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思艺等著《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
倪正芳
异于常态的事物总是要经历更多的生存考验和接受刁难。抗拒把文学工具化的唯美主义在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拥趸甚广的俄罗斯出现，就好比在粗砺、坚韧的土壤里开放出一片妖艳的花丛，自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非主流风景，也很难指望能得到当时文化名流、思想大咖们的青睐，在之后的历代时贤达人那里也不太容易获得同声喝彩。就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而言，虽然也有学者不时发出几声呐喊，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用，俄国唯美主义者在看起来一派繁荣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很难获得认可和关注，在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传统巨擘的庞大身影下，他们更像是被安置在某个偏僻地段的经济适用房住户。
在这种大气候下，曾思艺先生为主撰写、其他精干团队成员参与完成的《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因为其前所未有的系统的构思、全面的观照、公正的视角、丰富的材料和创见迭出的论述而具有了不言而喻的文学史价值和理论批评意义，堪称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俄国唯美主义研究的形象工程。
《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首要贡献在于让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第一次如此全景式地、纤毫毕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新世纪到来之后，包括俄国学者在内的学界中人都仍很少承认俄国唯美主义理论和诗歌创作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流派。事实上，就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关于唯美主义（纯艺术理论）的研究仍“未有大的突破，也缺少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一位中国学者要想为这一流派正名、“立传”，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的事。但就是这部书，以一种选题自信、历史眼光和学术雄心，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广度，将俄国19世纪唯美主义文学从产生背景、国内的与异域的渊源到流派基本特点和持久影响，从以德鲁日宁等三巨头为代表提出的俄国唯美主义的文学理论到以丘特切夫等七大诗人为代表的创作实践，从俄国唯美主义在本国、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研究到其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等等，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勾勒和具体的阐释论述，由此不仅俄国唯美主义的面貌首次得到完整呈现，也补上了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缺席已久的一块重要的拼图。特别是该书对俄国唯美主义理论和创作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完成了彼此印证和互为说明的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史描述和批评，不仅在国内是第一次，就是在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还没有过。
《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还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学术深度。如今的学术研究，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情况下，怎样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并且有新意和深度，确实是令人头疼的事。思艺先生却胸有成竹，通过对常识的升级和对陈说的更新，让读者随时收获发现的惊喜。这部书深入唯美主义研究中人迹罕至的腹地，以一种犀利、深刻的眼光，对相关理论与创作现象进行精细扫描，体察源流，辨析脉象，施展专业手段，呈现独家发现，得出个性解释，由此奉献诸多特色成果，让人深感即使是老调子，只要舍得投入，舍得下功夫，其实是完全可以常唱常新的。
例如，人们一般都将康德、席勒的学说视为纯艺术论的理论支撑，但在思艺先生等看来，就俄国纯艺术派的异国渊源而言，黑格尔和谢林对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和鲍特金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远远大于前者。更复杂的是，作为国内渊源，包括俄国学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俄国纯艺术论主要是受本国浪漫派的影响，其实，俄国唯美主义纯艺术理论还是在自由主义批评家与革命民族主义美学间的论争中形成的。对此，书中以大量的材料分别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察和论证。该书立论之客观公正、思虑之周到细密，还体现在对当时文学流派的评价时，注意到了各自的矛盾性同时又具有彼此的可沟通兼容性。书中举例说，在别林斯基的同一篇经典《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一方面，别林斯基并不否认“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宣传文学艺术“为社会”的立场；而这一矛盾性观点，连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人都没有解释清楚。对此思艺先生等表示，“正是这两种矛盾的立场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俄国文学的魅力”（93）。在讨论迈科夫的诗歌创作时，书中当然要突出阐述其主导思想方面是“与费特、波隆斯基等并驾齐驱的颇为正宗的唯美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但也不讳言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反而也“创作了一定数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279）。
在具体的诗学方面，在吸收前人或同行的成果的基础上，该书也有许多独到的发现。比如论述七大诗人，书中突出分析各自特色性成果，让读者深感诸位诗人果然是各有其赖以扬名立万的压轴之物。比如丘特切夫抒情艺术的一大特点就是“完整的断片形式”和丘特切夫式的“对喻”结构（后来波隆斯基也借用），迈科夫“用希腊人的眼睛看生活”让人印象深刻，费特诗歌中有中国古典诗歌般“语不接而意接”的“意象并置，画面组接”的艺术创新，波隆斯基在抒情诗中较早探讨了“同貌人”（双重人格）问题，阿·康·托尔斯泰用宗教诗、民歌体诗追求自己的纯艺术理想，谢尔宾纳的希腊风格与唯美主义理想并行不悖，麦伊早于什克洛夫斯基几十年就进行了类似“陌生化”之类的艺术探索等。
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做真学问的本色，也是让学问生动的手段。在该书中还采用不断有意提出疑问，然后自我解答的方法，让读者在漫漫述评过程中紧跟不舍，让研究在边问边答中走向深入。如书中发问：“作为否定的理论而诞生于欧洲的纯艺术论，为何到了俄国会变成为一种带有肯定与否定双重性质的理论？”（95）然后从俄国纯艺术论自身、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以及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立场等方面寻找到了令人信服的原因。还如，对大自然的亲近与歌颂是俄国唯美主义的重大主题和倾向，书中通过对众多此类诗歌的细读，认为俄国唯美主义文学表现出一种值得赞赏的超前的生态观，它与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是一致的（112）；不过这种生态主义的核心思想不是今 天用得滥俗的、其实仅仅是人类对自身命运一种担忧的“环境保护”思想，而是真正体现了与自然万物彼此平等、互相尊重的“欣赏”与和谐的理念。在评析丘特切夫的爱情诗时，作者还发现一个有趣但并非不严肃的问题：丘特切夫能同时真诚地爱几个女性。爱情是排他的，所以一般而言，丘特切夫这种感情令常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是作者就此展开的探讨，让我们觉得这种看似“花心”的追求果然合情合理：它与俄罗斯独特的道德观、诗人体验新感情、追求新理想的心理要求以及摆脱孤独的需要有关。
著作中的提问答疑还像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传染病”，它让我们举一反三式地产生自己的疑问：俄国唯美主义文学作为一个研究专题，为什么会长期被素来无孔不入的学界所遗漏呢？多年来，学界就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的某个局部现象或问题、个别代表诗人的创作、相关理论家的某些观点还是有涉足的，但直到《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的出现，才打破了对这一流派缺乏正面突破、未作整体观照的局面。个中原因，大概首先还是因为这一流派盖棺而未论定，对这一政治面貌向来暧昧不清、主流评价长期偏于消极和负面的文学现象进行整体观照与判断，是要承担那种“责任自负”的风险的。此外，中国的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基础性工作还做得很不够，雅兴所至，在这一方向客串一把尚可，但要在资料匮乏、同行寥寥，连基本概念、流派构成、理论观点、价值判断等都需要从头做起的这个领域来开展专题研究，注定是一桩需要体力与毅力的极度付出的脏活、累活，还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吃力而不讨好、为专业领域所嘲笑的危险活计。可见，《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却因此显示出其难能可贵的知难而上的学术担当和勇气了。
《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是一部典型的十数年磨一剑的成果，如果从其中的个案研究、有关诗歌翻译和局部理论探讨来说的话，那么这个课题完全贯穿了思艺先生迄今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思艺先生对此付出的心血、给予的期待可想而知。丘特切夫是俄国唯美主义文学这个课题中最重要最艰巨的堡垒之一，但此君恰恰是思艺先生硕士时代就一见钟情的对象，多年来有关成果层出不穷，这块曾家的“自留地”早已被经营得无微不至、花团锦簇，成为思艺先生辨识度最高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搞定了这位“老朋友”，该书能够出彩就有了很大的保证。此外，俄国“纯艺术论”理论之前还完全没有中文译介资料，“纯艺术派”的七大诗人除丘特切夫译介较为充分（自然也与思艺先生的贡献有关）外，有关其他6人译介寥寥无几。思艺先生和他的精干团队，以“竭泽而渔”的态度“满世界”捞资料，以“一网打尽”的决心把中国人还相当陌生的唯美主义诗人作品译介成中文并出版，以不留一丝遗憾的勇气在项目已经结题的情况下仍不惜推迟出版著作也要为谢尔宾纳和麦伊补书写专节，这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长达67万余字的著作。思艺先生这种“磨功”、“细功”以及由此带来的成功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感谢曾思艺先生和他的团队。他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让曾在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史中灰头土脸苟且多年的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终于还原出其纯粹、精美、优雅的气质和风貌，让长期不明真相的读者恍然大悟：原来俄国的19世纪文学并不完全如之前被告知的那副模样，而是另有本不该属于幕后的故事和分量不轻的重要角色。对喜欢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喜欢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的学者及读者来说，阅读该书不仅是一种很尽兴的享受，也必定是自主判断意识和和文学史批评“觉悟”大幅提高的过程。我们稍微有些担心的是，中国的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整体研究仍然只是一种小众的研究，该书在这一领域如此一马当先绝尘而去，它和它的写作者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会不会更加孤独寂寞冷呢？
注解【Notes】
①曾思艺：《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理论与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倪正芳，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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