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索尔·贝娄小说《雨王汉德森》中多维欲望的阐释
田亚曼《雨王汉德森》是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在创作顶峰时期完成的一部力作，也是这位学者型作家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贯穿小说“我要，我要”隐喻了这是一部关于欲望的小说。本文借助乔治·巴塔耶的欲望理论分析隐含在显性欲望背后的隐性欲望，即动物性的欲望和人性的欲望满足之后的神圣欲望，指出人的欲望是多维的存在，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求生欲望、占有欲望等，追求人生崇高价值的人还有一种隐秘的欲望层面，即有一种“丧失自己”的愿望，通过“消尽自己”服务和奉献他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人生。贝娄 《雨王汉德森》 乔治·巴塔耶 多维欲望 消尽Author:Tian Yam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of Zhij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a Ph.D. Her main interest is in American f ction.《雨王汉德森》是美国犹太籍作家索尔·贝娄（以下简称“贝娄”）在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写就的一部作品，他视该小说为“自己的宠儿”(Miller 22)，并声称“自己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汉德森最为相似”(Gronin & Siegel 34)。贝娄还曾在访谈中直言：“小说家还是最好相信自己对生活的感觉，少一些宏大的野心。这样更有可能讲出道理。”可以看出，《雨王汉德森》是贝娄精心构思的一部作品，主人公汉德森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贝娄自己的心声。“我要，我要”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焦虑的呼声贯穿整部小说，主人公汉德森究竟想要什么？那种令人心烦意乱的呼声又是如何渐渐平息下去的？国内评论界对此评论并不多，有两篇只是从汉德森在欲望上的变化以及在人的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的层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剖析。而对“欲望”这一在人和动物身上均能体现的现象本身的内涵却少有精到的阐述。其实关于欲望(Desire)，法国作家、思想家乔治·巴塔耶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多维且立体的存在，人有生之欲望、占有之欲望、死亡之欲望以及耗尽之欲望，由此衍生出动物性的欲望、人的欲望以及圣性的欲望。本文借助乔治·巴塔耶的欲望理论，通过细读贝娄的《雨王汉德森》来解读令主人公以及读者困惑不已的“我要，我要”，从而更加透彻地理解贝娄创作该小说时关于欲望的深刻内涵。
一
人的欲望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追求生理与心理上的满足那样简单，乔治·巴塔耶对欲望有如下认识，“人的欲望是多维的存在，同时，人的欲望也是立体的存在”（程党根 55）。贝娄发表于1959年的小说《雨王汉德森》即是一部典型地表达欲望的作品。在小说的开端，主人公汉德森一句“是什么促使我去非洲旅行的呢？一下子说不清”（贝娄 1）。作者在小说一开始即暗示了“欲望”的模糊性和不可理喻性。如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五种需求一样，乔治·巴塔耶将人的欲望分为三个层次：动物性的欲望，人的欲望以及神圣的欲望。动物性的欲望是最低层次的欲望，是人与动物“混为一体”时人所保有的原始欲望，是“人性”还未确立时的欲望状态。第二层次的欲望是“人的欲望”。它是“人性”确立之后对“动物性的欲望”进行拒斥的“世俗的欲望”，或称“理性的欲望”。第三层次的欲望是“神圣的欲望”，它是欲望的最高层次，是隐藏在显性的“世俗的欲望”之下的“神秘的欲望”，是向“动物性的欲望”回溯的神秘力量。(程党根 55) 可以说，小说主人公汉德森有着相当“成功”的人生，然而他达到了在外人看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满足了自己人生中的种种欲望之后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内心时常会响起“我要，我要”的呼声，无奈之下他开始在动物性与人性之间徘徊，迷惘中奔往非洲，在古朴的非洲大地获得了他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带着自信与满足回归故里。故事开始时主人公汉德森已经55岁，可谓饱经世事沧桑，也满足了世俗间应有的诸多欲望，然而此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汉德森的生活却是一团糟：“种种事儿开始纠缠我，很快就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压抑。这样那样的事儿——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窝峰似的向我袭来，我忍不住大喊大叫：不行啦，滚回去吧！他妈的，让老子安静一点！”(贝娄 1) 汉德森是300万美元遗产的继承人，丰厚的遗产保证他过着丰衣足食甚至可以说是几近奢侈的贵族般的生活，然而汉德森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像许多继承了大笔遗产的纨绔子弟那样过着逍遥自在、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也曾是一位满怀着个人理想，过着积极向上并为满足自己世俗的欲望而努力拼搏的人。
少年汉德森自尊自爱、特立独行，维护个人尊严，拥有坚定的确立自我的欲望，为了拥有尊严，他不惜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独自一人跑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游乐场，找到一份和老熊共同表演的工作，实现了自己不依靠别人也能独立生存的愿望。汉德森把妻子弗朗西斯的名字用紫色刻在自己的胸膛上，可见他曾拥有过浪漫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情，也隐喻了他想永久占有这份爱情的欲望，这种“占有”的企图恰是世俗欲望的表现。他在非洲的阿纳维部落与特洛伊王子比武胜出之后无不得意说起令自己自豪的历史：“我打网球一直打到四十多岁左右，曾在一个季度创过五千场的纪录，几乎整季都在户外饮食和住宿。我在球场上往来如飞，像神骑手那样，见球就打，每打必中；地面被我踩成了坑，网球拍打坏了若干，猛烈的截击会把球网冲倒。我引述这些是为了证明，我原来并不像现在这样萎靡不振，动作迟缓。”（贝娄 63）透过汉德森对自己曾经辉煌的过去片言只语的回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与故事发生时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焦虑的完全不一样的汉德森，他阳光、自立、果敢、意志顽强。他在18岁的时候心中就树立了两个令他极为崇拜的偶像，威尔弗雷德·格林菲尔爵士和艾伯特·施韦策，前者是英国内科医生和传教士，以其为拉布拉多岛的渔民做出的贡献而闻名，四十年如一日地在该岛和纽芬兰岛服务；后者是法国医务传教士、神学家、音乐家、长期服务于加蓬，为该国建立了广泛的医疗设施，赢得了世界的声誉，195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见汉德森在年轻时心中就有一种强烈的服务他人的欲望，多年之后当他推心置腹地把想当一位医生的愿望告诉其第一任妻子弗朗西斯时，却被她的冷嘲热讽打压下去了。不难看出，汉德森在内心经常发出“我要，我要……”呼声之前的人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接近猪时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贝娄 320）他甚至在不惑之年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对我可谓意义重大，我踩地雷受伤后获得了一枚紫心勋章，还在那不勒斯的医院住了好一段时间。说真的，我很庆幸自己活下来；整个经历使我内心获得了一种巨大而真实的感受，那是我一直追求的”（贝娄 22）。在战争中，汉德森还曾在意大利支撑起一座被炸的桥梁，不让它坍塌下来，一直坚持到工兵到达的时候。（贝娄83）他将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告诉儿子爱德华：“奴役现象从来没有真正消除过；无论你怎样警告，总有许多人愿意受各种各样的奴役。把我的基本观点告诉你也没用。不错，我常常糊里糊涂，但同时却是一名斗士。是的，一名斗士，我在艰苦地奋斗。”（贝娄 118）汉德森人到中年陷入焦虑之后对往事的回忆以及流露的思想情感可以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内心始终激荡着种种欲望，当汉德森经过艰苦奋斗，满足了种种世俗欲望之后，他开始迷茫、痛苦，在“奋斗”与堕落之间徘徊，整日受到来自内心“我要，我要”声音的折磨，汉德森还想要什么？
二
在乔治·巴塔耶看来，“对于隐秘的欲望层面，通常我们既没有发现，也没有自觉到。”(汤浅博雄 273)这是因为人们欲望着不可能的事，而且这种欲望并非位于“我想要”这样一个层次上。乔治·巴塔耶提出的“欲望理论”得益于尼采权力意志的思想，尤其是吸纳了尼采的基本审美经验。尼采在主流社会盲目地信奉上帝的年代大胆地提出“上帝已经死了”。从1922年即开始将尼采思想作为指南的乔治·巴塔耶开始思考上帝不存在之后人的处境，在《内在体验》（1943）、《有罪者》(1944)等著作中，乔治·巴塔耶运用人类学知识对人的自我意识、人性对兽性的克制以及人性与兽性之间形成的张力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大到整个人类的身体，小到个人的身体，其中都存在着‘人性与兽性’的博弈”(程党根 57)。人性的欲望是在克服或战胜了兽性欲望之后确立起来的，后者会拼死抗争、随时反扑，由此“演绎了世俗世界的所谓劳动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程党根 57)。
无论是尼采还是乔治·巴塔耶，在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过程中都对人类学进行了缜密的研究。无独有偶，有着人类学教育背景的贝娄在写作过程中自然不会忽视人类学元素，尤其是乔治·巴塔耶，运用兽性的欲望衬托出人的欲望，对贝娄阐述汉德森的多维欲望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在上一部分中我们从汉德森的生活追求来看，他并非一位碌碌无为者，普通人在获得了人的欲望满足之后可能会选择过一种安逸的日子，而年过五旬的汉德森却始终处于一种焦灼状态，内心时常响起的“我要”迫使他从业已确立的人性状态向兽性状态回溯。贝娄为了更加直白地说明汉德森在兽性与人性之间的苦苦挣扎，在小说中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汉德森对他的豪华宅第进行改造并在里面养了一群猪，他的个人行为也随着他的养猪“事业的兴起”开始退化，行为也开始像猪一般愚蠢，如他会在离农场不远的酒吧和别人大吵大闹并扬言要和所有的人较量；因为被要求离开道路便和一个开扫雪机的司机在国道上干了一架；和家人去墨西哥湾游乐胜地如顽童般地拿着儿子的弹弓东射西射，甚至在海滩上不断射击或猛砸瓶子；在娱乐车厢里玩单人牌戏，好几个乘客等着坐下来，可汉德森霸占着牌桌不理，那些神志清醒的人都不敢来打扰他。上述发生在汉德森身上的奇异行为虽说不上是纯粹的兽性行为，但至少是人性行为的退化，因为人性的欲望是有理性的，有占有和禁止的欲望。然而汉德森的行为似乎已失去了自我掌控的能力，他的人性的欲望呼唤他要与这些退化的行为进行殊死的博弈。他翻阅父亲留下的书籍，希望从中能找到一些富有启发的字句，一句印象深刻的“罪过总会得到宽恕，善行不必非要先修”却被淹没在成千上万册的书中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令他欣喜又让他感觉无望的纷纷扬扬的钞票；他翻出父亲曾用过的小提琴，想通过琴声来接近逝去的父亲：“啊，父亲，爹，您能听见我奏的声音吗？这是我，您的金尼，在拉您用过的提琴，极力想接近您。”(贝娄 30) 然而他卖力地拉到颈项和肩部都勒出了痕迹，感情几近崩溃的地步也听不到父亲的回音。汉德森长期与猪为伍，隐约中让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猪的化身。在人性与兽性之间挣扎的汉德森也曾接受一位心理学者的忠告：“如果你把怒气发泄在无生命的事物上，你不仅能宽容活着的人，而且也排遣了体内的郁积。”（贝娄 23）他认为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于是尝试着采用消耗体力的办法来驱赶来自内心“我要”的焦灼呼喊，他“全心全意地劈柴、举重物、犁地、砌水泥板、浇混凝土、煮猪饲料”（贝娄 23）。这种体力上的消耗似乎远远不够，回到家里，汉德森“像个囚犯那样袒露胸臂，抡起大锤把石头砸碎”（贝娄 23）。然而类似的剧烈劳动的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一天两次热水浴没有帮上他什么忙，倒更增加了他的忧郁。身高六英尺四，体重二百三十磅，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经历过战争，得过胜利勋章的汉德森被“我要，我要”的声音折磨得痛苦不堪，最后竟然急哭了，哀求着说：“唉，告诉我吧。告诉我你要什么！”（贝娄 24）
尼采认为，通常我们的欲望例如食欲、性欲与行动欲未得到满足，这根本不会使我们神情沮丧；这种未满足只会刺激我们的生活情感，就像令人痛苦的微小刺激的每次律动都强化了生活情感一样……这种未满足乃是生活的重要兴奋剂，它丝毫不会使生活索然无味。”(尼采 37)辩证地思考上述尼采所言，动物性欲望与人性欲望的满足并不会带给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未获得满足或许反而会掀起生活中情感的波澜，令人深思、催人奋进，汉德森的沉沦与觉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汉德森对自己烦恼的一一讲述，“是什么促使我去非洲旅行”的原因也渐渐明朗起来。阿特拉斯认为：“活着的人执着于这样一些问题：他是谁，他为什么而活着，无止境地渴求的是什么，他作为人的本质又是什么？”(James Atlas 3)碌碌无为者可能在满足了动物性的欲望和人性的欲望之后便无心思考上面这个问题，乔治·巴塔耶认为，人的三种欲望中动物性的欲望和人的欲望都是显性的，在这显性的背后还有一种秘密的欲望，是隐藏在显性的“世俗的欲望”之下，向“动物性的欲望”回溯的神秘力量。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欲望的驱使，汉德森毅然决然地奔往非洲。
三
乔治·巴塔耶的欲望理论受尼采的“诸力竞技”思想的影响，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性”对于“兽性”的胜利以及“兽性”对于“人性”的反抗性“逆转”。小说中除了时常纠缠汉德森难以名状的欲望之外，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在水族馆看见一条皮肤苍白、眼睛死盯着他看的章鱼，他会感到这是死亡在向他发了警告；因大吵大嚷导致邻居老小姐勒诺克斯突然死亡，让汉德森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与虚无；他动辄扬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则内心充满对死亡的恐惧。前往非洲的飞机上，经历过置身在云层上下的幻觉之后，汉德森首先意识到的是“接受死亡应当很容易了”（贝娄 41）；在非洲的瓦里里部落，汉德森“面部向前背负尸体，眼眶里充满了恐惧和莫可名状的悲哀泪水”（贝娄 133）。对死亡的恐惧与神秘的欲望同样在汉德森的内心翻腾。
黑格尔认为，死亡意识与自我意识从根本上说是联结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了“死”这种粗蛮的力量，才唤醒人们求生的欲望并且意识到谁都不可能免于一死，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的本真样态是“面对死亡的存在”，是“向死而生”的存在。生命的有限性促使人们萌生了占有的欲望，但无限的占有能给人带来满足和幸福吗？人的占有欲望是无止境的吗？汉德森年过中年之后的经历与感受给予上述疑问一个确切的否定回答，身为百万富翁，“汉德森的‘经济独立’使他更加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是处、自己的无用。”(Peter Hyland 50)百无聊赖的汉德森终于下了决心：“我非去非洲不可，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令人悲伤发狂的一天总会来到。”（贝娄 31）他甚至打算在非洲大陆长期住下，在纽约买机票时，他在机场售票处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决定是否买返程票。飞行在非洲的上空，汉德森以往清高自大的心理一扫无遗，俯视非洲人类的古老繁殖床，置身三英里高空的云海上，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粒凌空的种子。一开始，汉德森感受着非洲盎然的生机还以为是他身上带着一笔可观的钱让他底气十足，渐渐地他发现是这个古朴原始的非洲令他陶醉其中甚至觉得那里的石头与他之间存在着联系。贝娄将生活在所谓文明社会已久且日渐变得焦灼不安的汉德森“送”回非洲去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与作家本人作为人类学研究者这一学术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有一种人类学的观点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获得人类学学位的贝娄把汉德森的自我探索安排在非洲这个人类出生地，让他回到本源，考察构成人性的本质的东西。他去的两个部落是人类发展不同阶段的隐喻，具有不同的品质和价值标准。阿那维部落是母系社会的象征，而瓦里里部落则是现代文明的缩影，它们都对汉德森寻找生活及智慧和发现自我有着重要的启示。”（祝平85）原始而古朴的非洲大地唤起了汉德森朴素自然的情感，汉德森萌生了为他人无偿服务和奉献的意识并急切地要将这种愿望付诸行动，时时困扰他的“我要，我要”的声音也渐渐地平息下来。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阿那维部落的人们除去蛙害，尽管以失败告终，但从中领会到了责任意识并从部落女王的一句“摩拉尼”感悟到了“人要活下去”（贝娄 81），活下去的意义不仅仅是为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人。而在瓦里里部落可以说汉德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凭借勇气和力量搬动了庞大笨重的姆玛神象，求雨成功，因而被部落的人们拥戴为雨王，与国王达弗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当人们提到欲望的时候必然会想到“占有”，因为“占有”是人的欲望极其重要的表现之一，世俗世界就是依靠“占有的欲望”建立起来的，人们努力工作、奋力竞争，看似是对物的渴求与贪心，实则还有一种隐秘的欲望。“当人们误以为这种‘占有的欲望’是欲望的全部时，乔治·巴塔耶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这种呈现于意识之中的‘显性的’欲望之下还隐藏着一种‘秘密的欲望’：这是一种‘消尽的欲望’，即期望‘丧失自己’，期望把自己的力量和财富‘耗费’净尽，期望消解一切自然的‘人化’因素。”（程党根 61）贝娄将乔治·巴塔耶的欲望理论如此巧妙地运用在他的作品中，可见在他攻读人类学学位的时候对乔治·巴塔耶的欲望理论有过深刻的研究。为了生动起见，贝娄在小说中先后赋予汉德森“猪性”和“狮性”，当汉德森满足了人性的欲望而向“猪性”这一原始的动物性回溯时，内心“我要，我要”的呼声更加让他寝食难安，几近疯狂。在达弗国王的指导下，他开始模仿狮子，战胜恐惧、历尽磨难，终于摆脱了卑劣的“猪性”，回溯到“狮性”的欲望，解开了“我要，我要”的谜团，结束非洲之行，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回归故里。
贝娄对于汉德森在非洲的经历基本是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在做访谈的时候，他曾提到：“多年以前，我就跟已故的赫斯科维茨教授研究过非洲种族学。后来他讥笑我写了《雨王汉德森》这样的书。他说这个主题相对如此嬉闹行为而言过于严肃了。我觉得我的嬉闹是很严肃的。文字主义、事实主义都会把想象统统给窒息掉。”《雨王汉德森》这样一部看似荒诞不经的小说实则蕴含极深的含义，一个人的欲望并不只是满足于动物性或单纯对物质上的追求，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的痛苦常常源于一种秘密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奉献他人、有意义的人生才是充实、快乐的人生。贝娄本人就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于作家所肩负的使命，贝娄这样解释，“在这个由各种各样物体组成的物质世界里，几乎所有人都被教导把自己看成某种物件。那么劝导人们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主体实在是件值当的事，而不是让他们把自己当成某种值98美分矿物质然后消失在1 500美元的棺材里”(Gronin&Siege 69)。基于作家神圣的使命，贝娄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高尚品质的可笑的寻觅者”的汉德森。
注解【Notes】
[1][3]《索尔·贝娄访谈录》，转引自《青年文学》，杨向荣译， 2007年第5期，第125页，第128页。
[2] 祝平：《从“我要！我要！我要！”到“他要！她要！他们要！——丰裕社会中“雨王汉德森的精神指归》，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4期；修立梅：《从“我要”出发试析雨王汉德森的精神危机》，载《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
程党根：《巴塔耶的圣性欲望观》，载《南京社会科学》
2006年第6期。
Gronin G , Siegel B. Conversations with Saul Bellow，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p. 34.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New York:Random House, 2000,p.3.
Miller R.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p.22.
[德]尼采：《权力意志》，贺骥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Peter Hyland, Saul Bellow ,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2.
[美]索尔·贝娄：《雨王汉德森》，蓝仁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Title:Anxiety and Spiritual Rebirth—Th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Desire in Saul Bellow's Henderson the Rain KingHenderson the Rain King is an enduringly popular work by Saul Bellow —a talented American Jewish writer. It is said to be Bellow's own favorite amongst his books. On symbolic level, this novel embodies desire since there is an unknown voice in Henderson that always says, "I want, I want" which occur at least eighteen times in the novel. Based on his search for pure, untrammeled nature and his quest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his spirit, Henderson learns that a man can, with effort, have a spiritual rebirth when he realizes that spirit, body and the outside world are not enemies but can live in harmony.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ecessive desire hiding behind the explicit based on Georges Bataille's theory where the two form a complex dialectic such that desire is both lack and aff rmation. His theory demonstrates how desire reveals the sacred as a transcendental immanence rather than psychic ideal and where the profane follows rather than precedes the sacred. As a result, the human desire is in fact a kind of multi-dimensional existence. It lies not only on the layer of desire for survival and possessing but also on the secret desire layer to lose and consume oneself so as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by serving other people.Bellow Henderson the King Georges Bataille multi-dimensional desire consume田亚曼，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外国语分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美国小说研究。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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