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月

　　明清小说中“欲”与“情”的书写
——兼评黄卫总对《金瓶梅》《红楼梦》的分析

　　程月

　　美国汉学家黄卫总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以明清小说来探讨“欲”与“情”这两个既相互区分又紧密联系的概念与小说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黄卫总对《金瓶梅》中“欲”的解读、对《红楼梦》中“情”的诠释、对从“欲”到“情”这一在明清小说中极其复杂的转变轨迹的分析为依据，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文本误读、过度阐释等问题以及其研究在整个美国汉学界的贡献。

　　黄卫总 欲 情 《金瓶梅》 《红楼梦》

　　Author:Cheng Yue is from School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Research direction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引言

黄卫总（Martin W.Huang）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中国文学教授。他的著作颇丰，主要包括《文人和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中的自传倾向》《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等。黄卫总虽在美国汉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国内学者大多仅仅将其放在英语世界明清小说研究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对其具体研究成果的归纳分析还不够深入。笔者将聚焦黄卫总及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以求对这位美国汉学家和他的观点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是一本具有典型西方汉学研究特色的著作，其作为第一本以明清时期“欲文化”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开辟之功，因此笔者认为这一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黄卫总在这部著作中谈论的作品多达10余部，其中不仅包括《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大名著，而且还涵盖了这一时期其他的几部小说，有的甚至至今未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此书中，黄卫总主要采用文本细读和过程研究这两大方法进行研究，从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中来审视中华帝国晚期小说与“欲”“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本著作的译者张蕴爽指出，书中另一个极其突出的特色是“问题意识”，即小说叙述对“欲望”的展现这一问题的意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识，黄卫总才得以使自己所选择的所有作品阐释得游刃有余，令人信服。

　　近年来，有许多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欲望”这一话题。黄卫总虽然不是谈情欲话题的第一人，但是他的观点别出心裁、解读方式独特、引用材料丰富翔实、阐释严谨又不失趣味，因此对其观点进行专门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笔者正是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为依据，特别以其中第四章和第十章关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解读为主，探讨黄卫总对明清小说中“欲”与“情”的独特见解以及其对从“欲”到“情”这一转变与小说之间复杂关系的看法。

一、《金瓶梅》中“欲”的叙事

“欲”就其字面意思多解释为由人的心理到身体的想要达到某种目的的渴望，它是一切动物存在所必要的需求，没有善恶之分。黄卫总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中，主要关注的是欲望的肉体一面，即狭义的“欲”。而在对《金瓶梅》中的“欲”进行解读时，黄卫总进一步将其分为物质性的欲和非物质性的欲。

　　《金瓶梅》作为中国长篇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第一部致力于描写主人公私人生活和他们的“私欲”的大型小说，是一部充斥着有关窗纸、关闭的门与卧室的门帘意象的小说。[1]在对《金瓶梅》的分析中，作者首先谈到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关于窃听与偷窥行为的描写：小说中几乎没有一次私人的对话或私密行为是未被他人察觉的。例如小说开头原是关于武松、关于外部世界战场的故事，却由西门庆偷窥了潘金莲洗澡后而使其迅速变为关于西门庆等人物在闺房卧室中的故事，进而推进小说的深入发展；在小说结尾，也正是因为丫鬟秋菊在多次偷听到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的奸情后将此事报告给吴月娘，吴月娘出卖潘金莲，才最终导致了潘金莲死于被其谋害的前夫的兄弟武松之手，而西门庆也正是因为偷窥蓝氏而迷上蓝氏，为了平息难以满足的欲望，他在极短时间内与数名女子发生性行为而由此走上死亡之路。

　　《金瓶梅》在正文之前引用了“酒、色、财、气”这“四贪词”。“色”和“财”毫无疑问是《金瓶梅》的主要关注点，小说中大多的人物都被他们对肉体和对金钱的欲望消耗着，但是小说中人物所体验的欲望的最微妙的方面要属“气”，黄卫总就此将小说中的欲望分为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色”与“财”指欲望的物质层面，而“气”则更偏向于心理层面，是一种“心理的贪婪”，属于非物质层面。就欲望的物质性而言，《金瓶梅》中对肉体欲望和金钱欲望的描写十分逼真和有形可触，以至它往往可以具体到被测算甚至被量化的地步。例如可以通过计算西门庆曾经与多少女人发生性关系，抑或在交易中牵涉了多少银两，甚或在性事中有多少“抽”，来直接测量他的欲望大到或深到何种程度。[2]接着黄卫总探讨了最体现物质性欲望的性能力与金钱财富这两种“本钱”之间的密切关联。以《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为例，他是一个擅于运筹帷幄金钱的商人，同时他看上去拥有强大的性能力，靠着自己的性能力与经济能力，西门庆成功地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少妇，一次次出色的成功让西门庆坚信这两种“本钱”相辅相成，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正是由于这一认识，他将二者混淆，导致了致命的错误。西门庆清楚地知道，金钱只有在不断的流通和交易中才能生出更多的金钱，因此“动”可以成为积累财富的有利条件，关于这一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性欲中过度的“动”却不一定是好的。当性欲过度膨胀时，一个人精力和体力都会耗尽。正如西门庆的结局，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性“本钱”，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性欲望而不断地消耗着自己的性“本钱”，最终髓竭人亡。

　　就欲望的非物质性，即“气”而言，黄卫总认为它很难被界定，因此也就难以被满足。在《金瓶梅》一书中，“气”可以表现为想要支配甚至全然控制他人的强烈欲望，也可表现为无止境地想要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欲望，这一点同样也在西门庆身上得到全部展现。西门庆与众女子的通奸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只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与性愉悦，而是以求得征服别人，令这些女子全然屈服于自己的快感。这一点在西门庆对如意儿的性虐待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之所以对这一奸情行为感到十分得意，正是因为如意儿是别人的妻子，并且他还要这个被占有者亲口向他自己确认他占有着他不应该占有的别人的妻子，这一口头的承认无疑就大大增强了他的征服感，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门庆虽然有着强烈的性欲，但与他发生关系的都是已婚妇女。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西门庆在一次偷窥中又迷上了自己新同僚的妻子蓝氏，对风姿绰约的蓝氏的一瞥便激起了西门庆无限的想象与欲望。然而蓝氏是遥不可及的，正因为此，西门庆就越发想要得到她，为了缓和他的这种“气”，西门庆不得不连续与数名女子交欢并想象这些被他所征服的女子都是那遥不可及的蓝氏的化身。正是因为他这种无休止地想要获得原本不应属于他的人或物的“气”，正是因为他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自身实现欲望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极其不平衡，才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西门庆仍然为自己的“气”所扰，垂死的西门庆十分担心自己死后的名声，担心死后是否能继续保持自己的支配地位，担心他的妻子会被别人夺走等等。然而他的这些担心都是徒劳的，他所不愿发生的全都发生了，尽管他生前风光，死后却成为了别人的笑柄。

　　尽管那些物质性的欲望可以通过计算交易了多少银两，计算可以胜任多少“抽”来衡量，但是数字却永远不能充分衡量如西门庆等人的“气”的多少。最终，不是西门庆在追求欲望，反而是欲望在追赶他，西门庆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所吞噬，被自己的“气”给“气”死了。

二、《红楼梦》中“情”的书写

继《金瓶梅》之后，黄卫总又分别讨论了如《痴婆子传》《灯草和尚》等欲化叙事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展现了各种各样关于“欲”的场景。但是在17—18世纪的许多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一个从“欲”到“情”的转变，第八章例举的三部小说——《金云翘传》《定情人》《好逑传》便是极具代表性的纯情小说，这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极力证明肉欲与“情”毫无关联，“情”和“欲”是一组互相区分的对立关系。与这些精心将“欲”与“情”并列和对比的小说不同，在《红楼梦》这部集大成作品中，不仅“情”的概念更加微妙、更加复杂，而且“欲化叙事”的痕迹也无可遁形。

　　由于“情”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意思十分丰富且复杂，因此西方汉学家在将其翻译为英文时都觉得十分困难。“情”既可以指爱情、亲情、友情，也可以指某种感情、情绪、性情，还可以指某一事情或情况、情形。黄卫总在书中重点探索的“情”通常被狭义地理解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在《红楼梦》中，虽然“情”和“欲”被重新构建为“意淫”与“皮肤滥淫”这一对概念，但是在黄卫总看来，肉体欲望并未完全排除在“意淫”以外。

　　黄卫总首先指出，《红楼梦》很有可能是由一部名为《风月宝鉴》的早期手稿发展而来的，而《风月宝鉴》是一部讲述寻求“欲”（“皮肤滥淫”）的即时满足所造成的可怕后果的劝诫小说，与《金瓶梅》属同一类型。曹雪芹可能对这个本子进行数度删改时极力抑制了里面的艳情细节，但是这些情节还是在《红楼梦》中构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欲”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小说中的另一个世界——宝玉和他的姐妹们徜徉其中的“情”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

　　从“欲”到“情”的转变，在很可能来自《风月宝鉴》的那些篇章和小说其他部分的对比中体现得十分清晰。此外作者将小说中众多人物的年龄改写得越来越小也正是与小说这一从“欲”到“情”或从“皮肤滥淫”到“意淫”的转变相一致的。曹雪芹觉得要突出“情”就有改小人物年龄的必要，因为青春年少似乎就意味着对“皮肤之淫”的免疫，因此在《红楼梦》里，“情”被视为年轻人所独有的品性，一个人如果想要保持“情”的纯真，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设法停留在童年。以《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为例，他虽然是已经发育的少年，不乏与袭人“初试云雨”之情事，但文中种种细节却都在说明他“不愿长大”，“不愿长大”是黄卫总在其研究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他认为宝玉的“不愿长大”正是希望自己保持年少，从而不受怀疑，在与女孩儿们交往的时候不会被别人认为是出于性需求，不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这显然是与他想要不顾一切试图抓紧“情”和他追求“意淫”的自由相关联的。通过曹雪芹的反复改写，宝玉一定是经历了一个“纯化”的过程，但是在改写中他却没有保持这些人物年龄的一致性，也许这正是在暗示着试图保持青春年少或者维持“意淫”的纯洁性的最终不可能。例如发生在宝玉和香菱之间的“情解石榴裙”事件，使原本看来是孩子之间无意的举动却因为香菱最后刻意地请宝玉不要告知她的丈夫薛蟠，有意地提醒着宝玉她现在已经是已婚之妇了，从而最终使这一事件变成了他们作为成人之间的秘密。在香菱石榴裙事件中，让人不禁察觉意淫与皮肤滥淫的边界的可疑性以及宝玉不断宣称自己仍旧年少和他“不愿长大”的合理性。成长是不可避免的，宝玉必将长大并且不适合于“意淫”。此外，黄卫总还认为宝玉的某些行为在一些时候甚至很像薛蟠，这一点也正说明了宝玉坚持的“意淫”中无法避免的会出现“皮肤滥淫”。曹雪芹试图通过改小人物年龄来描写“情”，但却凸显了保持意淫的纯粹性和保持永久年少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情”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欲”而单独存在的，就如黄卫总指出的：“《红楼梦》的重要成就之一便在于，它极具说服力地证实了要发明一种可以超越‘欲’的‘情’但同时又不完全排斥‘欲’有多么艰难。”[4]

　　在黄卫总看来，贾宝玉并非是与西门庆截然不同的，首先二人都喜欢女人，一个意欲占有尽可能多的女人的“身体”，而另一个虽未绝对免疫于肉体欲望，却渴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女孩儿的“眼泪”（心）……其次，二人都反复表示着对已经拥有之物（人）的厌倦，并不断寻找或发明新的欲望客体。[5]从西门庆到贾宝玉的过渡正展示着中国的古典小说在200年间走过的历程：从聚焦于“欲”的16世纪小说《金瓶梅》，到专注于“情”的17世纪纯情小说，如《金云翘传》《定情人》《好逑传》，再到探索“欲”与“情”之间的细微差别及二者最终不可分离的18世纪作品《红楼梦》。

　　那么在这200年里，中国传统小说的主题为何会经历从“欲”到“情”的这一转变呢？

三、从“欲”到“情”转变的原因

关于明清小说主题由“欲”到“情”演变推进的原因，黄卫总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中用了三章进行大篇幅的资料梳理和解释，对欲望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性历史和理论做了系统的分析。

　　从公共世界转向私人领域，是晚明小说主题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将目光从儒家描述推崇的国家、民族这类宏大概念及叙事中，逐步转向家庭、闺房之乐的描写。出现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明享乐主义的风行使这一时期许多文人热衷于探究欲望这一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晚明存在一种对欲望更加“宽松”的态度，这种态度则又帮助营造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催生了以露骨的性描写著称的经典小说《金瓶梅》这样的文学作品。[6]这一时期的文人学者虽然大量描写性和欲望，但他们并不是抽象地谈论，而是常常涉及他们个人的经历。正如黄卫总在书中第一章对屠隆、汤显祖、袁宏道、袁中道等人相关经历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文人们不仅大胆直接地对“欲”进行鼓吹、辩护，而且他们自身也都沉溺于其中无可自拔。对欲望的描写虽然并不是晚明独有的文学现象，但是晚明对待欲望的独到之处在于晚明文人们对欲望所表现出的矛盾和焦虑的心理。那些对欲望的鼓吹者都深刻意识到“欲”是一把双刃剑，长期沉溺于欲望必定会对自身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如何抑制欲望也成为了晚明文人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有的极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与欲望进行正面斗争，有的将对肉体的欲望转向对山水自然之美的喜爱、对文字写作的喜爱以及寻求名誉地位的欲望，有的甚至求助于宗教。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如袁宏道这样的人到后来更加关注来世的救赎。可见，那一时期对欲望的追求已经达到泛滥甚至不可抑止的地步，以致一些比较保守的文人开始谴责对欲望的贪婪严重败坏了当时的世风。

　　此外，“欲”作为贬义的概念已经由来已久，因为其名声不佳，所以不管人们怎么鼓吹也无法恢复其名声，因此以“欲”为主题的那些艳情小说尽管因为其露骨的细节描写吸引了不少读者，但是不免会受到大量的舆论压力。而另一方面，晚明思想家又兴起了尊情的思潮，其中主要包括汤显祖的“至情说”和冯梦龙的“情教说”，“情”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人们对于“情”和“欲”的看法也发生着变化。在大多数晚明学者看来，“情”这一词汇为他们那些想要急切重新评价欲望的文人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他们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将欲望“情感化”并强调他们所构想的“欲”中所包含的“情”的元素。[7]这样一来，晚明文人通过提升“情”为至高的人生价值与值得颂扬的对象，使“情”成为之后许多小说的主题，据此而言，明代小说主题从“欲”到“情”的演变推进就得到了相应的解释。但就以上对《红楼梦》的分析可以看到，从“欲”到“情”的过程并不是一种直线型的变动，因为“情”并不能够独立于“欲”而存在。

四、黄卫总关于明清小说“欲”与“情”解读的问题

晚明时期以“欲”与“情”为主题的小说作品数量巨大，要想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一条简单明了的发展演变主线，并且有效地贯串这些繁多复杂的相关材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学习和研究黄卫总的解读观点和理论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其论说里存在的文本误读和过度阐释等不足之处，因此读者在阅读和学习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著述书评的同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认识，加以批判地接受。

　　首先，笔者认为黄卫总的解读中存在将已有的泛性论观点强加于薛宝钗身上对其进行分析的问题。他在用情欲观点解读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时虽然头头是道，颇具说服力，但是在用同一观点解读薛宝钗时，却给人呈现了一个被欲望包裹的不一样的宝钗。例如，跟宝钗相关的“热毒”“冷香丸”被黄卫总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虽然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对具体情节的分析中，不免有对于泛性论的过度阐释和对小说的误读之处。在小说第二十八回里关于薛宝钗美态的描写，却被黄卫总用来论证其“内热”之说：宝玉主动要求要看看宝钗佩戴的红麝串，宝钗在取下串子的过程中，“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8]，黄卫总将这段描写理解为这正是因为宝钗的“热毒”（内心欲望）而情不自禁表现出的妩媚性感来勾引宝玉，但是文中明确写道是宝玉硬让宝钗取下串子来看看的，在宝玉整个注视过程中，宝钗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此黄卫总这一阐释明显是毫无缘由的。

　　其次，黄卫总还试图以《金瓶梅》这类艳情小说的解读方法来解读《红楼梦》，为证明自己已有的观点搜寻证据。例如小说第三十六回中，宝钗进怡红院找宝玉，她与袭人之间发生的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话，却被黄卫总将其与之前艳情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和事相联想在一起，从而得出一些相当离谱的结论，将薛宝钗解读为一个满脑子色情欲望的充满心机的女人，这点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正如张惠博士对黄卫总做出的批评：“抽离语境来评判人物并作为证据的倾向……单凭片言只语去探求‘微言大义’”[9]，这也正是黄卫总研究的弊端。

五、黄卫总关于明清小说“欲”与“情”解读的贡献

黄卫总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小说叙述中的“欲”与“情”，以及由“欲”到“情”发展演变的研究阐释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是一种大胆且新颖的尝试，值得国内学者学习与借鉴。笔者认为，黄卫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大贡献。

　　（1）黄卫总并没有将文本作为独立的个体分别进行解读，而是立足于晚明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结合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从明清欲文化的文化史角度来审视欲望与小说极为复杂的关系。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从而很自然连贯地串联起了明清时期十二本以“情”“欲”为主题的小说。

　　（2）黄卫总虽然在分析中使用了一些较为西化的词语，但基本没有使用抽象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解读明清时期的小说，对它们进行单向阐发，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学实际，并紧紧围绕“欲”与“情”两个概念展开。这在传统的海外汉学研究中称得上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3）黄卫总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新的概念，如《红楼梦》中宝玉的“不愿长大”。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使他的观点更加新颖、独到，增加了其观点的研究价值，而且还帮助串联了小说中很多看似不相关的情节。

　　（4）黄卫总不仅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金瓶梅》《红楼梦》这类世界名著，而且还涉论了如《痴婆子传》等至今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作品，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范围。

　　事实上，黄卫总并不是美国汉学界第一个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情欲话题的汉学家。余国藩在其著作《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中就已经对《红楼梦》的“情欲观”进行详论；艾梅兰的《省思欲望：〈红楼梦〉中的性别诗学》也是探讨“情”这一概念的重要著作之一；李惠仪在由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第四部分，讨论了《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关注欲和性，但《金瓶梅》写的是堕落乏味的性，《红楼梦》则描绘了理想化的情。黄卫总在承袭前人的观点，对《红楼梦》中的欲化叙事和“情”展开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又标新立异，将“情”与小说人物的成长问题，即宝玉的“不愿长大”结合在一起，从而阐释出一种专属于还没长大的孩子之间的“情”，或者说“意淫”，并进一步说明“情”“欲”二者的不可分离。将成长问题放到明清小说的文学大背景下，加上缜密的分析论述，使得论证十分有力，体现了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背景的深刻和精到的领悟。黄卫总之后，继续讨论情欲话题的汉学家还有：安吉丽娜·易的《〈红楼梦〉中的自我、性欲和写作》、李海燕的《情还是欲？〈红楼梦〉中的情感自我》等，从这些著作名称可以看到，这些汉学家们将情欲主题与对“自我”概念的探讨放在一起讨论，这与黄卫总的研究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他曾在其文章《欲望的情愫》中讨论过文人的自我意识与他们文学作品中的“情”的复杂关系；此外他于1995年出版的《文人与自我的再呈现——中国十八世纪小说中的自传倾向》一书正是谈论了《红楼梦》等三部18世纪小说中的自传特点。可见，黄卫总不仅吸收承袭了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影响了之后的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作品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说黄卫总在美国汉学界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2][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3][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4][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5][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6]刘辉、杨扬：《〈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03页。

　　[7][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8][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

　　[9]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载《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5期，第90页。

　　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 ritten by American sinologistMartin W.Huang based on the novels of the M ing and Qing dynasties,exploring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Yu"and"Qing"these two distinguished but closely linked concepts,and fictionalnarrative.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Yu"in The Golden Lotus,the exposition of"Qing" in ADream in Red Mansion,and the analysisof the intricate changing track from"Yu"to"Qing"in novels,it pointsout the problems like textm isreading and overinterpretation in Martin W.Huang's study as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whole American sinology researchworld.

　　MartinW.Huang Yu Qing The Golden Lotus ADream in Red Mansion

　　程月，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Lust"and"Passion"W riting in the Novels of M ing and Qing Dynasties—Comments on Martin W.Huang's Analysis of The Golden Lotus and ADream in Red Man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