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龙

　　哈罗德 ? 布鲁姆的影响诗学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

　　杨 龙

　　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诗学形成了影响的事实性、影响的生产性和影响的诗史重构三个层面相递进的论述，用以鉴照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则可显现这样一种学术进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发端于研究跨国文学影响的事实，但在研究视角上经历了从影响者向接受者的重心转移，从而也引发了对影响的生产性的热切关注和思考，并在构建影响的文学史方面提供了国际文学史等富有价值的设想。对二者作此种平行考察，能够深化对各自研究范式的价值体认，并推进我们对文学影响的认知和研究。

　　影响诗学 影响研究 事实性 生产性 文学史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被普遍认为是研究文学影响而卓有成就的杰出批评家，他发表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诗学名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3）是他从长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实践转向诗学理论建构的奠基性著作。继其后，布鲁姆井喷式地接连抛出了《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 1975）、《卡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6）、《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这些相连续的著作以四部曲形式建立起他堪称独创的影响诗学，这也是他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理论。像布鲁姆这般专一而强烈地关注文学影响，举观近现代学术群落，实罕有其匹，细察之，恐怕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可相并论。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最早范式，由法国学派倡导，坚持对跨国文学影响的实证考察，有力地奠定了比较文学学科建制的科学基础。作为19世纪的产物，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与生俱来地强调研究对象的历史性，与20世纪上半叶转而注重文学性的研究范式相扞格，故一度被大加挞伐，备受冷遇。然而，从历史性向文学性的迁移，一定程度地割裂了文学的历史与形式，是对丰富复杂的文学场的绳削斧斫。文学影响所涉及的，应当是某种总体性关联视角下的文学场呈现。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固然有愈来愈沦为影响的历史考据学之弊，但断然判定其所研究的影响并非“文学的”影响，或许也未必中肯，归根结底恐怕要溯源于文学理解上的宽泛与纯化之间的分歧。然而亦无可否认，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确实显示出，在偏重于影响的事实材料堆砌下，其文学性维度至少是变得模糊不清。有关文学影响的研究，理所当然应着力发掘和阐释“文学”在影响过程中是怎样地发挥着真正的核心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布鲁姆的影响诗学提供了具有深刻乃至典范意义的入思模式，而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在当代也经历了反思，愈益调整和深化了研究思路，不再囿于片面单一的影响关系考察。于此，将布鲁姆的影响诗学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做平行考察，应当更能深化对各自研究范式的价值体认，并推进对文学影响的认知和研究。

一、影响的事实性

布鲁姆以研究浪漫主义诗歌起家，在彼时，T·S·艾略特的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以其反浪漫主义的面目，尽管与他格格不入，却最为深刻地刺激了他的诗学思维。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对抗艾略特的诗歌传统观，另一方面又从艾略特那里获得了某种启悟，将自己的诗学起点选定在对诗歌传统的关切与思考，在此过程中他捕捉到了他的诗学关键词——“影响”。

　　然而布鲁姆并非将“传统”理解为诗歌影响的代际承递，以此成立什么统绪或谱系，他明确指出，“我所说的‘诗的影响’并不是指早期诗人把观念和意象传递给后来的诗人。”“我所称的‘影响’乃是一种对诗本身的比喻表达；不是作为产品与来源的关系，或效果与原因的关系，而是作为后来的诗人同前驱者的更重大的关系，或者是读者与文本、诗歌与想象、想象与我们生活整体的关系。”因此，布鲁姆对于影响与传统之间关系的考论，绝非着眼于渊源批评或因果推理，而是将传统所牵涉的先在者与迟来者的关系列为诗歌影响的赫然见证，以此奠定自己的诗学前提，即影响的事实性。

　　为了阐明自己独特的理论意图，布鲁姆自创了“facticity”（事实性）一词：“‘事实性’意指着某一事实的状态，比如说，一个不可回避和不可变更的事实。陷入事实性，也就是陷入不可回避和不可变更之中。”诗歌影响的事实性，并不在于后来诗人的迟来者身份，迟来是一种姿态，甚至包含着一定程度的阐释自由，而事实性是一种状态，一种迟来者必须去直面的先在事实，即源自前驱诗人的先在性。“任何一位诗人，我修改为任何一位强劲有力度的诗人，像任何人不能选择他的父亲一样，不能选择他的前驱。……诗人们……最深层的欲望是变成影响，而不是受别人影响，然而，甚至在志得意满的最强劲有力度的诗人中间，仍然保持着那种被影响的焦虑。”据此，布鲁姆确定了“父亲荫庇下”的、不可逆转的事实性，“文学影响的最大真实性在于它是一种无法抵制的焦虑。”

　　面对诗歌影响的事实性，布鲁姆的诗学倾向表现得既微妙，又明晰，他所要求的是在对事实性的承认与反抗的双重行动中寻得诗歌创造的真相。在布鲁姆看来，诗歌影响的事实性的终极价值，唯在于激起对事实性的抵抗行动，展开强力误读或强力批评。因此，在事实性前提下，布鲁姆始终寄望于主体性力量，恰如有论者所设问作答的：“布鲁姆所期待于诗人和批评家的强力来自何处呢?与事实性形成对质、同焦虑作顽固抗争的‘强力’只能来自人的精神。可是后现代文化处处把‘精神’置于表示不信任的引号中，精神成为在事实性的悲哀和衰败中一道过时的景象。”后现代思想文化对主体性的百般拷问和质疑，一面奏响了主体性精神的哀歌，一面也宣告了事实性的凯旋。于是乎，从浪漫主义经由现代主义而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移位，仿佛便注定了布鲁姆的不合时宜。然而，没有对事实性的反抗，就没有诗的创造，事实性也就一无用处，事实性的无往不胜恰恰是事实性的真正悲哀。

　　将布鲁姆对诗歌影响的事实性的价值解剖，借以烛照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其义理辨析兴许会更加彰明。如果说布鲁姆影响诗学将影响的事实性视为审美创造无可回避的前提、但又必须努力穿透的壁障的话，相对而言，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则基于历史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观念统绪，毫不含糊地将影响的事实性作为确保其研究对象之科学性的最有力基石，而且，影响的事实即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全部内容，而不止是前提。当然，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影响事实是超国界的。195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伽列在给本国学者基亚《比较文学》所作的序言中写下著名的一段话：“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的精神联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实联系。”在此，伽列尽管一仍其旧，坚持将比较文学归属于文学史学科这一法国学派立场，可是也渐渐感到了法国学派过去的影响研究所显露出的自我中心缺陷，授人以柄，以致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范式在“二战”后遭遇种种诘难，而罪责之很大部分源于“影响”一词本身所预设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平等角色情境：总有一方是影响者，而另一方是被影响者。于是，伽列的表述，有意用“联系”替换了“影响”。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自废武功之举，恐怕也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对“二战”后西方先后占据话语主流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一系列反主体主义思潮作出的某种回应，当然亦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破关而出、自我否定而产生的认识飞跃。然而，较其更深更切近地处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布鲁姆，反而一定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是极其看重“影响”对于主体性反抗（实即创造）力量的激发作用的。

　　究其根底，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之所以热衷于探讨文学的跨国影响，其中对事实性的文学史真相不懈追踪的热情远甚于对主体性的审美创造的关切，在其研究论域中，主体性精神标记始终显得若有若无、毫不着意，似乎有迹可循，又顿觉消解无痕。在事实性的后果层面上，布鲁姆将事实性的价值定位于对事实性的反抗，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关注的重心则是影响在异国的际遇，早在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就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家应该考察的，不是他们实在是怎样，却是他们被别人认为怎样；他们应该从这被传说所改变了的面目出发。”比较文学所致力于研究的，是真正的影响的事实，是跨国文学间影响功能发挥所造成的事实。固然，这与文学创造并非毫不相干，德国比较文学学者就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命名为“发生学比较”，“‘发生学’这个称谓也表明，要具体地理解某个特定文本的形成（Genese），除了总是成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及民族语言形成环境外，还必须考虑到外国作品对文本生产所施加的影响。”可是，这里所说的影响，无疑是居高临下的赋予者，这种影响研究在布鲁姆看来定然是与地地道道的事实性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它甚至无意于与所谓审美原创建立任何瓜葛。针对那些基于艺术独创而固守天才论、从而质疑比较文学忽视作家个性的反对意见，梵第根就曾表示：“比较文学家把深切贯通作家和作品的独有之处和不可沟通之点这任务交给了传记和心理学的与美学的批评。他只研究这件作品在那一方面和别一些作品有连带关系，在语感上，内容上，形式上，文体上。他往往证明作者的气质（这气质并不是像人们所说那样，是那么孤立，那么严密地不可贯通的）是因为和某一些外国因子接触而丰富了，扩大了，改善了。”

　　虽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志在探索所谓的那些“连带关系”，但亦无可否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决非丝毫未尝触及审美创造的某些“冰山之角”，这可以从上面引述的梵第根最后一句话得到确证。审美创造之复杂异常，亘古未解，远非仅仅依据主体的创造力可以达成。“世界文学研究一部作品的质量，不是完全取决于作品的创作者的天才：它与其原有的广泛性联系在一起。”影响的事实性并不总是意味着压抑性，它时常也参与和推动着审美创造过程，更遑论压抑性之中本来亦包含着隐蔽的生产性，对此布鲁姆也深谙之，故其有“影响即误读”的著名命题。只是布鲁姆面对传统，面对影响的事实性，到底意难平，总是力图以主体性的审美竞争为迟来者寻得立足之地，因此布鲁姆的影响诗学实际上是某种“反影响”诗学，始终关注的是影响的焦虑在迟来诗人身上迸发出的修正冲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侧重探寻影响的际遇，本已内在地包含了双重视角：一者是影响的视角，另一者是接受的视角。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也并非纯粹的“影响”研究，而是容纳了“接受”研究于其中，而且这样一种对“影响”之“接受”的研究，在影响研究应对抨击责难而致力于矫弊补偏的过程中日益得到凸显。影响的接受者即审美创造者，按照布鲁姆的概念逻辑来理解，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这一重心调整，预示着或多或少地削弱了事实性崇拜。这样，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布鲁姆的影响诗学那里，影响的事实性力量都不是牢不可破的；领悟到这一点，二者便都主要地走向了对影响的生产性的揭示和阐扬。

二、影响的生产性

1997年，《影响的焦虑》在美国再版，布鲁姆撰写长文作为前言，重申：“‘影响’乃是一个隐喻，暗示着一个关系矩阵——意象关系、时间关系、精神关系、心理关系，它们在本质上归根结底是自卫性的。”布鲁姆以“关系”一词来解释“影响”，一方面，确实如同伽列等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一样力图扭转“影响”明显的单向性，所谓“关系矩阵”即是为“影响”扩容，揭露更为广阔丰富的、双向多边的影响关系；但另一方面，事实上他的用意着重在于颠倒某种习以为常的视角，影响不是顺势的，不是从影响者到被影响者，影响唯独在后者的自我防御中方才显形，是焦虑产生影响，而不是相反。在布鲁姆看来，“诗的影响并非一定会影响诗人的独创力；相反，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进一步说，“影响的焦虑来自一种复杂的强烈误读行为，一种我名之为‘诗的误释’的创造性解读。”此即意味着着影响的生产性。影响即焦虑即误读，实际乃三位一体的过程，影响的生产性就落实在强者诗人的创造性误读上。诗歌创造之所以可能，最终依赖的是诗人自我的强力意志。

　　故此，正如前文所论，布鲁姆极力抨击事实性崇拜，而大张主体性旗帜。根据他的判断，“影响造成的悲哀，尤其是新的诗人因对留给自己去做的事情太少而感到的恐惧”，并非立即成为一种完全抹杀和否定的力量，驱使诗人陷入绝境，“事实上，一切都尚待思考和歌唱，只要诗人能获得个人的声音。”由此，布鲁姆深富识见地评论道：“仅仅通过压抑的创造性的自由,通过最早对影响的关注,一个人才能重生为一个诗人。也只有通过修正,诗人才能变得并保持得越来越强大。”亦可见，布鲁姆时刻念兹在兹的创造性，实际强调的并不是全然的“新”，而是“强”，前者绝不可期，后者则真正标志着影响的生产性，这是“一种必然与历史传统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

　　于是，在布鲁姆的影响诗学视野下，迟来诗人无不充满追求自我不朽的渴望，纷纷挑起自我与先辈他者的审美竞争，文学场内争强角力，战火连绵。在迟来诗人与前驱诗人的对抗中，布鲁姆热切地称赞迟来诗人对时间的撒谎行为，因为这关系到对诗歌优先权或强力地位的争夺，在当中他看到了迟来诗人得以获致原创性的唯一契机，这也是影响的生产性凭借所谓“诗学误读”而达到最终目标的唯一契机：“通过误读，我所说的影响,不是善意的传递，而是有意的、荒谬的误读,其目的就是清除前辈，为自我腾出空间。”

　　至此，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生产性的论述，已然呈现出至少两种鲜明的维度，即个体维度与时间维度，而这两个维度交织在一起又构成激烈的对抗。在个体与时间的对抗中，即发生着迟来诗人对先驱诗人的转义或修正式误读行为。布鲁姆由此认定，影响的生产性之启动力量在于迟来的个体。

　　与布鲁姆类似，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出于对影响的价值后果的强烈关注，逐渐愈来愈多地注意到，被影响者的接受姿态和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便促使比较文学学者认识到影响的生产性，最早当属伽列。正如一位比较文学理论史家所云：“比较文学发展到加雷（即伽列——引者）那个时代，对影响和渊源的探索已经将比较文学引入悲凉的境地。也就在这种情势下，人们重新认识到一个事实，这也是当时的首要认识，即没有一种影响研究可以抛开与之相对应的接受研究来进行。”伽列在为基亚的《比较文学》1951年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不是在作品原有价值的基础上考察作品，而主要注重每个民族、每个作家被借用以后所产生的变化。运用‘影响’一词的人，经常是指解释、反应、抵制、抗争。”这种带有转型特征的认知日益得到其他学者的共鸣。譬如法国学者布律内尔援引纪德的话作出论定：“影响是‘通过对抗’形成的。”奥地利学者齐马甚至对以往的影响研究提出批判：“梵·第根提及的‘所接受的影响和所施加的影响’一样是被建构的甚或事前就被建构好的，而老套实证主义的问题之一恰在于不能反思建构过程本身。”同样地，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不满：“在大量影响研究中，人们过度地强调对出处来源的证明，而不是问：什么被接受了，什么被抛弃了以及为什么。”此外，法国的文学史家朗松阐发得似乎更精妙：“发生影响的笛卡尔和卢梭既不是笛卡尔也不是卢梭本人，而是读者在他们两人的书中读到的、用他们的名字所标识的东西；这取决于读者并且随读者一起改变。每一代人都在笛卡尔和卢梭那里读到他们自己，以自身做比喻，为了自身需要来塑造一个笛卡尔和卢梭。因此书籍乃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自身也在发展之中。”在尤其经历了后现代思想洗礼的当下看来，这些学者的议论仿佛早已成了人所共识的寻常见解，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共同蕴含的“英雄所见”，确实拓展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境界，通过从影响者视角向接受者视角的焦点转移，不仅消除了以往单向视角之弊，而且，重要的是更深入彻底地体现比较文学的“比较”思维，切实有利于建构比较文学所期许的文学对话。在此需提请注意的是，这种逆反地考察影响的思路，与布鲁姆如出一辙。

　　同时，比较文学学者也越来越丰富地作出了一些正面论述，以奥地利学者齐马为例，他在他的《比较文学导论》中就反复申明：“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生产性特征，它不应被理解为机械的模仿，而是由一个或多个作家所做的对外来语词的创造性加工。”“影响证明是一种选择和生产过程，让新的意义得以形成。”影响的生产性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日益得到确认和重视。但是，由于比较文学秉有的跨越倾向，它有关影响的生产性问题的思路，又显然与布鲁姆迥然相异。

　　如前所述，布鲁姆的影响诗学所包含的是个体与时间的对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个体维度和时间维度都是被高度抽象了的，即，他所谓的诗人个体更多地只是一个迟来的身份，或者强力意志，而时间也是一个比喻，仅仅关涉着优先权的归属与篡夺。在个体与时间的对抗当中，所有语境性的东西都通约掉了，唯剩下无关利害的审美，供布鲁姆顶礼膜拜。这样一来，在布鲁姆那里，影响的生产性嬗变成审美原创性，并且只能通过所谓诗人个体的强力意志来推动达成。

　　布鲁姆的唯我主义和审美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免抽象偏执的，使其丧失了语境主义所能触及的丰富多样的问题域。而当下的比较文学却能敞开视野，在探讨影响的生产性时努力剖析更多相关因素，揭露更多问题层面。在这一点上，布鲁姆恐怕就颇不明智地缩削了自己的视域，他只认可审美意义上的个体化的误读。而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视野下：

　　一旦能确定一位作家或一个作家群受到一位不同语种的作家的影响，类型学问题就出现了，它追问这样一种接触所牵涉的各种文化语境的历史、社会和语言特性：是否能揭示出平行的发展演变，这种平行发展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只是一种仓促而无结果的接触，而是一位作家的作品对另一位作家的作品产生了内在影响？或者是否涉及一种创造性的误解，一般是当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作品作出反应，却并不理解所接受的作品形成于何种政治和文化语境下，作家又想通过作品达到什么目的时会发生这种情形。大多数场合中，我们遇到的都是这两种反应的混合：在陌生语境中被阅读的作品得到的理解从来不会和在它所诞生的社会中相同。它接纳了新意义并且经常被无礼地简化或‘误解’……这类由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误解，尽管产生了大量的——常常是令人愉悦的——歪曲，仍然值得欢迎，因为它们常常使原来的（‘民族的’）接受变得相对化，能够激活文本的多义性或开放性，而文本在它固有的生成环境中有时会沦落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或商业的陈词滥调。

　　在此，还应注意到，比较文学关注的是影响在异国的际遇，是异质空间下的影响关系，因此所论涉的影响的生产性必然源于空间跨越导致的诸多差异，如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层面。然而，布鲁姆所入思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影响关系，其空间基本是同质的，故此对影响的生产性的探究便落定在诗人的个体审美差异之上。总而言之，二者对文学影响的研究向度，一者是空间，另一者是时间，各自展开的有关影响的生产性的言说，无疑是可以互为补益的。

三、影响的文学史构图

作为一位强力批评家，布鲁姆一直怀有重构诗史的雄心，他确信：“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开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

　　然而，布鲁姆的影响诗学给他提供的历史叙述框架，却或多或少是反历史的。他从个人主义和审美主义立场出发，刻意缩削历史，乃至将其化约为纯粹的时间范畴，仅仅意味着时间上的先在性。他甚至坦言：“我感到，后来者地位根本不是什么历史身份，而是属于文学坐标上的这么一个位置。”以布鲁姆对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感，他最终放逐了历史的观念意识形态，而只保留了纯粹时间层面的历史措辞，而且在较多情况下干脆回避这类措辞。他对于诗歌影响的历史的论述，很快就转换为对于诗歌影响关系的论述。这样一来，尽管他所论述的诗歌影响关系主要是一种历时的关系，可是最大限度地删削了历史超乎个体审美之外的种种意涵。

　　布鲁姆之所以对历史抱有疑忌，除了反感历史决定论之外，恐怕原因还在于他有意排斥一种长期积习造成的自上而下的历史思维。这种历史思维肯定了历史的压抑，导致某种事实性崇拜，惯于将诗歌影响描述成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的过程。布鲁姆的影响诗学在事实性与修正之间建构了辩证的双向视角，并且着重强调诗歌影响关系的逆向度和对抗性，因此在否定历史压抑的同时解构了历史。进而，布鲁姆通过他的影响诗学对诗史做了改写，在他眼里，诗史毋宁只是诗的集合，而且是诗之间相互冲突的集合，是充满强力误读和审美竞争的诗歌战场。他甚至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对布鲁姆这番话，有论者进一步阐释道：“所以不存在文本性，而只存在‘互文性’，……据此，虽然文本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但早出的文本不一定就是影响者，晚出的文本不一定就是被影响者。因为晚出者对早出者的误读或修改，实际上就是对早出者的影响。……既然影响意味着‘互文性’，也即意味着诗人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诗人间互相阅读，更确切地说是误读的关系。”布鲁姆所揭示的这种误读的互文性，真正发扬了“影响即误读”的意义，甚而一定程度地逆转了时间向度，呈现出更具活力的自由交错的诗歌影响关系。

　　但是，布鲁姆在以互文性来重新阐释他的“影响”概念乃至诗史构图时，依然是在审美与历史之间做了一种十分偏颇、非此即彼的取舍，他所认可和利用的只是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响，对于诗史阐释而言，这远远不够。有比较文学学者深切认识到：“要区别开互文过程的两方面：一面是作为主体回应过去或现在的其他文学文本的内部互文性；另一方面是外部互文性，意味着通过主体对非文学的文本和话语进行加工。……内外部互文性在共同作用，文学不能单由自治的角度，由文学演进内部的生产来解释，它还是社会性事实并且因此成为社会学的对象：作为对政治、法律、科学、哲学和商业的社会方言和话语的反应。‘作品内部的阐释’和任何一种文学自治美学的根本缺陷都在于抹去了整个非文学的语境。”若以这段话观照布鲁姆，则不仅可见布鲁姆固守内部互文性这一明显的偏失，而且也再一次暴露了布鲁姆影响诗学的理论硬伤，即其看似纯粹、实则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审美主义。在他的母国，“研究影响问题的美国文学界学者虽然都在运用布鲁姆的理论，但却从两个方面抵制了他的学说。其一，布鲁姆持‘内在影响论’，只关注作者对作者，及作品对作品的影响，忽视文化（‘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皆然）、历史和思想等‘外在’影响。对此，他们基本上都加以抵制。其二，他们抵制布鲁姆影响论中的直线性单一影响观，倾向于新的历史相对影响论，即认为影响具有多重性、异源性和复调性。这种研究将考察对象延伸到了传统欧美高雅文化以外的影响因素，去关注宗教、哲学、文学、文化和思想诸影响之间的重叠部分。”

　　毋庸置疑，布鲁姆的美国批判者们通过抵制和克服布鲁姆的诗学缺陷，表明了一种为影响的文学史构图填补更多空白的努力。尽管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并不曾与布鲁姆短兵相接，可是以其特有的比较视域，对影响的文学史构建确乎别有创见，同样足以裨补布鲁姆。

　　有比较文学学者通过分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发现“文学不仅是互文性的，也是跨文化的因此是比较文学的试验。……不同文化疆域的无论文学还是非文学的话语都渗入其中。比较文学经常探究的影响在此表现为一种互文过程，表现为从事书写的主体对外来语言形式的掌握。不言而喻，这种掌握对于自身的话语形式和由这种话语形式所塑造的自身的主体性都会发生影响”。而对这样一些跨越国界和文化的文学影响的追踪，正是促使比较文学真正兴起的根本动因。那句“世界文学时代已经来临”的著名呼召，如今看来，的确直接见证了西方学者的文学史观念和视野在那一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更新拓展。譬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尤是如此，他不但划出一个由影响的放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组成的完整的影响路线图，还进一步提出要“去划出那形成国际文学史的经纬的，影响之网线。”在他看来，跨国文学影响交织的图景，构成了所谓的国际文学史。他的《比较文学论》最末一章即题为“向国际文学史去的路”，其中写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位作家都轮流着到这舞台包括全人类的戏剧中来演他们的角色，表现他们的思想，做他们的梦。”并援引第尔克·高思特尔（Dirk Coster）的话：“各国伟大的文学互相补充着。为要恢复人的形象起见，它们应该互相借贷着它们所缺少的东西。”

　　虽然这些设想，时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仍然还只是设想，而且由于总体化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解，更使得人们因这些设想明显的总体化期求而对它们了无兴趣，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联系日益空前紧密，诸如世界文学、总体文学乃至国际文学史等曾被抛弃的所谓空洞概念，又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重新拾起，甚至继踵其后，全球文学、人类文学等概念也被发明出来，竞相阐述。其实，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已有学者睿智地洞察到：“在各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为一方，世界文学的综合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对双方有利的来回摆动。”如今，这个摆动正摆向谁方呢？无论如何，在摆动的途中，在早已结成地球村的当下人类世界，文学空间无限敞开，彼此错杂，交互影响，万象纷呈，对此，影响的文学史恐怕正切其时，尚待我们去努力建构。

　　注解【Notes】

　　①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诺斯替主义影响下的哈罗德·布鲁姆诗学创造及运用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2038）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美]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2] [美]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页。

　　[3] [美]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4] [美]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5] 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32页。

　　[6] 胡继华：《抵抗蒙哀的事实性——谈布鲁姆的〈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7日第8版。

　　[7]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8]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45页。

　　[9][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0]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25页。

　　[11] [法]皮埃尔·布律内尔等：《何谓比较文学》，黄慧珍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12] [美]哈罗德·布鲁姆：《再版前言：玷污的烦恼》，载《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3]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4]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5] [美]哈罗德·布鲁姆：《读诗的艺术》，王敖译，《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总第五辑），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页。[16] Harold Bloom.Poetry and Repression. 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6.[17]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8] Harold Bloom. 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 New York: Oxford UP, 1982, p.64.

　　[19]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20]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21] [法]皮埃尔·布律内尔等：《何谓比较文学》，黄慧珍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22]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9页。

　　[23] [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载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24] [法]G·朗松：《文学史和社会学》，转引自[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20页。

　　[25] [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26] [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27] [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28]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9] [美]哈罗德·布鲁姆：《再版前言：玷污的烦恼》，载《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30] [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1] [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32] [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33]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克莱格·萨旺金：《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1980—2002》，王祖友译，舒程校，载《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第56页。

　　[34] [奥地利]彼得·V·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35]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39页。

　　[36]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73页。

　　[37] [法]皮埃尔·布律内尔等：《何谓比较文学》，黄慧珍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Title: A Parallel Investigation of Harold Bloom's Poetics of In fl uence and the in fl uence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hor: Yang Long is from the College of humanity scien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Harold Bloom's poetics of in fl uence, mainly accounting for the facticity of in fl uence, the productivity of in fl u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 fl uential poetic history, could be appropriated to illuminate the study of in fl uenc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rough such a mirror, a route of academical evolvement would be seen clearly: the study of in fl uence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of fa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in fl uence; however, its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has transferred from the in fl uencer to the recipient, which causes the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vity of in fl uence and deeply probe into it, and gives rise to a certain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in fl uence to the one of "accept"; and it always insists on connecting the literature with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refore provides such valuable idea as international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aspect of constructing in fl uential literary history. Therefore, such a parallel investigation could bring some deeper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both researching paradigms respectiv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push forward our cognition and study of literary in fl uence.

　　Poetics of in fl uence Study of in fl uence facticity productivity literary history

　　杨龙，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西诗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