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宁《唢呐烟尘》有感
刘红林
《唢呐烟尘》这本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甚至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陶希圣和陶氏家族。通过这一人物和这一家族的故事，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现了民国50年的铁幕风云。通过个人的、家族的真实经历，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沈宁 《唢呐烟尘》 陶希圣 高陶事件
Author: Liu Honglin,female,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er.前不久，收到沈宁的新版作品《唢呐烟尘》。认识沈宁，有十多年了，都是在各种华文文学的研讨会上见面、交谈，会后通通E-mail，他还把他全家照、雪中家园照发给我看，秀他的幸福与安宁。他个子高高，长得挺帅，在美国军校当过教官，有几分军人气质，但又平易、温和，透出与生俱来的儒雅。
说“与生俱来”，并非笔者溢美，但的的确确是沈宁的出身造就了他最基本的修养和气质。他是名门之后。沈宁的父亲沈苏儒，著名的翻译家，浙江嘉兴人。吴越沈氏自古以来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如南北朝时期的沈约、唐代的沈既济、元代的沈和、明代的沈周、现代的沈雁冰（茅盾），等等。沈苏儒的堂兄，就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沈宁的母亲陶琴薰的家族更是声名不凡，可以上溯到东晋末期的陶渊明。陶琴薰的父母陶希圣、万冰如出身于湖北黄冈的三大家族——夏家（万冰如的母亲出自夏家）、万家、陶家。万冰如的堂兄万耀煌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指挥过致使红军走上长征路的第五次围剿，参加过抗日的淞沪会战。陶希圣的哥哥陶述曾是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抗战时期，组织与参加修建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昆明机场等工程；抗战胜利后，主持了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1954年长江泛洪，他指挥保住了武汉三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他担任副总指挥。陶琴薰本人也是地地道道的淑女名媛，早在高中毕业前夕，她就以长文《我家脱险的前后》名动天下。她的大学同窗好友，随便举出一个来都不是泛泛之辈，如陈布雷的女儿陈琏，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兰，蒋百里的女儿蒋和，丰子恺的儿女丰华瞻、丰陈宝，荣毅仁的妹妹荣墨珍，杨宪益的妹妹杨静如（杨苡）。
当然，最是鼎鼎大名的还属陶希圣。陶希圣是位历史学家，曾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创办《食货》半月刊，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与郭沫若齐名，属大师级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陶希圣发起“中国社会史论战”，言论远播海内外，日本学界一度称此期的中国为“陶希圣时代”。这是陶希圣的学术身份，而他的政治身份则复杂得多。他曾追随过汪精卫，是著名的“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又成为蒋介石的“文胆”，负责国民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有人骂他是汉奸，有人则赞他为抗战功臣，更有人贬他是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他还是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43名战犯中的第41名。
《唢呐烟尘》（又名《刀口上的家族》），作者定义为“母亲的故事”，其实正是作者母亲陶琴薰家族的经历，从1899—1949年的中国历史，50年间的血雨腥风都浓缩在这个家族生活的种种变迁之中。沈宁认定这部书属长篇小说，笔者则有不同看法，小说当以虚构为主，即使历史线索和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但情节、细节、故事发展等，都以虚构的元素为多。笔者曾就这一点问过沈宁，他说《唢呐烟尘》“从情节到细节，所有发生的大小故事，全部属实，虚构只是部分对话，穿衣坐车等”。由此判断，《唢呐烟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当属长篇纪实文学。沈宁三舅陶恒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说这部书经过“戏剧化的处理”，有这个因素，但也不能否认，陶琴薰家族的这段历史本身就具备戏剧化的因素，加上作者适当的组织和剪裁，就使这部纪实文学跌宕起伏、悬念四起，和小说一样好看，却更比小说真实，更扣人心弦。
作品有两条演进线索：①从“高陶事件”切入，这一事件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大事，也是这个家庭所经历的最大的事件，主题“刀口上”正是由此体现出来；②家庭史，从外婆万冰如嫁进陶家写起，写了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曲折经历、外公陶希圣的成长与奋斗。这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到陶家大小姐陶琴薰成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合二为一，结尾陶希圣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陶琴薰随丈夫留在大陆，父女俩从此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作品是以陶琴薰的视角叙述，陶琴薰没有出生之前和没能记事之前的事，当是以万冰如的视角补记。凡是陶琴薰、万冰如的视线所不及的内容，都没有出现在此书里。例如，陶希圣跟着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也很紧张刺激，具有戏剧性，书中没有交代。
书中的主人公有三位：陶希圣、万冰如、陶琴薰，尤以前两位形象最为突出。因为陶琴薰在书中毕竟还年轻，居于从属地位。
在书中，陶希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以时间顺序，陶希圣最早出现在书中时是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他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本科，1922年毕业。这一时间段，正值“五四”时期，他学的又是法律，对西洋法律、经济广有涉猎，不可能不接受新思想。然而，基于自幼的家庭教育，他始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举凡忠孝节义、“文死谏，武死战”、“士为知己者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等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内化在骨子里，他一生的行事原则，从未脱出这个范畴。
就拿他的婚姻来说，与他同时代的知识青年，很少有不闹婚姻革命的。印象中只有一个胡适是“从一而终”，那是因为其妻江冬秀很有手腕，胡适本人可是绯闻不断。陶希圣则不然，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婚前他从未见过万冰如，甚至婚礼上都没见着，因为当时他还在路上，没有赶到家。他与万冰如在文化水平上差距很大，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一个是没有上过学的乡下女人，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直到女儿长大后，陶希圣在家中才有倾谈的对象。万冰如相貌也很普通，大家出身，性格持重、本分，不是河东狮吼，也不会笼络人心。可是陶希圣遵父母之命娶了她，却一生忠实于她。与中国传统婚姻不同的是，他爱护妻子、尊重妻子，处处为妻子着想，从不把妻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而是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从没有耍过大男子主义的威风。他对女儿比对儿子更加疼爱，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深恶痛绝。他的长女骊珠正是死于家族对女孩的轻视冷漠中。为了让他的次女不再受封建意识残害，有好的生活，这位原本对政治没有兴趣、一心走学术道路的父亲，竟然违背初衷，投身于社会革命。当然，这也是基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不然，仅仅为了他自己的女儿过好生活，他只做教授、编辑也可以达到。
陶希圣忠于婚姻、忠于家庭，也忠于国家和人民。有人会对此说嗤之以鼻：跟着汪精卫当了“半截子汉奸”，还谈什么忠于国家和人民？
陶希圣跟随汪精卫是有原因的。1928年冬，国民党内部分裂出一个反蒋反共的政治集团“改组派”，宣称以三民主义为信条，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这一政治主张极具欺骗性，它既是汪、蒋争权夺利的产物，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反映。陶希圣当时的身份当属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孙中山影响，具有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愿跟共产党走，而误把汪精卫看作左派，信奉汪精卫的主张，幻想对国民党做一番改组事业，以恢复国民党的本来面目，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
对陶希圣这类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汪精卫本身也极具个人魅力。《唢呐烟尘》中，陶希圣就几次提到汪精卫当年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尽管汪精卫此举是一种不成熟的极端行为，也没有成功，出狱后心态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一腔热血的青年眼中，看不到这些，只视汪精卫为当世大英雄。陶希圣每吟汪精卫的狱中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都心潮澎湃、敬仰无比。
囿于“书生”“参政而不知政”的局限，陶希圣对抗战非常没有信心，他认为：“现代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科学虽然对于抗战建国有如此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的科学并不发达……自然我们就应付不了科学的战争，不能够在科学战争中取得胜利，更不能在抗战以后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片面接受的唯物史观也使他过于重视物质的力量而看不到人的主观因素。他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整师，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一年二十七亿，收入不到两亿。壮丁补充大大不足。这样一个局面下，当然应该考虑保存中华的办法。我们主张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再劝重庆政论做和议。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拥护蒋先生，不同的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求战事的结束。”同时，陶希圣对重庆政府的焦土抗战策略非常不满：“尚未开战，就先自己扒开黄河花园口，烧光长沙城，死伤多少中国老百姓。”（71）他参加“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运动”，并非像周佛海等人那样是为了个人的高官厚禄，其初衷的的确确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拯救蒙受太多苦难的中国人民。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时声明，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时称《艳电》。这一公开的卖国声明一出，全国哗然，舆论一致声讨与谴责。汪精卫集团重要成员顾孟余劝阻汪精卫无效，愤然决裂。陶希圣也滞留香港八九个月，面对汪精卫招他去上海的催促，犹豫不决。此时，忠孝节义中的“义”字占了上风。他对女儿说：“我想过，或许我也应该离他而去。可是这种时刻，汪先生特别需要有人帮助。朋友情谊为重，我不好看他孤自一人挣扎，狠心不去帮他一把。”（73）此时，他还对汪精卫心存幻想，不认为他会出卖国家；同时对与日本和谈也没有完全死心，在他看来，既然不能战，和谈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最终，陈璧君亲赴香港专程来请陶希圣，促使他做出了去上海的决定。他去上海的目的肯定与陈璧君敦请的目的相悖，他不是像周佛海、梅思平那样，“立志要送汪先生到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立志要去阻止汪先生这样做。我留在香港没有用，劝不动汪先生，一定要亲自到上海去，才可以做事。我要去告诉汪先生，划清主和与投敌的界限，把和平运动与分裂政府两件不同的事分开”（123）。他还说：“我既决定要去上海，就必须快，赶在汪先生决定到南京组织新政府之前，去阻止他。如果去晚了，汪先生已经决定去南京，公开宣布组织一个新政府，那就迟了。我们的和平运动就完了，汪先生就完了，那时我跟着汪先生，只有死。不跟着汪先生，也只有死。我今天告诉你们，我不会参加新政府，更不会跟着新政府给日本人做事。所以一旦汪先生决定要组织新政府，那就是我的性命完结的时候。”（124）
女儿想阻止他去上海，建议陶希圣只做学问，什么都不要管。他说：“中国如果灭亡了，我做不成学问，没有一寸土地可以给我做学问，也没有地方去做教授。中国书不许读了，中国字不许写了，还做什么学问？我们，你们，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女儿说中国没有地方，到美国去，英国去。他回答：“中国灭亡了，到外国去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我能想象得出，没有祖国的人，走到天涯海角，一样让人看不起。没有祖国的人，没有尊严、没有骄傲、没有力量，所以也没有幸福生活。我从年轻时就想出国，但是我不能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丢下祖国而私下跑掉。待中国富强了以后，我都会出国去。”（125）
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日后发生的“高陶事件”就是一种必然，而不是像眼下某些论者说的，因为陶希圣在汪政府没有取得实业部长的要职，遂生悔意，才叛汪投蒋。
陶希圣怀抱赴死的决心，与妻女诀别，到了上海，发现自己的“救汪”只是一厢情愿，汪精卫已经陷入卖国的泥潭中不可自拔，而他本人“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179）。他参加了多次对日谈判和会外私下商谈，日本人吞并中国的企图逐渐暴露，陶希圣与日本人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他认识到日本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无异于一个非暴力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意、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一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军事基地。”他陷入了极端痛苦的状况，写了一封信给胡适，“沉痛地诉说一念之差，想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当时七十六号已有打死我、嫁祸重庆的阴谋”。陶希圣还把“要纲”逐条向汪精卫解释，汪精卫听后落泪不止，想要脱身，但在日本人的软硬兼施之下妥协了。陶希圣不再妥协，他拒绝继续参加谈判，更不肯签署“密约”，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七十六号对他严密监视，他家里连司机与厨娘都是特务。
在妻子儿女的掩护下，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陶希圣与高宗武一道携带密约副本，逃离上海。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及附件，同时发表了陶希圣致该报和汪精卫等人的公开信，揭露了日汪谈判的全过程，把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公之于众，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使全国的抗日热情高涨。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告友邦人士书》，正告世界各国，日汪政权如果成功，将会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的地位。美、英、法等国立刻响应，宣布维护《九国公约》，不承认日汪政权，并加派军队，协助增强中国防线。美国还两度拨款四4 000万美元，援助中国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
陶希圣此举赌上了他全家的性命，若不是其妻万冰如和儿女们的机智勇敢，很难逃出日汪的魔掌。不仅如此，还陪上了陶希圣后半生的自由之身。杜月笙的救援，背后有蒋介石的指令，高宗武、陶希圣到香港后，呈上密约，蒋介石没有立刻公之于世，而是压下来等陶希圣儿女逃出虎口再发表，连陶希圣本人都难以相信，这位下令在花园口决堤，致使中国百姓死伤过百万的总裁，会把他三个儿女的生命放在眼里，而蒋介石偏偏就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做法，成为一条锁链，绑住了陶希圣。陶希圣觉得自己欠中国人民的债、欠国民政府的债、欠蒋介石对他的不杀之恩和对他的儿女的维护之恩，从此任劳任怨，给蒋介石政权做牛做马。尽管他厌恶政治，很想如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时那样潇洒风流，可是，他认命地把自己绑在政治这台战车上走过半辈子。后来，他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有人说：“该书深得蒋介石的重视。由此可见，陶希圣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和蒋介石还是比较接近的，要不然，短短两个多月就写不出如此符合蒋介石口味的这么一本书来。”对照《唢呐烟尘》，万冰如告诉女儿：“蒋委员长要自己写一本书，可是写不出来，要你爸爸替他写，他讲意思，你爸爸写出来，署蒋委员长的名，算他的书”，“这本书是替蒋委员长写，每天要去见他，只怕一句话讲错，丢了全家人性命，伴君如伴虎”，“你爸爸每天晋见蒋委员长，听他讲一段意思，回上清寺，绞尽脑汁，按蒋委员长的意思，写成文字，又要照应前后文章，连贯一气，不出矛盾。所以常写了一段，免不掉又重写前边的文字。”（725—726）陶希圣也说：“好坏不是我写的，蒋委员长亲笔一个字一个字改过，是他写的。这样改改抄抄七八次，不，我想有十几次，反复修订增删。”（728）由此可见，这本书的政治思想不能说是陶希圣的。以《唢呐烟尘》妻女的视角可见，他的写作过程极为痛苦与不安。
综上所述，《唢呐烟尘》中的陶希圣，是一个尊崇儒家信条，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书生”形象。书生往往把思想囿于自己的知识局限里，过于相信书本知识的作用，忽略了人的因素，经常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书生性格上的弱点是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这些特点陶希圣都有。然而，尽管他“以书生论政，论政仍是书生”、“参政而不知政”，但为人的底线是明确的，错了也勇于承认和改正，在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反戈一击，立下大功。
《唢呐烟尘》中，外婆万冰如的形象也非常生动。这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乡下女人，表面上很木讷、冷淡，却正直、善良、重情、吃苦耐劳，更兼深明大义。初嫁时，丈夫在外求学，她倍受婆家欺侮，都默默忍受，不发一言、任劳任怨，也任打任骂，从不给丈夫增加精神负担。丈夫贫穷时，她精打细算，一分钱掰两个花，苦苦撑起一个家，支持丈夫在外打拼；丈夫闻达时，她仍然保持朴素、低调的姿态，以至于外人都以为她是陶家的佣人。但是，每到生死关头，她都是全家的精神支柱，沉着、冷静、机智，指挥若定，而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当她听说丈夫在上海，受到七十六号的严密控制，陷入几欲寻死的困境，立即带着五个儿女赶赴上海，造成全家团聚的假象，骗得日汪的信任，放陶希圣回家居住，使得日本特务机构对陶希圣监视有所放松，从而为他的逃脱创造了便利条件。
在日汪密约签字之前与之后，夫妻俩各有段对话，鲜明地展现了两人的思想和性格。第一段是签字前陶希圣回到家中：
外婆说：“你准备签字吗？”
外公说：“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已经计划好，杀了我，再开追悼会。”
外婆说：“签了字比死好吗？”
外公喃喃道：“我原以为前途尚有一丝曙光，断不致竟落于奸人之手，所以心存生机，只要良心自问可以无愧，不必强求旁人谅解，终必为人所谅解，一天阴云或可由此而散开。”
外婆站起身凛然说：“我把我的性命来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家都死在这里，那字万万签不得。”
……
外婆走进来，端了一杯茶，冒着热气，放到床头小柜上，说：“唉声叹气，有么用，要想办法离开上海。明天开始，不去愚园路了，留在家里。”
外公说：“怎么可以，人家会来问。”
“生病，问么什。”外婆声音非常坚决而又镇静，“所有出门的事，都由我去做。办法总能想出来，我们从日本人手里逃脱过一次，这次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等死。”（235—237）
第二段在陶希圣称病没有出席签字仪式，并与高宗武商量决定要把密约公之于天下之后，心中忐忑：“我晓得，重庆政府不会饶我，中国人民也不会饶我。我只有到海外去，吃学问饭，再不论政，希望他们不派人追到海外去杀我。只怕重庆、上海两方都要杀我。”（239）他想以公布密约来“将一点微功，抵我们的死罪”（239）。
外公说：“中国还有些人对日本人有幻想，像我过去一样，国际上也有人以为日本人没有灭亡中国的意图。我们把这些日汪密约一公布，天下人便都明白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中国人抗战意志会更坚强，国际上也会更加支持中国反对日本。那么我们算是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只不知这样是不是能够抵我们脱离重庆的罪过。”
外婆接着说：“现在这种情况，不管哪种办法，不管灵不灵，都只有试一试。不试，是个死。试了，顶多不成功，还是个死罢了。”
外公说：“这样一来，就把汪先生得罪到底了，这是我心里非常难过的。我参与了这次谈判，就有义务保守秘密。”
外婆问：“一是汪精卫，一是中国，你怎样选择？”
外公说：“这个我自然明白，所以我死也不会在那密约上签字。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企图，汪先生也不可私为秘密，以求自己一时成功。如果他们成功了，就是中国的失败。我既已了解日本野心，就必须警示国人。为了中华民族和子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和生存，我对汪先生的道义责任当然不复存在。不过我私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汪先生，他对我一直很敬重。”（239—240）
在全书中，外婆万冰如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恐怕数这里说的话最多，却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正是她的深明大义，促使陶希圣下了最后的决心。陶希圣逃脱后，万冰如又深入虎穴，只身面见汪精卫、陈璧君，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由，要求带孩子去香港，当陈璧君提出要她把三个大孩子留在上海读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她毅然点头答应，打消了汪精卫夫妇的疑心和猜忌。这是何等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密约公布于众，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陶希圣的女儿陶琴薰在书中的形象也很鲜明。我们看到的这个女孩美丽、聪慧、坚强，而又心性纯良，惹人爱怜。她自幼的成长过程经历过苦难与贫穷，也因为自己这一总是处在“刀口上”的家庭，经历过多次出生入死的磨难。在“高陶事件”发生前后，她的性格也得到了最充分地展示。她敬爱父亲，却不盲从，曾经企图阻止父亲听从汪精卫所召去上海，也与母亲一样反对父亲在日汪密约上签名。她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父亲登船逃走，又临危不惧，在杜月笙、万墨林的精心安排下，带着两个弟弟，机警地摆脱了日汪特务的严密监视，秘密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人说她深得其母的真传，的确是的。后来，因为政治原因，她与父母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也因为政治原因，她半生不得志，因病早亡，让人无比痛惜。不过，笔者还是羡慕她的，有父母的疼爱，有兄弟的亲情，有读书的权利，有婚姻的自由，有才貌相当、心心相印的丈夫，有出色的儿女，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得到的。生于乱世的她，能有这样的一生，应该是幸福和幸运的。
总之，《唢呐烟尘》这本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甚至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陶希圣和陶氏家族。通过这一人物和这一家族的故事，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现了民国50年的铁幕风云。通过个人的、家族的真实经历，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注解【Notes】
[1]何华东：《半截子汉奸——陶希圣》，载《人物春秋》2006年第1期，第23页。
[2]陶希圣：《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1938年5月15日），载《政论》旬刊第1卷第11期。
[3]沈宁：《唢呐烟尘》，新星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72页，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一一作注，只标注页码。
[4]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71—172页。
[5]范泓：《书生论政是书生》，载《书屋》2005年第8期。
[6]何华东：《半截子汉奸——陶希圣》，载《人物春秋》2006年第1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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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林，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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