰。这使郁先生面对卷帙浩繁，语言、文化复杂的中印两千余年的文学交流史料，既有其独到的鉴别力，亦能高效准确地取舍史料。在史料的编排、取舍方面，本书轻重有别，主次分明。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郁先生在论述时轻重有别，主次分明，这从全文编排中可以清晰看到。本书第五章“印度两大史诗在华传播轨迹”中，大量引用原文资料以论述两大史诗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如书中关于汉译佛经中有关罗摩的故事，著者首先大段引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中的著述，详尽介绍《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126—127）。同时，又花大量篇幅将汉译佛经中有关《十奢王》《猴王》故事原文引入（127—130）。著者之所以花大量篇幅引证《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史，既与大史诗自身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相统一，也体现了著者对大史诗的重视，在本书的编排中有着鲜明的轻重、主次之别。这种轻重有别、主次分明的行文思路，还体现在对历史上促进两国文化文学交流的一些学者及其著作的论述中。如历史上中印两国的高僧参与译经活动的，有史料记载的代表译者有“安世高、支类迦谶、严佛调、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79）。对于这些早期的译经大师，著者一笔带过；对道安、玄奘、赞宁等中国高僧的译经活动，则引经据典详加论述。著者对中国高僧译经的突出，亦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
第六，史料的编排大量以附录形式陈列出来。为了确保每一章/节能集中论述某一核心问题，郁龙余先生将大量次要的史料以附录形式编排。一方面，这些附录在编排方式上，呈现三种方式：直接编排在正文中；编排在某一章正文之后；编排在全书正文之后。如第六章“印度戏剧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中，以《沙恭达罗》戏剧在中国的研究为例，将国内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编排罗列出来，从许地山1927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梵剧体例及其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开始，一直到2008年范慕尤发表于《南亚研究》第1期上的《从〈仲儿〉一剧管窥跋娑戏剧特色》，共列出71篇相关论文。在全书正文之后，从公元前400年开始，迄至2014年9月，以时间为序，将中印两国文学交流重要大事以附录形式编排出来。附录的史料编排，从第515页开始到593页止，足见规模之广博、翔实。同时，针对两国文化文学交流早期史料稀缺的现实，著者以朝代为单位，将相关交流大事辑录入书。近百年史料较丰富翔实，则以年为单位，不仅详细记载中印双方的文学交流活动，且将每一年哪些学者发表了哪些学术成果，择其重要的篇目一一编排出来。从其附录的编排方式上，明显体现了著者专业的学术眼光，不仅谙熟各类史料，且有着自己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从附录的内容看，著者在编排时不拘一格，既有博士论文摘要，亦有访谈手记，同时也有最新研究、译介专著的内容提要。书中将中国近30年来，以北京大学东语系为研究重地的博士论文中文摘要按研究类别、语种，全文辑录入书。如第七章“《北京大学印度英语文学博士论文摘要》汇编”收入杨晓霞、王春景、刘朝华、张玮、李美敏、曾琼的六篇英语相关研究的博士论文；第十一章“《〈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博士论文摘要》汇编”收入姜景奎、李淳、刘曙雄、冉斌、魏丽明、姜永红六人的印第语文学研究的相关博士论文。第九章“徐梵澄：苦行者的学术样板”中，将朱璇博士在印度留学期间，在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和阿罗新城收集的有关徐梵澄的史料原文收入，并将朱璇博士与居住在徐梵澄故居附近的印度原居民的访谈辑录其中。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国文学作品的印度译介”中，在“印译中国诗歌：古老文化的交融”中，著者将狄伯杰、墨普德、史达仁三位汉学家翻译的专著《中国诗歌》《毛泽东诗词全集与文学赏析》和《诗经》的主要内容，以摘要形式亦辑录其中。
作为中印文学交流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著者在本书著述中的独到洞察力，对深厚磅礴的中印两国文学交流史料的鉴别力、掌控力，都是当前研究中鲜有学者能企及的。以上从史料的把控、跨学科跨语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对后来者的厚望等四个不同方面，论述了本书的著述中的独到方法与优点。本书还有一些其他著述方法值得后来者学习，如全书每一章的正文前，都有导言或内容摘要，简明扼要阐明本章探讨的核心问题。同时，在语言的表述上，根据正文的时代背景，行文中既有大量深奥古僻的古汉语。如绪论部分的“思想、道德、信仰、艺文不蒙贶”（2）；“这是一个文学宝藏，并不因为佛教徒对印度教文学避之若浼而影响其丰富多彩”（9），此处的“蒙贶”“避之若浼”均是典型的古汉语。同时，在前几章关于佛经翻译、佛经文学的传播与影响中，著者行文用的是典型的浅近文言文，这与译经、佛经文学交流的时代背景、语境亦相应。“所以，治文化交流、比较文学的学者，可谓任重而道远，不可以不弘毅。”（16）“宋室南迁，南北对峙，人民流离失所。”（51）全书后半部分中印现当代的文学交流，则与时代文化语境相应，语言以当前的书面语言为主。全书前后语言的不同使用策略，既是时代背景、特定语境所决定，亦体现了著者深厚的古文功底与修养，才能将文、白语体运用自如。
注释【Notes】
①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The Exchange History of China and Foreign Literature: (China – India) is a new masterpiece of Professor Yu Longyu and Doctor Hu Zhaohua who had spent nearly ten years to fi nish it. It covers the exchange history of Sino-India literature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uddhist texts which had begun among the ancient Qin and Han Dynasty to Contemporary. There are six outstanding characters on the book: firstly, emphasis on the dual exchange and paraphrase and with distinctive awareness of subject; secondly,with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issue and giving hopes on the successors; thirdly, paying close attentions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of the classics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urthly, stresses o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drawing the multiple different manners of study; fi fthly, detailed and accurate texts of the history; sixth, on a manner of appendix to handle the compile of multiple history texts.
the Exchange History of Sino-India Yu Longyu Empirical Study the Awareness of Issue
孙凤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张英进：《理论、历史、都市：中西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视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张隆溪译，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3]孙晶：《印度六派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4][印度]泰戈尔：《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5][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高晓倩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Title:Retrospecting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Prospecting the Future of Sino-India — A Review on The Exchange History of China and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an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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