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当代著名作家石永言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遵义会议纪实》 《草地惊变》《延安曙光》（即 “长征三部曲”），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再现长征历史事件的历史面貌，书写红军将士的英雄传奇。以三卷本的鸿篇巨制，近百万言的浩大容量，充分展示了中国革命前进途程中的歧路与正道；浓墨重彩描述了无数优秀儿女投身于中华民族翻身解放事业的矢志不渝的精神状态，不平凡的革命人生，身与心在艰难困苦中的磨砺。用文学的力量，唤起历史的记忆，追索已渐行渐远的精神，触摸尘封在记忆和史料之中的历史所以能够演绎变迁之缘由。

一、人物的生动性

石永言创作 “长征三部曲”，最方便的，便是史料鸿富，只需按预设的思路排列、组合，注意详略，一部书稿，差不多就可以出笼了。其实不然。他最主要的笔力，在人物身上。所有现存的、调查到的、新发掘出来的史料，都要为表现人物服务，都要下一番苦功：哪些人，在哪些环境中出现；出场的人物，如何去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因为，他写的不是史料性著述，而是创作文学文本。并且，在他创作 “长征三部曲”之前，也已有许多中外作家围绕长征写出了许多作品。有的作品是文学性和史料性兼备，有的作品则是借助长征事件进行文学写作。其间，有成功的作品，也有不算成功的作品。石永言在创作长征三部曲时，同样的，首先就要通盘考虑长征历史事件这一丰富而又杂芜，且错综复杂的材料的处置；其次，将重点放在塑造人物上，这是文学的需要，亦是小说的要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早已深入国人心中，积淀为国人情感的一个部分。塑造文学的革命家形象，使之比史料中的记录和影视中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更加符合精神层面上的审美情趣，这对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这就好比在冰面上行走，必须小心在意而又须把握最适宜的分寸；否则，就相近于背着碓窝跳戏，既枉费力气，还要遭到责难。

　　当石永言反映长征题材的历史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好评。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将革命领袖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往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应该说，达到了20世纪末期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所能达到的文学境界。

　　石永言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注重革命领袖的语言。这，看似容易，其实不易。为此，石永言苦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文集多卷本，经由反复读，不断思索，努力追寻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勤奋研讨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并借此为突破口，成功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的艺术形象。

　　毛泽东离开雕花紫檀木椅，背着手，在室内慢踱着：“在苏区时，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像茅坑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这个会议，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了。”毛泽东苦笑着又说：“承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以为还有一点本事。惭愧，加入中央领导阶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以上这段描述，是刚刚开完遵义会议，毛泽东回到他在遵义新城一处国军旅长私邸的住处后，与贺子珍的一番谈话。其中毛泽东说的话，极具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特征。毛泽东说话时，注意场合，注重对象，说话有分寸，而又爱憎分明，褒贬得当。因为是与贺子珍闲聊，又不便直接将会议内容第一第二说出来，于是，像拉家常一样，将鲜活的民间语言随手拈来，用 “又臭又硬”譬喻当年的处境，用 “菩萨”喻指当下的状况。既随意，又意味深长；看似家常絮语，其实饱含情感。简短几句话，字字句句，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生动多变，鲜明活泼；成语、熟语，随心所欲，随欲所用，亲切自然，朴实无华，无不饱蘸深厚的感情，深邃的哲理。

　　而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言谈，并非由毛泽东亲口说出，由毛泽东亲自写出来的，而是石永言根据史料，根据阅读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借助文学的想象力，概括、提炼而成的。这段话，在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所著 《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被完整地引用。李敏认为，父亲和母亲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肯定要讨论遵义会议的有关内容，而父亲毛泽东是一定会说出他的见解的，而他的见解一定是幽默风趣，言简而意赅，言约而意丰，具有毛泽东独有的语言风格的。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言谈，被党史专家作为毛主席的原话引用，成了他们制作论文的依据。由此可见，石永言的努力没有白费。石永言创作的 “长征三部曲”能够为大多数人认同并推崇，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石永言为写好中共领袖人物，让革命领袖形象生动而隽永，紧紧抓住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语言特征来全力塑造人物形象是极有见地和极具创造性的。一招见效，全盘成功。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可以说是亘古未有，后者难匹的。毛泽东语言艺术大致有以下一些特征：首先是语言平易，听起来亲切，没有一点官腔，不用一句套话。像时下的各级各式领导 “正确的废话”，言之无物的文字堆砌，言不及义的僵硬而又毫无生气的文字，在毛泽东那里是要受到尖锐而严厉的批评的。其次，毛主席的讲话、演说或文章，极富特色，感染力强，富于幽默感。譬如，毛主席在抗战时期谈到王明这个人时，说王明的路线在中国搞了四年，造成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现在，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的教员，是无价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过去他搞“左”，他从苏联回国，又搞右，一切都要服从国民党。他提出六大纲领，推翻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他这是 “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也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老蒋用机关枪上课，王明用嘴上课。毛主席关于 “教员”的言论，恰是他的第三个语言艺术特征，即巧用双关，仿词，引喻譬比，深入浅出，常句见新，平句见奇，运用类比，实现评价。

　　毛主席的语言艺术，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经由马克思主义光芒的普照，变得富有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融入传统文化的深层，激活一池春水，生成语言奇葩。

　　就语言而论语言，是无法把握毛泽东语言艺术精髓的。只有将其置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之中，深刻把握中国20世纪历史，才能感动于毛泽东语言艺术历久弥新的艺术活力和博大精深的艺术张力。

　　在 “长征三部曲”中，朱德、彭德怀的语言亦极具特色。在遵义会议上，朱德首先提出不能跟着 “左”倾错误再走下去了！这无异于一记重锤，敲打在参会人员的心鼓上：是啊，革命都到了这步田地，还要跟着 “左”领导们往死里钻吗？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威逼朱德表态时，朱德说，中国外国都知道 “朱毛”，我朱德不可能去反对毛泽东！这掷地有声的语言与刚正不阿的态度，让张国焘既恼又火，却无办法。在延安整风中，朱德以红军成长壮大的历程，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军队的灵魂。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充分反映出一位深厚而又稳重的长者形象。这就是 “红军之父”的精神世界：大义凛然，刚正不阿；追求真理，情感深厚。

　　彭德怀在湘江血战中的悲愤难抑，在遵义会议上对李德的责难，在娄山关大战中的身先士卒，在草地上密派一个团的力量保卫党中央……其言其行，无不体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爱憎分明敢作敢为，以及胸襟的宽厚与目光的深远。

　　博古一副书卷气。湘江惨败，沉重的压力让他差点自杀；在遵义会议中坚持己见，在扎西却又爽快交权，在延安整风中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从根源上剔除教条与宗派，不失为知错能改的善者，其境界也与王明不可同日而语矣。

　　李德，作为一个外国共产党员，只身来到中国，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长征途中，又制造许多混乱与矛盾。他虽对遵义会议不服气，但还是尽其所能做了一些工作。他的刚愎自用与瞎指挥，让中国革命吃尽苦头。石永言没把李德描写成坏人，相反，他对李德的把握十分到位，从而让读者认识了这位洋顾问的许多可恶、可恨、可叹、可爱……这样的一位立体式的人物。

　　周恩来的 “孺子牛”精神，张闻天的民主作风，王稼祥的真理观念，刘少奇的谦逊实干，以及红军重要将领的精神风采，无不弥漫于字里行间，贯穿于作品始终。

　　张国焘这个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部曲”之第二、第三部中，张国焘可谓表演充分。其性格之多疑，行为之乖张，言行之失据，私欲之昭然，构成一个正反集聚、阴阳混合的张国焘形象。正是由于张的意气用事，反复多变，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固执偏见，最终投敌，始终让人难以释怀，欲说还休……

二、故事的传奇性

“长征三部曲”之一 《命运》 （即 《遵义会议纪实》）最为厚重。这部作品主要描述了长征中最为惨烈的一仗：湘江血战，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遵义会议，最见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战法：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之战，红军从此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自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为红军西征北上铺平了道路。之二《危亡》（即 《草地惊变》）最为精彩。这部作品详实地描述了毛泽东和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的全过程。在张国焘图谋中央的危险时刻，毛泽东果断率红一、三军团深夜急走，脱离险地，组建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最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之一、三军团完胜长征。之三 《曙光》（即 《延安春秋》）比较平实。这部作品主要记述中央从思想根源上清理张国焘分裂路线，对张国焘是批评从严，鼓励其认识错误，多干工作，推举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大搞右倾，推倒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蒋介石示好，为 “皖南事变”埋下隐患；对内示恶，是压垮张国焘的最后一根稻草。为统一思想，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完成了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与组织建设。经由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中共一代领导集体诞生。中共以新的面貌和姿态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迎候新的中国的到来。

　　长征，既是一曲人类的史诗，又是一部人类的传奇。石永言以小说式样，用文学诠释了这部传奇。

　　所谓传奇，就是不可能而可能，不可行而可行，不可易而可易，不可变而可变，不可思而可思，不可想而可想。情节离奇，人物行为超越寻常。这样的人或事，按一般思维已经无法解释了。

　　且说不可能而可能。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指挥大脑在苏联莫斯科，传达大脑意见的人是王明。王明的声音，差不多就是共产国际，就是圣旨。在如斯的情形之下，中共的任何一个重大措施抑或举动，倘若没有共产国际的首肯，或许都是 “非法”的，至少是无效的。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割据，最终夺取政权的主张与实践；毛泽东、朱德等创建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以及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建军纲要是符合国情的正确的道路。或是共产国际不了解，或是了解不详实吧，总之，这一切，均未获得共产国际认同。所以，“左倾”们便可以轻易地改弦更张，另搞一套，毛泽东本人也因此遭到责难、打击和排挤，乃至于让 “左倾”们边缘化了。石永言在倒叙、插叙或人物的回忆中，对此作了概括的描述。

　　湘江血战中，与共产国际联系联络的电台毁于战火，中共成了没有 “娘”的 “孤儿”。遵义会议就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 （指导）而独立自主地开起来的，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中央红军处在最危难的境地而召开的。不可能的事情终于成为可能。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党史、军史及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最具传奇色彩的会议。作家石永言以六七万字的篇幅，详尽展示了会议起因、经过、争论及结果。争论中妙语迭出，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次说不可行而可行。

　　红军进入黔北后，蒋介石飞抵重庆，布置军事进剿，准备把红军全歼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赤水河以东的狭长地域。形势依然严峻。四渡赤水之战就是在如斯的情形之下展开的。

　　那个时候，在中央红军的前后左右，环列着国民党嫡系周浑元、吴奇伟两部5个师、川军12个旅、滇军3个旅、湘军3个师、桂军3个师、黔军3个师，可谓将红军围了个铁桶般的紧密。数十万敌军围困之中的三万红军要冲出这个铁桶阵，似乎是无法打破的。并且，红军意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意图也已让老蒋堵了个严严实实。

　　大战从元月19日开始，到5月上旬结束，历时110天。红军在四渡赤水大战中，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之战，彰显了毛泽东无与伦比的军事指挥艺术。根据敌情和地情，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区不断运动，毛主席指挥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战机，创造了战机，歼灭了大量敌军有生力量，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将四渡赤水大战视为自己一生的得意之笔，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也认为，四渡赤水之战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再说不可易而可易。

　　张国焘是中共党内、军内显赫人物，两大红军会师后，他也已成为毛泽东、张闻天之后的重要人物。然而，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竟然分裂红军，最后居然投靠蒋介石。“张国焘事件”无论如何让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想不通。以至于事隔七八十年之后的当下，亦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所以，张国焘事件是长征中最令人痛心的事件，是最具悲剧性的事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投身革命的初衷，到头来会改变得如此彻底，抛弃得如此绝情。

　　第四，不可变而可变。

　　刚过草地，红军尚处疲累之中。此时，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用非常手段，解决中央高层的分歧，坚决实施南下大计。面对突然降临的危机，中央高层焦急万分，不知何去何从。倘若据理力争，中央只有三军团在身边，一军团距中央较远，必然争不过一味执行张的命令的前敌总指挥部麾下的一两万人马；并且还给张以口实，将把柄授张，那时，中央必危！倘若违心南下，必然走进死胡同，中国革命可能了账，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蒋政权。在不祥、不安之中，毛泽东果断提出中央红军单独北上，从而化解了危机，再次校正了中国革命之航。

　　第五，不可思而可思。

　　中央红军从江西到陕北，行程二万五千里，历时一年整。天上有敌军的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红军翻越18条山脉，其中5条山脉终年积雪，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占领过62座城市，每天行军71华里。索尔兹伯里说，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行军速度，可以说近乎奇迹。

　　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千难万险，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强渡乌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都是在极其困难之中完成的。乌江深谷高崖，就是拥有专业设备从波涛骇浪上履水而过，非专业人士而不敢为矣！何况当年的红军将士通过竹排冒险而行，还有据险抵抗的炮火，没有一种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动力，都是无法想象的。泸定桥更是险上加险，22位勇士竟然一举成功，不是神话，甚于神话矣！

　　红军长征，完成了人类不可思议的壮举。

　　第六，不可想而可想。

　　倘若，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既有环境的艰险，又有敌人构成的致命威胁的话，那么，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便是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殊死一搏了。

　　雪山，在当地被喻为神山，意即非神仙而难以安然通过。红军既非神又非仙，以血性之身，在信仰的支撑下，竟然把鸟都无法穿越的雪山踩在脚下！水草地，乃死亡之地。茫茫数百里，毒气弥漫，毒雾缭绕，毒水横流，毒瘴肆虐，毒花、毒草遍地，满目荒凉，一派死寂。一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疲惫之师陷落其中，大自然还要尽情地施展它所以能够形成千里无人烟的招数，给红军以最严酷的考验。在精神如火的照耀和理想如歌的感召下，红军冲破绝境，一抬眼，红旗依然招展，群情依然激奋啊。

　　一切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都让红军踩在脚下。红军的精神面貌、崇高理想和战斗情怀，谱就一曲空前绝后的人类史诗。石永言忠于史，敬于事，以 “长征三部曲”再现长征传奇，引起国人情感的共鸣，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一道靓丽风景。

三、场景的经典性

作为小说文本，“长征三部曲”中许多场景 （情景）描写深刻独到，为小说增色。

　　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数万待渡的大军，面临滔天汹涌的江水，一筹莫张，进退维谷。零乱不堪的江边，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马匹、担架、野战医院的屎盆尿盆，以及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等，四散在江畔的小丘上。嘈杂的江滨，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以及地图、书夹、外文书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扯得七零八落，一页一页地飘散得遍地都是。有的图书正在烧毁，红红的火焰随风舐着江边枯黄的野草。冷雨霜风之中，活动的火舌不忍遽吞书面上的一行行大字，在地上残留着焦黑的字迹：《哲学的贫困》《国家与革命》《革命与战争》《费尔巴哈论》《列宁主义概念》……指战员们的精神食粮，此时为了过河减轻行装，也不得不痛心地付之一炬……

　　这是军委纵队在渡湘江时的乱象。乱得让人心酸、心疼、心急、心气。连磨刀石都随军西征，苏区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压在数千民夫肩上呢？这样的搬家大行动，怎么可能不会让数万红军将士惨死湘江呢？

　　石永言接着写道：

　　由于敌人封锁江面，飞机又不断在江上狂轰乱炸，军委纵队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坡上停了下来，各种挑子摆得乱七八糟的，遍地都是，使人无法插足。骡马一停下来，仰天嘶鸣几声，管它地上有水还是没水，便困乏地卧在地上，缓缓地伸出干涩的舌头舔着焦燥的嘴鼻……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江边到处遗弃着红军从根据地带出来的武器，满江飘浮着红军的文件、纸页、钞票……

　　人困马乏，而又身处险地。乱象之乱，情势之危，无以复加。这是中国革命最悲伤的情景，最悲怆的画面，最悲壮的场景。

　　四渡赤水之战，最重要的大战是遵义战役，是役中的娄山关争夺战，最为惊心动魄。敌重兵把守险关，彭德怀冒着枪林弹雨靠前指挥，险象丛生。石永言从正面进攻描写到红军派兵攀崖到山巅，出奇制胜夺关的场面：

　　李山、王大发率二排十来个战士奔到猴子岩，只见一堵刀切斧剁般的悬崖屹立在面前，赭红色的岩壁中，依稀垂挂着一缕缕乌黑色的葛藤；岩缝中顽强地茁生着一株株苍劲、扭曲的松树，盘根错节，虬枝峥嵘。好家伙，要爬上猴子岩，真比登天还难！李山心里这么想着，不容分说地立即挂好枪，束紧手榴弹，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搓了搓，然后抓住葛藤，一步一步，荡荡悠悠朝山顶爬去。王大发和战士们也学着李山的办法，像猴子一样地攥着葛藤，一个劲地向上奋力攀登着。

　　他们双手紧捏葛藤，脚蹬石缝，在悬崖绝壁间艰难地往上爬着，喘着粗气，汗水大颗大颗地直往下掉，步步吃力。枪声在不远的地方响起，鼓荡着他们的耳膜。他们爬呀爬呀，快到半山腰的时候，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双脚插在石缝里，想歇一口气，当他俯身朝岩下一瞥，顿觉心悸眼花，只见深壑长堑，横卧谷底……

　　这位小战士掉落山崖，献出了生命。李山、王大发等怀着悲愤，爬上猴子岩，向盘踞在大尖山上的敌军发动突袭，正面强攻的红军趁势攻上大尖山，控制了西南险关娄山关，为遵义大捷铺开了胜利之路。

　　遵义大捷，是红军从江西苏区突围出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亦是毛泽东重新出山之后执导的第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野战军从将领到战士，求战心切，希望一举打破铁桶阵，跳出包围圈，这就导出了苟坝会议上的争吵。

　　起因是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中央建议攻打打鼓新场 （即金沙县城），中央在苟坝新房子召开会议，讨论打不打的问题。在会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赞成攻击打鼓新场，其理由是：虽然打鼓新场目前只有王家烈的残兵败将，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正从四面八方赶往金沙一带，其目的依然是隔阻中央红军企图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况且打鼓新场城墙坚固，急切之中难以一口吃下，只会招来更多的敌军的围困。倘硬要攻打，红军必然危急！

　　但是，其他与会人员一致要打，毛泽东据理力争，以不当前敌政委要求大家服从他的意见。结果形成僵局。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只好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形成统一意见，也就散会了。斯时，毛泽东是怎样的忧心如焚呢？石永言这样描述：

　　散会后，毛泽东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仍没平静下来，不是因为被罢了官使他耿耿于怀，毛泽东放心不下的，是关于进攻打鼓新场这件事。一旦进攻，一定会是一场攻坚战，肯定会走打土城的老路。一想到这里，他焦躁不安到极点，思想完全掉进巨大的忧患之中。加之屋外“喔喔喔喔”“汪汪汪汪”阵阵鸡鸣狗吠声，也叫得他无法安寝。他燃着烟在小屋内踱来踱去，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抽了不少，屋内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烟雾，毛泽东仿佛被烟雾包裹着，怎么也挣脱不开。这含有尼古丁的烟雾暗淡了小方桌上荧荧的一线马灯光辉。蓦地，毛泽东停下来，摁灭手中的烟蒂，提着马灯急步走出小屋，大步朝周恩来住的地方迈去……

　　毛泽东不是凡人，他看问题总比同事们战友们要明晰要深远。倘若，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他无法左右 “三人团”的大脑，湘江惨败他无法说服中央不要这样搬家逃跑；那么，眼下的打鼓新场之战，他应该竭尽全力阻滞这一计划的实施，因为中国革命太不易了，中央红军太不应该去作这样的冒险蛮干了！

　　夜已深沉，灯笼的光线太暗澹，山麓下的山弯小道走起来总是让人趔趔趄趄，窄窄的田埂小路亦是磕磕巴巴。这二三里的小道，毛泽东因为心急，似乎走了很长时间。到了周恩来的住地，他推门进去，高声说：“恩来，打仗的命令尽量晚一点下达，让大家再想一想，不要太仓促嘛！”

　　彻夜工作的周恩来正在草拟作战计划，见毛泽东半夜三更亲自登门阻挠作战计划，心中一动，觉得这一仗或许真的打不得哟！毛泽东再次陈述打不得的理由。周恩来边听边沉思，最后也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二人又赶紧去说服朱德。三位领导人意见一致后，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又说服了参会人员，取消了攻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恰在此时，红军获得重要情报，蒋介石已指令进剿大军剑指打鼓新场，集结待命，将对红军实施新一轮的围追。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早已料到老蒋必将走这一步棋。毛泽东始终比蒋介石棋高一着，这才使长征完胜于陕北，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这句话，是新时期以来人们的 “口头禅”，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倘与红军在长征路上的困苦一比，所吃的一点苦头，就算不上什么困苦了。“长征三部曲”中，红军在长征路上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可歌可泣。兹举一例：

　　邓颖超坐在周恩来床边，把周恩来脱下来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看，目的是趁机替他找找虱子。突围出来，部队根本顾不上讲卫生，上上下下全生虱子，战士们诙谐地称之为 “革命虫”。疾病缠身的周恩来，更不例外。邓颖超在昏暗的马灯下，见背心的羊毛线眼子里，一只虱子在有气无力地蠕动，有的虱子肥肥的，似乎喝够了血浆，行动不便，大腹便便地藏匿在毛线衣针眼里一动不动。看见这么多寄生虫布满了周恩来的衣服，邓颖超难受极了。心想，西征以来，恩来的身子本来就弱，怎经得起这么多虱子的咬噬、折腾，哪有这么多的热血来喂养这些可恶的家伙。她一边听着周恩来的呻吟，一边用双手的大指甲挤掐虱子，每掐一个，心里就默记着数字，心想看看究竟能找到多少？每掐一个，静静的屋子里便响起轻微的 “咔叭”声。那些虱子的血浆甚至溅到了她的手背上，她擦了一下，摆摆头，微微叹了口气……

　　周恩来自长征以来，夜以继日工作，兼之过雪山时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组织上派邓颖超照顾病中的周恩来。她为周恩来捉了一百七八十个虱子，而更多的虱卵无法根除，只好烧水煮衣，以去虫害。

　　红军过草地时，由于缺衣少粮，许多为革命立下大功的坐骑再次为革命作出最后的献身。

　　黄克诚拉着牲口缰绳睡觉，他睡得很安心。可是第二天清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骡子屁股后边有一块肉被人家剐去了，草地上滴着的血有的已经开始凝固，被剐去的地方血淋淋的。伤残的骡子是已经痛过了，还是痛得麻木了？一声儿没有呻唤。很通人性的骡子看见自己朝夕相处的主人醒来了，反倒甩着干瘦的尾巴，似乎在向主人报告它悲惨的遭遇。黄克诚一阵难过，抚摩着骡子的头，发现骡子的眼眶里漾着一层晶亮的东西，难道骡子在流泪？责备谁呢？骂谁呢？向谁去发火呢？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了……最后，黄克诚只得心疼地将这头掉了半边屁股的骡子交给政治部处理，终于把它杀了，以急救饥寒交迫的红军……

　　经典场景，以其细节的真实，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塑造力。小说，以细节取胜。由细节构筑的场景 （情景）越经典，就越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