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燕

　　梭罗与康科德小镇

　　何云燕

　　在整个美国文学界，或许没有一个作家与一个地方的联系比梭罗与康科德更紧密的。康科德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梭罗的文学成长提供了厚重宽松且丰富多元的人文氛围。康科德的自然不仅是梭罗创作的对象也是其灵性得以滋养和不断更新的源泉。

　　梭罗 康科德 《瓦尔登湖》

　　Author: He Yunyan,is from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focusing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引 言

一个作家的成长和创作总是离不开其自身成长和向往的家园。这个家园不仅为作家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更是他日后创作的主题和构建自己文学世界的想象基石。作家的空间认知和空间意识往往从自己的家乡开始。尤其是梭罗这样空间型的作家——他是美国环境文学和自然文学核心先锋之一。正如梭罗研究专家理查德森 12）指出：在整个美国文学界，没有一个作家与一个地方的联系比亨利·梭罗（以下简称“梭罗”）与康科德更紧密的。在所有令康科德闻名于世的璀璨群星中，只有梭罗是严格意义上的康科德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并最终长眠于此。除了屈指可数的短暂外出，梭罗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康科德度过。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同时期的不少作家可能是生活在康科德，但只有梭罗真正属于康科德。

二、魅力小镇康科德

梭罗生长在新英格兰的康科德镇。这是一个四季分明、风景秀丽富有独特文化气息的小镇。梭罗终身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康科德镇度过，但他却能用饱满而敏锐的心灵细致地把康科德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普遍寓言意义的人间圣地、一个超越时空的梦乡。或许康科德镇的魅力就在于它曾是超验主义者时常聚集之地，因为人杰而地灵，绚丽文化的浓墨重彩为原本就十分美丽的小镇增添了神秘、浪漫却不乏智慧与灵性的魅力。

　　与梭罗同时代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说，康科德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小地方。鼎盛发展时期，先后在康科德工作、生活过的文艺家包括：爱默生、梭罗、霍桑、奥尔科特（《小妇人》作者）、玛格丽特·富勒、皮博迪小姐、路易莎·梅；还有同时期的诗人惠特曼、小说家麦尔维尔、哲学家皮尔士以及邻近城市波士顿的名流如朗费罗、罗威尔、赫尔姆斯以及亨利·詹姆斯等人均来过此地探访过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这些人大部分都创造了美国文学的经典，并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美国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形成。这些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家、作家和改革者让19世纪的康科德充满了浓厚的革新气息，虽然有些观念现在看来并不被认同，但是多多少少使梭罗反叛的个性有了更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梭罗成长的时代，康科德仅仅是一个大约有1 500人的小镇，或许是太小的缘故以至于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没有多少人特别穷困也没有多少人称得上富有。当时镇上沿袭的是旧时代的宗教制度和教育方式。人们严格信仰基督教的人格神，但有意味的是，清教主义派和天主教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交替使用同一个教堂，对新一代的少年儿童执实施严厉的管教，教师可以通过体罚树立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康科德可谓拥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但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康科德成为一个吸引不同种群、多元文化交融发展之地。

　　梭罗成长期间，康科德已经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人开始被卷入“工业革命”的机器房。尽管家庭经济很长时间内十分困窘，但是都没有使梭罗成为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的产物。相反，他在一群意见不一的知识分子思想交汇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成长为了一个可以吸纳不同见解、同时又颇具反叛意识的“异端”。正如路德·威乐指出的，如果美国伟大的秘密在于融会了多元文化特质的话，那么梭罗可能是在文化意义上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这就是或许是康科德所赋予梭罗的最大财富。

三、康科德与梭罗的文学生涯

事实上，梭罗如此依恋康科德或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实因素：只有在这里梭罗才能不为生计感到焦虑，才能随心随遇地从事他爱好的各种“监测工作”，才能过着如此闲暇的生活，才能投入到最热爱的写作中。

　　1837年从哈佛毕业后，梭罗不得不面对如何进入成年生活的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尤其是19世纪的人，第一份职业往往深刻地决定了今后的人生方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选择了一条道路，往往会从此失去认识和适应其他道路的可能。对于梭罗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大概有四条道路可以选择：教会牧师、法律、医疗和教育。梭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书。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①在学校任教可以说是他的家族传统；②在哈佛就读期间，根据当时哈佛的传统学生可以申请离校一段时间进行有意义的实践，因此梭罗曾经成功地申请到了一个短期的教职，并与该校的校董俄瑞斯蒂斯· A ·布朗森结下不解之缘，对任教有了良好的体认；③梭罗大学期间涉猎知识很广，但是兴趣主要在人文学科，而且对语言和文学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宗教和法律等。当然，也许还有性格较为孤僻的缘故，但是好在他在哈佛时从修辞和演讲术教授爱德华·T·钱宁那里学会了口头和书面的自我表达。总的来说，年轻的梭罗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合格教师的所有条件。

　　梭罗刚从哈佛毕业回来，康科德学校委员会很快给他在该镇的中心学校提供了一个教职。他们给的年薪足以令梭罗过上很美好的中产阶级生活了。因为1837年美国正在经历第一次经济危机，整个国家当时正处在一个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1843年。梭罗显然是当时少数几个能在毕业后很快就找到一份如此美差的幸运儿之一。但是梭罗却很快因为不愿意体罚学生而主动辞职了。这也反映了梭罗的某种性格特征：单纯、冲动、自尊心极强。

　　梭罗的辞职事件在镇上震动不小。很多人无法理解，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因为体罚学生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情而放弃如此难得的好职位。而梭罗自己也很快发现，放弃容易，再争取新的教职很难。而且他也没有离开康科德的意愿。

　　1838年6月中旬，梭罗在寻求学校的教职未果后，干脆自己在康科德的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他的私塾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生计问题，还引得他的哥哥约翰也辞去自己的教职加入其中，兄弟俩还因此获得了难得的现代教学模式试验的机会，成为后世效仿的楷模。后来，私塾因为约翰病逝而关闭，梭罗从此就一直不定时地从事土地勘测工作以获得一些酬劳。由于终身未婚，梭罗不固定的收入总是能够养活自己甚至能补贴家用。可见，梭罗应该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但是和一般人不同，他的“经济”才能或者说是绩效能力不是用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而是放在了获取最大效益的精神财富上。这点我们完全能从《瓦尔登湖》开篇“经济”一节中可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梭罗在1837年的“失业”、“待业”的闲暇之余，终于意识到自己熬过的大学生涯其实并没有白费，因为他跟刚刚搬来康科德的爱默生的友谊在这段时间飞速地发展了起来，且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不过后来也经历了一些思想和言行上的冲突，其前因后果对于了解当时美国文化思潮是饶有意味的，因此关于两者的友谊和关系成了后世诸多学者探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两人结识后不久，梭罗在爱默生的感染和指引下就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工作是写作。”至此，他开始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理想职业，并以高度的严肃态度对待这一选择，因为在梭罗强烈地感到写作不仅是他成长的一个基点也是他经历的产物，他的生命渴望文学表达。

四、梭罗眼中的康科德

梭罗一直被很多康科德人视为成天无所事事的闲人和“隐居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镇上公共事务的热心。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南北战争，但是一直积极进行反奴隶制的公开演讲，帮助黑人奴隶逃到加拿大。他拒绝向对墨西哥行不义之战的政府纳税而被关进监狱，并由此激扬文字写下了宏伟的政论文稿《论公民的不服从》，呼吁社会公正和个人的自主意识。总的来说，除了那一次不小心烧掉了康科德的一大片林子，梭罗在康科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邻居，很多人喜欢他、欣赏他，包括不得不把他关进监狱的山姆·斯达普斯。当人们发现甘地、路德·金等人的和平抵抗运动均受到了梭罗的影响后，梭罗才被郑重其事地接纳为康科德伟大公民之一。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坦言，他几乎游历遍康科德的每一个角落。他熟悉康科德的每一景象；而他自己作为一个新英格兰的“闲逛者”也成了别人熟悉的景象。他终身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便是康科德的“测量员”，他不仅测量天气变化和道路等，更是山水草木、花鸟鱼虫等等的观察员。梭罗观察事物是很细致的，他总能发现不同花草树木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以，他后来成为了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在康科德的得力助手，帮助收集物种，并加入了波士顿自然历史协会。在《河上一周》中，梭罗详细地描述了康科德河的水域。梭罗不仅了解康科德河的面貌，更知道它的历史，并把它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相提并论，视之为新英格兰的文明发源地。梭罗有生之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的叙述就这样从康科德开始于康科德结束。

　　另一方面，梭罗笔下的康科德又可能是每一个地方，恰如“在超验主义者眼中的‘我’（I，英文主格）指向的是每一个人”。1843年4月2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梭罗这样写道：“我准备离开康科德——我的罗马和这里的人民——我的罗马人们，在五月，前往纽约。”很显然，对于梭罗，康科德不仅是地理意义上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是他的整个宇宙。他具有典型的东方见微知著的思维，在他的眼中，一天是一年的缩影，康科德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他在康科德发现了爱默生在《自然》一书中所说的“自然万象的总体循环”（entire circuit of natural forms），因而在他的写作文本中，时空是循环往复的，生命总是显示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日记中，梭罗如是说：“源自于宇宙，我尽管最爱康科德，但是当我发现在那些遥远的海洋和荒野拥有的物质可以塑造上百万个康科德时，我也是很高兴的。”可以说，梭罗在书本中和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总能通过各种形式应用或表现在他文本中的康科德世界里，而他在康科德的经历又反过来丰富了他对其他地方的认知。

五、结 论

我国著名的文学地理学学者邹建军教授指出：“任何作家与作品以至于任何文学现象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并且是特定时间里的地理环境……地理因素在文学的产生过程与发展历史中，往往起着一种制约与规定的作用，是作家与作品产生的基础与前提。自然地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文地理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是十分重要、巨大的，甚至是基础性的作用”。这个观点用在康科德与梭罗之上同样尤为合适。从其代表作《瓦尔登湖》可以看出，梭罗致力于寻找自然对个体信仰的激发不同。在自己的自然观察和实验中、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梭罗试图把伦理道德与审美体验的狂喜区分开来，其真正的用意在于把握自然本身所激发的瞬间花火。这显然是一种类宗教的体验。由此可见，自然对于梭罗而言则是一宗信仰。康科德四季更迭循环的壮美，正是自然给予梭罗和爱默生等人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地理与人文体验。

　　到了其创作后期，梭罗更细致地观察康科德丛林、湖泊、山川，而追忆古代圣者、英雄的文章在《瓦尔登湖》之后更是明显减少，其自然写作的特征基本形成。梭罗的意欲是很清楚的：他试图建立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而深层内涵是重建与宇宙的原初关系，联接或亲自去感知宇宙无声无息中传递给每个人的信息，获得一种崇高感。可以说，“梭罗的宗教意识渗透在他所有的自然观察中”。这种“宗教意识”俨然已失去了传统基督教的意味，而是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超灵”，隐身于天地万物之中，是表面繁复多样的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个“一”。 可以说，康科德的山水湖泊是梭罗创作灵性得以滋养和不断更新的源泉。

　　注解【Notes】① 见 Joel Porte.Emerson and Thoreau: Transcendentalists

　　in Conflict.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5; Joel Myerson.(Ed.)Emerson and Thoreau: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Harmon Smith.My Friend, My Friend: The story of Thoreau's Relationship with Emerson, Amb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John T. Lysaker & William Rossi. (Ed.)Emerson & Thoreau: Figures of Friend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② 1844年4月30日，梭罗和友人在康科德林子里烤他们在河里捕获的鱼，不小心烧掉了几乎300英亩的树林和农田。

　　There is no stronger tie between a writer and a place than the tie between Thoreau and Concord in the entire rang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unique environment of Concord has provided young Thoreau with profound, lenient and various cultural atmosphere. Not only did Concord become a vivid object of Thoreau's writings but also a fountain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Thoreau ConcordWalden

　　何云燕，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作品【Works Cited】[1]Richardson, Robert D.＂Jr. , Thoreau and Concord＂, 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reau, Joel Myerson(Ed.).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p.12,13,15,17.[2]Kehe, Marjorie. ＂Scenes from an American Eden＂, i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March 6, 2007. 参见http:// www.csmonitor.com/2006/1219/p14s02-bogn.html。[3]Wheeler, Ruth. ＂Thoreau's Concord＂, inHenry David Thoreau: Studies and Commentaries, Walter Harding, George Brenner & Paul A. Doyle. (Ed.) New Jersey: 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7.[4]Harding, Walter.The Days of Henry Thoreau: A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65, p.55,75-88.[5]Harding, Walter & Meyer, Michael.The New Thoreau Handboo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60.[6]Thoreau, Henry David . ＂Journal(Ⅰ)＂, in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Vol.Ⅶ),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in & Co. , 1906, p.358.[7]Thoreau, Henry David . ＂Journal(Ⅲ)＂, in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Vol.Ⅸ),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in & Co. , 1906, p.161.[8]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36页。[9]Dustin, Christopher A. ＂Thoreau's Religion＂, inA Political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Jack Turner. (Ed.)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2009.Title:Thoreau and Concord 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