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联）

　　1956年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年。

　　随着全国各大城市敲锣打鼓地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基本完成。“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整个社会出现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文艺报》1956年第1期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以漫画形式，反映全国文艺界代表人物面貌的 《万象更新图》，著名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出现在画面上。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壮族青年诗人韦其麟披着 “百鸟衣”在崇山峻岭间起舞；闻捷骑在十字路口的一棵柳树枝头散发诗传单；刘绍棠牵着到农村去的一张板车的马，板车上坐着赵树理、胡丹佛、艾芜、沙汀等；画面上端的中心，是郭沫若驾着和平鸽展翅飞翔……别开生面的一系列漫画形象预示着，万象更新的文艺的春天到来了，1956年全国将掀起一个文学艺术创作的新高潮。

　　这一年上半年，是我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感到自己 “在祖国热烘烘的胸脯上”学习着，成长着，即将毕业走向社会，所以心情格外兴奋和激动。我在 《元旦献诗》中写道：“金光闪闪的一九五六年/唱着歌来了/灯火辉煌的珞珈山/沉醉在欢乐中//我踏着新年的曙光/去尝一口东湖的水/我采一片鲜红的枫叶/寄给远方的朋友//然后，我跑上山顶/面向北京高声朗诵/祖国啊，我们又跨进了/一个更灿烂的年代……”我在学校的联欢会上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 《好》：“我差不多走遍了/整个地球/生活/是好的/生活得/很好/可是在我们/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中/比那还要好得多……”

　　这一年3月3日，我在校刊 《新武大》文艺版上发表了长诗 《向科学进军》：

　　充满阳光的生活

　　微笑着

　　向我们敞开胸怀

　　斗争和创造的道路

　　在我们面前

　　展开

　　我们听见了

　　人民的

　　也是祖国的

　　亲切而又严肃的叮咛

　　向科学进军

　　我们听见了

　　时代的

　　也是祖国的

　　亲切而又急迫的声音

　　向科学进军

　　我们听见了

　　党的

　　也是祖国的

　　亲切而又庄严的命令

　　向科学进军

　　是的

　　向科学进军

　　向科学进军

　　向科学进军

　　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祖国不是要我们

　　看着她突飞猛进的巨影

　　老是欢呼鼓舞

　　而是要我们

　　把一年当十年

　　向科学堡垒跑步前进

　　我们要透视

　　大自然的全部秘密

　　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要实现星际航行

　　把人类手脑的 “外延”

　　伸得更远更远

　　我们要用智慧和力量

　　创造原子时代的奇迹

　　我们要用劳动和科学

　　建起辉煌灿烂的

　　共产主义大道……

　　啊，科学的海洋

　　无边无际

　　金光闪闪

　　让我们扬帆远航吧

　　乘风破浪

　　高歌猛进

　　驰向没有人到过的地方……

　　3月27日的 《长江日报》发表了我评论为迎接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而出版的 《青年文学创作选集》的文章：《充满青春活力的创作》。文章在简要地评论了四本青年作家的小说集之后说：“从这四本小说选辑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拥有一大批有生活基础的大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闪光的创作生命正在党的扶植下成长着。在这支不断扩大着的文学新军和老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将很快地繁荣昌盛起来。”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短论，提出作家应当兼搞评论的观点，题目叫 《作家们，关心和参加文学批评吧》（刊于1956年第5期 《人民文学》，署名苍洱星）。

　　1956年上半年，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最后一个学期，除了还要继续上一些课，考 《历代韵文选》 《外国文学》，以及同大三的同学韦其麟、莫绍裘（叶橹）一起编校刊 《新武大》的文艺副刊之外，我重点要完成的就是写毕业论文的任务。

　　毕业论文有些同学选古典文学研究，如 《杜甫诗歌的人民性》《李白的浪漫主义想象》《试论 〈西厢记〉》《〈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等等，更多的同学则选关于现当代文学的题目，如 《试论赵树理的小说》《评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根据我对新诗的爱好，指导老师刘绶松建议我写 《论郭沫若的诗》。我觉得很好，便欣然接受。

　　我重读了 《女神》之后，又从图书馆借来了郭沫若先后出版的全部作品，包括 《星空》《瓶》《前茅》《恢复》《凤凰》《战声集》《蜩螗集》《新华颂》《卷耳集》《屈原赋今译》、1928年出版的 《沫若诗集》、1951年出版的 《郭沫若选集》等，认真仔细研读之后，我感到 《女神》确实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座光芒四射的丰碑，是以火山爆发般的滚烫激情、黄钟大吕般的洪亮声音、气吞宇宙的广阔胸怀和大胆奇丽的浪漫想象，歌颂时代新潮、呼唤民族觉醒的一部天才之作，但作者后来的诗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读 《新华颂》：“人民品质，勤劳英勇。/巩固国防，革新传统。/坚强领导由中共，/无产阶级急先锋。/工业化，气为虹，耕者有田天下公。/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作于1949年9月20日）读 《人生最光荣》：“好铁必打钉，/好儿必当兵。/当了解放军，/人生最光荣。//保卫革命成果，/保卫世界和平。/提高警惕性，/肃清反革命。/祖国要建设，/环境要安宁，/不许敌人侵犯，/要把社会主义建成。”这样的诗，出自一位人们尊敬的天才诗人之手，实在令人失望。系统研读了郭沫若的诗之后，我明显地感到：郭老的诗歌创作 “开端就是顶点”，解放后不如解放前。有感于当时教条主义的影响、文艺简单机械地从属于政治和诗歌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倾向，1956年初我正在写一篇 《诗歌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文章 （此文未能发表）。郭老解放后配合政治任务写的诗，似乎正是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代表。毕业论文单单评论 《女神》，我觉得又不够分量，难以反映我大学时代学习阅读思考所达到的理论学术水平，而如果全面系统地来探讨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色和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则显然不合时宜，许多话不好说，怎么能表达 “开端就是顶点”“解放后不如解放前”这样的意思呢？因此，我斟酌再三，决定换一个题目，写 《艾青的诗》。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艾青的诗，他的 《我爱这土地》 《向世界宣布吧》等诗，我中学时曾背诵过，写起来估计要有把握一些。

　　4月10日，我去刘绶松老师家汇报我的想法，他听后有点吃惊：“怎么你现在要换题目？有的同学都已经交稿了，你还来得及吗？郭沫若的诗，如果全面系统的评论不好写，你就专门好好分析研究一下 《女神》也可以嘛！”我反复说明，坚持自己的想法。刘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有鼓励学生自觉学习、独立钻研、自由思想的传统，虽然他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最终还是同意我改变论文题目，只是强调：“既然你坚持，那就抓紧时间认真深入地系统研究一下艾青的全部作品，最近有人对艾青提出批评，你也把有关资料找来看一看，好好写！一定要在五月份交稿！怎么写，谈些什么问题，我也没有考虑，无法给你出什么主意，你自己研究吧！”

　　我从图书馆借来了艾青的所有作品集，从 《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旷野》《雪里钻》《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黎明的通知》《愿春天早点来》《吴满有》，到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 《欢呼集》《宝石的红星》《艾青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长诗 《黑鳗》（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和 《诗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利用一切课余时间 （因为还有几门课没有上完，还要参加讨论并从事 《新武大》副刊的编、排、校对工作）认真研读，把艾青近年在报刊发表、尚未编成集子的诗作和1956年第3期 《文艺报》发表的批评艾青的文章也找来看。对艾青从1932年到1956年这24年走过的创作道路、他的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他独到的杰出成就和某些作品还存在的不足，有了个总体的印象和初步的理解。怎么才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来评论这样一位杰出诗人呢？

　　过去对艾青的评论并不多。胡风的 《吹芦笛的诗人》、杜衡的 《读 〈大堰河〉》、吕荧的 《人的花朵》（艾青、田间合论）、闻一多的 《艾青与田间》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对他早期作品的评论。我想自己的这篇论文应当是对诗人全部作品的系统论述和全面评价。

　　我比较崇拜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 （1811—1848）、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杜布洛留波夫 （1836—1861）。读艾青的诗，我就想起别林斯基对普希金诗歌的评论，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对 《莱蒙托夫文集》的评论，想起杜布洛留波夫的 《论柯尔卓夫》，想起他们那些把诗人作家的创作同他的时代、民族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的视野开阔、大气磅礴、充满激情的评论。我想自己评论艾青的诗，也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力求用诗的语言充满激情地把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力求全面系统而又别开生面地既充分肯定、热情赞扬诗人难能可贵的突出成就和广泛影响，也指出他某些作品还存在的不足。于是我决定按诗人创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几章来写：第一章，抗日战争前的创作；第二章，抗战前期；第三章，延安时期；第四章，解放初期；第五章，近两年的作品。每一章前都用诗人的诗句或言论作为引言。文章开头引艾青《诗论》中的两句话：

　　我生活着，故我歌唱。

　　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

　　然后就是全文的 “引子”：

　　在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上，走来一位有才华的、有深刻影响的杰出诗人……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他眼里充满泪水，从 “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支芦笛，吹着，吹着，吹着，吹出了这苦难的土地上人民的忧愤、诅咒和悲哀……

　　当卢沟桥的炮声一响，我们又看见他满脸喜悦和兴奋，在 “复活的土地”上，“乘着热情的轮子”，奔 “向太阳”，高举 “火把”，以充满信心和力量的激昂高亢的声音，向在黑暗中悲愤地战斗前进的人民发出了 “黎明的通知”，他的火把点亮了千万颗年轻的心，他的声音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鼓舞我们前进……

　　接着，从革命的圣地延安，我们又听见了他对革命领袖和新社会、新生活的热情的歌颂，我们听见了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辉成就的热烈的祝贺和赞美，我们听见了他 “向毛泽东同志”“向春天一般灿烂的未来”“向民主、强盛、繁荣、自由、幸福的人民共和国”发出的激情的欢呼……

　　然而在他欢呼过的 “未来的共和国”诞生后，在人民根本摆脱落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我们却很少听见他的声音，而且根本就没有再听见他的像《向太阳》《火把》那样热情洋溢、具有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的声音……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多么希望听见他的更热情、更有力、更激动人心的歌唱啊！

　　五个章节就按这个 “引子”的思路来写。可能是由于自己特别喜欢艾青的诗，过去就读的较熟，这次为写论文全部重读，边读边思考，边读边联想，对诗人各个阶段创作的发展脉络理得比较清楚，写起来比较顺手，初稿第一、二、四、五章五万多字，前后只用五、六天时间就写出来了。艾青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说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设法把我感受得最深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只是发出我内心的声音。”我尝试着评论艾青诗歌的时候，也正是这样做的，我只是把自己研读艾青诗歌时 “感受得最深的”、思考得最多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

　　研读了艾青的全部作品之后，我 “感受得最深的”就是：艾青不愧为我国当代诗歌史上最有才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杰出诗人之一。尽管当时诗人创作道路上确实遇到了某些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但我认为，当时他才四十六岁，已走过了二十四年的创作历程，正处在充满青春活力和创造激情的盛年，“正处在他的才能的成熟期”。“我们对艾青的才能是充满了信心的。……诗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诗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只要他努力改造自己，深入生活，他毫无疑问会给我们写出许多歌唱社会主义的好诗来的。”我感到，艾青光芒四射的艺术成就值得大书特书，他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创作经验应当认真总结，因此我满怀信心而又激情洋溢地 “用最自然的方式”，谈了自己初步学习和研究艾青诗作的粗浅体会，并通过评论艾青的诗，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诗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倾向，强调了一下自己认为应当强调的东西，如诗人应当是 “他的祖国的公民” “他的时代的子孙”，诗人应当唱出 “人民灵魂深处的声音”；诗应当 “以诗而出现”，而不能图解概念、空喊口号；诗人应当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等等。

　　毕业论文初稿题目叫 《艾青的诗》，写延安时期的第三章因没有想清楚，暂时空着，我按指导老师刘绶松教授的要求，赶在5月23日把先写成的前后四章送去请他审阅、提意见。5月31日，去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的陆耀东同学通知我，说刘先生要我去他家谈谈对毕业论文的意见。他说，刘先生已看过，很满意，说你只要把未完成的一章写出来，稍作修改就可以考虑推荐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下午五时赶到刘先生家，他正洗澡，他爱人招呼我坐下，倒茶给我喝。等了约一刻钟，刘先生穿着白衬衣、白短裤出来了，眼镜也没有戴，就很兴奋地同我谈起来：“你的毕业论文 《艾青的诗》，我读了两遍，语言生动，观点鲜明，通篇充满感情，有些地方有独到见解，好像是一口气写下来的。论郭沫若，我帮你考虑过，出过点子，你却没有写出来；论艾青，我没有出什么主意，你却写得又快又好！看来不论做学问或搞创作评论，主要还是靠自己独立思考啊！现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延安时期你为什么偏偏空着没有写呢？”我说因为赶着先请先生审阅，看看这样写行不行，延安时期是艾青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处于错综地急剧地变化发展的过渡时期，比较复杂，我再翻些资料、作些思考后马上补写。刘先生说：“延安时期这一章很重要，一定要下功夫写好，要把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诗人的影响突出地写出来。其他几章也要从头到尾再好好推敲、打磨一下。另外，论文最后部分，你批评郭小川同志那几句话，是不是还是去掉好？你还是个刚刚准备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千万不要骄傲，不能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觉。”

　　刘先生对我论文初稿的高度评论和热情鼓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感到欢欣鼓舞。他真挚坦诚的意见和告诫，语重心长，给我很大的鞭策。其实我确实对论文初稿还很不满意，许多意思还没有充分表达清楚，更谈不上系统深刻。我决心尽快把空缺的一章写出来，并从头到尾认真修改一遍。

　　正在这一天，《长江日报》一位编辑专程来珞珈山约我写一篇 《怎样看根据古典作品改编的苏联电影》的文章。近年来我国译制放映了许多根据俄罗斯古典作品改编的苏联电影，在广大观众中产生强烈反响，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有的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有的不晓得该从中学习什么，如何欣赏。有的则觉得影片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简直无法理解，不知摄制和放映这样的影片有什么意义。如根据普希金的长诗 《茨冈》改编的 《草原上的吉卜赛人》，根据莱蒙托夫同名小说改编的 《梅丽小姐》，根据托尔斯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安娜·卡列尼娜》，根据契诃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瑞典火柴》和 《脖子上的安娜》，根据高尔基的话剧剧本 《瓦萨·热列札诺娃》改编的 《没落之家》等等。他们要得很急，所以六月初，我先用一天时间赶写了 《怎样看根据古典作品改编的苏联电影》 （刊于1956年7月3日 《长江日报》文化生活版，署名秋泉），便集中精力，先写出论述艾青延安时期创作的第三章，再把其他四章从头到尾边抄边改了一遍。新写的第三章，我开头就引了艾青的诗 《太阳的话》：

　　快起来，快起来

　　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

　　睁开你的被睫毛盖着的眼

　　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

　　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

　　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

　　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

　　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

　　我在这一章中谈到：“到延安以后，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学习，经历了 ‘一次大改造’，开始 ‘采用民歌体写诗’，‘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艾青选集·自序》）”但我对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大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所以只在论述中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要给文艺家 “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

　　六月中旬，我在 《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陆定一同志根据毛主席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作的报告。陆定一说：“我们所主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陆定一反对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乱贴政治标签和阶级标签；对于文学艺术工作，他强调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因此，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的这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我修改毕业论文，起到了很及时的鼓舞和指导作用。

　　郭小川同志是我崇敬的诗人，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过他的 《投入火热的斗争》和 《向困难进军》。我知道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但我感到他在中国作协的会上批评艾青的发言 （刊于1956年第3期 《文艺报》）似乎迫于形势，具体分析不够，缺乏说服力。所以在充分肯定和论述了艾青的组诗 《南美洲的旅行》之后，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郭小川说：“艾青这些年来的诗大多是不强烈的，缺乏政治热情，对人民常常只限于同情。就说 《南美洲旅行》吧，这是政治诗，但从诗中只看到人民被压迫被侮辱的一面，没有表现出人民的火热的斗争和反抗的一面。”从 《南美洲的旅行》怎么能看出诗人对人民 “只限于同情”呢？难道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无耻、虚伪和罪恶就叫做对人民 “只限于同情”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郭小川是不够严肃和冷静的。

　　刘绶松老师建议我删去的这一段话，我修改时考虑再三，最终还是保留下来了。论文题目由初稿 《艾青的诗》改为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六月十九日，我把修改稿送给他，他看后表示满意，说题目也改得好。建议我给学校留一份底，重抄一份寄给 《人民文学》编辑部看看，他说 “湖北人民出版社处理起来比较慢，影响也不大，到北京闯闯吧！”

　　《人民文学》估计不大可能发表五万字以上的文章，但我还是请几位同学帮忙重抄了一份，于六月廿二日把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挂号寄给 《人民文学》编辑部。

　　七月十七日，收到 《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信，说：“文章写得不错，可惜我们发不了这么长的评论，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处理，请你直接同他们联系。谢谢你对我们刊物的支持！”

　　想不到稿子会处理得那么快。七月三十日，我已买好第二天去庐山的船票，与几个同学约好去庐山游览，却突然接到北京作家出版社寄来的挂号信和书稿（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作家出版社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说他们决定采用《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有几个地方希望考虑修改一下即可出版。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知道文章还有许多不足，决定采用并不等于我写得多么好，而是说明我国还缺少 “作家论”，目前我们非常需要比较全面系统地评论一个诗人作家的著作，我应当充满信心地尽可能把它改好，使论点更正确些、论述更深刻些、缺点更少些。我想起萧伯纳的话：“一个人要是没有主张，他就不会有风格，也不可能有。一个人的风格有多大力量，就看他对自己的主张感觉得有多么强烈，他的信念有多么坚定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了这样的话：“直到今天我才真正认识到，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多么重要！”

　　这时毕业考的所有科目都已考完，学校再组织毕业班学习一周的普通话后就要落实分配方案。我如果去庐山旅游，回来就得参加普通话的学习班，没有时间修改论文了，便立即去退了船票，抓紧毕业分配前的时间，把论文改好寄出去。学校图书馆已开始利用暑假清理图书，不对外开放。我去找馆长说明情况后，馆长大力支持，特批允许我借阅图书资料和最新的书刊。我把艾青的 《黑鳗》《双尖山》《藏枪记》三部长诗又重新找出来认真研读，加强了对三部长诗的思想艺术、不同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具体分析。

　　八月十一日，我把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修改稿挂号寄给了作家出版社编辑室。

　　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报纸上发表了周扬同志在 “八大”的发言，有些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周扬说：“党中央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是鼓励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自由竞赛，鼓励文化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特长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了实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他强调指出：“教条主义是扼杀艺术的独创性的。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的旺盛的生命。”

　　这时我已经毕业分配回昆明，在云南省文联 《边疆文艺》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学习了 “八大”文件和周扬发言的精神，我感到 《生活的牧歌》在有些问题的论述中还可以再放开和深入一些，思想还可以再解放一些。于是我在10月3日又写信给作家出版社要回书稿再作修改。作家出版社支持我立即挂号寄回书稿。

　　我重读了艾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新出版的诗集 《春天》和1956年7月新版的 《诗论》，把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又从头到尾润饰修改了一遍，有些段落重写，有些地方加了一些话，字数由原来的62000字增加为73000字。例如最后一章中的这样一些话，就是这次修改才大胆地写上去的：

　　诗人必须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个性，忠于自己的风格，忠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艺术事业，因为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时代，因为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感情。诗人必须沿着自己的路走上艺术高峰，诗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表现生活真实，诗人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周扬同志说我们的抒情诗是 “抒人民之情”，这提法原则上当然是对的，但作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则嫌过分笼统；它忽视了诗人必须通过他自己来反映人民歌唱人民这一抒情诗的基本特点。没有鲜明的个性和个性化感情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我想，恩格斯所说的 “风格就是人格”的名言，也应该这样来理解。诗人的风格和特色是要变的，而且是不可能不变的，但它是随着所反映的生活的不同，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从旧的基础上变出来的。他变后必须仍然是诗人自己的，仍然是这一个诗人的，而不是那一个诗人的。诗人必须永远处于积极热情的追求和探索中，必须每天都有所获得、有所发现和创造，他不能为了赶时髦或好奇，而随便把别人 （包括古人和今人）的衣裳穿在自己身上，把别人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艾青就是这样，他就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格 （虽然是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他的道路像许多著名诗人的道路一样，并不是很平坦的、直线的，他在创作上不止一次地碰到过困难、失败和问题，但他总是能够跨过这一切昂首前进，从一个成就到另一个成就……

　　我利用业余时间和星期天，于10月25日抄改完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10月27日写了篇简短的 《后记》。编辑部和作协的几位同志都说要 “先睹为快”，轮流传看一下。最后修改定稿的书稿于10月31日挂号寄给了作家出版社。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1957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就印了26000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论艾青的专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现代作家论。但书出版时，反右斗争的风暴已经席卷全国，艾青受批判，随后被打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及其作者也在劫难逃，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