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实浅近到矫揉造作
——于坚《尚义街六号》与《纯棉的母亲》诗歌语言比较
朱永东
本文通过比较于坚早期成名作《尚义街六号》与稍晚所作《纯棉的母亲》的诗歌语言,肯定了《尚义街六号》,认为其“把诗歌从‘朦胧’艰涩造作中解放了出来,显出率性、自然,有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批评了《纯棉的母亲》,认为其诗歌语言的矫揉造作,导致内容表达不真诚。
于坚 诗歌语言 比较
Author:Zhu Yongdong is from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ofWuhan EastandWest Lake,working on Poetry and Prose Creation,Literary Criticism.
当笔者在为当代汉语白话诗故弄玄虚、不好好说话而愤懑的时候,却欣喜于发现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像于坚《尚义街六号》这样的口语化的好诗(当然,口语化是当代白话汉诗的另一种极端,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总比诘屈聱牙好!——另当别论,此处不赘述)。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打开灯/墙上钉着于坚的画/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凡高/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黄书/后来他恋爱了/常常双双来临/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大家也衣冠楚楚前去赴宴”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外衣比过去深沉/他讲文坛内幕/口气象作协主席”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子/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
“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 再也不响/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1]
上面是《尚义街六号》的节选。《尚义街六号》“是一首关于青年时代的生活与友谊的诗歌,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阅读时不会遇到丝毫理解上的障碍”。“这首诗没有人们习见的象征和隐喻,凭着洋溢其间的出众自如的语感,使得这首内容‘普通’的诗歌具有了深刻的诗性光芒;……这首诗也证明了:真正的口语诗写作,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蜻蜓点水,不是‘口水’,而是从生活的土壤里沉淀、淘洗出金子的写作。”“和几乎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最初接触到于坚的作品是他创作于80年代的《作品39号》《作品52号》《尚义街六号》等被人们广为传诵的篇章,它们与《有关大雁塔》(韩东)、《你见过大海》(韩东)、《中文系》(李亚伟)、《卡尔·马克思》(尚仲敏)、《瞄准》(京不特)等一道,把诗歌从‘朦胧’艰涩造作中解放了出来,显出率性、自然,有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原文如此。应为‘法国式的黄房子’——引者注)无疑是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出入其间者表现出来的贫穷中的乐趣令人向往不已。”[2]
《尚义街六号》全诗长达90余行,800余字,大多是运用准确的白描写法。修辞手法运用得很少,但都较自然贴切。如运用比喻:“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尚义街六号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全诗除了这一着墨不多的比喻,没有再作任何描写,却使读者对这一黄色的西式建筑有了一个明晰生动的印象);“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讲文坛内幕/口气象作协主席”;“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 再也不响”。还有一处用借代的修辞手法也较生动:“偶尔有裙子(借‘裙子’代替‘女生’)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子。”另有一处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虽略显牵强,但基本贴切,同样颇为生动:“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外衣比过去深沉。”外衣本为物,但模拟人来写:“深沉”一词一般用来形容人,这里却用来写外衣,生动地写出了朋友李勃去北京一趟,在穿着上刻意打扮(如何打扮?作者没有明说。兴许是将外衣换成了那个年代流行的中山装,也未可知),仿佛一夜成熟——此种修辞,把朋友的小把戏写得煞是可爱,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表现了青年人歪歪斜斜却又势不可当的成长。
《尚义街六号》创作于1984年6月,此后,于坚笔耕不辍,创作颇丰,其间获得了《人民文学》诗歌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诸多奖项,但事实是,于坚诗歌创作的影响应该从来没有超过其早期创作的这首《尚义街六号》,此后其诗歌语言由于受到当代白话诗歌的不良影响,令早期的清新朴实大打折扣,和当代大多数白话汉诗一样,诘屈聱牙,不伦不类,如同邯郸学步或者东施效颦,令人唏嘘!
请看这首发表于《人民文学》2001年第6期的《纯棉的母亲》,该诗是一首短诗,40多行,400多字,不妨全文抄录于下:
“纯棉的母亲 100%的棉/这意思就是 俗不可耐的/温暖 柔软 包裹着……/落后于时代的料子/总是为儿子们 怕冷怕热/极易划破 在电话里/说到为她买毛衣的事情/我的声音稍微大了点/就感到她握着另一个听筒/在发愣 永远改造不过来的/小家碧玉 到了六十五岁/依然会脸红 在陌生人面前/在校长面前 总是被时代板着脸/呵斥 拦脚绊手的包袱/只知道过日子 只会缝缝补补/开会 斗争 她要喂奶/我母亲勇敢地抖开尿布/在铁和红旗之间 美丽地妊娠/她不得不把我的摇篮交给组织/炼钢铁她用憋出来的普通话/催促我复习课文 盼望着我/成为永远的100分/但她每天总是要梳头 要把小圆镜/举到亮处 要搽雪花膏/“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要流些眼泪 抱怨着/没有梳妆台和粉/妖精般的小动作 露出破绽/窈窕淑女 旧小说中常见的角色/这是她无法掩盖的出身/我终于看出 我母亲/比她的时代美丽得多/与我那铁板一样坚硬的胸部不同/她丰满地隆起 像大地上/破苞而出的棉花/那些正在看大字报的眼睛/会忽然醒过来 闪烁/我敢于在1954年/出生并开始说话/这要归功于我的母亲/经过千百次的洗涤 熨烫/百孔千疮/她依然是100%的/纯棉。”[3]
当代中国文学评论,越来越缺乏严肃的批评,相互吹捧几成风气。《纯棉的母亲》发表后,居然又是一片叫好声,比较典型的是南方某大学一位王姓教授的《〈纯棉的母亲〉:平民“圣母”的真实生活》,该文在肯定了于坚以《尚义街六号》为代表的早期诗作后,认为“《纯棉的母亲》再次呈现了于坚早期诗歌的这些风格。只是更凝重、更严肃了一些”。在文章的结尾却又说:“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于坚具有使用口语的‘天赋’,他和李亚伟绝对是一流的‘口语诗人’,《尚义街六号》和《中文系》堪称‘口语诗’的双璧,两首诗是我在大学诗歌课的‘语诗’一节的教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但是读了《纯棉的母亲》后,我不得不说:这首诗和于坚的很多诗作一样,在‘写什么’上让我‘感动’,在‘怎么写’上,特别是在语体和诗体上,我并不‘喜欢’。我更喜欢‘意象诗’而不是‘口语诗’,更喜欢有语言天赋的诗人而不是有思想深度的诗人。”[4]
笔者丝毫不敢苟同王教授对《纯棉的母亲》思想内容的评价。该诗由于矫揉造作,缺乏真诚,华而不实,所以其内容上绝谈不上所谓“更凝重、更严肃”,当然更难拔高到所谓“平民圣母”的高度。(其实王教授的夸奖很随意,言不由衷,他自己对诗歌的内容其实是不太在意的,不是吗?他接下来居然宣称“更喜欢有语言天赋的诗人而不是有思想深度的诗人”!)笔者更不敢苟同王教授对《纯棉的母亲》诗歌语言的评价,该诗的失败不是因为所谓“口语”,恰恰相反,是因为作者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口语诗”写作,而去模仿所谓“意象诗”的写法,过分地关注和玩弄形式和技巧,从而弄出了这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伦不类的失败之作。
1.修辞运用的矫揉造作
《纯棉的母亲》修辞手法运用不多,但多缺乏推敲,不够自然、贴切。如“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这里显然运用了“引用”这一修辞手法,引用的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的上阕,原文为:“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意为少女荡罢秋千起身,懒得揉搓细嫩的手。在她身旁,瘦瘦的花枝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她身上的涔涔香汗渗透了薄薄的罗衣。这一引用信手拈来,但绝非妙手,显然太过随意,尤其是词中“慵”字,意指慵懒、倦怠,词人李清照本来用其来描述少女的天真情态,但诗人于坚却用它来表现“每天总是要梳头 要把小圆镜/举到亮处 要搽雪花膏”的勤劳而又爱美的母亲,既不太恰当,更是自相矛盾。最好的象征和比喻应该具有一定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而《纯棉的母亲》中却有这样的比喻:“与我那铁板一样坚硬的胸部不同”,“妖精般的小动作 露出破绽”,把自己的胸部比作铁板,把母亲比作妖精,这样的比喻明显缺乏推敲,既不新颖,更不贴切,怎么看怎么别扭。
用纯棉象征母亲,母亲像纯棉,纵贯全诗的这一象征和比喻,运用得更是蹩脚,很不贴切,难以服人。作者对于母亲像纯棉的这一说法似乎并没有想清楚,其喻意是分裂的,在诗歌中的阐释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更是表明了这一象征和比喻手法运用的失败。
作者歌颂纯棉,却对纯棉信心不足,骨子里似乎很瞧不起纯棉。既然歌颂纯棉,那说什么“俗不可耐”?凭什么又说纯棉是“落后于时代的料子”?纯棉怎么就俗不可耐了?纯棉就没有俗不可耐过,即便在今天,它也没有俗不可耐啊!其实是作者对自己歌颂的事物没有信心,骨子里瞧不起纯棉:母亲其实并非纯棉,而是“永远改造不过来的/小家碧玉”,还如同“妖精般”,“窈窕淑女 旧小说中常见的角色/这是她无法掩盖的出身”。母亲出身原来“高贵”,不说是大家闺秀吧,至少也该是“小家碧玉”。可惜,小家碧玉还是纯棉吗?怕是作者有点羡慕丝绸吧,骨子里不想做纯棉!
一方面在歌颂纯棉,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做纯棉,有一种阿Q般的“从前也阔过”的心理失衡和显摆!
2.遣词造句的矫揉造作
只顾矫揉造作,不顾常识及规则,表现在遣词造句方面,就是太过随意,缺乏推敲。这方面的例子充斥全篇,差不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也是当代“意象诗”、“象征诗”、“现代派”等等各种故弄玄虚的白话汉诗的通病。比如说纯棉极易“划”破,这个“划”字就十分缺乏推敲,如果用“磨”显然更贴切。又比如“盼望着我/成为永远的100分”大概是说母亲盼望着我永远考100分,偏要这样绕着弯儿不合逻辑地说!母亲可能盼望我成为分数吗?什么话!又比如“校长”从何而来,岂不是突兀得很,“但她每天总是要梳头”中“但”这个转折从何而来,实在也莫名其妙!又比如“开会 斗争 她要喂奶/我母亲勇敢地抖开尿布/在铁和红旗之间 美丽地妊娠”。抖开尿布,在批判会的氛围下可能要一点勇敢,但抖开尿布干什么,抖开尿布妊娠?妊娠是什么意思?妊娠是怀孕过程,所谓10月怀胎,母亲喂奶就喂奶吧,又何谈美丽地妊娠?实在荒唐,我着实不懂!就算妊娠吧,那它也是很普通很正常的生理现象,何谈美丽?又比如“我敢于在1954年/出生并开始说话/这要归功于我的母亲”这从何说起?1954年出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怎么要说“敢于”?要是1957年还差不多(1957年反右,不准随便说话)!
诗歌语言的矫揉造作,导致内容表达不真诚。信口胡诌,不讲究、不推敲,不贴切,连最起码的通顺、最起码的逻辑都不讲,语无伦次,疙里疙瘩,一点也不流畅,分行也十分随意(往往上一句的结尾和下一句的开头在同一行里——我不知道这样的分行有何意义!),层次混乱不清——这是语文启蒙老师指出的初学习作的小学生的毛病,却成了当代不少白话汉诗的通病!毋庸讳言,于坚的这首《纯棉的母亲》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此种窠臼。不幸的是,此类诗居然还被一些论者说成是好诗,并被大加赞赏,更不幸的是还要被人去模仿、去膜拜,岂不是要误人子弟,误当代汉语白话诗歌!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于坚:《尚义街六号》,载《诗刊》1986年第11期,第6页。
[2]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5页。
[3]于坚:《纯棉的母亲》,载《人民文学》2001年第6期,第117—118页。
[4]王珂:《〈纯棉的母亲〉:平民“圣母”的真实生活》,载《诗探索·作品卷》2005年第2辑,第73、75页。
By comparing Yu Jian's earlymasterpiece ShangyiStreet VI and laterwork Cotton'smother in the poetic language,the paper affirms that the Shangyi Street VI frees"the poem from'foggy'incomprehension and affectation,show ing straightforward, natural,authentic sense of life",and criticizes the Cotton'smother,thinking that the artificial poetic language in Cotton'smother resulted in the insincerity of itsexpression.
Yu Jian Poetic language Comparision
朱永东,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致力于诗歌、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
Title:From Plain to A ffectation—A Comparison between Yu Jian's ShangyiStreetⅥand Cotton'sMother in Poetic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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