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斌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曾祥铣从事黔北文学研究数十年，对黔北这方地域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类文学现象心怀敬意，躬于梳理，长于讨论。其成果集中体现在 《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与曾春蓉合著）、《黔北20世纪文学史》（与王刚合著）等专著中。此外，曾祥铣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散见于当地报刊及有关文集。

　　曾祥铣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诸方面均有建树，构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本文主要从文学史的角度，以 《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 《概观》）、《黔北20世纪文学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 《黔北文学史》）为据，讨论曾祥铣在地域文学史写作中的方法论、价值取向及重要收获。

一、坚守唯物史观的高地

曾祥铣在写作 《概观》《黔北文学史》中，遵循的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原历史，真实地再现历史上各个时段的文学现象，而非臆断或理念的地域文学史。

　　在 《概观》中讨论黔北这片地域古代文学现象时，曾祥铣从政治、经济、文化入手，阐述黔北古代文学滥觞于古老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初见于 “汉三贤”的文化活动之中。历数百年的沉寂，又于唐代中期李白流放夜郎事件，激励了黔北古代文学的复苏；至宋代杨粲开创 “播州盛世”，黔北古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宋、元、明时期，作家作品不断涌现，但未形成文学高潮，直到清代后期，沙滩文化横空出世。“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黔北古代文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成为当时及后世学界讨论的热点。在 《黔北文学史》中，曾祥铣认为黔北近现代文学呈现出新的特征，即地域文学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作品的思想意义上已经没有了 “边远”与 “中心”之别，只有感时忧世之愤，亡国灭种之虞了。

　　黔北古代文学呈现断续发展态势，曾祥铣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这方地域在地缘上与文化中心地带相距遥远，所以，中央政权是统而少治或不治，使这方地域时为方国，时而经制之州，时而羁縻之地，时为土官，时为土司。这种管理的粗疏，势必影响到主流文化对它的淡漠乃至遗忘。许许多多的文学成果就这样永远地消弭于历史烟尘而再难打捞。一是地方经济发展滞后，难以应对频仍的战争和频繁的民族迁徙；社会无力，也无法保存已有的文学之果。动荡的社会，时常处在漂泊状态下的人群，对文学，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地守望了。

　　平播之后，这方地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文学亦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在历经一二百年的积淀与发展之后，一个名叫沙滩的村落文化之力爆发，亮眼西南，影响达于全国。沙滩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诸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心理的变化尤为重要。平播之后的改土归流，使生活在这方地域的人群在身份上发生了质变，这就是从土司家奴变身为国家公民，从心理上有了归属感。这样的社会心理因素，也是形成沙滩文化的重要缘由之一。

　　中国近、现代社会充满忧患、绝望与抗争，这样的意识亦反映在黔北近、现代文学中。“反帝反封建，已成为黔北人民的历史使命和迫切要求。因此，除了局部的反抗和斗争外，全国性的重大政治运动，都在黔北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一社会背景不但在文学作品中有反映，更有力地影响着黔北文学的发展。”（《黔北文学史》，第3页）

　　正如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黔北古代文学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断裂，甚至数百年间沉寂无声，让后人无法复还黔北古代文学状貌。为此，曾祥铣翻阅数百种典籍，查找数千部文本，虽获吉光片羽，却也弥足珍贵。更为可贵的是，在社会以扬弃唯物史观为 “荣”的情况下，曾祥铣更加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方法论，叙述历史的原始性、散片性、多义性，复原文学现象的初始情形，既不独宠典型现象，亦不疏漏细枝末节；且材料翔实，叙述生动，以当代学人少有的韧性与坚守，完成了黔北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营建，为“黔北文学”这一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提供了逻辑延展与理论支撑。

　　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亦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全部的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便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

　　不同的世界观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即人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和过程；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经济、政治和阶级矛盾。唯心史观则认为，历史只是后人对过往时段的一种主观的、个人的书写与建构；人不能真正认识历史，所谓真实的历史面貌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没有客观规律和既定目标；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历史就是精英、经典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没有主人的。

　　不同的历史观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学观，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就是明证，鲁迅在文学史中的遭遇、在校园的遭遇也是明证。

二、人民性是文学的魂魄

由孔子编定的 “诗三百”，洋溢着古代大众的悲喜与怨怒，成为中国诗歌（文学）的第一部经典 《诗经》。《诗经》的人民性特征，为中国文学染就了第一道底色。以后，屈原的爱国情怀，司马迁开创文学的骨立精神，李白的浪漫风格，再为传统文学添彩。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多烙有人民性的印记。

　　文学的人民性，曾经被狭隘地理解为反映民生疾苦，为下层发言，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因此冷遇了这样一些作品，即作品没有直言民生民瘼，但却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一是对唯物史观的整体把握不够，二是在方法论上重表不重里。

　　在艰难困苦时，给人以精神的热望；在外族、外敌入侵时，以血色之光照亮生存；在暗无天光之际，果决地夺取火把；在平和的岁月里，种植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首先是着眼于大众，着眼于时代。所谓“小众”，所谓 “无时代”，都是一种病态的自恋。

　　要真实地还原过去时段的文学现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文学史编写者就会十分注重作品中的 “人民性”成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过去时段的文学现象给予实事求是的侄释。

　　譬如，曾祥铣在 《概观》中梳理黔北古代文学时，对 “汉三贤”认同并向往中原文化持肯定态度，这与因李白长流事件而为黔北留下丰硕的文学之果源于同理，那就是文化人作为社会的良知或先知，始终在追求民族的认同感和国家的归属感。统治播州达七百多年之久的土司的作品或著述，在心理的深层亦在寻求“中央”以保自己的无虞。在平播之前的黔北古代文学，主要体现的便是这份爱国情怀，包括南明时期许多大德高僧、流官名宦、流民移民，及本籍人士的作品，无不渗透一份关于家国的关注。

　　平播之后，黔北古代文学发生了变化，即对民间疾瘼的关注，对战乱的厌恶，对统治者的冷漠或腐败的贬斥，对一切邪恶的不屑或不满。特别是清代中后期，社会动荡不宁，世道艰险，民不聊生。许多作家在批判现实中亦包含许多的孤苦无援的情状，包括沙滩文化之经典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所显现的感时愤世之作，曾祥铣都以相当厚重的篇幅，从大背景入手，分析作品的产生，论述文学现象的形成与发展；甚至有的品评还深入到作家的内心，探究作品的热度和温度。

　　在 《黔北文学史》中，曾祥铣特别注重时代之于文学的影响。在讨论黔北现代文学时，他看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成果和文学作品的革命性成分。

　　在梳理现代文学时，曾祥铣将地域文学的新动向概括为 “北往”与 “南来”两大主线予以展开。五四运动前后，本土一批作家 “北往”，最有成就的便是蹇先艾，以乡土文学创作的实绩，成为有影响的现代作家。还有一些人参加了 “左联”活动，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作家。

　　所谓 “南来”，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黔北成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成为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地区，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养料。一是红军长征在黔北转战达三月之久，中国革命在遵义出现转折，也为地方留下了厚重的长征文化即红色文化；一是全民抗战爆发后，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许多文化机关团体迁往遵义，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在湘江之滨从事文学活动，有力地助推了地方文艺的繁荣发展。

　　“北往南来”，是黔北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对黔北文学的影响至今未见消弭，反而历久弥新。这也是曾祥铣看重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

　　曾祥铣费时二三十年构建的黔北古代至现代的文学大厦，人民性溢满其间，成为 《概观》和 《黔北文学史》的价值取向，因史 “格”而成史 “品”。或许，曾祥铣的文学观尚有一些不足，但整个地域文学的精、气、神、韵已然宛在。

三、收获种种或者启悟点点

在黔北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生成的文学，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正如曾祥铣在 《概观》中的论断：同源，同质。

　　同源同质的判断，便于总体把握地域文学的演进，同时了解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概貌。如郡县时期的文学是对汉文学的认同与学习；播州时期的文学，在认同与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遵义府时期的文学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沙滩文化中的文学成就在继承诗歌的兴、观、群、怨诸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这样的史观，便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有可能描就一片荒芜，亦可避免唯心史观的虚构和臆断，从而建设成整体而有层次、真实而具象的黔北文学史。

　　同时，对黔北文学地域性特征的讨论，不因同源同质而偏废，而是努力探究，全面展示。在 《概观》和 《黔北文学史》中，曾祥铣对仡佬族神话传说赋予 “活化石”的研究价值；对 “汉三贤”的文化活动的解读，力求探究地方文化先知的感知和认知；对李白涉及流放地夜郎的数十首诗歌的研讨，既注重李白诗歌对黔北文学的影响，又对李白到没到夜郎作一些实证的梳理。

　　此外，对宋以后这方地域出现的散文作品，曾祥铣抱以极大的热情。这些散文作品，有的出自土官，有的出自流官，有的出自文化人；有纸质的，有镌刻的；有的在典籍中，有的则留存在山川。且基本上都与地方人事、物事、现象关联，具有文学意义与历史观照的双重价值。所以，曾祥铣从文学入手，努力揭示其蕴涵在历史深处，在过去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诸多历史信息。

　　对黔北现代文学的讨论，曾祥铣除重视作家作品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外，对作家作品的乡情乡恋亦予以褒扬。乡思国念，自古一体。对乡风的展示，恶俗的扬弃；或向往于新的，有希望的事件；以及对黑暗的诅咒，对邪恶的批判，等等。除了地域的印记，还是文学的精灵。

　　治学治史，方法论最为关键。曾祥铣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力求掌握基本的历史事实，于史料上下功夫，梳理并再现黔北文学的历史风貌与整体架构，成为地方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成果。曾祥铣在二三十年的地域文学研究中，既不愤世又不媚世，建构学识，涵积学养。在唯心的东西铺天盖地之际，曾祥铣不迷不惑，一如既往地求索，颇有几分众人皆醉君独醒的大义凛然。

　　新时期以来，唯物史观在一些时候、一些领域被委弃于地。记得前几年，一人托名 “道真人”给我寄来一份文稿，其要点，就是发生在明代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播战役，官军24万之众围剿播州，对当地少数民族展开大屠杀；而播州首领杨应龙是民族英雄，他反抗官军的血腥和暴力。其实，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或人物，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抽掉由事实构成的时代，将历史事件或人物悬空起来，就容易得出如此的错误结论。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是后人的书写和理念的构建，历史的真实状况永远无法还原。这就有一些人说红军长征中抢夺泸定桥是共产党的虚构，编造的故事；还有人说共产党在抗战中是 “游而不击”。早在抗战中，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就针对国民党要人陈诚诬蔑共产党 “游而不击”而对外界作过澄清，以事实和数据说话。这份70多年前的文稿现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唯心史观最危险的典型例证，便是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一些国家的侵略；最见罔顾事实的便是达赖对西藏解放以来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言说。曾祥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守，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