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晶

　　从彼特拉克的劳拉到屈原的“香草美人”：两种情感体验的终极化境

　　贾 晶

　　内容提要：意大利中世纪诗人彼特拉克通过写作《歌集》，透视了尘世荣誉和情爱的双重虚浮：他以吟咏恋人劳拉为唯一主题，在情感的缠缚和理性的求索之间踯躅、徘徊，履行了他困顿、纠结一生的轨迹。这段精神之恋成为他生命的皈依所，不断激励他在人性与神性的沉思中踽踽独行，碰撞出思想和灵性的火花。这段洗涤内心，升华自己人格的过程其实是诗人厌倦尘世羁旅，渴求灵修和出世心境的一段写照。他与中国诗人屈原“好修为常”，独立不迁，以“香草美人”来歌咏爱国幽思和超世情怀有同而不同，同中求异的特点。两名诗人都曾经从尘世的情感沧海中蹚水而过，但都不约而同地朝着蜕变升华的目的化飞而去。二者都体验了情感上的蜕变，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终极超越。

　　情感体验 香草美人 灵修 化蝶 蜕变

一、引 言

意大利中世纪文学三巨匠之一的彼特拉克，是继但丁之后佛罗伦萨的又一位著名诗人。他的一生，可以用两个谐音词来概括：“Laura”和“Lauro”。“Laura”是他精神之恋的对象，“Lauro” 意为用月桂树枝做成的花冠，代表他在诗歌领域的殊荣（桂冠诗人）。这二者紧密相连，谱写了彼特拉克的传世之作《歌集》——一部以讴歌诗人精神之恋为系列插曲的集合。这部洋洋洒洒、囊括了诗人366首作品的诗集，“并非一部单纯的爱情史，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诗人的内心生活史”，诗人抒写了自己复杂而奥妙的思想感情与隐秘的心路历程。劳拉，只是他住世的一个理性托词，赖以维持生存的精神支柱，更是彼特拉克生命活力的来源，赋予他源源不绝的灵感和动力。

二、彼特拉克诗歌中的尘世情结与出世情怀

然而，彼特拉克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复杂的内心冲突揭示了他尘心未泯、欲罢不能的心境。对尘世名利的欲念和对爱情的渴望，使他的命运注定纠结终生，踯躅困顿。他封闭自己，投入到对古代典籍的挖掘、精神之旅的探索上。心灵的内敛和基督教精神性的体验，催生了其有宗教色彩、理性价值的作品。在代表作《我心中的隐秘》中，人们剖析的是一个具有焦急的心灵渴求、想通过清醒的道德反省来达到内心和平的人物形象。

　　这个作品，可以看作是诗人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灵魂之辩的一个缩影，或者看作是彼特拉克心灵的自白书。它投影了主人公所有对世俗欲望的挣扎、渴求解脱出路的迷茫。世俗现实的引诱和灵修的追求之间的沟壑，离间了诗人对宗教的笃信与执着。对尘世价值的依附，“剪不断、理还乱”，使彼特拉克成为“世纪之秋”——一个瓶颈时代的过客、代表。见证了中世纪精神性的解体，但其仍然远离一个新的文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明的定格。

　　如果说《我心中的隐秘》是对彼氏内心烦恼、思想危机的披露，《歌集》则印证了他对出离尘世的向往，通过吟咏爱情，从而找到心灵慰藉。这是诗人唯一一次以劳拉为咏叹对象，以他矢志不渝的爱情为表现主题，历久弥新，从而超越自己尘心的作品。“Lauro”（桂冠诗人的荣誉）和“Laura”（恋人）勾画出彼特拉克凡心郁结的理由、动机，同时折射出了他灵魂深处灵修和尘世欲望之间一个看似永不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得以破茧化蝶、翩飞而去的价值取向。这个蜕变的过程首先从彼特拉克和屈原的诗歌比较研读中拉开序幕，着重揭示二者情感和宗教理性的发展脉络、成长足迹上所留下的点滴，和他们对生命的悟得和体会。

三、彼特拉克对劳拉的痴恋和升华

本文首先摘选《歌集》第一首当中的片段：“流畅的诗韵若有声，/ 那乃是我心灵的咏叹，/是我少年花季时的憧憬。”在诗性流露的字里行间，彼特拉克审视诗歌所带来的荣誉终归“世俗浮华”，“宛若转瞬即逝的梦幻”，揭示名誉的虚无性，终归了无痕迹。

　　接下来，诗人让诗性的春天绽放在天宇恢宏的金牛星座下，诗歌的音律与自然的天籁不谋而合。奉献给读者名副其实诗的飨宴。

　　诗人笔下的春天，一片晴空万里，金辉遍野。金牛星的职守代表季节的更替。春意萌动，春光绮丽，在大地上，万物复苏，呈现一片生机。太阳如一轮慧日，照亮了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田，神奇的光辉将它演化成“肥沃的田畴和地墒”。

　　诗人把笔锋转向了天仙一般的恋人——劳拉。她似乎活跃在彼特拉克纯化的神话空间，如出水芙蓉般袅娜多姿、亭亭玉立。彼特拉克爱如炬，情如火，劳拉的一蹙一颦、举首投足、音容笑貌都占据着他的视野。但天国的劳拉与红尘中的诗人毕竟相隔万里，虽然彼特拉克极尽能事地对劳拉精雕细琢，但劳拉的眼波如何顾盼，洒落在他身上的都不是春光。

　　在诗人彼特拉克逸动的生命色彩下，传达出灵修和出世的意境。通过飞扬的诗文，读者感悟更多的，是对尘世羁旅的厌倦和出离，期待上天的眷顾。诗人的心永远在尘世欲念的铜墙铁壁之间碰撞，就像一场无法离弃的苦旅，跋涉、挣扎、迷失、彷徨。随着年龄的逐渐衰老，诗人变得苦闷、忧伤、百感交集，以至疲惫和乏味。临近暮年，他的心不再悸动，不再惶惑于种种欲恋，而是希求上天的怜悯。这是彼特拉克感性的经历饱尝人间的苦旅，臻于理性智慧的一种闪现。

　　正是这种对上天寄托的厚望，让诗人找到了人生的真正皈依，这是一种解脱的征兆。这是彼特拉克对劳拉精神之恋的终极归宿。它曾经令诗人苦苦追求，欲求不得，而此时的劳拉，带着上帝的恩惠和福泽，对他不再规避、冷漠，而是以天使的形象向他敞开了心扉。彼特拉克不再失落、孤苦，苦涩的尘世之恋，经多年的耕耘与呵护后，终于获得了上天的认可。

　　彼特拉克此时判若两人，一改风尘仆仆的朝圣者形象，沉浸在纯洁、温暖、无比幸福安宁的爱河里。对天堂的描绘、期许，正如《歌集》所展现的那样，到处一片光明，充满金辉，无限的恩赐体现出上苍的美意。天堂的瑰丽令人目不暇接。彼特拉克终于在70多年的人生探旅后尘埃落定，回归心灵的皈依所与精神的家园。如此彼特拉克终于在其恋人——劳拉带给他的天国光辉的指引下走过了他感性、理性、爱欲和宗教的生命里程。

四、屈原笔下的 “香草美人”

香草，是屈原在《离骚》中描述较多的一个意象，它意指诗人赖以美化身心的借体。香草的品种繁多，不仅可以用来美饰身体，使自己香气袭人，瑞丽殊特，还可以用来服食，滋养身心。为此，屈原专于种植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离骚》）；用香草装点自己，“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将香草作为佩饰，让自己与众不同，“纫秋兰以为佩”（《离骚》）；把香草当作甘饴美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屈子的高洁志趣、爱美之心，溢于言表。

　　美人，是屈原在《九歌》中涉及较多的一个意象。通过瑰丽绚烂的乐章，屈原讴歌心中女神神采照人、光芒四射、驰骋云霄的超然和飘逸。以两两相对的形式匹配，描摹月神光明灿烂、恩泽八荒的神采和举措，“灵皇皇兮既降，飙远举兮云中”（《九歌·云中君》）。赞美日神日出扶桑、 战胜邪恶、护佑众生的美德和品质，“青云衣兮白霓裳， 举长矢兮射天狼”（《九歌·东君》）。通过超凡入圣、遨游九天的构思， 寄托对瑶池蓬莱的思慕和怀想。借助诸多仙神形象的塑造， 集体折射出对美好佳人的渴慕和仰望。

　　香草和美人合二为一， 成为诗人托物言志的一个比喻， 自己洁身自好、好修为常的一个托词。从形式和内涵上讲，“香草美人”集内美和外秀为一体， 概括了诗人屈原对内质馨香、外妍姣好的美好人格的心仪， 又寄寓了对红颜相思、人生佳偶的渴望。他把香草当作美化身心的载体，把美人当作寄情咏怀的对象，体现出内熏其心、外秀其身、秀外慧中、内外皆美的特点。“美人”的寓意涉及两方面：一者追求美好的人格；二者关注“美政”的理想。美好的人格涉及内心的纯正与外在的芬芳。内纯外芳，故而《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修能，就是修态，是内美的外现。”内美与修态合二为一，升华为屈原至上的人生目标。屈原把修身养性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唯恐年老会耽搁自己美好的德行，“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唯以熏修自己的懿德为人生一大乐事，乐在其中，习以为常：“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五、屈原笔下的“美政”理想

屈原修身与齐国的思想相结合，“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称为‘美政’，把理想中的君王称为‘美人’，把理想中的贤才称为‘众芳’，就连他笔下的水神山鬼，也无不体现出一个‘美’字。”从另一角度讲，修身推及美政，政与身紧密结合，贯穿屈原矢志不渝的理想。他一心为国，心系君王，胸怀楚国奋发图强的鸿鹄之志。向楚王提出政改建议：“举贤才而授能”、“举贤纳谏”和“富国而兵强”的治国韬略，表现出善于理政的干练才能。

　　无奈时局纷纭复杂，亲秦和亲齐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因政见不一而斗争激烈。屈原纵然心系天下，然则壮志难酬。他坚持上谏他的“美政”理想，却遭旧系贵族排挤、诋毁，被楚王疏远，罢黜，惨遭流放。但他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楚国战事失利、遭沦陷而痛心疾首，以致形容枯槁，遭人曲解。但其志向始终不移。屈原对“美政”的坚贞理想，金石可鉴。

六、两位诗人情感体验比较及其异同之成因

（一）相 同 点

　　第一，借助爱的情感体验，修养完善自己的心性。

　　如前文所论，彼特拉克借助对劳拉的痴情与苦恋，最终上升到超越尘世的精神皈依。劳拉引领他饱尝人世尘情、名利之欲的甘苦，经历情感的蜕变，感性的力量向理性领悟升华，从爱的情结向永恒的宗教情结移情和转化。

　　在彼特拉克尘世之恋之前一千多年的中国，屈原同样演绎了以歌颂“香草美人”来陶冶自己身心的诗篇。他们都借助了爱——这一情感体验达到修养完善自我心性的目的。

　　屈原的感情诉求主要通过《楚辞》中神人、神神相恋的诗篇来达到：在《山鬼》中，屈原设计了一位“温柔多情，却遗恨绵绵”的山中女精灵形象，她与思慕已久的恋人相约见面，盛装赴约，却久等不至。空对佳期，怅然若失。“痴情自古空遗恨”，“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九歌·山鬼》）。这种离愁别恨跃上心头，撩起千般涟漪，万般头绪。只恨绵绵无期，无处是头。在这首诗里，屈原落笔的着眼点停留在风、雨、雷、猿诸声骤起之时，山鬼倍加思念情人，人间情未了的眷眷之情境地。它述说了痴男怨女的感伤情愁，寄托了诗人屈原对红颜、佳人的渴慕、心仪；在心意寥落之时对世俗凡情的期盼与联想。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氏《九歌》中最典型的神神相恋的插曲。《湘君》故事中讲述了湘君满怀希冀去沅湘之水汇合处赴约，但失意而归。他思卿心切，惆怅满怀，把玉佩丢在醴水之滨，弃绝情感的信物。《湘夫人》的故事情节，也系望穿秋水，不见伊人，惆怅百结，情衷难诉。虽则佳期有约，湘君和湘夫人都各自随赴不遇，怅然若失。透过感伤、失落的情感面纱，屈原揭示了天、地、人、神、万物皆不离“情性”，皆在性情中之自然流露这一道理。这一法则虽然贯彻天地，但并未压抑诗人对神性的追求。湘君虽然逃不脱“情伤”的束缚，但他并未由此沉溺，“聊逍遥兮容与”，紧处求宽，悲中求喜，在怅惘中求洒脱，体现了湘君处忧不惧忧的超世心态。毕竟神仙非凡人，二者不可苟同。

　　从意境上讲，《湘君》和《湘夫人》相辅相成。《湘夫人》神思遐想，更胜《湘君》一筹，与湘君相逢在异花香草构筑的桃源仙境，神会佳人，可谓神来之笔。《湘夫人》在意境上超越《湘君》，更为潇洒，更为超脱。这两则故事其实影射了诗人屈原超脱世俗凡情，追求神仙飘逸、洒脱、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情怀。由此揭示了屈原好修为常，无时不刻以身践行的自觉追求。

　　第二，二者都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彼特拉克的天国理想以世俗情怀、桂冠诗人的荣誉和对劳拉的爱恋为前提。没有后者的铺垫就不能实现前者的飞跃。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彼特拉克是整个这个理想世界的主体与象征，他心灵升华的轨迹是最终这段尘世之途所要指向和归隐的。

　　屈原的理想世界与他的美政、美人以及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超怀之志紧密相连。他的理想世界超凡脱俗，充满了仙乡神话的缥缈与美好和太虚幻境的离奇、瑰丽。他是这个理想世界的核心人物。二者的存在同时决定了诗人与其理想世界同辉共耀、同存共亡的价值所在，人间洞天的旨趣、归向。

　　第三，二者在咏物言情、写景状物、与自然交会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是，东西方两位诗人都以卓越、脱俗的文笔闻名于世。彼特拉克以自己描绘的阳春白雪、风花雪月为抒情的对象，借助风光旖旎的自然美景和天国光辉的照耀来寄情咏怀。屈原更胜一筹，妙笔生花神游仙乡琼阁。他御舟而行，脚踏祥云，金辉迎面，俨然仙家风范，登临缥缈无人之境。他的神话奇遇旷世难寻，仙踪难觅。

　　二是，彼特拉克和屈原都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绵绵情怀，悠长哀伤。前者由春天的绚烂引申至西方诗人冉冉而升的恋情，后者的涓涓诗情演绎出东方神话的奥谛。彼特拉克的写作世界建立在古拉丁、罗马璀璨文化的基础之上，他的精妙文笔反映了古典神话宏大、盛景的一面，创造古典神话辉煌的奇迹；屈原的作品辞章瑰丽，色彩斑斓，仙风道骨，超尘脱俗，反映了自身意趣辽远、超然物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日月齐辉的特点。（二）不 同 点

　　第一，二者的人生际遇不同。

　　综观彼特拉克和屈原的尘世际遇，彼特拉克安度一生，宁静无恙，虽心怀出世灵修的意想，却被世俗之欲所牵绊。但他终其一生，安闲写作，无颠沛流离之状。屈原遭楚王贬黜，怀才不遇，在身世上不如彼特拉克安逸、幸运，但在追求个人理想、坚持真理、维护正道方面却义不容辞、在所不惜。

　　第二，屈原的精神闪烁着人格美，《离骚》体现屈原千古不朽的精神内涵。这是屈氏不同于彼特拉克，独一无二的品格和超尘之处。

　　屈原忠君爱国、忠肝义胆、对君、国之心“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此外，还有“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九章·橘颂》）的处世原则和傲骨。这表现在屈原胸襟坦荡、独立超俗的品德和明辨是非的见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心志。“独立不迁”（《九章·橘颂》）蕴涵了屈子不为世俗折腰的三方面的含义：①对养育自己故乡的眷恋之情；②在政治斗争中绝不姑息屈从的决绝之心。追求正义，面对奸佞之徒，他发出了“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誓言。③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的精神。屈原面对挫折，如夸父追日般虽经历劫却始终不离不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第三，二者在修养自我心性的表现手法、精神诉求、心灵境界上有所不同。

　　彼特拉克穷毕生之精力，在写作、致诘、叩问天国理想和尘世分歧的矛盾中履行了他困顿、踯躅的一生。他的心灵诉求与中世纪基督教倡导的神性独尊、人性屈服于神性有相应、契合之处。如前文所示，它体现为诗人封闭、内敛的反观和自省，在灵与性、感性与理性的摩擦和碰撞中不断平息自己，化爱情为洗涤自己灵魂的高尚情操和动力，砥砺节操，以臻完善自己心性的目的。他的净化模式和修养历程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劳拉是他天国朝圣的引领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他身上浓缩了整个中世纪的投影。通过谱写《歌集》，彼特拉克不但释放了心灵的咏歌，也释然了整个人生的疑虑和困惑。

　　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讲，屈子站在一个更为高远的历史经纬点上。他情系大千，梦萦九天，以驰骋乾坤，遨游太虚为己乐，乘龙驾鸾，腾云驾雾，他的超怀之志与赤子之心合二为一。他上寄天堂，下怀楚王，吟咏《离骚》，吟唱《九歌》，穷尽《天问》，抒发自己对宇宙、对江山、对时代的怀想，澄清心中的疑虑，倾泻背井离乡、怀才不遇的忧思和愤懑。其拳拳之心，日月明鉴。他不从俗、不随流、大义凛然、具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铮铮铁骨。他为了维护天地正义、求道修真，选择了舍小我、求大我的渠道。他以身投江反叛命运的不公和不幸，但他虽死犹存，高风亮节永垂不朽。

　　从这点讲，屈子的超然物外也有宗教情结，但具体归属儒、释、道当中的哪一派，学界尚无定论。只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博大胸怀与天地相往来，与日月共争鸣。

七、两种情感体验的终极化境

屈原走的风雨兼程之路与彼特拉克的安宁祥和之道本质上不一样，但都为追求生命的终极超脱，所以不同中又有相同的一面。只是一个在西方，代表西方文艺复兴的基因种子，一个在遥远的东方，追求天人合一的超我境界。从言不同、道不同但追求真谛的本质相同来看，来自西方的彼特拉克和屈原走在了一起。

　　两名诗人都曾经从尘世的情感沧海中蹚水而过，但都不约而同地朝着蜕变升华的终极目的化飞而去，就像破茧化蝶一样。只是彼特拉克以劳拉作为他天堂的引路人，在对恋人的讴歌中找到了自己心灵升华的途径；屈原心中的女神则富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他仰慕九天，以“香草美人”自居，希冀超脱凡尘的完美人格的追求和履行；另一方面，他胸怀乾坤，以期“美政”，将美人比作君王，以图实现世俗理想。

　　二人都在生命的境界上有所探索和突破，都各自对生命的意境有所领略，彼特拉克稳中求道，屈原决绝而去，二者在求索问道的十字坐标上邂逅，达成思想的交汇、共识。又各自不囿于东西方成就他们的宗教和人文的情怀，超然物外，向更高更远的宇际飘然而去，留下自己时空轨道的足迹，实现感性向理性的终极超越，臻于生命的化境，完成极致的转变。

　　注解【Notes】

　　①劳拉：彼特拉克心慕的意中人。传说1327年4月6日，23岁的彼特拉克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圣克莱尔教堂遇到一位美丽的少妇，名叫劳拉。赤诚之爱从此成为他精神世界的支柱、创作的源泉和生活的动力。他想收集他诗歌所有的素材围绕劳拉的形象进行描写，写诗讴歌恋人的美丽、崇高的精神品质，表达自己对她的眷念与深情。

　　1348年4月6日在同一个时辰，同一座城市，横扫欧洲的瘟疫夺走了劳拉的生命。诗人闻讯后不胜悲痛，无限的哀悼凝结成一首首哀婉的诗歌，成为他精神之恋代表作《歌集》的主要内容。《歌集》最大的成就在于塑造了完美的劳拉形象。诗人以丰富多彩的色调，把人的精神美、女性的形体美和大自然的纯真美糅合描绘，并融入自己的挚情笃爱，使劳拉成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美丽凡女，又成为理想中的美与道德的化身，充分表达爱情的圣洁与崇高。

　　②灵修，哲学宗教术语，其含义即对心灵的修炼，使之超越物欲的束缚，达到无我无碍的一种境地。

　　③“当太阳的金辉区分着一年四季 / 与金牛星共同管理着天宇中的春光，/ 那如同牛角一般的火红光芒 / 给大地涂上了鲜艳的色泽，一片辉煌”。（《歌集》第9首选摘）

　　④“漆黑的夜晚赶走了这里的明亮白昼，/ 又在地球的另一端报道黎明的来临，/ 我伤情地凝望着闪烁的满天寒星 / 是它们富有欲望的泥土铸造了我的感情”……（《歌集》第22首选摘）

　　⑤“她的美德曾享誉世界，/ 上帝召唤她去美化天堂，神灵的造物啊，/ 只有天国才堪配她的完美情操。”（《歌集》第337首选摘）

　　⑥“她指引我向天堂飞升前进，/ …… / 她的忠言柔情，温馨而又动人，/ 她的劝导能使顽石低头哭泣，失声失魂”。（《歌集》第286首选摘）

　　⑦这句诗出自清人魏子安所作小说《花月痕》的诗词：“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⑧该句出自《庄子·天下第三十三》，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实是消除物我对立而达于自然，即破除自我中心，也即扬弃功名束缚的小我，而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意］ 彼特拉克：《歌集》，吕同六作序，李国庆、王行人译，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 摘译自：Guido Baldi， Silvia Giusso ecc. la Letteratura， Vol. 1，Paravia， Varese 2006， p.393.

　　［3］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4］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5］ 姚春玉：《〈九歌〉中的爱情：屈原悲剧人生的映现》，载《安徽文学》2009年第9期， 第211—213页。

　　［6］ 屈原：《九歌·湘君》，林家骊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页。

　　［7］ BLUEWONER：《屈原笔下的湘夫人》，［ 2014-09-11］http:// tieba.baidu.com/ p / 1817710651。

　　［8］ 文怀沙：《屈原九章今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 —124页。

　　By writing his A Collection of Songs， Petrarch， the Italian poet of the Middle Ages， analyzes the coxcombry and superficiality in the honor and love of the human world. With praising Laura， his lover， as the only theme of his poems， the poet fumbles his way between passion and reason， wandering about all through his wretched， tangled life. This spiritual love becomes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e poet， constantly encouraging him to walk alone， pondering over human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super-being， the collision producing sparks from the mind and from the spirit. This process of purification of his mind and sublimation of his personality， in fact，is a vivid portrayal of his heart， tired of life in the earthly world and longing for spirituality and for standing aloof from mortal life. One may find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Italian poet and Qu Yuan， a famous Chinese poet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Constantly perfecting his personal quality and staunchly pursuing his noble ideals with an unbending will， Qu Yuan expresses his patriotic and noble ideas in his poems， using such terms as fragrant herbs and beauties. Both poets have experienced emotional life of the human world and transform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mind. With similar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two poets succeed in the ultimate upgrading from emotion to reason.

　　emotional experience fragrant herbs and beauties spirituality transformation into butterfly transformation

　　Jia Jing is from The Italian Language Teaching Group of French Departmen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贾晶，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意大利语教研室，主要从事意大利语语言及文学方面的研究。

　　Title: From Laura of Petrarch to Fragrant Herbs and Beauties of Qu Yuan: Final Sublimation of Two Emotional 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