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滇云士文学在明代嘉靖年间异军突起，“文学交流”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具影响力的应是嘉靖时期贬谪云南的状元杨慎 （1488—1559年），他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 （1511）殿试第一。嘉靖三年甲申 （1524）因上疏议大礼，两被廷杖，死而复苏，以翰林修纂谪戍滇南，永远流放，身死异乡。杨慎二十四岁中状元，三十七岁被流放云南，七十二岁离世，在云南度过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后半生。他的著作号称有四百种，现存二百种左右，作为明代学术大家，他以博学著称；作为文学家，他的诗词文章流布于世，对晚明及清代学风和文学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他谪戍滇南之后写成的。对于在明代尚属荒远之地的云南，杨慎的出现有深远意义，他的状元身份、丰富学养、忠直犯跸的刚直行为，都在当地文人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令人们无限敬仰。他到云南后，受到了当地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热心帮助和热烈欢迎，今天的保山、大理、昆明、安宁、建水、开远等滇中、滇西、滇南地区都成为杨慎游历或驻足之地。这些地方迎来了学术交游、诗文唱和的热潮，涌现出：张含、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唐锜、王廷表、吴懋、简绍芳、木公、董难及安宁诸子等一大批具备文学成就的文人，标志着滇云 “士文学”在嘉靖年间的繁荣。

　　“杨慎在云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他带来了嘉靖时期云南文坛异军突起的变化，使远处边陲的云南诗坛成为嘉靖时期全国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揭开了云南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孙秋克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无情：谪戍云南是杨慎个人的不幸，却是滇云文学的大幸。”

　　云南传统 “士文学”的成就离不开两大文学群体的贡献——流官文学群体和本土文学群体。嘉靖年间随着以杨慎为代表的贬谪人员的到来，将谪戍文士与当地文人团结在一起，打破了群体间的地缘局限，给嘉靖云南文坛带来了巨大活力。在杨慎周围形成了以文会友、诗词酬唱、学术交流等活动，学术界有 “杨门六子”“杨门七子”“杨门诸子”之说。

　　杨慎成为连接云南士子的核心，他与 “杨门诸子”的交游使嘉靖云南文坛异常活跃。“杨门诸子”产生的影响力，亦使其成为所属地域的中心和对外交流的使者，推动了云南士文学的发展。嘉靖文坛形成了以杨慎为中心，以杨门诸子为主体，以其他追随者为外围的群星丽天之景象，诸子之名亦成为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值得深入探究。

　　最早的杨门诸子之说，出自杨慎。嘉靖三十八年 （1559）四月，72岁高龄的杨慎，再次被遣往戍地永昌。六月，他的病情恶化。杨慎觉得自己可能不久于世，于是写下七律 《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 （己未六月）》：

　　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诽不学离骚侣，正葩仍为风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

　　这绝笔诗是对他后半生遭遇的一个总结。在诗中，他指责那些 “魑魅”小人，使得他被贬谪到离京城八千里外的西南边疆，让他在云南做了近40年的羲皇上人，即无忧无虑、生活闲适的人。羲皇上人当然是一种反讽。对于这种被迫的生活状态，诗人并没有学习离骚的风格在诗文中充满 “怨诽”之意，而是依然以 《诗经》风、雅的风格作为创作的主流。尽管有理解我或是以我为罪的春秋笔法来评价我，以前和现在的我都是自在逍遥的。我在边疆这种真实的情形，若不是有李元阳、张含和唐锜这些和我要好的友人，又有谁能让它流传开去并留给后人呢？他的绝笔诗依然遵循的是 “哀而不伤的”一种传统，以积极的心态和笔端讲述自己谪戍之地的生活状况，在自己时日无多之时，希望自己在当地的好友能够将这些情况传之后世。在临终之前，杨慎想到的最亲密的好友则是李、张和唐三人。在想到自己的三位密友的同时，杨慎又想到了吴懋对四人关系的品评，写下了该诗的自注：

　　吴高河懋尝以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为杨门六学士，以拟苏门秦、黄、晁、张、廖略云。余曰：“得非于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然余之遭妒中害而卒不得还者，竟以此。不欲言其人姓名，如柳子厚传河间云。噫！

　　吴懋与杨慎的这段关于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的对话，已经是多年以前的故事，在云南文人的圈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此给李、张、唐三人写的绝笔诗中，杨慎对七子的诗文作了评价，并自认为 “不敢当也”。至于是不敢与苏轼相较，还是不敢接受杨门六学士或是杨门七子这种称谓对自己的抬爱，杨慎并没有明说。不过从上下文的角度，他指称后者的可能性大。据一些明代史料的记载，这一年的七月初六日，即绝笔诗写完后一个月左右，杨慎就病殁于永昌的佛寺。依据现有文献，我们在当时云南文人和杨慎的其他文字中没有再看到这种提法。而流传至今，成为学界所关注的杨门诸子三说，即杨门六学士说、杨门七子说和杨门诸子说，均是对杨慎这条自注的解释。

一、杨门六学士说

首先就是杨门六学士说。清人梁清远在 《雕丘杂录》曰：

　　升庵时亦有杨门六学士之称，盖谓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也。六君惟半谷、中溪俱有诗文行世，余俱泯泯无闻，欲以拟苏门诸子，难矣。

　　梁清远认为杨门六学士就学问、影响来说，远不及苏门诸子。持此说的清人朱彝尊、邹炳泰和陈田，说话就没有这么刻薄。朱彝尊在 《明诗综》和 《静志居诗话》指出：

　　同时吴懋以给事 （即杨士云）及王廷表、胡庭禄、张含、李元阳、唐锜为杨门六学士。六人皆滇产也。

　　朱彝尊在两本著作中均没有提到七子之说。邹炳泰的 《午风堂集》曰：“新都先生在金齿，花貌游行日都市。一时文藻盛滇南，人号杨门六学士”。邹炳泰只是提到六学士的称呼，却没有列出六学士的名号。云南大理人师范在其所编撰的 《滇系》中称：

　　师范曰：先生 （杨慎）学问之博，著述之富，自是胜国第一流人才。其在滇也，张公含、杨公士云、王公廷表、胡公廷禄、李公元阳、唐公锜，时相过从，人谓之杨门六学士，以比黄、秦、张、晁之于子瞻。迄今已三百年而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杨状元者。呜呼！亦人重科名耳，科名乌足重人哉！

　　师范如此称颂杨慎的道德文章及其在云南之影响，但是他没有提七子之说。云南石屏县人朱庭珍的 《筱园诗话》曰：

　　滇中风雅，实开于升庵，故有杨门六君子之称，当时以媲苏门六君，文采风流，极一时之选，亦吾滇艺林佳话也。

　　朱庭珍此处的杨门六君子应当就是杨门六学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云南人的朱庭珍将学士更改为君子、将苏门四学士易为六君，可能是对六学士产生的最初依据没有弄清楚。陈田在 《明诗纪事》中选录品题张含、杨士云、李元阳诗时，也多次提到六学士说：

　　升庵谪滇，滇人杨给事士云、王佥事廷表、胡副使廷禄、李荆州元阳、唐佥事锜、张举人含与升庵游。同时吴高河懋品题为杨门六学士。六人中以士云及含为杰出。

　　从龙 （杨士云的字曰从龙）名在杨门六学士之列，诗品可与张禺山方驾，非徒性耽吟咏，兼博涉典籍，集中读尚书、石经等诗，非学人不能著也。

　　仁甫 （李元阳的字曰仁甫）为杨门六子之一，诗品在弘山愈光之次。

　　陈田只提到吴懋的品评，而对杨慎的七子说法一字不提，自然是因为接受杨门六学士的学术、诗文水平高的结果。我们从他对张含和杨士云的诗文、学问给予很高的评价即可看出其思路。陈田在 《明诗纪事》中还收录了董难的诗，其中介绍时提到：

　　杨升庵谪滇，滇人与之倡和者，有张禺山辈称杨门六学士，余谓皆不如西羽隐君也。

　　陈田认为杨门六学士的诗歌均不如董难。当然和陈田同样看法的人还不少。上述清人的看法，着重从云南文人的诗文成就出发，而对结社则没有关注。

　　较早以文人结社角度谈到杨门六学士的是郭绍虞。他在 《明代的文人集团》中，在以师门关系称者的集团提出：“杨门六学士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李元阳、唐绮”。但是郭绍虞并没有在论文中展开分析。明确主张杨门六学士说并加以分析的是穆药。他在 《高名千古博南山——杨慎与杨门六子 （纪念杨慎诞辰五百周年）》一文中指出：

　　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有四川新都杨慎，因议 “大礼”案获罪谪戍云南。他博闻强记，才高轶群，又值年华正茂，血气方刚，便把政治上的满腔抱负倾注到学术活动中来。他曾在保山、大理、安宁、昆明、建水等地寓居过，足迹遍三迤。与滇中名士杨士云、李元阳、张含、王廷表、唐锜、胡廷禄等人为文字交，相契最深。或切磋问难，研讨学术；或留连胜迹，诗酒唱酬；或编纂史志，纵论古今。形成一个多民族的文人集团，时人称之为 “杨门六子”（或 “杨门六学士”），以比之于“苏 （轼）门六学士”。 （又一说六子之外，加大理吴懋为 “杨门七子”）杨慎谓 “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他们对云南学术文化的发展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云南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穆药分析了杨门六学士之间交游的概貌，以 “文字交，相契最深”来断定其为 “一个多民族的文人集团”。白建忠 《“杨门六学士”漫议》一文则探讨了“杨门六学士”称谓的由来，从明代文人风气和杨慎远谪云南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并分析了 “杨门六学士”的结社特点，为杨门六学士说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杨门七子说

杨门七子亦源自上述杨慎生前的说法，明朝人周婴在 《卮林》中抄录了杨慎上述绝笔诗自注部分，表明他接受了杨慎自注中的杨门七子之说，不过没有任何评价。影响比较大的是王士禛在 《居易录》和 《带经堂诗话》中所言：

　　杨升庵先生在滇有张半谷含辈从游时，谓杨门六学士，以比黄、秦、晁、张诸人。半谷即愈光，余则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錡。又有吴高河懋为七子，以拟廖明略。升庵谓，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时盛事是也。

　　王士禛没有提六学士、七子之说是怎么来的，而是直接将六学士比拟为 “苏门四学士”，将吴懋比拟为廖明略。这是王士禛结合杨慎在云南交游的实际情形对其自注的解读。此外，王士禛对于六学士的看法不同于梁清远，他认为：“当时先生流离颠沛，远在天末，而远近为人企慕如此，何殊东坡惜身殁南荒不及玉局之尘还耳”。由于对杨慎生平和明代云南文人的诗文创作非常了解，王士禛对六学士、七子之说提出了疑问：

　　升庵客滇，游其门者，自六学士外，又有隐士董难。难字西羽，太和人，常辑转注古音，著 《韵谱》。 《滇志》列 《隐逸传》曾见其题《玉局寺》一诗极佳。

　　其言下之意是说，在云南与杨慎交游甚密的文人中，诗文极佳的并不只是上述7人。彭遵泗 《蜀故》则照录了王士禛的看法。曾在云南担任过寻甸知州和丽江府知府等地方官的吴大勋，在其 《滇南闻见录》中提到：

　　张半谷含、杨宏山 （即杨士云，原应当是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此门六学士。又有吴高河懋，共为七子。杨升庵先生谓：七子文藻，俱在滇云，一时盛事也。吴大勋以自身见闻专门提到杨门七子。此后，接受杨门七子说的学人开始增加，譬如清人沈叔埏、刘大绅和吴仰贤。

　　沈叔埏 《颐彩堂诗钞》卷九 《口占送虞荣洤同年之任富民》：“天上麒麟抱送时，云程万里此牵丝，手裁簿领亲风雅，采杨门七子词”。沈叔埏在送同年虞荣洤去富民县任职时，叮嘱他多采此杨门七子的诗歌，可见，当时杨门七子在昆明一带地区影响很大。刘大绅 《寄庵诗文钞》的 《兰溪遗稿序》曰：

　　余尝谓滇南诗学，自新都杨升庵太史戍滇而一振，寂寂至默斋大令戍滇而又一振。然杨门七子皆自有其轹古陵今之学，掀雷抉电之才，年若道似，并立争雄，固非以太史为指南，亦非以太史为主盟也。而大令诸弟子则皆大令造就而陶成之，不可诬。

　　刘大绅从杨慎对明代云南士文学发展的影响，并给予七子很高的评价。吴仰贤 《小匏庵诗存》卷二 《偶论滇南诗》之一：

　　杨门七子振骚坛，中有禺山 （张含）步建安，想见联吟狂客醉，科头傅粉对邯郸 （升庵戍滇，七子唱酬，张含为最）。……杨升庵戍滇，日以诗相唱和者有杨门七子，中以张禺山含为最。

　　沈、刘、吴三人直接以杨门七子论诗，在他们的眼中，七子已被视为明代云南文人创作的一个高峰。

　　当代学者讨论杨门七子较早的依然是郭绍虞。他在上述文章中的同一处也提了出来：“杨门七子，上述六学士外加吴懋，皆杨慎在滇时从游之士”。这一学说在杨慎研究中影响也最大，譬如上述李义让和高小慧的作品。对杨门七子分析较为深入的则是白建忠的博士论文 《杨慎与 “杨门七子”研究》。该论文第四章《“杨门七子”的形成》专门探讨了 “杨门七子”的称谓，认为 “杨门七子”之说在明代并未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清代以来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章还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完备和文化兴盛三个角度分析了 “杨门七子”形成的背景，同时指出杨慎的影响力和明代文人结社的风气促进了 “杨门七子”的形成。遗憾的是，白建忠的论文未就杨门七子的结社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

三、杨门诸子说

以杨门六学士或杨门七子来研究杨慎与明代云南文人之间的交游及其对当地士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其视界限制的一面。无论六学士还是七子，都只是当时人的一种品评和杨慎垂暮之年对自身云南交游的总结，当事人所言说的情形会因为所处特殊境遇而与而真实情况有所差别。随着对杨慎交游和明代云南文学了解的深入，上述两种学说的局限性日益显露，清人王士禛和陈田就已经提出质疑。

　　伴随杨慎与明代云南士人交游研究的深入，学者又提出杨门诸子说。这一说出现比较晚，由孙秋克提出。她在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第五章 《谪戍文士的吟唱》中专门撰写 《杨门诸子与嘉靖云南诗坛》一节探讨杨门诸子之说及诸子对嘉靖云南诗坛的影响。该节指出：

　　滇云从杨慎游者不只是 “杨门六学士”，所以笔者以杨门诸子称之。……杨门诸子均非等闲之辈，他们追随杨慎，不是对其声名崇拜就可以解释的，而是杨慎的人格、学问和创作成就所产生的辐射。

　　孙秋克把 “从杨慎游”作为判定诸子的标准，并认为诸子的形成是因为杨慎的人格、学问和创作成就产生的辐射。

　　除上述三说之外，晚清民初云南邓川士人杨琼在其 《滇中琐记》《升庵》条目中提出 “滇中七子”之说：

　　升庵在滇，与滇之士夫文字交密者，有张含、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王廷表、唐锜六先生，与升庵合称 “滇南七子”。……六子之外，若太和董西羽，腾越易人常，昆明傅西崖、倪南车，通海缪碌溪亦时相唱和。

　　该文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不知杨琼的 “滇南七子”之说，依据何种前人著述，不过其专门述及的六子与前人相同。因为此说主张的人不多，我们仅在此处专门提及。另外，杨琼参阅的资料中提及许多六子之外的云南文人与杨慎 “时相唱和”。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仅仅提杨门六子或七子，并不足以说明杨慎在云南从游的实际情况。

　　杨门诸子三说中，前两说在明清时期就有传统学说基础，现当代学人继承了该基础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关注点则落在明代云南文学创作的几个焦点人物上，并将这几个人物系在与杨慎的交游中展开分析。杨门诸子说则拓展了研究对象群，探讨的是杨慎与明代云南士文学繁荣之间的紧密关系，其视野也宽大了很多，把一些与杨慎交游紧密，对云南诗坛兴盛起着重要任用的个人和群体均纳入到研究范围。通过对杨慎与明代云南文人结社创作和士文学勃兴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觉得以杨门诸子说视角更有利于多群体、多层次、全方位地分析和研究明嘉靖时期云南文坛的真实场景，毕竟红花需要绿叶配，没有绿叶也就没有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