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忠锋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引 言

2013年1月3日上午10时，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出现大雾，导致大面积航班延误，截至20时30分，有440个航班被取消，约7500名旅客滞留。在滞留期间，由于机场应急处理经验不足，造成一些滞留旅客与机场工作人员发生摩擦，机场部分工作柜台与电脑被砸。此事件一经媒体披露与滞留旅客的微博直播，迅速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长水国际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事件 （以下简称 “长水事件”）随即演化为一场突发性公共事件。在利用纸媒对该事件报道同时，昆明四家都市类媒体—— 《春城晚报》 《都市时报》 《云南信息报》与《生活新报》，还利用其官方新浪微博进行实时跟踪，其后 “云南网” “凤凰”“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又对该事件进行报道，这使 “长水事件”报道态势形成 “媒体循环”效应。当媒体互相引用对方的内容时，产生的便是一种雪球效应，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和膨胀。

　　在此过程中，媒体记者、普通网民、机场工作人员、航空公司、飞机乘客都纷纷借助微博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交织的声音旋涡中，有指责航空公司的，有诟病长水机场选址的，有泄愤的，有疏导乘客情绪的等等。在此，本文讨论的对象不是微博中的具体话语表达，而是关注这种微博话语所建构的主体关系，以及都市媒体微博的话语呈现方式及其角色扮演。

　　对于微博话语研究，根据研究主旨可分为两个维度：微博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和微博对话语主体的建构。彭兰认为，话语权分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 “权利”和借此影响他人的 “权力”，话语权利转化为话语权力需要身份、地位、声望、专业能力以及话语本身等因素，对这些社会资源的掌控能力大小构筑了微博圈中的话语权差序格局。沿着这个思路，王飞分析了微博话语权被划分为表达权与影响力的特征。他认为，微博表达权的草根化，打破了政府、精英话语权的垄断，扩大了草根的话语权，但草根一般要借助精英微博才能让其微博具有影响力。在学者田野看来，微博话语权的分配与议程设置存在紧密联系，在微博舆情场中，看似自由、平等与共享的语境，话语权却牢牢地被精英阶层所掌控。

　　相较于微博话语权的分配视角，董玉芝更为关注微博对话语主体的重构现象，他认为 “微博技术创新实现了大众话语权的主体回归，微博用户的平等性实现了草根话语主体的崛起，微博身份的匿名性实现了话语主体表达的自由化。”这种观点突出了微博对网民的赋权效能，却忽视了微博场域中的身份区隔所导致的话语权不均。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主旨集中指向于不同微博主体的话语权格局，研究结论趋向于微博圈中的话语权失衡与博弈现象。本文认为，上述研究视角没有深入到文本本身来剖析微博话语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吸收与转化，以及微博话语意义对不同主体身份的建构。这也正是本文运用 “互文性”概念研究微博话语的价值所在。

一、研究方法

（一）定义分析单元

1.选择中介性事件

　　媒体微博每天发布的大大小小的新闻并不一定都能滋生舆情。舆情的形成和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能够刺激舆情形成的事件大多是关系到公众利益并产生社会矛盾的事件。本文以2013年1月初发生在昆明长水机场的航班大面积延误事件来作为刺激舆情产生的中介性事项进行研究分析。之所以选择 “长水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原因在于长水国际机场是全球百强机场，是第四大国家门户枢纽机场，航站楼单体建筑面积居世界第一，机场总建筑面积居全国第四，并且在事件发生时，才刚刚投入使用半年。长水机场的建设可谓耗资巨大，因此该事件一经报道，就被国内外媒体争先转载，还引起了包括滞留旅客在内的公众的广泛讨论，所以，选择该事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时间段选取

　　在长水机场大量航班延误事件发生后，《春城晚报》很快发布微博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持续关注事件的进展。据统计，从1月3日17时35分 《春城晚报》官博发布第一条有关长水机场航班延误事件的微博开始，到该报官博1月6日9时50分发布最后一条 “#昆明机场，旅客滞留#”式样的微博，《春城晚报》新浪微博对长水机场航班延误事件的即时报道告一段落。需要说明的是，《春城晚报》发布关于长水机场大雾事件的微博并不只有55条。选择这段时间发布的微博来分析，是因为这段时间是该事件从开始、高潮、发展到结束的总体呈现，并且能集中反映由该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舆情的形成和变动，但并不意味着这是舆情形成和消退的全过程。

（二）建立分析类目

关于内容分析的类目，因目前对微博从形式到内容的研究均不成熟，笔者尝试确定了 《春城晚报》关于 “长水事件”发布微博的分析类目，包括发博情况、形式特征、内容特征和互动情况。

　　

　　表1 《春城晚报》关于 “长水事件”发布微博的内容分析图

　　本文在进行内容分析时把媒体微博如何使舆情传播实现互动、实时和共享作为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上图所列的内容分析类目可以帮助本文获得以数字或其他形式呈现的数据，比如发博条数、评论条数及转发次数等类目的统计有利于分析舆情信息是如何传播的，内容特征和互动情况的量化研究则可以在微观上分析舆情主体意见、态度、观点和情绪的变化。

二、研究发现

（一）发博频率特征

2013年1月3日至6日，《春城晚报》共发布微博211条，而有关 “长水事件”的微博有55条，在这四天内，该报每天发博频率差异较大。1月4日的发博频率最高 （67.3%），而1月6日的发博频率最低 （1.8%）。这是因为在1月4日期间，被滞留乘客与云南机场集团公司矛盾达到最大化，社会舆论关注度最高；而1月5日至6日，延误航班全部起飞，“长水事件”结束。从图1可以看出，《春城晚报》微博的发布频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长水事件”舆情变动的趋势。

　　

　　图1 2013年1月3日至6日 《春城晚报》关于 “长水事件”的发博情况

　　为详细呈现 “长水事件”在微博空间中的舆情变化，本文选取 《春城晚报》发博数最多的1月4日，以两小时为一个观察时段，对当日24小时内的发博情况进行分析。统计发现，《春城晚报》在1月4日的发博频率出现三个高峰时段：00：00—02：00、14：00—16：00和22：00—24：00。在首个高峰时段， 《春城晚报》连发23条微博，其中有22条为转发并评论微博。被转发的微博主体多数为滞留旅客，其次为 《春城晚报》记者、机场工作人员、昆明机场官方微博、新浪航空官方微博等。在第二个高峰时段，《春城晚报》共发布5条微博，其中，从15时29分起，是以连发3条微博的方式报道长水机场情况。当时长水机场出现了新一轮的乘客骚乱，因为补班航班和赔偿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致使前一天滞留在机场和市区的旅客与机场和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第三次发博高峰出现在1月4日晚，《春城晚报》共发布8条微博，尤其是当日23时34分到24时这段时间，《春城晚报》连发5条微博对长水机场当时的混乱秩序进行了播报。

　　由此可知，在1月3日到4日这段时间内，“长水事件”在 《春城晚报》微博中所表征的网络舆情呈波浪式起伏态势。这与现实舆情在整体趋势相呼应，但在具体时点上表现得有所偏差，表现在1月4日夜晚 《春城晚报》发博的高频率与当日白天滞留乘客怨声载道情形的背离，这种背离也说明了微博话语所建构的网络舆情环境并不能真正反映现实社会舆情。

（二）互动情况特征

伴随 《春城晚报》微博对 “长水事件”的报道，该报 “粉丝”的评论与转发微博也呈现三次高峰时段。其中，1月3日22时17分发布的关于 “长水机场遭遇大雾导致旅客滞留”的微博获得52次转发和16条评论，随后转发和评论的情况有所减弱。从4日白天开始，转发和评论的情况又呈上升趋势，在15时左右达到第二次高峰，15时29分发布的微博获得转发93次，评论33条。其内容是网友报料 “此时长水机场一片混乱，乘客得不到安置，机场工作人员不予理睬……”此后转发和评论的趋势略有下降，在4日22时左右又达到第三次高峰。表现在4日21时47分发布的微博被转发69次，评论43次。该微博是一条转发微博，网友播报 “长水机场场面失控，情况恶劣”。整体上看，在 “长水事件”中，《春城晚报》所发微博获评论与转发的走势与其发博频率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在该报通过微博对 “长水事件”集中发声的时候却与其 “粉丝”出现了互动失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报集中发博的时段 （零点至凌晨两点之间）恰恰是微博用户的低谷期——其 “粉丝”多数已进入梦乡。而且，当微博一条接一条地以散点状发布时，很容易变成碎片化的信息，难以引起 “粉丝”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当 《春城晚报》涉及 “长水事件”的微博内容为 “悲情”话语时，其获粉丝转发与评论的几率更高。

　　

　　图2 三次高峰期的发博数和获得转发与评论的数量

（三）微博形式分析

上文提到，2013年1月3日至6日，《春城晚报》新浪微博发布了55条有关长水机场大雾导致旅客滞留事件的微博，微博形式有自发微博、转发微博和转发并评论微博 （见表2），其中，转发并评论式样的微博居多，总量达到36条。统计表明，《春城晚报》发布的 “转发并评论微博”呈现为三种类型：一是转发网友微博，二是转发该报记者微博，三是转发昆明机场官方微博。此外，从这类微博在当天总发布微博的比重来看，大体是呈递减趋势的，这与现实舆情的变动紧密相关。

　　

　　表2 《春城晚报》关于 “长水事件”的发博情况 （2013年1月3日—6日）

（四）微博话语特征

在涉及 “长水事件”的55条微博中，附在转发微博后的评论则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该事件的舆情走向。研究发现，《春城晚报》新浪微博大多采用协商式的话语类型来回应草根博友 （滞留乘客）的诉求。譬如，针对计划于2013年1月4日与未婚妻去领结婚证博主的抱怨，《春城晚报》微博转发并评论的内容为：“这个提议大家怎么看？//@火把果新闻台：@五华民政 给新人预留个20130104的编号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春城晚报》微博评论话语的分配对象一个是昆明同城网的副总编辑，一个是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这表明，《春城晚报》微博在扮演 “长水事件”舆情引导者身份中，打破了在转发他人微博中传者与受者间的模糊界限，凸显着其媒体角色。随后，围绕着长水机场旅客滞留事件进展态势，《春城晚报》利用自发微博、转发与评论微博形式，在网友微博、媒体记者微博与昆明机场微博构成的公共话语圈中进行着议程设置。值得注意的是，《春城晚报》巧妙地将本媒体记者的原创微博嵌入了其机构微博之中，潜在地引导着网民的意见与情绪。

三、结论与讨论

由上文可知，“长水事件”舆情在 《春城晚报》微博中的传播呈现如下链式扩散过程：首先，《春城晚报》微博通过微博用户获取长水机场航班延误事件舆情信息 （包括首条信源微博）。接着，《春城晚报》通过转发并评论其他用户微博来传播 “长水事件”舆情信息。最后，“长水事件”舆情通过 《春城晚报》微博 “粉丝”的转发和评论而导致裂变式传播。在此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微博话语相互嵌套，其携带的意义也在不断流动与交换。克里斯蒂娃认为，当一个文本的外观呈现出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图案，且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时，这个文本就具有了 “互文性”的属性。在此意义上，“长水事件”舆情在以 《春城晚报》微博为中心的网络空间中发生着 “互文性”的话语传递。

　　费尔克拉夫认为： “互文性可区分为 ‘明确的互文性’和 ‘互为话语性’（建构的互文性）。前者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确地吸收到一个文本之中，后者则是一个话语类型如何通过话语秩序要素的结合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由于转发微博将他人的话语引入至自己的话语情境之中，并蕴涵着一种对他人话语的 “重新强调”，因此转发微博带有明确互文性形式。而评论微博则是对舆情事件以及微博文本的再次或多次解读，用户的评论与微博源文本共同完成了对某一舆情事件的话语建构，故转发微博具有互为话语性属性。

　　按此区分，《春城晚报》微博与其博友通过 “明确互文性”与 “互文话语性”双重方式在网络中建构着 “长水事件”舆情。诉诸前种方式，《春城晚报》微博试图再现 “长水事件”舆情态势，在此过程时，《春城晚报》将草根微博语言纳入其媒体报道话语框架之中，造成了传统媒体界定的传者与受众关系的暂时性模糊，以及传媒微博与草根微博间话语权的表面平等。但是在 “互为话语性”阶段，《春城晚报》通过对他人微博进行评论的策略，通过话语风格的转置而凸显了新闻机构身份。这说明，在媒体微博所建构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媒体与 “草根”在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发声时，两者间的关系不是一些对自媒体时代持乐观态度的学者所主张的 “传受关系模糊”和 “大众麦克风时代下的传受双方的话语权平等”。

　　综上所述，媒体微博采用 “互文性”的话语网络来表征突发性公共事件舆情，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自己的强社会关系身份。即在明确的互文性维度内 （转发他人微博），媒体微博扮演了突发性公共事件反映者的角色，而在 “互为话语性”维度内 （转发且评论他人微博），则扮演了突发性公共事件舆情引导者的角色。可以说，前一种角色满足了公众对媒体作为 “社会雷达”的身份期待，后一种角色则契合了媒体作为 “社会关系协调者”的功能定位，这两种角色的差异由于媒体微博在网络结构中的 “意见领袖”位置以及媒体话语的社会实践效能——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制的在场。

　　而且，从突发性公共事件舆情在媒体微博中的传播情况来看，新闻机构为适应微博的自媒体形态而采取了互文性话语策略，在此过程中，为适应大众化的网络语言风格以及国家公共管理需求而进行生产话语与消费话语相互转换，媒体与受众关系也因微博的自媒体属性而得以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媒体微博与草根微博话语间的相互吸收与转化，造成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意义在多元微博主体间的交互流动。不过，新闻媒体借助其在微博圈中的权威角色，将微博空间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分散舆情潜在整合进媒体预设的解释框架之中，从而影响着其微博“粉丝”与博友对舆情的感知以及网络舆情的走向。因此，了解媒体微博在建构网络舆情所使用的话语类型与话语风格，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建构的象征性现实，促进媒体对网络舆情更好引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诚然，在表征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时，话语互文性现象也存在于政务微博之中，但网络结构中的不同主体对话语生产、解读的方式以及话语所建构的政务机构同草根博主间的身份和关系与媒体微博空间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政务微博的主体身份代表着政府管理机构，其话语风格更趋于官方化与程式化，机构身份除充当突发性公共事件舆情引导者的身份之外，还扮演着网络舆情处置者的角色。而且，虽然本文考察的媒体微博的身份属都市类媒体，但党报微博在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舆情时，也同样存在 “互文性”话语现象，这从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 “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就可见一斑，只不过，党报微博的话语风格政治色彩浓厚。

　　顺便提一下，媒体微博对舆情的产生和变动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媒体微博话语在传播舆情方面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具体表现在：首先，媒体微博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往往会采用或转发带有 “悲情式”话语的微博，这会造成网络对现实舆情的失实反馈。其次，散点建构的公共话语空间具有局限性。尽管微博会对某一公共话题进行集中性地讨论，但因为网络虚拟空间的开放性与匿名性，微博用户的注意力很容易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这种被 “散点”建构起来的公共话语空间缺乏话题讨论的持续性和深入性。最后，媒体微博与网友之间的互动失衡。网友们会借媒体微博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情绪和态度，但他们往往止步在以对某条微博的评论和转发的方式来发表自己对同一话题的看法，网友之间未必会有直接的交流、沟通从而产生观点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