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升

　　浅析聂华苓小说的语言风格

　　董福升

　　聂华苓是极富盛名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她的小说语言风格深受鄂西地区特定的人文地理风貌的影响。她的小说语言诗化而富有哲理，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文笔的基础上又善于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语言特点。

　　聂华苓 小说 语言风格

　　Author: Dong Fusheng,is from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Law,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chang Branch. Research areas are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文学语言是作家精神风貌在作品中的折射。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说：“风格是作者在作品中的说话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者的措辞，来分析这部作品或这位作家的风格。”作为艺术成就极高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聂华苓善于将内心的情感体验、思想内蕴以及审美感受用恰当的语言表现出来，以她独特的视角和精神个性去选择、创用语言，并按照语境的需要，有意识地捕捉语言中的风格因素进行组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风格。

　　鄂西地区特定的人文地理风貌对聂华苓的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生于长江边，长于长江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楚人”。其童年在宜昌和武汉度过，13岁那年她流亡到离宜昌不远的三峡小镇“三斗坪”， 一年经历在她稚嫩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鄂西特定的风光气候、文化土壤、语言乡音等，都对聂华苓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影响到她以后的创作。《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等作品中都有关于鄂西景物和鄂西文化的描绘。在《失去的金铃子》中，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秀美而深沉的鄂西风情画卷：

　　我一口气跑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可以看见长江了。崖壁临江，崖下的缺口有些小木房子。我坐在路边石头上，雨又纷纷落下。我又戴起斗笠。微茫烟波里，三两只木船由上游流下，船夫在船头两旁摇着桨，唱着调情小调，夹着粗野的话，对于四周翻滚的白浪视若无睹的样子。船上掠着花布衣服随风招展。而远处，在下游，十几个纤夫拉着纤绳，半裸着身子在陡峭的崖壁上匍匐着前进，身子越弯越低，几乎碰着地面。河里的木船像一把小小的钝刀，吃力地切破白浪，向上驶来……一场多么庄严美丽的挣扎啊！我感动得愣住了。

　　烟波浩渺的长江、状如刀切的崖壁、漂流江心的木船、伫立船头的船夫、岸边辛劳的纤夫，鄂西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和古朴纯洁的民风民俗，让我们不禁联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领域最早描绘鄂西风情和人文风貌的作家，聂华苓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如果说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体现出了人性的纯美，那么聂华苓笔下的鄂西世界体现的是一种思乡之情和民族精神——那半裸着的在崖壁上匍匐前进的身躯和在湍急江流中吃力挣扎的木船，那调情的小调、粗野的话语和视若无睹的神情，都体现了鄂西人民直面生活困苦时的顽强与坚韧，呈现出楚人坚强、浪漫、乐观的精神风貌。特定的童年记忆、自然风物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使得“我”发出的感叹不是空灵飘渺的，而是具有一种撼人心旌的力度。深情、隽永、神秘、恬淡的语言风格与鄂西精神的内涵浑然天成，使得她笔下的鄂西风情画有了促人深思和引人感悟的艺术力量。

　　神秘的鄂西风情使聂华苓的语言浸透着深沉的美学意蕴，体现为一种“诗化的语言”和一组组丰富多彩的意象。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多次对秋虫金铃子的叫声做了细致入微地描写：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若断若续，低微清越，不知从何处飘来，好像一根金丝，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绕，在树枝上绕，在我心上绕；越绕越长，也越明亮。我几乎可以看见一缕细悠悠的金光，那声音透着点儿什么？……只要有生命，就有它的存在，很深，很细，很飘忽……

　　那叫声好像一张金色的网，牵牵绊绊，丝丝缕缕，罩在我们四周……又一群飞机飞过去了。死亡、血腥、呻吟。然而，金铃子仍然动人地叫着。

　　金铃子就挂在窗口的小篮子里。仍然闪着金光……那点金光就是屋子里唯一的一点光彩，是三星寨唯一的一点光彩了。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成长故事，18岁的少女苓子考完大学，到三星寨这个地方看望母亲。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苓子感到轻松、舒适，仿佛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同时又感到一种希冀和向往，似有似无，若断若续，在朦胧的爱情中迷失了自己。小说中多次将金铃子的叫声比作金色的网，闪着金色的光芒，笔墨细腻，格调柔美，节奏舒展，在这如诗的语言中散发着动人的纤秀美、阴柔美；但细细品味，又可感受到柔婉中带有一股内心的坚毅。作为一个重要的象征意象，金铃子的叫声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也并非闲笔，而是蕴含了作者痛苦、隐忍、希望的精神内涵。抒情文学必须借助于语言完成审美传达，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又与抒情文学所要传达的作家内在情感的无法言说相矛盾。这就促使作家寻找到一条表达难言之情的途径，将感性事物心灵化，使情感表露既真实自然，又含蓄隽永。聂华苓通过 “诗美”的语言，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味觉等感觉，将审美意象通过审美思维创造出来，并融入主体的思想、感情、意愿、理想，康德称之为“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达到了“心物交融”的境界，形成了“立象以尽意”的审美情趣。

　　细细品味，我们还能发现蕴含在“诗美”语言之下的哲理性思考。

　　秋晨的阳光，柔和的潭水，闪烁的沙滩，粗糙的石头，这一切我在那儿见过，在遥远的日子里，在古老蛮荒时代。不是吗？山呀、风呀、树木呀，流泻的蓝光呀，都还是原样儿，而我经过了世世代代的生与死，突然才记起原来我也是它们的同类……现在，是不是自然唤醒了我那一部分沉睡的灵魂，而令我想起了原始的故乡呢？

　　这种含蓄而哲理的语言表达与作者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态密切相关。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也是精神个体的形式体现。写作《失去的金铃子》时，因雷震案的影响，聂华苓内心十分凄凉，其工作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被查封，赋闲在家的同时被人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寂寞和孤独中写出了这部作品，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深切的悲哀。她曾说：“我必须承认，我感到生命中有点东西很悲哀，是什么呢？难说。我不是指一般人全都了解的那种悲哀，例如疾病、贫穷、死亡。不，是点儿不同的东西，它就在那儿，很深，很深，属于人的一部分，宛如人的呼吸。”在这样的创作心境下，正是因为感受到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悲哀是难以言说的，所以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并没有采用直抒胸臆、直言其事的言说风格，而是“秘响旁通，伏采浅发”，在看似平淡的景物描写中，将“不可说”的隐忍内涵与质朴的语言浑然天成，在犹如呼吸般细腻的笔墨中暗含着意在言外的深远。在小说的“后记”中，聂华苓在回答“苓子是我吗”这个问题时，指出“文学除供欣赏乐趣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 。

　　聂华苓的大部分小说没有奇异的语法，也没有冗长难读的欧化句式，语句都是简短、生动、流畅的，她活用中国文字去构成相当精彩、准确的意象、意念、情绪和事件。她十分善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发掘可观的深度，三言两语将人物的神态、外貌、心理勾画出来，写得透彻明白。如她写庄家姨爷爷的外貌：“庄家姨爷爷大块头，两道浓眉像两沓茅草，罩在眼睛上，一小撮胡子像把小白锥子。”用两沓茅草来形容他的两道眉毛，其浓、乱、长之状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用一把小白锥子去比喻他的胡子，则更形神皆备。寥寥几笔，就活画出了又老又倔的庄家姨爷爷。在短篇小说《爱国奖券》中，在介绍出场人物时，作者几乎全用静态素描的方式，将一群小人物的灰色灵魂刻画得生动逼真、惟妙惟肖：“正中间四平八稳地坐着他们的处长，站在处长右手的乌效鹏，飞扬的眉峰、奕奕的两眼、有棱有角的下颚、咬着牙、昂着头，一脸挑衅的神情，仿佛是被人挤得无可奈何才忍气吞声地站在那儿的；与他并排站着的是顾丹卿，他未老先衰，一副无形的千斤重担压得他扛着肩、微驼着背，晦暗的高高的额头下，是一双怯怯的、惊惶的、疲倦的眼睛；万守成垂手呆立在最后一排，他个头儿小，又上了年纪，不但别人瞧不起他，连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只有离人远远的，一个人呆在一边，躲在他那套终年不离身的旧中山装里，低着头，翻着小三角眼，欲哭无泪。”这段描写将一群曾经为“党国”拼命，而今却失魂落魄、有家难回的“故人”描写得惟妙惟肖，在幽默、讽刺的语言中隐射出孤独、绝望、消沉的情绪。寥寥数笔，虽着墨不多，却能凸现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笔法风格，充分显示了聂华苓在小说语言方面的继承与传承。

　　聂华苓的小说语言具有巨大的修辞张力，她善于运用转喻和隐喻来描写场景、烘托气氛。所谓转喻和隐喻，即当我们描述客体事物时，不直接说出这个事物本身，而是利用思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特征来描述这个事物。转喻和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替换方式，不直接表述一个事物，而替换成别的事物。转喻替换依据的是毗邻性原则，隐喻替换依据的是相似性原则，戴维·洛奇举了一个例子：“上百条龙骨耕耘着海浪。”在这里“耕耘”用的是隐喻，船的航行和犁的耕耘之间有一种相似性，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有本体和喻体，类似于比喻。而龙骨则是转喻，指船，依据的是船与龙骨的毗邻性、连接性，龙骨是船的一部分，用部分来代替整体，类似于借代。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或风景描写运用的大多是转喻方式，如：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她头发蓬乱，脸色苍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袄，和一条褪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地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缩瑟瑟地探头进来，我正站在窗口。（《人又少了一个》）

　　这段文字的作者聂华苓没有直接描述人物的外貌，而是“毗邻性”地描述了和这个人物密切有关的相邻近的事物或局部，通过描述这个人所穿的破旧的花袄、褪色的裤子和所提的白布口袋等，一样可以了解这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从聂华苓的小说中，我们能看出作者设喻的独到之处。有的比喻能使人物刻画更加生动、传神，如：

　　婵媛的脸一下子绯红, 那艳射的容光, 正像雪中的一捻红。

　　婵媛就像一个无生命的美丽的标本, 贴在一个灰苍的大匣子里。(《一捻红》）

　　《一捻红》中写的是一个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地区，丈夫被隔大陆的年轻女人蝉媛，为求生计，委身他人，却又爱恋着自己的丈夫的故事。以上两例分别将人物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外貌进行对比，生动地写出了普通人经历战争离乱，逃至台湾地区后生活的窘迫与不幸，两种比喻两种情境，同时也蕴含了作家对这些小人物的同情。尤其当本体和喻体并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固定搭配时，凸现了比喻的新奇性, 她的比喻是视觉与听觉、颜色与声音、动态与静态的结合, 激发了读者丰富的联想。

　　有的比喻能使抽象的哲理具象化、生活化，如：

　　生活不是诗, 而是一块粗糙的顽石, 磨得人叫痛, 但也更有光彩, 更为坚实。人的一生都会沾上一些黑点, 只要我们在适当的地方将黑点调节起来,加上休止符, 黑点就变成了一首美丽和谐的音乐。（《失去的金铃子》）

　　这段描写中一个本体对应了多个喻体，将“人生”这个看似平常认知域分别投射到“诗歌”、“顽石”、“黑点”、“音乐”这些认知域上，获得了新鲜且生动的感知。比喻在这里已不单单是一种化抽象哲理为具体的认知方式，而是显示出了作者对人生的独特审视——将“顽石”、“黑点”喻指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谐的音乐”喻指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生命才能显出光辉，深刻地指表明生活不是风花雪月，而是需要不断地磨炼，更加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刻性。主人公苓子在目睹了三斗坪的尹之与巧姨的爱情悲剧后, 性格从内向走向开朗，心理从懵懂走向成熟。与其说这是苓子对生活与命运的体悟，不如说这是聂华苓在“雷震案”后内心的彷徨与哀愁以及对自身出路的思索和探求。

　　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隐喻还可以体现艺术家对人类生存本质和境遇的领悟能力，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深层结构基本上是隐喻结构。如《尤利西斯》本身就隐藏了一个神话结构，意味着小说既有表层的情节结构，又有深层的隐喻结构。同样，聂华苓将她对生命的深层次体悟也寓言式地融入创作中, 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心态的透视完成了艺术性极高的隐喻性叙事文本。在《珊珊，你在哪儿》中，作者将主人公寻访女友的过程浓缩在公共汽车的行驶过程中，隐喻的是“人生在路上”的主题，这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意味——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远，心灵的漂泊犹如正在行驶的汽车，上得去却下不来。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也是一部带有隐喻的寓言体小说，桑青（桃红）在动乱中因逃亡造成精神分裂的故事，象征着流浪的中国人的历史境遇和现实遭遇，是一曲凄苦的“浪子悲歌”。小说遍布着象征的意象——瞿塘峡搁浅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苦难的象征；沈老太太的死象征着中国旧制度的崩溃与灭亡；台北阁楼是台湾地区黑暗现实的象征；桑青的精神分裂象征着海外游子心灵的分裂。 雅可布逊强调，隐喻和转喻不仅仅是修辞学手法，同时也是人类语言风格类型的倾向，是语言思维和语言组织的深层机制。

　　在语体风格上，聂华苓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在小说结构上的构思，在语言表现上深受欧美现代文学的影响，在艺术上追求“融传统于现代，融西方于中国”。

　　《桑青与桃红》中描写一个中国女子从大陆到台湾地区再到美国的坎坷历程，通过主人公桑青——桃红一生中的四个片段概括了她一生在围困中不断追求自由及不堪精神重负而性格分裂的过程。它不同于聂华苓以往的作品，它不仅主题相当“现代”——当今世界人类的困境，形式上也相当“前卫”，以日记的形式倒叙过去，以信的形式描述现在，以戏剧的方法展开情节，以诗的方法捕捉人物内心世界，不时融入寓言笔法，并用不同的语言表现人物不同的精神状态，每条线索呈分裂状。这既有利于桑青性格分裂过程的展示，加强人物的形象性，也节省许多篇幅，扩大作品的容量。其风格深受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利森《看不见的人》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是作者在一定语境中对语言常规进行变异的结果；小说故事情节上的人为断裂，显然是作者要强化主人公人格分裂这一主题，可见语言并不只是内容的表现形式，其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意识流是一种符合人类心理特点、表现人类心理活动和思维形式的语体形式，是将印象、回忆、想象、推理以至直觉、幻觉等多种成分混杂在一起并构成一种“流”的写作技法。意识流这种方法不是描述，而是呈现，可以更加形象地展示人物纷乱如麻、离奇复杂的意识活动。传统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是合乎逻辑的、条理化的“流”，而意识流的流动，则不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条理化的“流”，其中常有时间的颠倒与空间的重叠，而用新形态的、陌生化的艺术时空，机智地表达小说作家的立意。《珊珊，你在哪儿》是聂华苓意识流语言的典型代表。小说男主人公李鑫想去会见15年没见面的初恋女友，可作品只写了李鑫在去吉林路的公共汽车上的一个事件的片段。但在这个“横断面”的叙述中，作家以李鑫的眼睛和心灵为线索，不断地切入一些李鑫对15年前生活的记忆，十分巧妙地形成了“现实─往事─现实─往事─现实”的时空交错模型。李鑫特别注意到两个女人，一个生着酒糟鼻，另一个挺着大肚子，像个“老母鸭”。作者让车上那个粗俗做作、令人生厌的妇女，与十几年来让李鑫魂牵梦绕的清纯女孩珊珊重叠，把理想与现实、美与丑进行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李鑫脑海中断断续续地映出了与珊珊的三段交往，先是李鑫听到有位乘客在四川做专员便想起在四川与珊珊的相识。那时的珊珊，纯洁美丽，仿佛是从那“天国的光辉中走出来的”。接着，街摊上的橘子引发李鑫回想起他们兄妹与珊珊一同去橘林偷摘橘子的有趣情景。不久，车里上来一位年轻姑娘，又使他回忆起在重庆街头与珊珊的最后一次见面。正想到这时，车到站了。当那位俗不可耐的“老母鸭”下车时，李鑫突然从她口中得知她就是自己所要找的姗姗。戛然而止的结局，令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和青春的幻灭，令人惋惜，这种方法取消了作者的插入与转述，而将复杂的心态客观地呈现出来。看似杂乱无章的方式，却意在表现混乱跳跃的意识，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另类统一，这种艺术效果是一般的叙述手法所难以达到的。

　　Nie Hualing is a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writers, the language style of Nie Hualing's novel was effected by specifc human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West Hubei area. Her novels' language are poetic and philosophical, and she is good at reference to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modern western novels based on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Nie Hualing novel language style

　　董福升，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作品【Works Cited】

　　[1][美]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Title: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Style of Hualing Nie's No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