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

　　天使与俗女
——E·T·A·霍夫曼与蒲松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霍英

　　德国浪漫主义晚期著名作家E·T·A·霍夫曼的艺术童话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众多篇章都描绘了人鬼相恋的故事，展现了作者借助想象的空间表达自己在世俗世界里对真挚爱情的不懈追求，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各具特色。霍夫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天使般的容颜和性格，预示着完满的爱情只有在天堂才能够实现。而蒲松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容貌倩丽，但与普通女子别无二致，并且在世俗世界里能够获得完美无憾的爱情生活。这样的女性形象刻画源于两位作家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情感生活。

　　E·T·A·霍夫曼的艺术童话 蒲松龄《聊斋志异》 女性形象 人生经历 情感生活

　　Author：Huo Ying is from Faculty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majored in narrative theory,German literature．

　　E·T·A·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以下简称霍夫曼）是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晚期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他的艺术童话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表现主题和艺术刻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霍夫曼的艺术童话创作于浪漫主义时期，在当时的德国文学艺术界，古希腊神话、民间童话和传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文学作品充满着鬼神思想和奇幻人物的描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收集整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故事中，创作了自己独具艺术特色的奇幻文学，描绘了众多鬼神怪异之事。另一方面，霍夫曼和蒲松龄的作品都充满着现实化的因素。它们通过对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和鬼怪人物的描写，超越时空界限，表达作家的个人情感。尤其在爱情方面，霍夫曼在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心灵创伤、爱情挫败以及贫困交加的生活，使其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对圣洁爱情和天堂般幸福生活的向往，其女性形象具有天使般的容貌和性格，衬托幸福爱情的环境也如仙境一般。面对残酷的现实，霍夫曼追逐着在天堂里才有的美好幸福生活。蒲松龄同样面临着窘困的现实生活，但却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清初儒家兴起和个性解放的文化浪潮中，作品同样表现了对真挚美好爱情的追求，但是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世俗世界里的全部特征，虚幻的世界不是作者幸福的归宿，最终的幸福爱情落脚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两位作家的作品在传达追求美好爱情的同时，通过女性形象的不同刻画，传达着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生活。

一、女性形象

霍夫曼和蒲松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形象特征，一个恰似上帝派来的天使，另一个只是凡俗世界里的普通女子。霍夫曼的作品《伐伦矿山》中的埃里斯深爱着矿主女儿乌拉。在矿工集会上，她身穿着节日的盛装，犹如上帝派来的天使，人们不禁窃窃私语，“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能干的矿主这样一个漂亮虔诚的孩子！”①她递给客人啤酒时，“脸上洋溢着天使般天真无邪的神情”（霍夫曼 42）。《金罐》中的女主人公塞佩狄娜是一只小绿蛇，她婀娜多姿，有一双能够穿透大学生安泽穆斯心灵的蓝色大眼睛。它们“放射着金色光芒围绕着他闪烁”，犹如“太阳的光辉冲破苍茫雾霭”（霍夫曼 246）照射进世俗世界里困顿、畏缩不前的大学生安泽穆斯。《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中三个箍桶匠爱恋着少女罗莎，她被称之为“虔诚、娇丽的天使”（霍夫曼 65），塑像艺术家弗里德利希称她为“天上的主宰”（霍夫曼 108），画家赖因霍尔德看到罗莎时，仿佛照亮他心灵的圣母玛利亚“竟活生生地降临在人间”（霍夫曼 110）。

　　在蒲松龄的很多作品中，女鬼和仙女来到人间，与世间的男子演绎着真挚的爱情故事，她们都有姣丽的容颜，仪态、举止与世俗世界中的平凡女子别无二致。《婴宁》篇中，狐狸所生的女儿婴宁如众多游玩的凡间女子一样，只是“荣华绝代，笑容可掬”②。她的言行举止像一个没有约束的疯丫头，王子服到访，婴宁被唤出见客时，人还未进门，已听见门外嗤嗤的笑声。在后花园里，王子服看见婴宁爬在树上，狂笑着要掉下来，如人间一个顽皮的孩子。《黄英》中菊花精陶生路遇马子才，因都喜爱种花就在他家里住了下来。马子才的妻子见陶生的姐姐黄英“雅善谈”（张友鹤 1147），非常喜欢她，而且黄英“烹饪精良”（张友鹤 1148）。后来马子才娶了黄英，她指导仆人种花，经营卖花，家里富裕，不愁吃喝。在故事的结尾，陶生在醉酒后变成了菊花，再也没有变回人形，黄英直到年老死去，“亦无他异”（张友鹤 1452）。《绿衣女》中的一只小绿蜂，化作人形，夜晚陪伴书生，她“绿衣长裙，婉妙无比”（张友鹤 678），与人间女子别无二致。

　　诸如此类女性形象的刻画在霍夫曼和蒲松龄的作品中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霍夫曼和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极大的差别，一个如天使照耀着世间困顿的男主人公，另一个完全一副尘世间平凡女子的形象，演绎着凡间的儿女情长。那么两位作家为什么会将幻想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做出如此不同的刻画呢？亨利·巴柔认为，形象不只是一个描述符码，“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或赞同，或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1]笔者认为，这样的不同形象刻画隐匿着中德两位作家近似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情感寄托。

二、拯救与解困

霍夫曼和蒲松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在仙境还是在凡间，都具有帮助男主人公脱困的功能。霍夫曼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的德国社会。在机器逐渐代替人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们对金钱和富裕生活的追求使社会的伦理道德腐败堕落。作为律师，霍夫曼接触到了社会中各种丑陋的现象。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使他颠沛流离，亲身经历了逃难时异常凄凉、血腥的场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他的一生都在为生计而奔波。1808年初，他给好友西佩尔的信中诉说自己一直以来遭受的生活困境：“我在这里一无是处，无论是在班贝克，还是在苏黎世或者波兹南我从没有得到过一分钱；我工作得精疲力竭，耗费了健康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不想向你描述我的困境，可是它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忍受能力。五天以来除了面包我什么都没有吃——还从来没有这样！”[2]为了生活，他迫不得已放弃喜爱的艺术职业，从事律师工作，尽管如此仍然食不果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霍夫曼作为律师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外加业余文学创作的稿酬，生活稳定，但总还是入不敷出。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出版人的：“您为这部小说预支的20个金路易，当时我想不需要。可没想到我病了这样久，让我觉得它非常必要了。”[3]在霍夫曼死后，由于欠债迫使他的妻子放弃了遗产。面对这样的社会生活，霍夫曼在作品中描绘了社会的残酷和他内心的挣扎。《伐伦矿山》刻画了工业社会初期对自然的破坏，“光秃秃的破损大坑里看不到树木，连一根小草也没有”，“坑底上满是乱石块和矿渣”。矿井里“好象地狱在沸腾”（霍夫曼 39），现实生活犹如人间地狱，主人公埃里斯看到这一切不寒而栗，他想要逃出去，回到宽阔的海洋的怀抱。《金罐》中的大学生安泽穆斯穷困潦倒、诸事不如意。现实的生活如囚牢一样禁锢压抑着他的身体和心灵，像被关在了水晶瓶里，他心中“极度的恐怖切割着你的每根神经，它鲜血淋漓，在生死的挣扎中不停地抽搐着”。（霍夫曼 311）现实生活中身体和心灵的困苦和无力摆脱，使霍夫曼在艺术童话作品中创作了天使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上帝派来拯救现实生活中困顿、萎靡、不知所措的男主人公，给予他们生活的希望。《伐伦矿山》的埃里斯心中充满了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希望。在井下工作时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乌拉“天使般的身影”，“有她照亮”（霍夫曼 45）犹如上帝的光辉，使井下的工作不再可怕和辛苦，“就象冰层下燃烧着的那盏神圣的油灯”（霍夫曼 56）。《金罐》中的安泽慕斯郁郁寡欢，他偶然在接骨木树下看到了小绿蛇塞佩狄娜，他感觉到，只有她才能解除他“五内俱焚的向往之苦”（霍夫曼 268）。在远离尘世的林德霍斯特馆长家撰写文书期间，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塞佩狄娜娓娓动听、表示宽慰的话语声不绝于耳”，“他在艰窘的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痛苦、一切烦恼都从脑海中一扫而光，展现在他眼前的新生活象太阳光辉一样明丽。”（霍夫曼293）在小说的结尾，安泽穆斯在小绿蛇不断的鼓励声中，破除了命运的束缚，与小绿蛇幸福地生活在神奇的阿特兰提斯国度。天使女性形象的刻画是霍夫曼面对残酷、混乱、无法预知未来的现实生活，怀揣着一抹希望的光辉，鼓舞着作者走完现世生活，寄希望于在天堂里获得美满的幸福生活。

　　相比之下，蒲松龄的一生同样处于社会动荡之中。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清军入关，他同样经历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他的生活同霍夫曼相似，一生处于贫困的边缘。蒲松龄成家、独立生活后，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多少家产，加之他常年在外苦读，生活捉襟见肘，幸亏妻子持家有方，才勉强度日。在几个孩子相继出生后，生活难以支撑，蒲松龄迫不得已，暂时放弃了科举之路，坐馆教书。小戏《闹馆》中的上场诗描写了到别人家坐馆教书实属生活所迫，无奈之举，“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4]当时教书也只是一个贫贱的差事。一年只有“束修钱四千正”，还得“七折八扣”[5]。不仅如此，在家还看孩子、担水、抱柴、烧火、抹桌子、上菜，名为教书先生，实为家里的奴仆。尽管如此，蒲松龄在别人家坐馆的微薄收入依然难以养家糊口。他在《日中饭》中描绘了1673年艰难困苦的生活，六月天里一家老小只能用新打下的麦子熬点粥充饥，刚煮熟时，大儿子已迫不及待地拿着勺子敲着锅沿盛了一碗，顾不得烫就往下喝。二儿子赶紧端盘子找筷子与哥哥抢，三儿子只有三岁，也不甘示弱，翻盆倒碗，女儿不敢动手，只好在一旁看着大人的脸，揭示了一家老小的窘困。直到蒲松龄到本县毕际有家坐馆教书后生活才逐渐有了改善。

　　《聊斋志异》中的很多篇章都描绘了读书人穷困潦倒、百无聊赖的生活。《小谢》中的读书人陶生家里非常贫穷，只有几间茅屋，妻子死了，炎热的夏季在茅屋里难以度日。《红玉》篇中的穷秀才相如家里一贫如洗，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和父亲两人相依度日，家里的淘米、洗衣等杂事都由他料理。《书痴》中的郎玉柱每天只知道死读书，快30岁了还没有娶妻，家里贫穷得只剩下书了。在幻化女性形象的帮助下，他们不只战胜了现实的困境，而且生活充满了欢愉、富足，家庭圆满。《小谢》中的陶生搬到无人居住的鬼宅里避暑。刚搬进来的时候，两个鬼女子小谢和秋容戏弄他，不让他看书睡觉。几日的朝夕相处，陶生从不想玷污她们，感动了两个鬼女，俨然如家中的女主人争着为陶生劈柴淘米做饭，陶生则教她们写字、读书、作诗。她们给陶生带来了快乐的家庭生活。陶生参加乡试被诬陷，两个鬼女拼死相救。他们深厚的情感感动了道士，最终两个女鬼还阳，做了陶生的妻子。陶生后来不仅中试当了官，小谢和秋容在阳间的家人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过着和和美美富裕的大家庭生活。《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由剪纸幻化的仙女的教导下，不再死读书，学会了弹琴、下棋和玩纸牌，懂得了男女枕席之事，并且出门广交朋友，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充满快乐生活的人。后来他们育有一个孩子，家庭生活人人羡慕。《聊斋志异》创作于蒲松龄挣扎在生存边缘的时期，面对现实的困苦，他刻画了虚幻世界里的女性形象来排解现实的苦难。

　　显而易见，霍夫曼和蒲松龄塑造的女性形象被赋予了相同的角色功能。幻化女性形象都承担着拯救、解困的任务，救赎男主人公摆脱现实的困境，帮助他们过上富足的美满幸福生活。

三、情感寄托

在霍夫曼与蒲松龄的作品中，幻化女性形象不只具有拯救脱困的任务，而且与男主人公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世人。这样的主题虽然表现了中德两位作家对真挚美好爱情的共同追求，但是他们的情感寄托不同，霍夫曼的情感寄托于天堂；蒲松龄的情感融入于现世的生活，它们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情感经历所致。

　　霍夫曼尚在年幼时，他神经质的母亲和酗酒的父亲离异，他是在母亲对自己失败的婚姻不断抱怨和哭诉中长大的。儿时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他自己的爱情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在霍夫曼的心中总幻想着那份神圣的圆满爱情，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勇气追求属于自己的真挚爱情。1794年12月12日他给好友西佩尔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初恋：“我非常怀疑我的心是否有能力，以我全部的感情爱着她。我只是有一点点愿望，唤醒我那潜藏的情感。这可能会毁坏我那惬意的安宁，把我从幻想的神圣的幸福中撕扯出来。”[6]在对现世爱情生活的不确定性中，他先与表妹订婚，又难以摆脱儿时的阴影，解除婚约后，迅速与一位波兰少女结婚，开始了平淡的家庭生活。霍夫曼内心对炙热情感的向往并没有磨灭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他在班贝克担任家庭音乐教师期间认识了尤利娅。在霍夫曼的文学作品中尤利娅变换为各种人物形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她天使般形象的热恋。当时的德国社会充斥着对金钱的崇拜，尤利娅的母亲为了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将她嫁给一个汉堡富商。霍夫曼事后对此无比自责，他深爱着尤利娅却没有能力使她成为自己的爱人。霍夫曼在病重感到死亡临近时，在信中仍然表达了对尤利娅的情感，“对她的思念活在我的心中”，“所有善良的天使般的形象将停留到我生命的最后气息”[7]。面对现实，他只能将心中那种完满无憾的爱情深深地埋藏起来，而只有在童话作品里，在营造的虚幻空间中，霍夫曼才能和相爱的人远离尘世，永远幸福地生活在天堂世界里。霍夫曼的很多作品都潜藏着这样的情感寄托。《伐伦矿山》的主人公埃里斯初到矿山，在集会上碰到青春貌美的矿主女儿乌拉。她天使般的面容和对矿工的热情点燃了埃里斯心中的爱情火焰，乌拉对这个新来的年轻壮实的小伙子也情有独钟。每次下井，乌拉都眼含热泪希望他多加小心，不要发生意外。在一天的井下工作之后，乌拉兴高采烈地跑去迎接他，递给他美食消除疲劳。他们之间的爱意越来越浓。老矿主为了试探他们的爱情，假意要将乌拉嫁给富商。乌拉为此哭红了双眼，埃里斯心如刀割，像疯了一般跑进矿坑，想要像矿山的幽灵老托尔贝尔一样终身献身矿山事业。老矿主在井下找到他，告诉他一切真相之后，他感到最大的幸福降临在他身上。在婚礼的清晨，埃里斯受矿山幽灵的诱惑，穿着礼服下井被埋在了井下。乌拉悲痛欲绝，从此不知去向。五十年后，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乌拉终于见到了从井下挖出的埃里斯的尸体，他的面容依然光彩鲜活，穿着华丽的礼服，连胸前佩戴的花也未损坏。乌拉内心的忠贞、爱情和强烈的希望支撑着她，她摔开拐杖扑向埃里斯，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再也不想分开。人们发现老婆婆在尸体上断了气，随埃里斯开始化为粉末的尸体一起灰飞烟灭。他们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爱情生活，要一起步入天堂里实现。

　　与霍夫曼的情感生活不同，现实生活中蒲松龄的情感没有大的起伏。一生只有妻刘氏，未娶妾。明清之际，社会风俗流行着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蒲松龄与刘氏的婚姻同样是遵从父命，但他们感情生活完满。蒲松龄长年在外坐馆期间，刘氏一人操持家务，勤俭持家，安贫守道，哺育四个孩子，可谓任劳任怨，操劳到终年。为此，蒲松龄在刘氏的悼文中表达了对她的感恩之情，“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飧。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能报汝恩。”[8]而晚明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社会中崇尚个性的人文主义思想，犹以李贽为代表掀开了晚明反对腐朽礼教的先进思想。基于李贽哲学的“童心”说，即由人的自由本质，真心而建立的伦理道德思想，倡导道德不能拂逆人性，批判朱程理学对人性的禁锢和扼杀，并由此而生发了新的妇女观和爱情观。他提倡男女平等、讴歌恋爱自由，肯定女子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在两性关系上，李贽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强调感情是人区分于动物的关键。蒲松龄作为一介书生，饱读诗书，当时的文化传统势必对其产生影响。他在南游做县令孙蕙的幕僚期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南方能歌善舞的青年女子，并对其中买来作孙蕙小妾的歌妓顾青霞倾心眷恋。顾青霞能吟诗会唱，容貌秀丽。蒲松龄为其选取唐诗绝句供其吟唱，每每为其歌声打动，“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9]远在异乡，枯坐清冷烛台前的蒲松龄在孙蕙的歌舞喧闹中将顾青霞视为知己，根据他在《客斋》中的描写“高斋灯火客思清，旅况萧条华发生。自有酒人来击筑，欲召小妇坐鸣筝”[10]。与《聊斋志异》中穷困书生灯下苦读，清冷寂寞之时，有狐女鬼女相伴的情景极为相似。蒲松龄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取妾，但并不影响他在现世生活中获得另一份真挚的爱情。因此，《聊斋志异》中很多篇章都描写了幻化女性形象为男主人公排解现世清苦生活，并在现世获得真挚的爱情。《鲁公女》篇同霍夫曼的《伐伦矿山》一样，描绘了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山东书生张于旦在一所寺庙里读书，看见县令的女儿鲁公女打猎时英姿飒爽，为之动容。可鲁公女不久就死了，因县令老家离得远，就将灵柩停放在寺庙里。从此，张生与鲁公女相伴，但人鬼相隔。张生为解渴慕之情每日祷告、祭奠，终于在一日的夜晚，鲁公女在张生苦读时果真站在了灯前，从此两人突破了人鬼界限相亲相爱。蒲松龄并没有将他们的爱情故事停留在虚幻的世界里。因人鬼难以结为长久夫妻，张生每日为鲁公女念诵金刚经以解除她因打猎乱杀生灵之罪，使其能够在五年后投生到河北人家。鲁公女与其相约十五年后，等鲁公女长大后成婚。张于旦泪流满面，担心自己已经三十有余活不到那一天。鲁公女走后，张生诚心诵佛，十五年间越活越年轻，“宛如十五六”（张友鹤 297）的翩翩少年。在相约的日子里，鲁公女初次见到张生竟不认得，悲痛而死。在梦里，张生看见鲁公女哭诉：因年龄相貌差别太大，相见不能相认，又成为隔世之人。但上天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鲁公女复又还魂，在现世终成相亲相爱的小夫妻。

结语

人物形象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理想愿望。虽然霍夫曼和蒲松龄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文化中，但他们都抒写了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天使和俗女两类截然不同的幻化女性形象，但由于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女主人公都承担着解救、脱困，帮助男主人公获得幸福生活的任务。由于不同的情感经历，霍夫曼的情感寄托于天堂世界、一个脱离现实的神仙国度，而蒲松龄始终在现实中寻找着情感寄托。

　　注解【Notes】

　　①[德]E·T·A·霍夫曼：《霍夫曼志异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作者、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作者、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第80页。

　　[2][德]Schnapp,Friedrich.E.T.A.Hoffmanns Briefwechsel. Erster Band.München:Winkler Verlag,1967,p.242.

　　[3][德]Wittkop-Mènardeua,Gabrielle.E.T.A.Hoffmann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Hamburg:Rowohlt, 1966,p.155.

　　[4]路大荒：《蒲松龄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3页。

　　[5]路大荒：《蒲松龄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5页。

　　[6][德]Schnapp,Friedrich.E.T.A.Hoffmanns Briefwechsel. Erster Band.München:Winkler Verlag,1967,p.51.

　　[7][德]Günzel,Klaus.E.T.A.Hoffmann.Leben und Werk in Briefen,Selbstzeugnissen und Zeitdokumenten.Berlin:Verlag der Nation,1976,p.210.

　　[8]路大荒：《蒲松龄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2页。

　　[9]路大荒：《蒲松龄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3页。

　　[10]路大荒：《蒲松龄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

　　In the late romantic German w riter E.T.A.Hoffmann's artistic fairy tales and the Qing Dynasty Chinesew riter Pu Song ling's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Studio,there aremany stories about love between humans and ghosts,in which the authors, w ith their unique and extraordinary imagination,express their unrem itting search for genuine love in the secular world.Through analysisof 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two authors'stories,this thesis reveals that the angel-likewomen in E.T.A.Hoffmann's stories indicate true love and happy life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paradisewhile the good-looking butordinary women in the stories of Pu Songling can find perfect love and happiness in the secularworld.Therefore,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stories of E.T.A.Hoffmann und Pu Songling reflect theauthors'analogousexperiencesand differentemotional life.

　　E.T.A.Hoffmann's artistic fairy tales Pu Songling's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female image analogousexperiences differentemotional life

　　霍英，浙江外国语学院西语学院，研究方向为叙事学、德语文学。

　　Title:Angeland SecularWomen:A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Images in theWorksof E.T.A.Hoffmann and Pu Song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