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征 陈彦旭

　　为和平而创作：书写的力量有多大？①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录

　　徐 征 陈彦旭

　　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一位编年史作家，你因记录下前苏联“帝国”人民的生活而被授予了本年度的“德国书业和平奖”。书中这些人为了自由而战，期冀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现在他们深感失望。当人们面临前苏联解体的关头，著书记录下他们的苦难是作家们的唯一选择吗？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写过一本书，名为《二手时间》，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诊断。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书，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斥着挫败感。我们过去避犹不及的情况，今天却演变成了现实。3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大国的历史，我认为这样的书应该由我（这样的人）来著述，而不应该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后苏联时代的人书写，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不理解自己的错误，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过去。

　　记者：我目前在读《二手时间》，我一直问自己，人民是如何能忍受这么多厄运的？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战争、饥荒、经济萧条，还有更糟的——国家的解体和希望的破灭。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近我的父亲去世了，终年80岁。我常常反复追问自己：他是如何活下来的？当时他还只是个学生，停课一段时间后又重返大学，教授硕果仅存的只有2位（原有44位）。我的父亲应征赶赴前线，并经历了战争，随后去了切尔诺贝利，他和我母亲当时居住在白俄罗斯，母亲失明了，妹妹也夭折了，父亲可谓饱经风霜。与此同时，他告别了户外活动，告别了垂钓，告别了美女和书籍。人民承受力之强令人惊叹。我唯一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这些苦难中学到些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不想再做奴隶了？为什么我们要一忍再忍？为什么这样的重负和厄运阴魂不散？

　　记者：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没有，但我希望我的书能激励读者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你的书在你的家乡白俄罗斯被禁止出版发行。但在西方生活了几年后，你却决定回到你的家乡，这是为什么？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漂泊异乡只是暂时的。我从没想过永远离开我的祖国。这些书我只有在家乡才写得出来。时间、地点和我身边发生的事。在家乡我能听到人们在街头、咖啡馆或者在邻居家谈论些什么内容。我一直坚持倾听不同的言论。如果我不去倾听这些声音，我书中的观点就不会是公正的。因此，永远的离开祖国从来就不是我的选择。况且，我还有一个孙女，她已经八岁了。我的父母长眠在这里，他们离世时我却不在身边，所以我想回到家乡生活。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对西方、对欧洲感到失望。为什么？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意思是，西方对卢卡申科总统没有坚定的立场。起初他被孤立在西方世界之外，但现在他突然又被邀请前往意大利和布拉格，西方政治家们将再次与他对话。而这一切，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他玩弄的把戏，他会再次欺骗他们。一旦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问题，他就求助于西方，反之他就投向俄罗斯的怀抱。他想要玩的就是利用地缘政治不断抬高身价的把戏。我认为西方应该对他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记者：你说过，重返白俄罗斯对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多音部的小说创作，以及从别人的对话和独白中引述观点这样的做法，都与之相关。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一想法是在我的童年时萌生的。我在一个小村庄里长大，我总是听到女人的故事，包括那些亲历战争的女人的故事。她们所讲的故事让我痴迷。这些故事是我在书中永远无法找到的，就像一首合唱萦绕在我的心头，所以我想把这些痛苦的事实写出来，就像我所听到别人诉说的那样。这个想法就是这样萌生的。

　　记者：有一句格言一直令我着迷：邪恶（并不像其他物质那样）拥有固定的化学分子结构。这句话不仅对斯大林适用，对家人也同样适用。这也是后苏联时代的悲剧吗？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你知道，在国内人们总是说那是斯大林的过错。但当数百万人被杀害，一定会有数百万个间谍被他关进监狱。这些人都是普通人、邻居、朋友和熟人。同样，他还提到了一个男孩的哥哥的故事。他的哥哥被漂亮的朱莉阿姨出卖了，后来男孩想到了她，他记起阿姨声音美妙，长发飘飘，然后他突然发现，正是她把他的哥哥亲手送入了监狱。所以邪恶不仅仅只有一个主要的追随者，它还有很多小的随从。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只是“后苏联时代”特有的现象，而是人性使然。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所写的“平庸的恶”和邪恶的时代，人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拥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时代也是如此，这只是历史上的几个例子而已。在我的书中，它可以回溯到某些需要你提出的问题。人类的人性就像苹果皮那样薄。

　　记者：你对未来有什么希望？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人民是我的希望。如果我不相信人民，我就无法在这样一个地狱里走下去。聆听这些故事并把它们写出来确实很难。当俄罗斯人打败了阿富汗时，我走访了喀布尔的一家医院，有一些失去肢体的人躺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男孩，就给了他一只玩具熊。当时他的母亲站在旁边，男孩用牙齿叼着这只玩具熊，我问他的母亲这是为什么。她掀起毯子，这时我才看到这个男孩失去了四肢。他的母亲说，这都是拜你们俄罗斯人所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真的让人难以承受，但是我必须直面它。我们不要对人性失去信心。

　　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谢谢你！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胜荣幸。

　　译后记：

　　本译文的来源是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在在2013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之后所接受“德国之声”记者（DeutscheWelle）独家采访时的一段录像，比较完整全面地反映了她本人对于创作的一些看法，对学界而言是一份研究其创作思想与动机的珍贵资料。阿列克西耶维奇正式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她获奖作品被冠名为“非虚拟类文学作品”，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评论圈之外。在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鲜有学者对她的创作思想进行过深入探究，尤其缺乏来自于她本人阐释自己创作思想与动机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笔者翻译这份简短访谈的根本原因。

　　在访谈中，阿列克西耶维奇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如果我们不理解自己的错误，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过去”。那么，何为“读懂过去”？这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论，涉及作家历史观的问题。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论述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作为权宜之计，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历史到底是什么”，以及“历史由谁来言说”这类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根据新历史主义有关“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阐释，我们可以从狭义的角度讲历史等同于文字记录。而后一个问题则与文本的权威性与真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看法，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来自于官方的文本（具体包括教材、报纸宣传、广播等信息载体）。阿列克西耶维奇作为记者，自然要秉承“客观公立”的职业伦理规范。她在作品中从来没有主观地对这些来自于官方的文本做出真伪的事实判断或是优劣的价值判断，但她通过记录成百上千灾难（包括卫国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亲历者个体的叙述，形成了一种与官方说辞针锋相对的“反叙事”文本。这种充盈着个人感情色彩的血泪控诉因情感的真实性与细节的逼真性极易与读者的情感形成共鸣，从而铸成了她这种独特创作题材的可信度与文学性。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是这样评价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她笔下这些鲜活的个体叙事，相对于冷漠的、格调单一的官方叙事来说，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复调式书写”，所激发的是普通人民大众对于历史、灾难、人性、权力等重大命题的反思。

　　访谈中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词为“邪恶”。什么是“邪恶”？从《圣经》中伊甸园里的魔鬼撒旦，一直到当代小说里的蒙面恐怖分子，都是邪恶的，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批评者伊格尔顿在《论邪恶》一书中追溯并反思了西方文学传统中“邪恶”与暴力、恐怖、野蛮的联系。伊格尔顿将邪恶区分为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后者则直接出自阿伦特的“平庸之恶”，阿列克西耶维奇在访谈中就直接谈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阿列克西耶维奇对于“邪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在她看来，任何“邪恶”都是相对的，与“善良”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她的作品描写了身强力壮的男子汉闷死了自己同胞婴儿的发指行为，也记录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战士狠心变态地射杀无辜小动物的残酷行径。另一方面，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德国敌人却也有时流露出“健康、阳光、热情”的一面。这一看似矛盾，实则富有哲学深意的书写，值得读者深思。这种对邪恶相对性的书写与表达，实际上隐藏了阿列克西耶维奇对于人性中光亮一面的期冀。正如她在访谈结尾处所说的，“我们不要对人性失去信心”。

　　注解【Notes】

　　①本文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科教学综合改革项目“优质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2014DSJX007]的资助，特此说明。

　　徐征，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MTI专业；陈彦旭，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