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为例
刘卫平 王维倩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在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中均投入了大量的笔墨叙写女性的身体。论文试图拓展分析两部文本中女性身体的维度，从福柯权力和身体关系的论述以及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概念出发，对两部小说中女性身体和权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比较，探究两部作品中女性身体叙写的双重隐喻，解读莫言和耶利内克赋予女性身体叙写的升华意义。
女性身体叙写 女性身体和权力 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 女性身体叙写的升华意义
Women body description women body and power personal narration and great narration deeper meaning of women body description
Authors: Liu Weiping,lecture for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su, her research area is Germen Literature. Wang Weiqian,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su, her research area is American Female Literature.
一、引 言
文学（以及文化）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通过不同的方式）的文学（以及文化），也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的写作。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身体叙写”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名词。身体叙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创作的一股新潮流，从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创作风格中可以略见一斑，其中以中国作家莫言和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最为典型。对比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和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长篇小说《钢琴教师》中的女性身体叙写，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在女性身体叙写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明显不同的叙写视角和叙写寓意。通过研究两部作品在女性身体叙写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正确理解当今世界文学“身体叙写”的潮流，避免对“身体叙写”进行肤浅的色情式解读具有重要意义。以下，笔者将以《红高粱家族》中的女性“我奶奶”和《钢琴教师》中的女性埃里卡·科胡特为中心，从福柯的权力和两性关系的论述以及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概念出发，分析两部作品中女性身体和权力的斗争以及女性身体叙写的深层次隐喻，比较《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中女性身体叙写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探究两部作品中女性身体叙写的升华意义。
二、女性身体和权力
法国学者福柯认为，权力是一张大网，无处不在，肉体和权力有直接的关系，肉体成为可以被权力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的对象。《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中，女性的身体一直处于各种权力控制之下，女性身体也在和各种权力进行抗争。在《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不甘于身体被男权规训、被外族强权强暴的劣势地位而奋起抗争；“二奶奶”的身体首先被本族男性玩弄，继而被外族强暴，最后疯癫而死。《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和“二奶奶”，代表了中国女性身体若不抗争必然消亡的命运。在《钢琴教师》中，女性身体一直在和母权、工具理性强权及男权进行抗争，这种抗争终究因为局限于内囿而流于失败。（一） 莫言：女性身体和父权以及他族强权的关系
《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女性。在中国，女性身体长久以来是男权社会的“他者”， 处于被束缚、被玩弄、被奴役的地位。旧时代“三从四德”的伦理思想，犹如精神病医院给病人准备的束缚衣，严格束缚着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旧时代女性缠足、束胸、为守寡女性立贞节牌坊，则是直接意义上的女性身体规训。《红高粱家族》中的人名，就有十足的旧时代气息。
小说中突出叙述了奶奶缠足的痛苦经历：
“曾外祖母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
奶奶是家里的第九个孩子，又是一个赔钱货女孩子，奶奶作为一个人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她的身体却可以给父母换来用作生产工具的骡子。于是，奶奶便被毫不留情地交换给了单家有麻风病的儿子做媳妇。奶奶拿着一把剪刀，让单家父子不能近身。到了第三天回门的时候，奶奶听由劫匪的摆布，在高粱地与其野合。而得知劫匪就是结婚那天的轿夫的时候，奶奶欣喜若狂，因为她可以把自己身体的第一次交给心仪的男人。由此，奶奶的身体完成了对父权的抗争。这次抗争，以单家父子被余占鳌除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第一回合的抗争之后，读者可以看到两种父亲权威的交迭过程。前一种父亲权威是以“我”的外曾祖父以及单家父子为代表的，后一种崛起的父权体系则是以“我爷爷”余占鳌和“我父亲”为中心代表的一群高密东北乡的英雄汉子。
虽然“我奶奶”在和父权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是在和“我爷爷”余占鳌的生活中，“我奶奶”却不得不又开始了一场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斗争。奶奶回娘家处理曾外祖父后事的几天，爷爷又爱上了丫鬟“恋儿”。爷爷被“我奶奶”甩了几耳光，一气之下与恋儿搬到咸水口子村居住，这就是二奶奶，并生了小姑姑。“我奶奶”对于爷爷的报复，则是公开和土匪“黑眼”同居。奶奶和父权的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她只能用部分的妥协来换取苟且的生活。爷爷与“我奶奶”讲和，在每边各住10天。日本人入侵后，“我爷爷”、“我奶奶”、我二奶奶之间的“小”的“内部”矛盾被民族矛盾所替代。我二奶奶被日本人轮奸致死，“我奶奶”和“我爷爷”组成了同盟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奶奶最终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被日本人枪击牺牲。
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身体是被束缚、被玩弄的对象，在战争年代，女性身体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入侵者对战败的民族往往会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强暴他族女性身体，似乎成了战争胜利者值得炫耀和庆祝的战绩。“占领土地和‘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就曾经面临着几乎被日本鬼子强暴的境地，“我奶奶”被逼“疯”了，她把罗汉大叔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披头散发对着鬼子笑，日本鬼子被她吓跑了。在这个场景中，“我奶奶”的身体代表处于弱势的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被逼“疯”了，最终用鲜血击退了外族的侵略。此外，莫言还在《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的《狗道》中着重叙写了“我”的“二奶奶”恋儿被日本鬼子轮奸后疯癫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奶奶”和“我的二奶奶”是莫言试图塑造的一个中国女性的两个侧面。“我奶奶”代表了“雄性化”的、为了自我解放和男性并肩作战的中国女性，“我的二奶奶”则代表了作为中国女性屈尊于男权社会和外族强权、忍气吞声、遭受奇耻大辱而消亡的身体。
(二)耶利内克：女性身体和母权、工具理性强权以及男权的关系
《钢琴教师》的女主人公埃里卡生活在一个男性缺失的家庭，母亲拿起了父权的武器变成了压迫女性的专制统治者。母亲仿佛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审判晚归的女儿；埃里卡是琥珀中的一只小昆虫，不能动弹，是烤箱中的食物被烘。“母亲反对埃里卡以后结婚，因为我的女儿绝不会再隶属于什么人。”
母亲对埃里卡的控制，象征着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强权对女性的控制。埃里卡所生活的西方20世纪70年代，正是自然情感被摈弃、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身体价值在现代生活的唯利益论、唯目的论思想主宰下被贬低和淹没。母亲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只有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埃里卡是母亲经济上的支柱、社会生活中的骄傲。小说原文中多次出现“Leistung”一词，意为“成就”、“效能”、“获得”等，母亲就是用这种社会价值计算着对女儿的投资和将来的收益。母亲把一生没有实现的野心全部寄托在女儿身上，埃里卡的身体被母亲视作创造音乐成就的载体，而忽视其身体的天然的快乐和美丽。
埃里卡高尚的社会地位和她守旧、自闭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一道奇特风景。17岁的学生克雷默尔被其吸引，他想通过征服这个上了年纪的、身材有点变形的知性女性来获得一次特别的人生经历。年近四十的埃里卡，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让自己享受一次自己的青春。但是，这个充满奴性的女性身体已经不会正常享受性爱了。她希望自己的身体被男人虐待，“她招惹克雷默尔惩罚自己……用她收集来的绳子，用皮带，甚至用链子结结实实、完全、彻底、熟练、残酷、极其痛苦地把她捆住，扎紧，扣在一起……”（199—200）
另一方面，克雷默尔对埃里卡的规训，必须以克雷默尔遵从她的做爱细则为前提。她一方面不断地刺激克雷默尔的性欲望，一方面等他饥渴了却又迟迟地不满足他。她禁止克雷默尔出声，不论是由于快乐还是痛苦。在厕所里，她用口交撩拨起他的性欲，在他将欲达到高潮时却停止了动作，即使克雷默尔求她也无动于衷。克雷默尔无奈自己手淫，但埃里卡却禁止他这样做，这对克雷默尔无疑是一场心理强奸。克雷默尔被埃里卡的行为激怒了，他想惩罚她。一天深夜，克雷默尔把埃里卡的母亲锁在房间里，克雷默尔在埃里卡家里殴打她、强暴了她。埃里卡和男人之间的一场征服和反征服的斗争，以埃里卡的惨败、男人的退场而告终。
伴随着埃里卡和克雷默尔交往过程的，还有埃里卡和母亲之间的抗争。每当克雷默尔拜访埃里卡的时候，埃里卡总是不得不在门后顶上柜子以防止母亲擅自闯入，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想尽办法偷听和干扰他们。一天晚上，埃里卡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她爬到母亲身上，亲吻全身”（216），“埃里卡用牙齿咬母亲的肉。她亲吻，亲吻，疯狂地吻着母亲……埃里卡比她衰老的母亲强”（217—218）。由此可见，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由于母亲过度的控制欲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异。
埃里卡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钢琴女教授，实则身体里充满了被虐和施虐的变态欲望。耶利内克呈现给读者的，是女性身体和权力所进行的看似可笑实则悲壮的斗争。女性的抗争与毁灭，说明了女性解放的艰难，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显示了作家对女性出路的绝望。
三、女性身体叙写中的宏大叙事
艺术创作中的小叙事或者个人叙事，立足于个体经验，在日常化环境中讲述小人物的小故事，塑造个人化的人物性格，其人物的命运充满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性，而不具有统一的社会历史成因。而宏大叙事，则是指社会全景式的再现，叙述者常带有史家的眼光，一种历史的观念，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宏大的社会题材，对社会、对历史试图提供一种全知的权威的解释。在《红高粱家族》和《钢琴教师》中，莫言和耶利内克对女性身体的叙写不仅仅停留在对女性肉体的描写上，两位作家对女性身体赋予了深刻的寓意。莫言把“我奶奶”的身体解放放在抗日战争这样的大背景下，而“我奶奶”也是在拦截日本汽车的游击战中为国捐躯的。“我奶奶”的肉体死了，但是奶奶的精神荡气回肠，“我奶奶”的自我解放历程也象征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过程。而耶利内克笔下的埃里卡，则过于重视艺术而忽视了自己的身体，过于重视享受艺术给自己带来的权势而忘记了人性美，埃里卡所进行的抗争是局限于内囿的一种斗争，她所进行的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
(一) 莫言：女性身体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关系
中国人近代以来“东亚病夫”的形象，使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女性身体解放之于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维新革命中，就有文人大声疾呼：“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恰似一个“女性化”的孱弱的民族形象，而外族的侵略正是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之于性别主义的表现形式。所以，读者就不难理解《红高粱家族》中为什么花大量的笔墨描述“我奶奶”对玲儿姑娘被余占鳌的叔叔余大牙强暴这件事情毫不让步的态度。“我奶奶”不容忍一个女性被强暴，和不屈从外族侵略之间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正如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权运动是由一场政治运动引起的，中国妇女通过和男性并肩作战、在推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取得了自身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解放。而女性的解放，反过来又对民族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红高粱家族》以男女爱恨情仇的“小”叙事开始，随着故事发展，家史与国史逐渐合而为一，是一部以抗战时期“我爷爷”、“我奶奶”游击歼敌为高潮的隐含着宏大叙事主题的作品。
(二) 耶利内克：女性身体抗争——灵与肉的挣扎
《钢琴教师》看似是一部充满着变态性描写的淫荡小说，实则是一本关于灵与肉的关系的哲理小说。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一直都认为人是由身体与灵魂构成的，身体总是遭到贬抑的一方。《钢琴教师》却向读者展现了片面追求形而上的艺术成就（即灵魂的化身）、忽视身体所导致的女性悲剧。
埃里卡的母亲觉得自己生了一个音乐天才，“与此相反，耶稣出生时只是一团污物”（23）。为了保持天才的高贵性，母亲禁止埃里卡和他人交往。埃里卡认为，“她的身体是一只唯一供艺术保鲜的大冰箱”（19），其他人的身体都散发着糟糕气味，这些糟糕气味挤占了她内心深处的注意力。而埃里卡她所期望的身体满足，也是在幽雅温馨的音乐声中，男方虐待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接受虐待。古往今来，人们对“艺术”、“音乐”等字样赋予了崇高的精神寄托。然而，在《钢琴教师》中，艺术和身体被割裂，艺术是生存竞争的一件工具，是人生斗争的一件武器。克雷默尔认为，埃里卡轻视她的身体，而只承认艺术，小说标题“Klavierspielerin”也暗示着埃里卡已经不是一个女人，她只是艺术的奴仆，是一个身体麻木、灵魂空虚的“钢琴弹奏者”。在女主人公的个人小故事中，耶利内克寄托了关于灵与肉的关系以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等深远的宏大思索。
四、结束语
莫言和耶利内克叙写了女性身体和各种专制权力的抗争，赋予女性身体叙写以深层次的含义，把女性身体叙写这一叙事方法升华到了有关民族解放和灵与肉思辨的宏观叙事高度。莫言为《红高粱家族》设计了一个悲壮却又光明的结局，让读者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出路。《钢琴教师》的结局却忽明忽暗，让读者找不到方向。但是，刺在了肩上的利刃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意义，耶利内克借由这个动作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女性自己，象征着女性自我反省的开始。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虽然对“我奶奶”的身体和精神给予浓墨重彩的叙写，但是“我奶奶”的结局却是在得到自身解放的同时牺牲了。《钢琴教师》中的埃里卡，最终也将利刃对准了自己。女性悲剧结局，正说明了莫言和耶利内克的真正用意并不限于女性个人命运的叙写，而是体现了作者寄予女性个人故事的宏大美感。因为，宏大叙事具有沉重的历史感与悲情感，美好事物和人的毁灭引起人们的悲悯与恐惧，使人们心灵得到净化。性别压迫是所有不平等和压迫的一个分支，而这种不平等和压迫实际上是加诸人类社会中所有弱势成员的。莫言和耶利内克不约而同地对女性身体叙写寄予高度的重视，赋予女性身体叙写以升华的意义，这绝不是偶合。作为具有深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莫言和耶利内克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叙写，超越了各自的性别立场，在更广大范围关心女性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宏大命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重新阐释性别概念的历史意义和当下意义。
注解【Notes】
[1]陶东风：《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载《求是月刋》2004年第6期。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4页。
[3]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4]王桂青：《书写在“女性身体”上的民族主义——论<生死场>兼与刘禾、摩罗商榷》，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24期。
[5][奥]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宁瑛、郑华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以下只在括号内标出页码。
[6]王颖：《宏大叙事之梦——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看小叙事电影对宏大性的追求》，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第4期。
[7]王琳：《宏大叙事与女性角色》，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8]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转引自杨剑利《近代中国社会的放足运动》，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Both Mo Yan and Elfriede Jelinek invested much into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 body. The present article attempted to analyze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 body in the Mo Yan's novelRed Sorghumand Elfriede Jelinek's novelThe Pianist.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chel Foucault about the body and the power and the issus about the personal narration and the great nar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 body was presented in details. In addition, the question why the two authors who won the noble prize invested so much in the women body description was answered.刘卫平，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王维倩，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女性文学。
Titl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 Body by Mo Yan and Jelinek—On the Example ofRed Sorghum and The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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