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夏汉宁
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也是近十年来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一般认为,学科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学科建设包含三个要素:①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②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③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根据学术界的这一共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既大有可为而又道路曲折。
虽然学科建设必须具备以上三个要素,但是学科建设更要有丰厚而扎实的基础,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基础既包含宏观的理论基础,也应该包含微观的文献基础。我在这里想从微观的、文献的角度,来谈如何夯实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文学地理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作品与地域、作家与地域等等,在中国古代就被视为密不可分的元素。中国有两部开创中国诗歌创作源头的诗集,这两部诗集就与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一部作品与地域紧密关联的诗集。在这部诗集的国风中,就是按地域划分来编辑的,包括了《周南》《召南》和《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十五个地域,被称作“十五国风”,国风共汇集了160篇作品,表现的是十五国的民情风俗习惯等等。正因为十五国风是以地域为名,所以,在解读十五国风时,人们往往要将地域做一番解释。如,在解读《周南》时,古代学者很自然地将其与地域结合在一起,陆德明是这样解释的:“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岐山之阳,于汉属扶风美阳县;南者,言周之德化自歧阳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是也。”由于各个地域风土人情不尽相同,所以各个地域的作品风格、内涵及教化作用也不尽相同。如《郑风》,汇集的是郑国的诗歌,春秋时代郑国管辖的区域大致包括今河南省的郑州、荥阳、登封、新郑等地方。孔子在读了《郑风》后则主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恶郑声,恐其乱乐也”。还有一个典型事例,这就是吴公子札观乐。《左传》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除《诗经》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部被称作中国诗歌创作源头之一的诗集,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着明显的区别。“楚辞”的名称,早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刘向手中才编辑成集,东汉时期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时代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计16篇。后王逸又增入自己的作品《九思》,遂成17篇。《楚辞》是以楚国地方特色的语言、乐调、名物等而创作的诗赋,有学者认为,《楚辞》的直接渊源应该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加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楚辞》的解释,宋人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有一段颇具文学地理学意义的阐释:“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黄伯思的这段话,将《楚辞》这部诗集,以及集子中的主要作者屈原、宋玉等与楚地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与地域的关联可用水乳交融和密不可分来概括。不少作家或以地域(籍贯地、为官地、居住所等等)为号,或被人以籍贯等地域名称相称。如:杜少陵(杜甫)、柳柳州(柳宗元)、韩昌黎(韩愈)、香山居士(白居易)、宛陵先生(梅圣俞)、欧阳庐陵(欧阳修)、曾南丰(曾巩)、王临川(王安石)、苏眉山(苏轼)、苏颍滨(苏辙)、黄涪翁(黄庭坚)、范石湖(范成大)、陆剑南(陆游)、汤临川(汤显祖)等等,这些作家的称谓,无不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坛这种显现极为普遍,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诗论当中,便出现了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现象,即将姓与地域相结合来称呼作家,有的甚至只称地域来代表某位作家。如,清人汪森在《梅山续稿原序》中说:“余读宋诸家诗,而自始迄终,各有其原本焉。五季以还,家少陵而戸元白,然分途揽辔,超诣各殊。即如梅宛陵之精琢,欧阳庐陵之雅炼,苏眉山之开拓变化,黄涪翁之出没浩瀚,范石湖之丰标,陆剑南之逸足,真可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其或以偏师制胜,独垒争竒,树帜生前,标名身后,虽辟支小果,游戏神通,亦未可以优此。”又如,明人钱宰在《临安集·自序》中云:“唐柳河东、宋欧阳庐陵、王临川、曾南丰、苏文安东坡、颍滨,皆以文章大家名世。”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还有一种现象值得一提,这就是对一些文学流派或文学群体、社团等的称谓,也往往以地名冠之。如,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称为“竹林七贤”,就是因为这七个人常在山阳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故名之。又如“江西诗派”,这一流派因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该流派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即一祖三宗),下有成员25人(多为江西人)。再如,明代后期出现了一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流派,因其领袖人物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又称“公安三袁”)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竟陵派”也是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因其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清代的“桐城派”是当时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又称“桐城古文派”,因此派“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被尊为“桐城派”。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具有很多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元素和批评实践。此仅举一例,宋代文坛突现的“江西现象”,为历代评家所关注,而这种关注,恰恰就是从地域与文学的角度切入的。欧阳修对于家乡的这种人才辈出现象,曾十分自豪地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欧阳修《送吴生南归》)欧阳修所说的“材贤”,自然包括了文学材贤。再如,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曾从地理学的视域,分析了人才产生的地理特征,他说:“昔人尝论,山川磅礴蜿蜒,扶舆郁积之气其间,精英之所锺,神灵之所禀,不有异物必有异人,是故申甫自岳降,扬雄、王褒炳江汉之灵,不可诬也。盖自周辙之东,圣贤之生多出于齐鲁之邦,而汉之兴淮、泗、汝、颍间,则英雄豪杰之所窟宅也。世祖中兴,所赖以成功业者二十八将,而南阳、颍川二郡实居天下之大半。虽曰帝乡故人,而其功烈皆能以才力自致,似非有以私之也。盖天地自然之气数,其生人物各自有时,无所偏狥。”顺着这一思路,他对宋代文坛的“江西现象”做了如下描述:“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斵丧萎苶之余习斩焉不存,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邠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宋人黄次山在《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明代秦夔在《丁酉科预江西省试执事送某教谕》(其三)中,充满深情咏叹道:“江右文章旧有宗,请看六一与南丰。”清人汪琬在《白石山房稿序》中也曾说:“在昔有宋之兴也,同时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欧、苏、曾、王四家,而欧阳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皆出于江右,于是江右之文章,衣被海内,远近莫敢望焉。”清人李紘在《南园答问》中有一段话,而这段话也被视为评论宋代文坛“江西现象”最为著名的论述:“宋兴百年,文章楛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虽然不如西方文学理论那样具有系统性,但是,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其中不乏文学地理学的基因。由于这些基因多散见于某些诗文著述中,因此我们只能称之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呈现的文学地理学雏形,然而,这“雏形”却是当下文学地理学建构中不可缺少的标本。
夏汉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文学地理学与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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