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琳

　　评说哈金

　　陈瑞琳

　　人们大多认定他是华裔的英语作家，在笔者看来，却觉得他依然是海外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人所经历的故事，他显然在努力从自己的中国经验升华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中国的文学中缺少的正是“伟大小说”的概念，哈金的文学贡献，除了他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所挖掘的“道德难题”，笔者以为哈金的特别了不起是他写出了这一代“离散者”在追求“自由生活”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悲剧意识 “道德难题” “伟大小说” “自由生活” 艺术语言

　　书架的最上面是哈金不久前寄来的《南京安魂曲》，看了第一页，从此灵魂不得安宁。

　　喜欢看见哈金，是喜欢看见他那朴素的衣装和朴素的表情。他的说话也是极朴素的，朴素得都有些羞怯。文字就更是朴素，朴素到无法加减。但“朴素”到了极致就是一种强悍，一种内心的“疯狂”。他的写作，似乎与快乐无关，犹如僧侣般的苦旅。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哈金一路跋涉的力量，是来自沉重的“伟大的作品”。哈金很少评论，开口却一语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挑战的精神！”

一、“悲剧”是生命的基调

这三十年，赴美国的留学人多半看重物质的梦想，但哈金绝对是例外，他真正想要的是内心深处精神自由的图腾。这个“图腾”也决定了他不容易露出那种幸福满足的表情，更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心灵之苦。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美国谋生并不难，但是如何让生命活得有价值就很难了。”记得那年哈金来休士顿演讲，他特别说到：“‘悲剧意识’其实就是生命的基调，我的老师曾经问大家有没有生命中快乐的记忆，很多人回答没有，老师说那是因为你是人。”他接着还说：“海明威认为‘生命就是一个悲剧’。所以我从来不鼓励自己的学生做职业作家，因为太苦。我的写作其实是我人生的失败，我干不了别的，退回到纸上消耗我的生命。”他的“朴素”到底的“个性”真是走到了极致。

　　哈金的悲剧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苏俄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特别感动于苏俄作品中的生命悲剧感以及悲悯和同情。受其影响，哈金的作品也多描述人的困境和悲剧，尤其是对小人物命运的观照。所以，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堆砌的辞藻，他是以人物的性格命运来震撼人心。美国笔会评审团这样评论他：“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所谓悲剧意识，并不是颓唐，而是一种力量。为此，哈金有这样的诗：

　　你必须去那里，

　　悄悄的出发。

　　把你仍然珍惜的东西留在身后。

　　以笔者的理解，他要去的“那里”就是他的作品；“悄悄的”正是他低调匍匐前行的姿态。他需要“留在身后”的那些“珍惜的东西”实在太多，其中有故土、有亲人，有他成长的情感，还有一样，我想就是他“仍然珍惜”的汉字。后来在很多场合，哈金都说过，自己不能用母语写作，无论如何都是他个人的悲剧。

　　很多人问哈金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作，哈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直没有这种机会，用英文写作，我才能生存。”很少有人会想到，用英文写作的人其实比用中文写作的人更加孤独，因为“汉字”还有一种“回家”般的熟悉，一种来自母体的温暖，但是“英文”则完全没有。但是哈金说：“孤独是人应当的存在方式。”他庆幸自己有两个家，“第一个是太太和孩子，第二个是在纸上”。他说：“我尽量生活在这两个家中。在纸上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声音。”

二、难以定位的作家

关于哈金，因为他一直用英语写作，所以人们大多认定他是华裔英语作家。在笔者看来，却觉得他依然是海外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人所经历的故事，多离不开他自己成长的背景。所以哈金也称自己为新移民作家，或者说是主动选择了“离散”意义的新移民作家。哈金的新书《在他乡写作》中有这样的话：“由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无法回家，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伊萨卡，并设法找到通往那里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无论我们向何处行进，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我们的过去。”

　　除了对哈金创作身份的难以确定，最具争议的还是评论界对哈金作品的评价，正可谓是毁誉参半。有学者认为哈金是贩卖中国的元素取悦西方文坛，另外一些学者则称他是中国的纳博科夫或者康拉德。其实，前者是一叶障目，后者则是激情过誉。哈金的作品绝非完美，但他的文学意义却是历史性地实现了中西方的跨界融合，他的创作态度由于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知识分子有关生命哲学的基本立场，所以才具有某种精神裂变的突破性意义。

　　哈金的确很“神”，他的故事颇有些传奇色彩。本名“金雪飞”的他，1956年出生在辽宁，父亲是军人，哈金在14岁时参军入伍，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5年于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次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据说因为美国人很难发出“雪飞”这个音节，又因为他喜欢哈尔滨，于是取笔名“哈金”。但很少有人知道，哈金在考上大学前，竟然只读过四年的小学。这位在35岁以后才靠英语写作来安身立命的中国人，在美国文坛上竟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说到哈金的获奖，他是目前唯一一个两次获得“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的华人，也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华裔获奖者。他2004年出版的《战争垃圾》(War Trash)不仅是畅销书，还入围了“普利策文学奖”的决赛名单。这些年，哈金几乎是拿遍了美国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被媒体誉为“美国历史上公认最杰出的华裔作家”。1996年，他获得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奖；1997年，获海明威基金会笔会奖；1999年，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1999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获笔会福克纳奖；2000—2002年，获亚洲研究基金；2002年，获汤森德小说奖（Townsend Prize for Fiction）；2005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奖；2006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会员”称号。此外，《等待》和《战争垃圾》分别入围2000年和2005年普利策奖小说类决赛名单，并入选《纽约时报》十大好书。但令人遗憾的是，哈金的中文翻译作品目前多是在台湾地区出版，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却只有《等待》、《南京安魂曲》和最新的《落地》。也许，哈金还要等待，读者也要再等待。不过，哈金在接受采访时却意味深长地说：“你期待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从不期待什么。”

三、哈金作品的“道德难题”

都说哈金是个“疯狂之人”，他在美国博士毕业后，竟然想要靠英文写作求得生存，可谓“疯狂之举”。因为“英语”绝非“移民”之所长，当年在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数为了找到好工作都改行学了其他专业，但是哈金则是选择了波士顿大学的写作班。写作班没毕业，哈金就被爱莫里大学聘用教诗歌，校方将根据发表的东西来决定是否继续雇佣。在聘用的前三年，哈金竟然没有一本书出来，且遭频频退稿。直到1996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词海》终得出版，第二年，哈金就获得了美国笔会的海明威奖，1999年再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由此，哈金完成了从一个中国学生到享誉英语世界著名作家的华丽转身。回望哈金的创作，如果简单对比一下莫言，他真是不算多产。仅有的三部诗集分别是《沉默的间歇》（Between Silences）、《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残骸》(Wreckage)。短篇小说集则有《词海》（Ocean of Words）、《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台湾繁体译本为《光天化日》）、《新郎》（The Bridegroom）、《落地》（A Good Fall)这四部，写得多少有些慢。哈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池塘里》（In the Pond），发表于1998年，写的是一个业余画家和书法家精神无奈的艰难生活。第二部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1999年出版，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军医近二十年“两地分居”的感情故事。2002年出版《疯狂》（The Crazed），写一位教授面对历史大事件的迷惑与伤感记忆。2004年，他推出巨作《战争垃圾》（台湾繁体汉字译本《战废品》），企图用回忆录的形式描述鲜为人知的赴朝志愿军战俘的悲惨命运。2007年他出版《自由生活》（A Free Life），呈现的是新移民在海外所经历的失去与得到。2011年出版的《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展现人性的“大恶”与“大善”，被誉为“以文学之质、小说之文、安魂之意，诉诸正道人心”。由此可见，哈金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其主题都严峻且厚重，他想要说什么，却又无法言说，他关心的是人类的各种生存难题，是生命的各种矛盾形态，是人性的复杂表象，他显然在努力从自己的中国经验升华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关于哈金作品的评价，美国华裔老作家谭恩美说得很到位：“我为哈金的作品著述，他总是呈现出历史环境中的道德难题，呈现出人性的磨损边缘，呈现出不屈不挠，也呈现出不抱希望的生存方式。他是我们最有天份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真正意义的文学，就是表达“人”的难题，如果把生活说成很清楚的文字，离文学就远了。如同李安的电影，每次看完屏幕，电影的内涵才真正开始，而且总有一些他不肯说出来的东西在诱惑我们的心。哈金的作品也有着同样的效果！

四、关于“伟大的作品”

也许有人会说哈金的时代比张爱玲幸运，其实不然，犹如爬山，哈金总是让自己选择高峰和险峰。那年纽约评选“五大道”文学奖，请哈金做评委，他在颁奖仪式上讲话，讲话的重点就是美国小说为什么繁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小说”的概念。听众反响热烈，叫他把这个观点写出来，哈金回去就写了，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在哈金看来，目前中国的文学中缺少的正是“伟大小说”的概念，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这个定义显然是受了“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响，早在1868年，J.W.Deforest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这个定义当然只是一种任何作家都只能努力接近而无法达到的理想，却深深地影响并引导了哈金的创作。在哈金写作的桌子上，常常竖立着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的书，他坦言自己每天仰望着这些大师进行写作。西方文学界至今仍以旧俄文学为学院派的典范，哈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对小人物的关怀、丰富的生命感以及人性的神圣”。由此，看见了哈金创作的起点，这也决定了他的作品必然无法平庸。

　　此外，与一般的写作者不同，哈金在创作时常常想的是：“所谓读者，不仅仅包括现在的人，也包括过去和将来的人。”他还说：“文学创作，很多人名满天下，却没有‘不朽’，眼下的名声往往是不堪一击的，作家的生命只能靠作品来维持。”他甚至笑谈：“我相信灵魂，相信将来会遇到一些已经去世的作家，所以我不喜欢鲁迅，觉得跟他来往会不自在，而契诃夫和沈从文则是我喜欢打交道的人。”

　　在我看来，哈金的一部部“笨重小说”，没有汪洋恣肆，也没有轻松娱乐，但却不会过时，相信在很多年后，人们还想要读。

五、关于“自由”的代价

哈金的文学贡献，除了他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所挖掘的“道德难题”，作为一个杰出的“新移民作家”，笔者以为哈金的特别了不起是他写出了我们这一代“离散者”在追求“自由生活”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自由的生活》是哈金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英文版达600多页，他把自己的视线由中国转到了美国，他要写的是美国新移民的生活境况，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当然，他是借了别人的经历，来完成自己的精神自传。在这部移民小说中，哈金以他特有的客观和冷静，将“自由生活”背后的痛苦代价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为此，哈金说过一句特别深刻的话：“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代价的。在追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哈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哈金自己也说：“我认为这是我的代表作。”

　　《自由生活》中的武男和萍萍来到美国，先是做着回国教书的精神准备，后来一家团聚，开始了“美国梦”的追寻。书生气的武男一心想要成为诗人，但美国改变了他，他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书呆子，也不再羞于为金钱而苦干，他在学了些手艺之后，顶下了乔治亚州的一家中餐馆，开始落地生根，一步一步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为什么留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想去美国？武男和朋友雅芳有过这样一场对话——

　　武男：“我觉得人们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想到美国来。”

　　雅芳：“他们怎么不明白，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啊！”

　　武男：“可是这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容易。”

　　雅芳：“可是，这里有自由。”

　　武男：“要是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被压迫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难的。我们习惯了被遁词和虚无所限定的现实存在。我们个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谨慎和恐惧束缚了。简而言之，我们纯真的内在自我已经失掉了。”

　　在这里，哈金借着小说中的人物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渴望摒弃那种把国家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的生活，换句话说，他想要的是个人的、有意义的自由生活。但这种“自由生活”的代价首先是一无所有从零开始，并且因自由而忍受孤寂。

　　近年来，哈金说他一直都想写有关移民生活的小说。他有句名言：“移居是人类现在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人多少都是移居者，我不过是移得稍远一些。”

　　2005年2月，哈金去纽约法拉盛参加一个会议。他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大量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都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二十次。”于是有了后来的《落地》这部纽约新中国城的故事。

　　《落地》在2012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因为这些华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或是他们父辈和祖辈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无数孤独坚忍、寻找家园之人的故事。评论界认为：“小说中所呈现的海外华人的生活充满了艰难与辛酸，真实可感又具戏剧性，写出了新移民对新世界的探索与追寻，对故乡无奈的眷恋与牵挂，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迷茫与确认。”

　　最难忘的是在小说《自由生活》中，哈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做一个自由人，他就得走自己的路，就得忍受孤单和寂寞，就得丢掉成功的幻想，以便适应他作为一个新移民，作为另一种语言的初学者而被贬低的境地。除此之外，他还愿意冒着消耗生命而什么也没得到的风险，冒着成为别人眼中笑料的风险。最后，他还得有足够的勇气，专心致力于写诗而不是挣钱，而且甘愿面对失败。”这与其说是小说主人公武男在漫长移民旅途中的精神觉悟，不如说就是哈金想要表达的“新移民”的内心独白。

六、“局外人”的艺术语言

哈金的小说语言非常奇特，很阳刚、很顿挫，充满了一种“局外人”冷眼旁观的力量，有人形容为“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

　　在当代作家的语言风格中，有的是充满意象如莫言，有的是充满古意如贾平凹，有的是充满紧张如严歌苓，有的是充满柔韧如张翎，但是哈金的语言很是独异，大冷里有大热、大俗里有大雅。比如他的短篇《皇帝》，所有的小孩都是用绰号：皇帝﹑光屁股﹑孙子﹑镰刀柄﹑大虾﹑斜眼﹑白猫﹑大帽等。他叙述故事的语调，是那种男性的沉着、镇静、简洁、清晰，穿透力强，有股金属般平稳的硬度。那年他来休士顿演讲，干脆就直言：喜欢《水浒传》而不喜欢《红楼梦》。

　　在哈金的小说里，笔者尤其喜欢他的那些如匕首般锋利简洁的短篇，如《光天化日》和《落地》，虽说写的都是他早年生活的“中国经验”，但却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文字气场。哈金在接受译者明迪访问时曾说：“艺术家不管在哪里都是局外人，我害怕成为局内人。”这一点，正造就了他不动声色的语言魅力。也因为此，哈金的短篇小说每年都有一些被收入美国课本或选集，不少青年作家在读它，学习着怎样写短篇。

　　说到自己文学信仰的改变，哈金坦陈有一部书深深影响了他，这就是奈波尔的《大河弯》，写一队前行的蚂蚁不会因为有些蚂蚁掉队或迷失了而停下来等待，依然继续前进。奈波尔的蚂蚁譬喻确切地捕捉到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这一代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已经被灌输这信念，即在你和国家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合约”。对哈金来说，这个合约到美国便失效了。无论掉队或迷失，哈金意识到，作家就是作家，他必须学会独立，用作品回答一切。一个好的作家能够尽力所做的一切，就是发出个人的声音——这成了他今天的文学信仰。

　　很多人在期待哈金小说的中译本，哈金说：“我能做的就是努力给作品一颗强大的心。”

　　注解【Notes】

　　[1][2][3][美]哈金，明迪：《哈金：我不过是移得稍远一些》(访谈录)，载《上海一周》特刊2012年8月13日。

　　[4]哈金：《在他乡写作》，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10期总第359期。

　　陈瑞琳，女，旅美作家、文学评论家，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会长，休斯顿《新华人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