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波 耿晓华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围城》

　　戴 波 耿晓华

　　内容提要：《围城》客观诠释了以伦理性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的长者们多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尤其中过举人的方遯翁的身上彰显了笃信祖宗崇拜、多子多福、低贱养人等传统思想。方遯翁的家长权威地位和方鸿渐对方父的“孝”亦是传统文化的例证。充盈作品始终的宴请描写和借饮食做喻的修辞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饮食男女”等观念。世纪之交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现代的西方文化冲击，远远落伍。

　　伦理 孝 饮食 中国传统文化

　　Authors: Dai Bo is in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Geng Xiaohua is in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不仅为国内读者所熟稔，更是蜚声海外，并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围城》以动荡的抗战年代为背景，描摹出众多小人物命运多舛的人生旅程，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论起该作品的人物刻画功力，或是寥寥数语的漫画式，如李梅亭、曹元朗、高松年、范小姐等，或是浓墨重彩的雕像式，如方鸿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均入木三分、令读者过目不忘。这些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引发了评论界经久不息的滚滚浪潮。此外，《围城》精妙绝伦的语言艺术更让人拍案叫绝。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可谓登峰造极，是“钱学”研究中的另一主要焦点。其语言的讽刺艺术便是一大亮点，如在曹元朗做新诗《拼盘姘伴》，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等情节中便有所体现。讽刺艺术为《围城》赢得了“现代版的《儒林外史》”之美誉。此外，比喻修辞手法更是行云流水般贯穿了整部作品，如以“围城”喻指婚姻和人生，用“刺猬”和“豪猪”喻指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孤独的现代人。本文中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透视《围城》。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将人类的文化性的生活方式分成三种：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西方文化是宗教性的，正如T·S·艾略特在其著作《基督教与文化》中写到：基督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基督教！西方文化中所有价值观都源于上帝。西方文化宣扬借助此岸今生的清教式苦修来迈进彼岸的天堂世界的思想，割离了现世与来世。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为伦理性，是以孔孟儒教为基础所建构的伦理大厦，强调现世“礼”和“和”，而对于宗教的态度则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礼”首先是从现世的、血缘伦理的“家”开始构建的。在“家”中，“孝”是第一位的。孔夫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和“国”是同构一体的，“国”是“家”的延伸和外展，“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第10章）。在“家”对父母的“孝”一层层延伸到了对国家君王或“君父”的“忠”。中国传统文化中每个人都要处于伦理关系网不同的位置，要遵守与这个位置相应的伦理操守。但是此种差异并没有导致西方社会普遍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而是导向中国文化的最高概念——“和”。通过消解差异致达中和的“乐”，男女、父子、君臣等之间的差异得以消除，达成了“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和”。

　　现实主义特征强烈的儒家伦理具有准宗教的意味，具有任何宗教的超越死亡和慰藉个体孤独的功能。儒家伦理将“为己”和“为人”、个人和整体合群统一起来，更强调整体性和合群性。“为己”的“修身”导向“为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伦理建构出来的“人情磁力场”交织的人际关系网中，个体不会感到孤独，有时往往更渴望远离尘嚣的自由。儒家伦理更是将彼岸天堂的不朽和“长生久视”拉进了现世。个体的生命只是祖宗开辟的生命长河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是祖宗蔓延出的参天大树的一片树叶。只要祖宗的生命长河奔流不息，只要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个体的生命也就得到延长，也就不朽。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奉祖先、孝敬父母和绵延子嗣同样重要，诚如孟子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钱钟书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爷爷是个秀才，爷爷还有两个中举的兄长；钱钟书先生从小抱给中过秀才的伯父抚养。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更是著名国学大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讲授国文。从小浸染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完美诠释了伦理色彩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围城》中的长者们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宗崇拜”等观念十分明显。方鸿渐的挂名岳父周厚卿在上海开铁铺子发了财，又和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点金银行”，并担任经理，可谓“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回老家祭祀扫墓，结识了乡里的头脸人物，其中就有一乡之望的乡绅方父方遯翁，两人攀为亲家。后方鸿渐将自己的“博士照”寄来，周经理以为这是有面子的事，正可光耀门楣，亦能证明自己栽培有功，遂登报显摆。此举可谓与苏小姐之父苏鸿业“心有灵犀”：苏父也在同一张报纸上登载女儿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在美国花旗洋行做事二十余年的张吉民和妻子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喜欢被人称呼英文名字，言语中常夹杂着英文，又不惜工本栽培刚十八岁的女儿学习各种洋本领、洋习气、洋时髦、洋姿态，却保有传统思想：女孩子过了二十不嫁人只能当老姑婆，送进古物陈列馆供人凭吊。张吉民让算命人合过方鸿渐和女儿的八字是“天作之合，大吉大利”，有意招方鸿渐入赘。三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汪处厚年轻时在督军署当秘书，不敢和大帅留同样的胡子，担心招来僭越之嫌，这便是儒家的“礼”：每个人要遵守与自己位置相应的伦理操守。汪处厚信命，对星相学家说他是“木”命“木”形深信不疑，所以不敢剃去犹如树木的枝叶的头发和胡子。

　　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者莫过于方父方遯翁。方遯翁是前清举人，饱读诗书，经过他的指授方鸿渐的国文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儒家的伦理三纲之一：父为子纲——规定了家庭里父亲具有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权威。这可从方鸿渐初到北平读书渴望自由恋爱的想法被父亲的家信所粉碎从而专注于读书中得到印证。方遯翁在信中写道：“吴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若汝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钱钟书 7）短短数行将传统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和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的口味与权威身份刻画得淋漓尽致。父亲的权威地位是儒家的基本概念，子女对父母高堂则要“孝”。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篇》）方遯翁看到儿子坐二等舱回国和坐二等车从上海回到乡下老家，盛赞儿子不志高气满，类似孔子称赞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奉祖先和保持祖宗开辟的生命长河畅流不止的理念在方遯翁身上同样根深蒂固。儿子的留学归来让方父觉得可以光宗耀祖闻名乡邻，遂安排儿子拜访亲近的尊长，并替儿子答应吕校长给学生做演讲的邀请，还计划亲自带方鸿渐到祖父坟上行礼。方父看到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已成家封妻荫子，就开始与方母谋划起大儿子鸿渐的婚事，道出了“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理论。孙柔嘉第一次进方家时，需要和丈夫方鸿渐在祭桌前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行礼。二人只是三鞠躬完事，让大家很为不满，尤其方老太太，因为按照礼节方鸿渐和孙柔嘉要给方父方母下跪行礼。多子多福的中国传统观念在方父身上坚不可摧。传统认为小儿要以犬羊狗马之类的贱名为小名才易养育成才，如“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111），所以方父给鹏图的大孩儿起小名阿丑，又因《荀子·非相篇》中记载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多是丑陋而起学名非相。三儿子凤仪的大孩子生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小名为阿凶，又以《墨子·非攻篇》取学名非攻。与在传统文化熏蒸下认为多子等于多福的父母一样，方遯翁渴望三个儿子开枝散叶，又为未来的孙子女们构思出十几个排行的名字，譬如源于姜太公故事的非熊和唐人传奇的非烟。这都充分证实了中国传统文化浸染渗透到了方父的每根神经。

　　方遯翁身上也有士大夫文人的傲骨和气魄。他拒绝家乡汉奸的引诱，不为五斗米折腰，背井离乡流落在上海。在接到儿子挂名岳母说儿子在外面和女人胡闹的电话，方遯翁如同儒教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一样没有完全相信她的话，同时也很睿智成熟，认为自己的儿子亦有行为举止不当的地方，有点“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篇》）的风格。听到儿子说挂名岳母无事生非在发神经病时，方遯翁怫然道：“你这态度就不对，我看你愈变愈野蛮无礼了。就算她言之过甚，也是她做长辈的一片好意。”（119）要求儿子搬回家来，一来可以好好管教儿子，又可让儿子经历粗茶淡饭的苦生活。

　　方父“阳”的权威对应着方鸿渐“阴”的“孝”。不谙世事的方鸿渐到北平读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到周围同学谈情说爱，萌生了自主恋爱的念头，便斗胆向父亲方遯翁写了一封措辞凄婉的信，希望父亲能出面解除婚约。而这一切却被精明睿智、明察秋毫的父亲所洞悉。方鸿渐在信中遭到了父亲的一顿痛骂，从此不敢妄想，专心读书，认为美妙的爱情仅是“生殖冲动”尔耳。这一方面说明了方鸿渐软弱的性格，更印证了父亲这个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地位，体现了子女对父辈的“孝”。后机缘巧合，命运垂青，方鸿渐在“挂名岳父”周经理的资助下赴欧洲学习。欧洲学习期间方鸿渐四年换了三个大学，“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9）方鸿渐颇有点玩世不恭，不媚俗流，痛骂博士头衔仅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遮羞避丑之用。但是在父亲和挂名岳父的双面夹击下，方鸿渐未能免俗，只好从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他的解释或许有点矫揉造作，但是指向了传统文化的“孝”道：孝子贤婿应承欢父辈，不让他们失望。同时方鸿渐决定以后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写这个学位。这在三闾大学得到证实：在给三闾大学的登记表中如实填写自己未得到过学历，只是“游学生”，体现了他身上坦率的一面。颇为滑稽的是在三闾大学碰到以同样方式骗取博士文凭的韩学愈。伪造学历的韩学愈可以当上历史系主任，待遇高过政治系和外语系的主任，而方鸿渐只是一个不属于任何系的副教授，不免让读者对方鸿渐抱打不平。寄居周家、靠挂名岳父谋饭碗的方鸿渐要仰人鼻息生活，尤其要忍受周太太的乖戾与挑剔。爱情的破灭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棵稻草”。唐小姐的拒绝让方鸿渐觉得天地惨淡，他怕人盘问，怕人怜悯，为了躲避周太太没吃早点就出门。这却被周太太抓住把柄，大肆渲染，骂他目无尊长，枉费念字读书多年。挂名岳母向挂名岳父告状自负又不识抬举的方鸿渐夸口自己应了三闾大学的聘，导致了失业和避难于家庭。他一方面怕向家人承认自己像在外面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逃回家没面子，另一方面因为突然回家让父母无端紧张和猜疑，于是告知家人自己接到三闾大学的聘书。这也体现了子女的“孝”：子女一般向父母报喜不报忧。逃回到家中，方鸿渐体会不到祖辈含饴弄孙的幸福与甘心，只看到两个侄子缠着母亲让伊受累不浅，加上听到父母逃难的苦楚，深怪两位弟妇不会照顾孩子，让父母受罪。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篇》）方鸿渐身上也体现着始于孔子、流淌在古代读书人身上的谦让品质。赵方一行五人去往三闾大学途中投宿的客栈因为临时睡觉用的竹榻全用完了，顾尔谦只能睡在搁在两张木凳上的一扇板门。顾尔谦颇为忌讳，认为这是搁死人尸首用的，与客栈伙计争论不休。同房间的李梅亭先是冷眼旁观，后又打着他的铁皮箱可以当床和请抽烟的幌子劝诱伙计把箱子弄上来。但一切未果，最后还是方鸿渐用自己睡觉的竹榻跟这扇门对换。方鸿渐又有读书人的傲气，视与淫邪贪财的李梅亭和溜须拍马的顾尔谦同行为可耻的堕落。三闾大学同事间的相互交恶和倾轧更衬托出了方鸿渐“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三闾大学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人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钻营权术，只有方鸿渐游离之外。

　　小说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体现涉及到饮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文化也被称为“饮食”文化，如一个人有人脉、关系广、混得好叫吃得开，岗位叫饭碗，失业叫饭碗丢了，谋生叫糊口，受雇叫混饭，受人欢迎叫吃香，受到照顾叫吃小灶，花积蓄叫吃老本，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男女嫉妒叫吃醋等。重视现世的感官享受从孔子那里流传至今。孔子在齐国闻到《韶》乐陶醉其中好长时间没有感到肉味的鲜美，这在另一层面体现了空灵曼妙的天籁之音战胜了孔子追求味蕾满足的欲望；孔子还偷偷会见卫灵公的美姬南子，虽然对弟子子路赌咒发誓自己行为坦荡荡；孔子也认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篇》）孔子重视现世享受的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儒生们。儒生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时也希冀名利双收。《礼记》言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篇》）“饮食男女”体现了安于现世的福乐、子孙的繁衍。所以子女玉帛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读书人也不例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林语堂先生描述的大同世界理想也反映出中国文化重感官享受的特点：“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乡村的房子，用美国的水电煤气设备，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人。”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情和关系，而以宴请吃喝为特色的社交则是营造关系、增进感情的重要途径，以至于“饮食”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红楼梦》对吃的描写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荣国府的丫鬟仆妇们时常小酌浅饮；宝钗黛玉众姊妹们结社赋诗亦少不了酒茶点馔；贾琏薛蟠等纨绔子弟更是终日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宁荣两府的中秋、春节、元宵等节日和贾母等人生日聚会更是奢靡浮华。除了做法考究的珍馐奇馔外，所配套使用的酒杯匙箸、桌椅榻屏和消遣放松的器乐戏文极尽奢华，让读者们瞠目结舌，可以说《红楼梦》亦是一部烹饪美学。《围城》中的饮食文本虽然在规模上不能与《红楼梦》中的并驾齐驱，但在量上并不逊色。无论失恋抑或恋爱，不管败走麦城还是凯旋归来，亦或是普通的人际交往都少不了宴请。饭局可以用来显示炫耀身份和地位，是向“敌人”示威的战场，亦是拉近感情的方式。“赵辛楣爱上馆子吃饭，动不动借小事请客，朋友有事要求他，也得在饭桌上跟他商量。”（122）赵辛楣在苏小姐家误以为方鸿渐是情敌，对方鸿渐冷嘲热讽，为了显摆自己更力邀众人去最好的川菜馆峨嵋春。第一次短兵相接赵辛楣和方鸿渐可谓势均力敌，所以过几天赵辛楣、哲学家褚慎明和大才子董斜川设局邀方鸿渐等人赴宴，团体作战意欲让方鸿渐在苏小姐面前洋相出尽。宴席中赵辛楣三人轮番对方鸿渐轰炸，宛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的味道。宴席也是温情脉脉表达爱意的“花前月下”。方鸿渐邀请苏小姐唐小姐去峨嵋春，而其真实目的确实要接近唐小姐；汪处厚携夫人更是设宴欲为赵辛楣、方鸿渐、范小姐牵线搭桥。接风洗尘和送别饯行更离不开宴席。孙小姐受到学生们的欺负时赵辛楣请她吃饭给他压惊加以安抚；高松年协同几位系主任为被派来视察导师制实行情况的参事设欢迎晚宴。

　　文本中俯拾皆是的比喻也多与饮食有关。小说开篇写道这样的背景：夕阳晚霞隐褪后的夜色是酒醉的酡红，随着夜色阑珊，大海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而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夜里，衬托出人的渺小、独孤与无助。爱上唐小姐的方鸿渐为爱辗转反侧，导致睡眠犹如没有粘性、拉不长的粳米粉线条。方鸿渐的挂名岳母看到鸿渐身旁有苏小姐、唐小姐等围绕，为自己死掉的女儿吃醋，说：“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倒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98）汪处厚太太为赵辛楣做媒，说新回国的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炙手可热。不戴黑眼镜的李梅亭，两只大白眼睛被夸张比作剥掉壳的煮熟鸡蛋，应和了民间流传的眼睛白多黑少的人多淫邪之人的说法，与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李梅亭的色鬼形象呼应，例如，40多岁、有家有室的李梅亭对同行的孙柔嘉小姑娘问长问短，讲了许多风话；李梅亭听到同住客栈的寡妇训仆人阿福的话，心里酸得似绞汁的青梅一般；到大三闾大学后，李梅亭没有料到被汪处厚捷足先登，仍以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居，轻佻笑着邀请孙小姐来系里做他的助教。更为有趣的是在赵辛楣眼中李梅亭让朋友起的英文名“May Din”远不如“Mating”合适，因为“Mating”的中文意思是“交配”——更为直接生动地传递出李梅亭色情的一面。对政治下野负责组建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的讽刺性比喻极为贴切，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就连“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留下。“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181）这样的讽喻折射出中国学习近代西方“赛先生”的热情。

　　作品中对借饮食指代女性的比喻更为形象生动。在英国人眼中，皮肤暗而不黑、具有肥腻辛辣的引力的鲍小姐是位地道的东方美人，其首次登场颇具热带风情：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露出红指甲，从而被周围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的男学生比喻成“熟食铺子”，因为只有在熟食店里才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鲍小姐被喻成“熟食铺子”为下文其诱引方鸿渐享受鱼水之欢瞒下了伏笔，鲍小姐就是哈代作品《无名的裘德》中引诱裘德的象征“肉欲”的阿拉贝拉。方鸿渐回到上海后拜见苏小姐，感觉苏小姐的手是“冷血的鱼翅”，传递出的生分冷淡，与到上海分手时的亲热多情有天壤之别。方鸿渐一见钟情、穷追不舍的唐小姐是“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47）的好水果。更为家喻户晓的是借两种吃葡萄的方法喻指迥异的爱情观和人生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先吃最好的，另一种将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理论上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吃的都是剩余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应该悲观，因为他吃的都是剩余葡萄里最差的。事实上反而相反，因为第一种人留存回忆，而第二种人仍有希望。第一种好比热烈的爱情到订婚已是顶点，结了婚急转直下；第二种便是订了婚彼此还有感情发展的空间，情感从恋爱到订婚、到结婚、到白头偕老逐渐升华。这也寓意先苦后甜和先甜后苦的两种人生和人生观，而先苦后甜的人生就是孔子认可的。孔子说过：“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篇》）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年轻人要无畏吃苦敢于打拼，因为年轻吃苦不算苦，年老吃的苦才真苦。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撞而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的转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失守和没落。修习中国文学后又留学海外的方鸿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代表着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鸿渐的爱情之路崎岖坎坷，求职也屡次碰壁。“点金银行”的职位因为和挂名岳母的冲突未能保住。第一份正式工作——三闾大学教书还是因为赵辛楣的误会意外得到的，聘期满后又没有续聘。回到上海后在赵辛楣的举荐下报馆资料室主任的位置也是昙花一现。方鸿渐的惨淡人生也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走向，正如小说最后描写到这样的场景：“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橱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329）如果说电灯雪亮的外国面包店则是现代、发达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符号，衣衫褴褛的老者、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代表散发着泥土气息、历尽沧桑但已经落伍的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犹如方家那只祖传的老钟，经历时间的洗刷和岁月的积淀，历史悠远，虽然能从容自在打起来，但毕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得不承受西方文化的撞击。

　　注解【Notes】

　　①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四书》，王国轩等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

　　［2］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2004年版。

　　［4］ 陈子谦：《钱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高旭东：《中西比较文化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钱定平：《破围：破解钱钟书小说的古今中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8］ 张泉：《钱钟书和他的〈围城〉》，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

　　An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based Chinese culture is rendered in The Besieged City. Most seniors in the novel are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Fang Dunweng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won the title of Juren maintains such traditional ideas as ancestor-worshipping， more children meaning more blessings， and humbleness facilitating kids' growth. Fang Dunweng's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and Fang Hongjian's filial piety to his father also symboliz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reover， dinner party description and diet-related simile abundant in the novel also reflect the Confucian idea. However， assault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20centur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agged far behind.

　　ethics filial piety die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戴波，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主要研究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耿晓华，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

　　Title: On The Besieged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