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玲

　　《世界文学史》（第五卷）中对中国文学的一些误读及成因

　　孙凤玲

　　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第五卷·下册）中，在关于中国文学以《红楼梦》、《儒林外史》及仓央嘉措的解读中，有诸多创造性解读之处，如对“红色”象征意义的读解、对心理描写的重视、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推崇等。同时，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宗教等影响，也存在诸多误读现象，如对王玉辉劝女殉夫之妇德的歌颂、仓央嘉措情诗之说等。

　　世界文学史 中国文学 误读 成因

　　Author: Sun Fengling,is from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Th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ing on the oriental literature.由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第五卷·下册）共9编（从第三编至第十一编），主要是对18世纪文学发展的介绍，内容包括东斯拉夫文学，波罗的海沿岸文学，美洲大陆文学，近东和中东文学，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文学，外高加索文学，南亚和东南亚文学，东亚、东南亚与中亚文学，非洲大陆文学等部分，同时每一编又按国别、地理区位进行细分。第十编第二章介绍了中国文学，其中第一、二两小部分简要地介绍了以王世祯、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思潮及诗歌理念，同时也介绍了以袁枚、郑燮等人为代表的诗歌及戏剧创作；第三、四小部分则分别介绍了《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第五小部分介绍了以纪昀、沈复等人为代表的清人短篇小说及笔记。此外，本编第五章藏语文学中，介绍了以仓央嘉措为代表的藏语地区诗歌，第六章的蒙古语文学中，则主要介绍了蒙古地区文学简况。

　　该书中关于中国文学部分的介绍，尤其是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仓央嘉措为代表的西藏诗歌，无论是对小说的主题解读、还是对小说中核心人物的价值评介，或是对仓央嘉措诗歌艺术风格的介绍，都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一种与中国研究者截然不同的视角，让读者能更直观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文学在国外研究学者眼中的成就、影响力。这一截然不同的研究视角，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平台，也使中国学者能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审视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差异性研究，并进而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思考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一、仓央嘉措

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第五卷·下册）（以下简称“高版”）中，关于仓央嘉措的介绍，沿用了中国民间风行的传说：“他常常晚间在拉萨街头纵酒狂饮，找女人寻欢和赋诗。看来，宗教界上层对自己首领的行为很不以为然，于是，最终导致了他的逊位、流放并很快死去。然而，后来的口头传说认为，他没有死，并且还写了许多歌曲。”“高版”中对仓央嘉措生平的介绍与中国几百年来民间及当前普通大众所熟知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根据龙冬译《仓央嘉措圣歌集》“译后记”所说，其短暂一生突然的失踪或是死亡，则有着更复杂的政治宗教背景：“在仓央嘉措二十四年生命里，西藏社会政治尤为动荡，整个民族都处在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后代粗暴的掌控之下。尤其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其生前指定施政的第司·桑结嘉措于1705年因反叛，被固始汗之孙拉藏汗杀害。恩师桑结嘉措的离去，让这青年圣王的天地骤然塌陷……仓央嘉措对和硕特部与拉藏汗的所有执著抵触，致使自己神权地位不保，生命不保，或许只能假扮放浪形骸、酒色笙歌……”

　　中国民间流传的关于仓央嘉措的传说，影响了高版编者对仓央嘉措人生、诗歌全面整体的理解把握，使高版编者将其诗歌归入情诗类别：“爱情、忠诚、背叛，这就是诗人大多数诗的内容。它们真实，充满生活气息。可以明显感到，作者认为爱情是人生的基础。”对于民间流传的“情诗”之说，龙冬在《仓央嘉措圣歌集》译后记中则说：“人们了解到仓央嘉措这个名字，但许多真实又都被历史在当时和后来篡改掩盖，以讹传讹，春秋笔法，描金彩绘，成为传说，成为传奇……已经的仓央嘉措，似乎是一个从历史背景和他生活信仰中剥离出来的仓央嘉措，他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一个‘情圣’了……往往单一的认识，必然偏离事实。这是对仓央嘉措的‘误读’。”“当我翻译到第五首的时候，发现仓央嘉措这几首诗都不是‘情诗’或‘情歌’……到了第十二首，还没有出现‘情诗’……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仓央嘉措的诗歌不一定是什么‘情诗’或‘情歌’。”“可是，我却最最不赞同把仓央嘉措的‘古鲁’，译介为‘情歌’。原文并非‘情’，而是崇高到‘脖颈’的一个极大尊敬的前缀，所以我译成‘圣歌’。”从龙冬的“译后记”中不难发现，民间流传的关于仓央嘉措情歌王子之说，本是以讹传讹，再加上当前消费文化下，为了迎合当前读者娱乐化大众化的消费心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宛然成了横空出世的情歌诗人……出现在歌词中、时尚出版物上、恋爱男女的情话中”。

　　仓央嘉措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高版将其误读为“对比法”——“仓央嘉措最好的诗歌有个特点，就是对比法的运用，喜欢拿人的感情与自然世界进行比较或者对照：皎洁的月亮/穿过东言的山巅洒下月光。/我觉得好像，好像——/一个年轻姑娘的脸庞。”这种误读，是基于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手法缺少深入理解而造成的。“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对中国宗教尤其是禅密了解不深，也造成了高版编者对仓央嘉措诗歌整体把握不够，选译的10首诗中，主要谈到了仓央嘉措的爱情诗，却忽视了仓央嘉措作为六世达赖喇嘛其最有影响的宗教诗。如：“那些黑白善恶的种子，/即使现在秘密地播撒。/也掩不住果实的显形，/各自成熟后类别分明。”显然，这是典型的关于业力、善恶、果报的宗教诗。

　　高版对仓央嘉措诗歌的误读，多是出于以下客观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其生活时代历史的复杂，不是一般读者仅从一两本书的推介中能了解到的；另一方面，仓央嘉措的诗是用藏语写作的，汉语翻译版本现在市面上通行的至少不下10余种，对于外国研究者来说，如何鉴别诸多版本翻译水准之高下，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此外，佛教只是在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家较为普及，在欧洲诸国都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佛教本身的博大精深，业力、轮回、空等本身就是比较玄奥的宗教思想，中国一般大众都难以直观理解，更何况是西方学者。

二、《红楼梦》

高版《红楼梦》之介绍部分，以异国学人独特的视角进行解读，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与中国学人不一样的视角与新见，如关于“红色”象征义与主题的解读，关于贾政儒家思想中积极一面的解读，以及《红楼梦》中心理描写的成功及其深远意义。这些与中国学者不一样的解读视角，或曰创造性误读——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的选择，通过吸收和改造异质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为中国读者以更开阔的视角审视《红楼梦》开启了一扇窗，让中国读者能在比较中发现两国学者由于文化传承、艺术审美标准不同而产生的思想碰撞。“红色象征财富，‘红楼’是宝玉同他的女友们度其生活的殿堂。与此同时，据瑟乔夫的仔细探究，小说中大量的红色强调了这一色彩的象征性，处处是大红的颜色（鲜血的颜色），说明人生短促过眼即逝以及尘世苦难终无结果而引发的哀伤。”这是典型的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中对色彩及象征艺术的创造性解读。“红色”在西方小说中比较典型的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霍桑的《红字》等；与此同时，象征主义也是西方传统艺术中一种形成较早且较为普及的艺术手法。高版编者对“红色”及其象征意义的细致解读，是中国学者一直忽视的，显然与西方学者对“红色”及其象征的敏感有关。

　　当然，高版关于《红楼梦》的读解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一般性误读，如关于作者生平的介绍：“曹雪芹只来得及写完小说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完成的。”高版“只来得及”一词及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续写之说，有违中国红学相关著作中已成定论的说法。程伟元、高鹗在程乙版本《红楼梦引言》中说：“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状况本，更求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红楼梦》一书本身体例的浩博，用的是浅近文言文写作，里面援引自创了大量诗词曲赋，加之繁杂的家族伦理关系，出场人物众多，使得高版编者在编写中，主体脉络方面显得有些不够清晰，人物介绍稍显零散零碎。如高版在介绍了小说开篇的一些基本情节后，突然转到关于小说主题的介绍，后面又是关于小说基本情节的介绍，即是一种典型的逻辑混乱。同时，由于高版是按西方学术论文的行文惯例编写的，并没有像中国一些学者编写文学史时，为了照顾中国读者散式思维习惯，采用小标题形式将各部分关键词以显目的字体标列出来。此外，《红楼梦》中大量援引自创的诗词，需要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熏养，方能娴熟理解引用，高版编者缺少中国传统诗歌深厚的涵养，使其在介绍《红楼梦》相关主题、人物、艺术手法时，无法像中国学者那样，可以随意援引《红楼梦》原书或是相关研究者的诗词来深化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如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之《红楼梦》中大量援引原书诗词进行论述），亦使其缺少原书本有的诗骚风韵。这些不足之处，加大了中国普通读者阅读高版《红楼梦》理解的难度，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关于《红楼梦》主题方面，高版与中国学者的视角亦明显不同。高版编者引用的是俄国本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适当观照中国红学专家研究专著，主题理解稍显单一、片面，研究视野有些偏狭。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客观的语言文化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编者对中国红学专家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

　　关于贾政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高版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而且是作为儒家代表展示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宝玉的父亲贾政是贾府唯一一位积极为朝廷服务的正统儒家信徒。”高版放大了贾政在书中积极正面的影响力，使其视角完全不同于中国学者，也有别于曹雪芹的初衷。《红楼梦》一书最卓著的艺术手法之一，就是“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红楼梦》全书正面歌颂的人物主要是宝玉、黛玉、晴雯等几个时代“新人”，其他人物形象，或直接给予批判，如贾赫、薛蟠、夏金桂等人；或以褒贬兼蕴并寓之以春秋笔法进行隐晦的批判，如薛宝钗、袭人等人。曹雪芹塑造贾政这一人物时，相比贾府其他人，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作为封建卫道士，贾府整个大家庭作威作福者之一，曹雪芹本意是贬斥的。贾雨村正是经由送黛玉进京，得以觐见贾政并获得仕途；后又经由审理薛蟠的“葫芦案”得以升官，贾雨村仕途的升迁都是由贾政在背后一手操纵打理的。高版放大贾政这一形象的正面积极意义，有其自身对《红楼梦》一书主旨把握不到位的原因，也与其对中国文学创作中久已传承的艺术手法——春秋笔法缺少基本了解有关。

　　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司汤达、帕斯捷尔纳克、普希金等人小说中对心理描写的影响，高版关于《红楼梦》一书的艺术手法，突出强调了心理描写的成功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及影响力。这一视角，一方面强化了中国读者对《红楼梦》心理描写的认识；另一方面，对《红楼梦》心理描写的强调又有些过高，有失中国小说发展史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异常复杂。《红楼梦》出现之前，中国的小说作品不注重描述人物的心理状态，不注重描述人物的情绪变化，不注重他们的内心感受。曹雪芹为中国小说所做出的创新以及他的这部作品成为十八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始终不渝地关注一个个人物的心理状态。”高版介绍第十七、十八回中，宝玉随贾政及门客赏玩新建成的大观园并题匾献联时，贾政一方面因宝玉锋芒初露坚持自己的审美观不随俗而恼怒，另一方面又因门客对宝玉的褒赏而倍感骄傲。对于贾政这一复杂的心理活动，高版评介道：“在这种场景中，大概是中国文学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准确的心理描述传达了一个人物的内心矛盾。”显然，这“第一次”用得过了。中国小说从唐传奇开始，即已经有了生动复杂的心理活动描写，到宋话本、南戏、元杂剧、明章回小说中，心理描写更是达到了成熟。“元稹的《莺莺传》中，莺莺与张生由相遇到结合的过程，既是一个情、礼冲突最后以情胜礼的过程，也是一个集渴望、担忧于一体，充满内心矛盾的过程。”“传中诸多精湛的心理、细节描写都早已具有高于现实的艺术美。”“不少传奇作者不仅善于以精湛的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尤为突出。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

三、《儒林外史》

高版《儒林外史》一书中，在对几位代表性人物的介绍中，某些视角为中国读者了解《儒林外史》注入了新的血液，但另一方面，对于牛浦郎、王玉辉女儿之死的解读，却有失准确，偏离了吴敬梓的本意。“牛浦郎对诗歌真心热爱，常常来到庙里僻静处潜心读诗。”《儒林外史》中，第21回关于牛浦郎大声读诗，开始作者并没有表明态度，但老和尚离寺办事期间，牛浦郎盗牛布衣诗时，写道：“将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不觉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起来。是何缘故？他平日读的诗是唐诗，文理深奥，他不甚懂；这个是时人的诗，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来，故此欢喜。”这里，吴敬梓对牛浦郎读书之真伪已经做了不露声色的评价。若真读书人，不可能读不懂唐诗，而只能读懂时人流行的八股文。尔后，吴敬梓对牛浦郎冒牛布衣之名行骗仕途更是充满了辛酸的讽刺。

　　高版关于节妇的评介亦明显有违小说原旨：“小说第三部分中有一位全然新型的主人公。实质上，这就是儒家美德的人格化——孝子、亲兄弟，以及以死殉夫的节妇”，并大谈吴玉辉女儿葬礼的“庄严肃穆”。“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吴玉辉劝女殉夫一节，明清小说研究专家谭邦和教授在其《明清小说史》中评析道：“作为八股时文腐败内容的封建理学，制造了多少青春妇女自绝生命的悲剧，又制造了多少像吴玉辉这样迂执到残忍地步的腐儒父亲？”很明显，吴玉辉劝女殉夫一节，作者本意是批判而非歌颂所谓妇德。

　　高版关于《儒林外史》中的语言尤其是江浙一带的方言强调，是中国学者过去不太重视的，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但关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介绍几乎是空白的，这不能不说为世界读者通过此书了解中国小说讽刺艺术留下缺憾。“在吴敬梓这部小说之前的许多作品中也有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也有讽刺，然而《儒林外史》却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这样的作品——其中讽刺成为描绘生活的一种无所不在的手段。”高版《儒林外史》长达几万字的评介中，小说最核心的讽刺艺术，只在结尾处以这句话草草收场，至于讽刺在文本中具体有哪些表现，是如何对人物进行辛辣讽刺的，读者无法从书中读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在袁版《中国文史学》之《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编者引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及《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紧接着引文之下，编者又分几个层次来论述小说讽刺艺术：“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高版编者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只知其形，不知其神，主要是对中国政治背景重压下文人的心理及运笔技法了解不够。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倡导“哀而不怒”、“沉郁顿挫”式的创作审美旨归；有秦以来焚书坑儒，清初“清风不识字”之类大量的文字狱等政治背景，使中国学人抒发情感时笔触都极为隐涩。正是基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高版编者们没有读懂吴敬梓小说中不动声色的讽刺艺术，不了解唐诗与八股取士诗歌背后隐藏的文化差异，无法了解中国僵化礼教对女性生命的扼杀与禁锢的深重冷血，因而抓不住讽刺艺术的精髓。

　　高版《世界文学史》关于中国文学部分的介绍，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诸多全新的阐释视角，使中国学者在后期的研究中，能针对现有的研究空白予以适当关照重视，也使中国普通读者能借以了解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学之得与失，其影响及意义是深远的。虽然书中对中国文学的解读，受文化、政治、语言、宗教等影响，会存在诸多误读现象，但这并不影响这套书积极深远的价值及其在世界各种版本文学史中的历史意义与影响力。它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者眼中真实的中国文学打开了一道门，也为中西文学更好地交流提供了平台，这正是此书价值所在。In the world literature of Maxim Gork worl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ffth scrolls down, with the reading and criticizing for the China Literature especially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The Scholars, and the Poetry of MenBaZu Cuo, there are lots of creativity readings, such as the symbol of Red, the emphasiz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holding in esteem of the China Confucian culture, and so on. However, as the effects of the culture, language,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re are many misreadings in it as well, such as proposing the ancient Chinese female virtues which encouraged his daughter to suttee by Wu Yuhui, the love poems of MenBaZu Cuo, and so on.world literature China literature misreading factors

　　孙凤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

　　作品【Words Cited】

　　[1][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82页。

　　[2]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圣歌集》，龙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53—154页。

　　[3][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83页。

　　[4]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圣歌集》，龙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54、152、154页。

　　[5]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圣歌集》，龙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48页。

　　[6][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983—984页。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61页。

　　[8]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圣歌集》，龙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55页。

　　[9]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81页。

　　[10][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20页。

　　[11][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19页。

　　[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318页。

　　[13][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21页。

　　[14]石昌渝：《春秋笔法与〈红楼梦〉的叙事方略》，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一辑，第149页。

　　[15][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23页。

　　[16][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23页。

　　[1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323—328页。

　　[1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281页。

　　[19][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14页。

　　[20](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月第1版，第253页。

　　[21][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916页。

　　[2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月第1版，第553—554页。

　　[23]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83页。

　　[24][俄]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主编：《世界文学史》，胡谷明、天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18页。

　　[2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296页。

　　[2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296页。

　　Title:Misreadings of the Part Related to Chinese Literature inThe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Volume V and Their Cau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