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对神话和意象原型的借用和变形谈起
路 琪 曾一轩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短篇小说《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将英国老人卢卡斯的文化身份置于希腊这一异质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在希腊神话语境中刻画了“发育不良的心”的英国人形象。一方面福斯特借助俄狄浦斯神话和自然意象原型展示了人类内心自然精神的神圣和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种“联结”却由于对神话故事和原型意象的“戏仿”和“改写”带有虚无主义的反讽色彩。本文通过解析小说对神话故事和原型意象的“借用”和“变形”，探讨卢卡斯与内心世界、女儿、自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联结”的尝试和失败，引发人们关注并思考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在当代的传承和失落。“联结” 神话 原型意象 借用 变形Authors:Lu Q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English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is focused on British novel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Zeng Yixuan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 nd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is focused o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 1889—1970)（以下简称“福斯特”）是20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评论家，主要作品发表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英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国际关系趋向紧张，人与自然日渐疏远，人与人越发冷漠。福斯特的小说从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呼吁通过“联结”(connection)寻求精神心灵的慰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情感交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融通，福斯特的作品是其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科罗诺斯之路》(The Road from Colonus)讲述了一位崇拜希腊文化、渴望精神依归的英国老人卢卡斯(Lucas)在女儿和游伴的陪同下来到希腊小镇科罗诺斯追寻自由自主却最终失败的故事。小说将英国人的文化身份置于希腊这一异质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在俄狄浦斯王的神话语境中刻画了“发育不良的心”(underdeveloped heart)的英国人形象。一方面福斯特借助希腊神话故事和自然意象原型展示了人类内心自然精神的神圣和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种“联结”却由于对神话故事和意象原型的“戏仿”和“变形”带有虚无主义的反讽色彩。本文以小说对神话故事和意象原型的借用和变形为视角，探讨卢卡斯与内心世界之间、与女儿和游伴之间、与自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各种“联结”的尝试和失败，引发人们关注并思考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在当代的传承和失落。
一、自我精神的“联结”：从苏醒到灭亡
福斯特一度寄希望于“意大利文化之风”疗救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他极力推崇“文化”，希望人类在艺术及其他不带功利性质的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可以制约并平衡人类的物质需求。在他看来，艺术作为实现人类精神最高境界的手段，具有连接不同或矛盾着的事物使之达到协调和谐的功能，而古希腊神话的崇高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人生的对立价值结合并融合在一起，使之和谐并存”(McDowell 220)。《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的故事原型取自于希腊神话萨福克里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俄狄浦斯(Oedipus)无意中弑父娶母激怒了天神，于是底比斯(Thebes)城邦被降下瘟疫，俄狄浦斯得知真相后刺瞎双眼，自我流放，一路只有女儿安提戈涅(Antigone)不离不弃、陪伴照顾，最后他们到达圣地科罗诺斯，俄狄浦斯得到生命的归宿，神秘地安息。《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的标题和内容都多次暗示了《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人物和意义，“老卢卡斯想要像俄狄浦斯一样在这儿安定下来”(Forst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96)，他很有可能像俄狄浦斯一样，在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感悟后得以安息。作为一位追寻浪漫自由、青春活力和个体自主的现代“俄狄浦斯”，科罗诺斯之旅对于老卢卡斯先生来说，正是一次与自由自主的“自我精神”的“联结”。福斯特本人受希腊神话影响颇深，对他来说，古希腊艺术是“内在灵魂最壮美的物质表现和延伸”(McDowell 250)。而作为古希腊文化的崇拜者，卢卡斯不远万里来到希腊一心想要在生命结束前寻得生命的本真和心灵的自由。在女儿和游伴眼中，他与俄狄浦斯的共同之处就是他日渐衰老了，“他上了年纪，年老体衰，对别人的事情早已失去兴趣，当别人和他说话时，他很少能跟上别人的思维。他只爱谈论自己的事情，却总记不住自己说话的内容”(96)。在别人看来，他的言语和动作同沉默不语并无二致、毫无意义，他是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犹如被挖去双眼的俄狄浦斯。然而到了希腊，老卢卡斯内心追求自由青春的浪漫梦想复苏了，“希腊是年轻人的国度，我将要拥有它，树叶会再次变绿，水是甘甜的，天空是湛蓝的，正如四十年前一样，我将拥有全部”(97)。老卢卡斯在小镇客栈旁发现了参天古树、湛蓝的天空、汩汩的泉水、朴实的民风、宁静的生活，兴奋不已，感受到内心“一种奇妙的缓缓流动的感觉，同时又十分平静……他被一种震撼之情唤醒了，当他睁开眼睛，一种从未想象过的、难以描述的东西掠过万物，一切变得清晰美好”(97)。老卢卡斯经历了超凡的心灵涤荡，拥有了无限、永恒的超验感受，这一切都焕发了他的生命力，孤独的灵魂好似突然睁开了清澈的眼睛，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这是老卢卡斯获得生命认同感的瞬间，也是分裂的内在自我得以弥合的时刻。
然而,热切渴望得到神话式精神救赎的老卢卡斯，刚刚开始神秘浪漫的憧憬和幻想，便由于福斯特的“戏仿和变形”回归讽刺意味十足的虚无现实。老卢卡斯坚信留在乡村小客栈(Khan)可以“让他永远拥有刚刚得到的王国”，于是他决定留在这个神似人间天堂的无忧乐土不走了，直到死去。这个决定吓坏了同行的女儿和游伴，伊塞尔向同行的年轻人格雷厄姆(Grham)求助。格雷厄姆不由分说将老人抬上骡子，强行带走，老卢卡斯先生毫无反抗能力，他既不喊叫，也不挣扎，“只是让手中的缰绳慢慢掉落”(99)。刚刚获得的精神顿悟、独立自由的梦想在闹剧式的现实中化作泡影。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刺瞎双目的俄狄浦斯到达科罗诺斯时尘土满面但内心坚定澄明。一直在寻找和发现自我的他意识到这是最终的安息地，尽管女儿苦苦哀求他离开，当地人也责令他离开，但俄狄浦斯心意已决，不再前行，他坚信阿波罗的神谕，“你会历尽磨难，但也会得到神的赐福”。而现代版的俄狄浦斯面对生存选择却一筹莫展、束手无措，连反抗的姿态都没有，虽然他意识到岁月荏苒，自己年事已高、死亡将近，却没有坚强的意志选择自己的生活，最终在郁郁寡欢中坐以待毙，成为一个空心人。在现实语境下被置换的神话原型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于生不生，死不死。他们缺乏悲壮的死，因此也没有崇高的人生。”(马小朝 50)
小说的结尾再次颠覆希腊神话神秘浪漫的结局：与俄狄浦斯最终得到神的悲悯和眷顾而安息不同，老卢卡斯回归现实、继续生活，忍受着城市的嘈杂，却躲过了离开客栈当晚的一场暴风雨带来的灾难，表面上，他幸免于难，得到了“不可思议的解救”(102)。而事实上，他被剥夺了获得真正救赎的权利，错过了带着精神顿悟和自由离开人世的机会，更为讽刺的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损失。老卢卡斯先生与俄狄浦斯的旅途看似相仿，其实背道而驰：后者是皈依、前者是离开。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到达了人生的终点，福斯特却让老卢卡斯到达了他梦寐以求的科罗诺斯后便不得不离开。两位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也截然相反，前者得到圣化的安息，后者成为悒悒不乐的行尸走肉。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提出现代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新兴经济发展与传统道德规约的结合。我们需要规划的是身体而不是精神。然而问题是，身体与精神的分界在何处呢？”(Forster Howards End, 54)老卢卡斯转瞬即逝的超自然审美感受预示了“自由自主的个体”的最终瓦解及溃败，揭示了理性的霸权对天性、情感、审美直觉的压抑和扭曲以及自由人文主义的理想化和乌托邦式的特点。
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睦下的隔膜
《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的篇名即点出了与神话故事的互文关系，小说中更明确提到人物关系上的相似。与老卢卡斯父女同行的一位英国游客弗尔曼夫人(Mrs. Forman)常常把老卢卡斯的女儿叫作安提戈涅，即俄狄浦斯之女，声称停留的小客栈“让她想起索福克勒斯笔下的科罗诺斯”。她强烈建议伊塞尔(Ethel)和老卢卡斯留在科罗诺斯：“你和你父亲！你们是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你们当然要留在科罗诺斯！”(96)老卢卡斯先生只好把自己比作俄狄浦斯，因为这是公众唯一能够接受的他们在生活中的角色了。希腊神话中的安提戈涅自愿陪在父亲身边，充当父亲的眼睛，陪他颠沛流离、四处流浪，直到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安息。她坚信，虽然父亲犯了过失，却是由于无法逃脱的命运的捉弄。她虽不赞同父亲在科罗诺斯停留，却义无反顾地追随他、照顾他；她忍辱负重，恳请当地人不要因为父亲的过失而侮辱他。俄狄浦斯之所以能够最终得到命运的归宿，除了坚定的意志和神的赐福之外，还得益于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安提戈涅。老卢卡斯渴望的父女之情，正是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之间的理解和关怀，沟通和信赖。为了照顾老父亲，女儿伊塞尔尚未结婚，在众人眼中，她孝顺无私，正如安提戈涅充当俄狄浦斯的眼睛，伊塞尔是老卢卡斯的监护人和生活慰藉，全权负责老父亲的行动和起居。然而，现代版的安提戈涅虽然对父亲照料有加，却始终将父亲看作一个荒唐任性的老小孩。当旅途中老卢卡斯发现希腊小镇乡村的安宁生活决定留下来不走了的时候，伊塞尔吓坏了，抱怨道：“爸爸，你真是难以管束！”随即求助同伴中的“好心人”将老卢卡斯强行带走：“请以任何方式帮助我，帮我把老父亲带走，他留在这是坚决不可以的”(99)。对于父亲的精神追求，伊塞尔只是当作玩笑话。她阻挠了父亲想要独立的愿望，毁灭了他自由生活的梦想。老卢卡斯回到了喧闹的英国城市后，身心没有一刻能安静下来，连自家楼里的水管里的水都成了噪音。伊塞尔却声称，父亲终于又做回自己了。作者这种巧妙的安排预示着老卢卡斯不会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必须要按女儿的方式和现代人的价值观循规蹈矩地活着。从物质生活的照顾来看，伊塞尔尽到了做女儿的义务，而在精神上她无法理解父亲的感受，鄙视父亲的选择，无视父亲的孤独。有了女儿的照顾和安排，老卢卡斯先生并没有感到幸福，反而更加压抑和禁锢，老卢卡斯先生注定要在现实生活的落寞无望中孤苦终老。
除了女儿伊塞尔，陪伴老卢卡斯的还有一行“心地善良”的游伴。与崇尚希腊文化老卢卡斯不同，弗曼太太、格雷厄姆先生和伊塞尔对于俄狄浦斯神话的理解是极其表面的。他们并不能理解老卢卡斯先生追寻的是一种精神的启迪和心灵的自由。在他们眼中，小镇所拥有的无非是肮脏凄惨的环境而已。他们观念中的外国人都是劣等民族，希腊人在他们眼中是肮脏的。由于文化观念和认知的不同，老卢卡斯与女儿及游伴面对小镇的感情大相径庭。双方交流更由彼此“夸张”(hyperbole)和“含蓄”(understate)的表达方式而屡屡受挫，讽刺意味十足。老卢卡斯先生在参天大树下感受到超灵的和谐时忍不住感叹，“我真是喜欢这个地方，它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98)。而内心深处他远非仅有个“好印象”而已，事实上，老卢卡斯“由于兴奋几乎呼吸困难”。听到老卢卡斯先生的反应，弗曼太太嘲弄他的感情抒发过于平淡：“啊，这简直就是万里挑一的地方，我可以住在这儿直到死去。”(98)伊塞尔也加入进来，“是的，我绝对要留在这儿，我必须呆在这儿”(98)。弗曼太太和伊塞尔当然言不由衷、夸大其词。老卢卡斯相信自己找到了最终的栖息地时，再次强装镇静，忍着满心欢喜，“在这儿住一晚我会挺乐意的”(98)，伊塞尔也继续极尽夸张之能揶揄道：“你说的是一星期吧，爸爸！一星期都远远不够呢！”(98)老卢卡斯轻描淡写自己的真实情感，显然是羞于表达的胆怯心理，而伊塞尔和弗曼夫人的夸张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希腊旅程，这“劣等肮脏的异国他乡”的失望和嘲弄。于是，老卢卡斯和女儿及游客的交流由于各自言语和意图之间的差距而障碍重重。
尽管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似乎都知晓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却没有人真正领会俄狄浦斯与安提格涅之间心灵相通、精神默契的父女关系，也不明白“科罗诺斯本身包含地方和神的双重含义”(肖有志 75)，更没有在现实中形成希腊神话中的彼此理解、尊重的和谐关系。弗莱认为，神话原型“是一个充满情节虚构和主题构想的非实在的纯粹的文学世界，它不受应该真实地符合日常经验规则的制约”(Fry 99)，而《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的人物关系恰恰映照了现实生活中经验规则的制约。老卢卡斯与女儿、游客的关系成了对于神话人物关系的颠覆和戏仿，折射出来的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隔阂、背离、分歧，工业化后资本主义社会里，老年人无法过上真正意义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自由快乐生活。科罗诺斯对悲剧英雄俄狄浦斯来说是精神依归的呼唤，而在现代俄狄浦斯心中唤起的是隔膜和疏离。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结”也再次归于失败。
三、人与自然的“联结”：神秘沦为虚无
弗莱认为，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来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组成部分”(Fry 99)。有些常见的意象，如大海、森林等,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就不能认为是“巧合”。福斯特在小说的意象安排上独具匠心，融入对欧洲古文化的崇拜。希腊，作为古代权力中心的象征，代表了年轻和力量。福斯 特在《摘录簿》(Commonplace Book)中，引用了马克思对希腊的描述，“希腊象征了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Forster Commonplace Book, 108)。因此，与希腊相关的原型意象往往象征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这正是老卢卡斯此行的目的——拜访崇尚多年的希腊文化和重返生机勃勃的自由青春，他一路领先，走得比年轻人还快，然而当他终于来到这片梦想中的土地，却失望地发现希腊和英国并无二致，“雅典(Athens)尘土飞扬，特尔斐(Delphi)多雨潮湿，塞莫皮莱(Thermopylae)沉闷单调。希腊就像英格兰：一个逐渐衰迈的老人。不管是泰晤士河(Thames)还是埃罗塔斯河(Eurotas)，在他眼里都毫无区别”(97)。城市是人类演化的征兆和见证，也是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缩影，正如由于蛇的诱惑而变质的伊甸园，古希腊文明的乐园已被人类的贪婪和邪恶所毁灭，与被现代化工业占领的伦敦如出一辙。在伊塞尔和游伴眼中，希腊更是成了劣等肮脏的异国他乡，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化之间“联结”的艰难困境以及人类社会难以逃避文明失落的命运。然而，当游客们游经一个小客栈时，老卢卡斯的心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客栈位于一片绿树掩映之中，远离尘嚣、静谧祥和，“树干涌出了汩汩清泉，树皮上长满了青苔，又一路铺成了草地”(97)，隐喻着人类社会起始时的纯净与美好。根据荣格的说法，树木象征着生命，因为他们常常与母亲的子宫联系在一起：“生命之树首先是果实累累的，因此是一种部落的母系。很多神话认为人类来源于树木，很多英雄从树干中诞生，而很多女神也是以树的形象被朝拜，于是形成了一种神圣的拜树风”(Jung 219)。老卢卡斯先生在城市中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和动力，然而希腊小镇的这颗参天空心古树使他瞬间感受到宇宙万物的和谐和内心世界的安宁：“他有一种奇妙的得到陪伴的感觉，想要紧紧依靠着大树，整个身体都依偎在树洞，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力量、智慧、爱心的象征。在这儿不会感觉到自然界的孤单，因为人类的悲伤喜悦都依偎在大树的怀抱中”(98)。进入树洞，老卢卡斯先生重新点燃了生命的激情，经历身心的洗礼，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实现精神的净化和救赎。
高大葱郁的空心树正是母亲子宫的象征，是生命的源泉，以宽广无私的胸怀接纳游荡于社会边缘的灵魂。它散发出超凡脱俗的灵气，象征着现代荒原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神秘力量，成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媒介，是人类伸张自由与个性的神圣场所，使得人类有机会逃离世俗进入极乐世界。树心使老卢卡斯先生感受到永恒，他甚至渴望将自己作为祭品供奉在树心的神龛里，与自然融为一体。然而小说结尾，话锋一转，拥有神秘伟大生命力量的古树却在一场暴雨中倒塌，居住在客栈的游客死于非命。参天古树瞬间由枝繁叶茂、宁静温柔的伊甸园变成了阴森恐怖的魔窟鬼穴，超脱尘世的神秘力量立刻化为讽刺意味十足的残酷现实。象征着浪漫热情的参天古树被雷电击倒意味着现代荒原上最后一抹生命的绿色也从此消失。老卢卡斯渴望用古老神秘的自然气息唤醒衰老躯体，弥合心灵裂缝，寻找一个诗意的栖居地的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在强大、无序、神秘的自然世界面前，人与自然的沟通阻力重重。
除了参天古树，希腊乡村汩汩流淌的泉水也曾让老卢卡斯兴奋不已，“泉水平缓无声地从树根和树缝中流出，在低洼处形成一汪琥珀色的小水塘，再经过树皮流到树外的泥土里。卢卡斯尝了一口水，是甘甜的……他闭上双眼，感到整个身体奇妙的动了起来，而内心却是安宁的——就像一名在汹涌的波涛中挣扎的泳者，发现最终海浪将他送到了目的地”(98)，清泉将老卢卡斯带入了神秘浪漫的超验境界。泉水之所以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象征着“生命的洪流”，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大海是神袛的住所和力量的源泉，在《圣经》故事中，创世之初毁灭一切的洪水洗刷了人类的罪恶，在净化世界的同时净化了人类的灵魂，使人类得以再生。对于老卢卡斯来说，泉水是一种自然和生命的力量，甚至流水的声音也是“贞女似的泉水发出音乐般的声音”。亘古至今，水和女性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希腊乡村的水在老卢卡斯的眼里是一种阴柔之美，是爱的源泉。泉水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积聚已久渴望关爱和理解的情感，他渴望与女儿的心灵沟通，希望留在这汩汩清泉旁，获得“心灵的栖息”，而不是在等待中孤独终老。
同是流水，伦敦城市水管里的水声激发的情感却大相径庭，老卢卡斯回到伦敦的住宅后简直无法忍受，“我要给房东写信说我不想住这个房子的原因:狗叫得太凶，隔壁孩子的吵闹声也让我无法忍受，我也受不了管子里哗哗流水的噪声。再也没有什么比管子里的流水声更让我心烦的了，这声音让我晚上简直无法入睡，我得搬出去住”(101)。城市中的水流声成为老卢卡斯的心头之恨。与自然界中清泉的心灵净化功能相比，城市的水流带来的只是紧张浮躁的情绪和心境。这两种意象的鲜明对比暗示了福斯特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质疑：现代工业化生活冲淡了人情味,造就了冷漠自私、自以为是、虚伪麻木的灵魂；也揭示了在精神贫乏的工业化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联结”和沟通困难重重：“文明的机器不断毁坏这个世界并把它变成石头，不仅仅是政治世界就连地球本身也抵制完整性。”(Bradbury 115)只有回归大自然、回归古老文化，或许才能获取片刻的平静和安宁。
四、结 语
原型理论鼻祖弗莱将文学看作一个自主自足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文学观”的目的就是“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有助于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叶舒宪 172)，实现传统与变异的联结。在《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中，福斯特对希腊神话和原型意象“借用”的同时又对其进行“戏仿”或“变形”，对前文本的模仿传达了对传统的尊重，而“变形”则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思考和反叛。《离开科罗诺斯之路》在浪漫主义神话的框架中展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图景，揭示出福斯特对建立人类与自我之间，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不同文化之间“联结”的失望和讽刺。小说结尾再次强调了“联结”的艰难：人类沟通的梦想在冷漠麻木的机器化现实世界中，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统一或许存在于神话和狂想之中，而分裂与隔膜在人间却是无所不在。尽管这种“联结”带有虚无主义色彩，但仍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因为人类社会难以逃避的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不断分裂与不断调和的过程。而艺术，作为最高等级的秩序和实现人类精神最高境界的手段，“把经验的对立性事物以及那些困惑着我们作为人的世间生活的力量变得协调和谐”(McDowell 251)。在小说中，福斯特试图通过阐释人类在一个迄今尚无法理解的宇宙世界中所面临的困境，呼吁在困境中的人们跳出经验的狭隘范围，排除各种偏见和隔阂，寻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正如小说《霍华兹庄园》里那句著名的格言:“只有联结!”(“Only connect!”)这不仅是福斯特人生观和艺术观的精髓，也是贯穿其整个创作的哲学之思。注解【Notes】
[1] 文中小说引文译自E. M Forster. The Road form Colonus, i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4, pp.96-102. 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朱乃长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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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有志：《生存论的谜团：知识与身位——〈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疏证》，载《国外文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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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Pursuit and Failure of "Connection"—An Analysis of the Imitaiton and Adaption of Myths and Archetypal Images in The Road from ColonusThe Road from Colonus explor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Lucas, an old English man in a heterogeneous cultural background of Greece, and portrays the image of English modern people with an "underdeveloped heart" in the context of Greek mythology. On the one hand, Forster reveals the divinity of natural spirit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y the imitation of Oedipus myth and the use of archetypal image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parody and adaptation of the myth and natural imagery, this "connection" has been endowed with the nihilism color and ironic effect. This paper explores Lucas' effort for "connection" and f nal failure in the light of Forster's imitation and adaptation of Greek myth and archetypal images, in the hope to invoke attention and ref ection on the inheritance and loss of liberal humanism in modern society."connection" myth archetypal images imitation adaptation路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英国小说和西方文论研究；曾一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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