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哈里/海明威的虚无感
戚 涛 曹叔荣本文以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视角，借助海明威作品自传性特征，通过海明威个人经历与其重要作品《乞力马扎罗的雪》之间的互文性阅读，揭示出海明威和他笔下的哈里从成功走向虚无，是他的惯习与生存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海明威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疏离、逃避、自我中心主义、理想主义的惯习倾向。这些倾向使得他倾向于疏离现实，追求难以企及的抽象梦想。他对正义、纯粹爱情、成功的梦想先后破灭，使得他越发疏离现实、疏离自我，难以与现实进行真正的对话与妥协，最终陷入一种灵魂无所依托、生不如死的虚无。这一发现，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海明威虚无感背后潜藏了一些生成机制，有助于增进对其作品的理解。海明威 惯习 虚无 疏离 理想主义Authors:Qi Tao,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Academic Field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Cao Shuro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Academic Field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26岁成名，随即跻身国际一流作家行列，并终获诺贝尔文学奖，生活在作家黄金时代的海明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为一代大众偶像。人们有理由推断，他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快乐。然而，恰如他笔下人物——《乞力马扎罗的雪》（以下简称《乞》）中的哈里，荣誉、金钱、他人的爱戴并没有给海明威带来满足；相反一种淡淡的虚无与幻灭感与他如影随形，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并成为他最终选择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哈里、海明威这样他人眼中的成功者，会深陷虚无。
对此，学界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国外的学者更倾向于从主观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哈里的虚无是他信仰偏差造成的。例如，Ben Stoltzfus认为哈里的失败在于他坚持了错误的信仰，偏离作为一个作家“真实”的自我；而San Bluefar则认为哈里精神上的死亡，缘于他一生都在寻求一个必须却又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的“完美”（the Absolute）。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从客观的角度进行阐释，例如，苏顺强提出海明威的虚无思想有三个来源——他的经历，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以及西方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而杜隽则认为海明威作品中的荒诞、虚无感、死亡意识等与存在主义思潮的存在密切关联。
这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与海明威的简约风格有很大惯习。例如，他在《乞》中借助哈里的记忆碎片，曲折地暗示了造成他内心苦闷的缘由，却很少提供必要的语境信息，为解读制造了极大的障碍。同时，批评者视角上的偏颇，也是原因之一。本文尝试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并利用海明威作品极强的自传性特征，通过追寻海明威的惯习与价值危机，将其经历与哈里的悲剧进行互文性阅读，以期更加客观地解析哈里与海明威虚无感的成因。
一、理论基础——惯习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为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对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对社会的感知从来不是简单的机械反映，而是包含了建构原则的认知活动。”（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471）而其中起作用的建构原则就是惯习。按照他的定义，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一种被结构化了的生成性的结构，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换句话说，惯习并非天生或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与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幼年在家庭中的最初经验密切相关的结构。惯习不断地随经验而变，并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被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惯习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在它的影响下感知、评价客观世界，并赋予自我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意义，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布迪厄《实践感》 79—82）可以说，惯习是一个人在认识世界、生成策略、建构自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与能动因素。
这一理论为超越现有研究方法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更全面地解读海明威虚无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路径。作为一种价值观，海明威的虚无感与他的惯习息息相关。从海明威本人的生平出发，解析其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惯习，挖掘其虚无感背后的生成性结构，便间接地掌握了开启他本人与哈里心灵的钥匙，更好地理解他们虚无感产生的缘由。
二、虚无与海明威的惯习
要追寻海明威虚无感的源流，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虚无思想的构成要件，以便按图索骥。虚无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提出，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让这一概念得以广泛传播。按照屠格涅夫的定义，虚无主义者就是不向任何权威低头，不接受任何信仰原则的人，无论这些原则如何被他人所尊崇。（Turgenev 123）在他看来，虚无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虚无主义者贬低一切世人尊崇的价值，只是按照自身的主观意愿追寻生命的价值。但是，在一个他认为最终没有意义的世界里，他所有的努力终归是徒劳的、自我挫败的，(Tillich 139)因此，常因为无所归依而落入颓废。约翰·基林格论及海明威“无”（nada）的概念的时候说，对于一个疏离了上帝、自然、世人和他自己的人来说，最终剩下的除了虚无还能有什么？(Killinger 15)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构成虚无主义的几大要件——对所有信仰的疏离、自我中心主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徒劳感、颓废感。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去发现，海明威的哪些经历与惯习和这些要件存在逻辑关联，引领他一步步走向虚无。通过互文性分析，笔者主张海明威的疏离与逃避、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三种禀性倾向，是他虚无感背后极具规定性的塑形力量。
（一）海明威惯习中的疏离、逃避倾向
前文提到，惯习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与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幼年在家庭中的最初经验密切相关。惯习不仅会影响认知，还引导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的选择。海明威惯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应对焦虑时所采取的疏离、逃避策略。国内外学者对于疏离（alienation）的论述有很多。疏离是一个较为含混的词，其表达的意思也并非完全一致的。但是尽管意义上有细微差异，“疏离”为大家所公认的一个特点是“隔离性”（separateness）(Salvatore 8)。根据David Oken的观点，疏离代表着与人类、社会和其所代表的价值以及同自我的一种疏远感。（84）
海明威的疏离策略与父母给他造成的童年创伤密不可分。曾经一个青年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他出乎意料地回答，“不愉快的童年”。在海明威的成长过程中，其母亲葛蕾丝·霍尔对他的影响不容小觑。葛蕾丝·霍尔是个掌控欲颇强的女人，是家中的绝对主导，一味要求儿子服从自己的意愿，否则就恼羞成怒。所以海明威从她那儿除了自尊心受到伤害外，很少得到母爱。此外，她刻意把海明威与比他大18个月的姐姐当成双胞胎姐妹来抚养，也给他带来极大的伤害。肯尼斯·林恩和安东尼·伯吉斯都认为这种抚养模式让幼小的海明威产生了性焦虑和性疑惑。（董衡巽 63）
母亲的专制、母爱的缺失、家庭关系的冷漠使得幼年的海明威极度缺乏安全感。由此便会产生精神分析家卡伦·霍妮所谓的“基本焦虑”。家卡伦·霍妮将个体为了排遣焦虑而建立的心理策略分为：亲近（move towards people）、对抗(move against people)和疏离(move away from people)三类。面对焦虑，海明威采取了疏离的策略。
这一点与他父亲莱伦斯·海明威也有关联。他性格懦弱，完全听命于专制的妻子。面对妻子的强悍，海明威的父亲采取的是疏离/逃避的态度。在行医之余，他更热衷于外出打猎、钓鱼等户外运动，最后在遭遇财政危机时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其逃避型性格展露无疑。某种意义上，海明威继承了他父亲的疏离/逃避禀性。未能从父亲那里获得他亟需的关爱与保护，使得他与父亲也保持相当的距离，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疏离倾向。为逃避不愉快的家庭，年幼时的海明威就离家出走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遵照父母的意愿去上大学，而是急不可耐地逃离了橡树园。他的这种疏离态度在其作品中时有展现。如Nick故事系列中父亲和Nick 本人，他们往往都逃离家庭，热衷于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Jackson J. Benson指出这些活动不仅是关乎男性身份的自我认同，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摆脱现实与理想差距所带来的焦虑情绪的机会。（10）
应该说，对家庭的疏离只是海明威疏离策略中的一个方面。他一生中很少在美国居住。后来他爱情婚姻、人际关系、事业等中遭遇挫败时，他同样会不自觉地求助于疏离/逃避策略来缓解焦虑。这种策略随着不断实践而变得“固着”（fixation），最终成为海明威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惯习”，反过来又影响着他的认知与实践。
（二）海明威惯习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作为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惯习是社会性在人身体中的体现，所以它既具有个体性，也具有集体性。在海明威的惯习中，还有着美国民族性格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倾向。
在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就提出：“个人主义最终成为美国主义的同义语。”（38）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171) 处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人们往往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大抵可以追寻到本杰明·富兰克林时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强调个人的自我完善意识，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改造好。这种个体自我完善的追求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的或理性利己主义的价值观。19世纪个人主义在美国迎来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使得个人主义成为深深烙在美国民族身上的烙印。生活创作于20世纪的海明威，其个人身上与作品中均强烈体现着这种美利坚民族的质素。
他的个人主义不仅是民族文化熏陶的结果，也是他疏离/逃避策略的必然结果。他也因此比一般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生活在刻板压抑的环境下，很早就习惯于我行我素。幼年，他便拒绝随家人去教堂，到了青年时更是放弃了家庭的宗教信仰。他违背父母之命，按照自我意志选择未来的人生之路。成名后的海明威依然延续了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惯习，同样延伸到他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因此他的主人公多是以“局外人”的形象出现。
（三）海明威惯习中的理想主义倾向
海明威的理想主义是其疏离策略与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自然延续。当一个人疏离他人、疏离了社会，以自我为中心，他必然需要特别强调自身的某种独特价值，以平衡缺乏认同感造成的焦虑。海明威的理想主义主要表现为对世俗名利的厌恶与排斥，倾向于追求某种抽象的精神价值。
据Linda Wagner-Martin所述，海明威从小生活的伊利诺伊州橡树园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人们对物质享受有着无尽的追求，看重的是金钱、房产、时尚等所代表的物质成功。海明威外祖父厄内斯特·霍尔的财富积累过程便是小镇居民所推崇的成功范式。（2—4）这也是他母亲信仰的价值观。或许他对母亲的反感迁延到了他对他人与周围社区的观感。海明威十分排斥橡树园矫揉造作的上流社会风尚，表示那里尽是些宽阔的草坪和狭隘的头脑。这使得他走上了一条与追逐名利背道而驰的人生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极具煽动的战争宣传，点燃了海明威心中隐藏的理想之火。与当时许多一心只做发财梦的年轻人不同，海明威急于上战场，为世界正义、和平、自由和个人荣誉而战。即便因左眼残疾被拒绝入伍，他还是加入了红十字会车队，曲线前往欧洲参战。海明威的狂热与其说因为他不谙世事，轻信了政府的宣传，不如说是因为他禀性中就有着某种追求抽象、崇高精神价值的种子。政府的宣传让他产生了共鸣，有了明确的方向。
这一抽象梦想被战场的残酷现实无情击碎，并未让海明威变得实际起来，而是退而追求一种更为抽象的所谓“重压下的风度”——一种不包含任何终极目标，不具备任何完满承诺的价值观。要为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找一个象征，那就是《乞》中在山巅被冻僵了的豹子：它不走寻常路，来到它不该来的地方，只为追寻超乎寻常的圣洁价值；它冻僵的尸体意味着没有企及自己的目标；但这种追寻本身是英勇的，体现了重压下的风度。哈里在他弥留之际，恍惚中飞向乞力马扎罗的山顶，说明他至死也没有放弃对那个莫名的圣洁理想的追寻。这些也是海明威自身的缩影。
上述三个倾向构成了海明威惯习的重要内容，并影响着他的认知和行为。他的疏离逃避倾向，使得他远离他人、社会，也远离了世俗的价值观；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理想主义，让他转而追求超凡脱俗的美。但这种脱离实际的美因其抽象而无法实现，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徒劳与虚无感。从哈里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惯习，给他与海明威带来的三重幻灭。
三、哈里与海明威的三重幻灭与虚无
海明威的作品多为自传体。本文着重探讨的哈里，可以被视为海明威的代言人。通过对海明威和哈里经历的互文性阅读，不难发现惯习是如何将他们一步步地带入虚无的。（一）战争带来的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海明威来说是可怕的梦魇。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打着爱国主义旗帜，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动员演讲。政府“拯救世界民主”的响亮口号，为海明威逃离压抑的现实、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契机。但是，战争的血腥和体制的冷酷，破灭了海明威的幻想。战争除了给他带来身体的伤痛，无尽的梦魇外，更多的是一种梦碎的挫败感。他意识到所谓的正义战争不过是宣传的假象。自己的爱国热情和美好理想被人利用了，成了战争的走卒和炮灰。正如《永别了，武器》里亨利所感叹的那样，“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是觉得局促不安……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的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的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海明威 《永别了，武器》，123）在《乞》中，海明威则用那个弱智男孩的故事间接地表达了同样的被欺骗的感觉。男孩牢记主人不要让任何人碰干草的嘱托，把偷干草的家伙给打死了。他认为自己会被奖励，因为他尽了本分，而那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做梦也没想到警长会给他戴上手铐，因而失声痛哭起来。海明威似乎在感叹自己就像那个傻子一样被虚幻的价值观所愚弄。
梦碎的打击是巨大的，让海明威失去了方向。根据他亲人们的回忆，从战场归来的海明威“不想找工作，不想上大学，什么都不想做。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苏明海 29）。他本人也曾说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里、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了。”（董衡巽《海明威研究》，233）这一经历使海明威和其小说中人物的价值信念发生了裂变。亦如Philip Young所说，海明威和他主人公们在战争中的创伤，使得世界随同他们与社会的其他联系一起土崩瓦解了。（80）面对价值观的失落，他们本能地采用了一种逃避策略来对抗迷惘与幻灭感。这一次是爱情。
（二）爱情婚姻带来的幻灭
无论现实中的海明威，还是他笔下的亨利，抑或还有哈里，在他们为民主、正义而战的梦幻破灭以后，都选择了疏离给他们带来焦虑的战争，通过逃避现实以缓解伤痛。从哈里的经历来看，他先转向了酒精和妓院，最终转向了爱情。
在海明威一生众多的感情经历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应该是他的初恋——他在米兰医院治疗时邂逅的美国护士阿格妞丝。对方炽热的爱恋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候给了他安慰，使海明威暂时忘却了肉体和内心的伤痛。伤愈回美国后，海明威向还在意大利的阿格妞丝写信求婚，但是她拒绝了他，并且最终嫁给了一位意大利军官。这使得海明威大病一场，心灵再受重创，又开始用酒精来逃避现实。海明威在《乞》中对此也进行了描写。哈里写信告诉的初恋，“他是怎样始终割舍不断对她的思恋……他跟不少女人睡过，可是他们每个人又是怎样只能使他更加想念她……”
我们无从考据这场关系中的是与非，但是种种证据表明，海明威内心真正向往的不是爱情，而是异性对他的迷恋和崇拜，因为这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存在感。从《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到《乞》中的海伦，海明威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是靠感情生活的弱智儿——爱男主人公爱到痴狂，完全没有自我可言。这反映了海明威爱情观理想主义的一面。他并未将爱情看作一种责任，需要双方共同的付出和经营，而是满足于单方面的索取。例如，海伦对哈里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而他对海伦全靠谎言来敷衍。海明威也因此被埃德蒙·威尔逊等人批评为“男性沙文主义者”。
从《乞》中的叙述看，第一次失恋并没有让海明威彻底对他理想中的爱情失去信念。然而由于他的理想是脱离现实的，之后的尝试故事虽有不同，但结局都是类似的，因为没有哪个女性只为他所爱的男人而存在，争吵乃至分手某种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哈里抱怨道，“他想起他同所有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欢乐和争吵，她们总是挑选最妙的场合跟他吵嘴”（88）。接连的失败，还是让哈里渐渐失去了信念，再次采用了疏离的策略。他不再计较爱与不爱，只在乎对方能否给他带来安全感和舒适，所以后面的妻子一个比一个有钱。而他最后与海伦在一起，只因她更有钱，因她非常可人，对他欣赏有加，而且“他跟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88）。
（三）成功的幻灭
战争粉碎了海明威对正义、民主和荣誉的信念；一次次失败的感情经历又使海明威失落了对爱情的向往。在海明威疏离了这两个不切实际的价值观之后，支撑他的便只剩下他的作家梦了。
成名太快太早是海明威的幸与不幸。用他的朋友麦克利许的话说，海明威“二十岁之前，他是从战场回国的退伍军人；二十五岁成名；三十岁成为大师”（ 库尔特 96）。正应了百老汇经典音乐剧《贝隆夫人》中，对贝隆夫人26岁就成为第一夫人、达到人生巅峰时的评价：（对你而言生活）再没有未解之谜/再没什么能让你激动，没人能让你满足……高高飞翔，万人仰慕/希望你已学会了与无聊做伴。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就获得如此的成功/可不是聪明的举动。别人的爱不会再令你心动/因为已经爱过。失去他们的爱会陷你于绝望/抽光你全部生命力……别朝下看/坠落的路很长很长（译自歌曲“High Flying Adored”）。
海明威创作《乞》时，确有从事业巅峰下滑的态势。这一时期，除了《午后之死》和《非洲的青山》等几部毁誉参半的作品外，他鲜有优秀作品问世。评论界猜测海明威已江郎才尽，而海明威在《乞》中给出的解释可能更为合理，即他已失去创作的动力。背后的原因固然与上面提到的人生规律的因素，但与他的疏离策略和理想主义也不无干系。
海明威青年时就鄙视拜金主义与文雅传统。事业与婚姻的成功，让他成为富裕阶层的一员。但是他并未因此找到归属感，相反他鄙视富人，选择了疏离。他在《乞》中借哈里之口道出了他与富人阶层的距离，“在你心里，你说你要写这些，写这些非常有钱的人；你说你实在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类，而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你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并且写这个国度……”（79）总之，虽然海明威成功了，所得到的金钱、名誉、地位等会给普通人带来心理满足的东西，并不是他所想要的。他不能接受这种缺乏美感的平淡、无聊的生活。这再次让他产生了幻灭感，所以他还是一再地逃离，到非洲、古巴，还有西班牙。
在拒绝了一个个价值观、经历的种种幻灭之后，海明威再也找不到一个梦想了。不同的是，在长期疏离策略之后，他似乎对痛苦已经有了一种免疫力。正如哈里所说，“什么都伤害不了他，如果他不在意的话”（97）。此时，他感受到的不再是早先梦碎时刻骨铭心的痛，而是一种灵魂无所依托、生不如死的“烦”（bore）。在《乞》中，海明威貌似表达了哈里荒废了自身才华的遗憾，实则满纸写的都是信仰的重要与失去信仰的烦闷。这集中体现在描写祖父与巴黎穷街区的两种人生的那段意识流中。
猎枪和猎物标本原本是爷爷的最爱与荣耀。被大火毁了之后，爷爷再也没买过枪、打过猎，随之而去的还有爷爷的快乐；旅馆的老板因为通货膨胀无法继续经营家庭旅馆，享受与房客交流的快乐时光，选择了上吊自尽。通过这两个事件，海明威旨在强调梦想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折射出海明威对待梦碎的一贯态度——梦毁了就远离它，好止住伤痛。该意识流的后半部分，记录了他年轻时生活的巴黎街区上演的两种人生：一种是业余车手，虽然贫穷，但活得有目标，所以苦中有乐，也能给妻子带来某种安慰；另一种是失去生活目标的酒鬼，缩短工时只会让他们喝得更醉，让妻子更加痛苦。通过对比，海明威旨在说明没了信仰，金钱或闲暇只能让人更加痛苦。所以他怀念自己年轻时，在巴黎那虽然清贫但为信仰孜孜以求的岁月。
哈里来到非洲就是要找回那种感觉。但从海明威安排的结局来看，他并不认为自己会成功。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倘若海明威愿意与现实妥协，接受生活的平淡，他原本有机会享受生活的赐予。一路走来，海明威疏离了他人，疏离了社会，疏离了自己曾经的信仰，但最为严重的还是他疏离了自己。哈里曾说，自己“一向鄙视那些毁了的人”（96）。这说明海明威虽然历经幻灭，但他拒绝接受自己的平凡，且鄙视这种平凡。这也就应验了基林格所说的话，除了虚无还能有什么。
四、结 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海明威和他笔下的哈里从成功走向虚无并非出于某种历史必然，而是主客观——他的个人认知、选择与生存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母亲强势、虚荣，父亲弱势、逃避的家庭环境，塑造了他疏离、逃避、自我中心主义、理想主义的惯习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加重了他疏离、逃避的倾向，而年轻时便飞黄腾达，又助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理想主义。主客观双方的合力，使得他越发疏离现实、疏离自我，难以与现实进行真正的对话与妥协。在经历了三次梦碎，放弃了他曾经珍视的理想之后，他再也找不到能够激发他的生活目标，最终陷入一种灵魂无所依托、生不如死的虚无。这一发现，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海明威虚无感背后潜藏了一些生成机制，有助于增进对其作品的理解。注解【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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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A Winner's Disillusionment: Interpretation of Harry/Hemingway's Sense of NothingnessTaking advantage of Bourdier's Theory of Habitus, and the autobiographical feature of Hemingway's works, and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Hemingway's life and his masterpiece "Snows of the Kilimanjaro",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emingway and his protagonist Harry's trajectory from success to nihility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 habitus and condition of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bad parenting and his personal choice, Hemingway formed as a child the habitus of alienation, escape, egotism, and idealism, to deal with his anxiety. Therefore, he habitually turns away from reality and seeking for abstract and impossible dreams. The successive disillusionment of his dreams— justice, pure love, and unworldly success—drive him deeper and deeper into his alienation from the reality and self, making it harder for a compromise, until he f nds himself having nothing but incessant boredom. Such f ndings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emingway's works by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his sense of nothingness.Hemingway habitus nothingness alienation idealism戚涛，文学博士，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曹叔荣，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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