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源

　　“讲故事的人”：莫言与本雅明的巧合

　　袁 源

　　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与德国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论艺术现代性的名作《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感》不仅题目相同，且所述文学理念也颇为相似。通过细读两个文本，并对照二者的创作实践，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论述“讲故事的人”这一话题时，莫言深受本雅明相关理论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借鉴。据此，我们得以用一种跨文化、跨时空的眼光来审视小说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并借以总结中西文学叙事中的共通规律。

　　莫言 本雅明 讲故事的人

　　Author: Yuan Yuanis Lecturer and is pursuing her Ph.D. in Graduate School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nclude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题目为“讲故事的人”，讲述了他从高密东北乡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小说家的历史。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正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亦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洋溢着人性的温暖。莫言在故乡这个文学富矿中，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不仅在小说里讲故事，在这篇演讲里也讲了关于母亲、关于自己、关于乡亲的诸多故事。他在故事中糅合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坚信“正义和真理是存在的”。事实上，在1936年10月，德国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即在《东方与西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感”的文章。在该文中，本雅明指出“讲故事的人会在故事中打上自己的印记，正如陶工的手纹会留在陶器上一样”；他也提到“在讲故事的人身上，正义之人与自己邂逅”（本雅明 2009：104）。本雅明依托对俄国作家列斯科夫作品的评论，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这篇文章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论文构成他对艺术现代性的思考。（刘象愚 3）如果说题目的一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那么所阐述的文学理念的类似则似乎暗示了莫言对本雅明创造性的借鉴，或者说是借题发挥。细读莫言的演讲稿和本雅明的同名随感，笔者还发现了诸多相似之处。对这两个文本进行对照阅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讲故事”以及“讲故事的人”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也可以发现世界文学叙事在这一方面的共通规律。

巧合之一：对母亲形象的重视

她的善良是完全彻底的善良，她不会伤害任何人，甚至不会伤害一只动物。她可怜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不吃肉，也不吃鱼。以前我父亲有时候为这事责怨她。可她回答说：“这些小动物是我自己养大的，它们就像我的孩子。我不能吃我自己的孩子，对吧？”她到了邻居家也不吃肉。她会说：“它们活着的时候我见过它们，它们是我的相识。我不能吃我的相识，对吧？”(本雅明 1999：310)

　　莫言把他的小说《丰乳肥臀》“献给母亲在天之灵”（莫言 1）；而据本雅明看来，列斯科夫则把正义之人的“母性意味”强化至“神话”的地步。莫言对母亲形象的重视与本雅明对列斯科夫作品中“母性意味”的关注十分相似。

巧合之二：口口相传的经验积累是讲故事的前提

莫言在演讲中提到小时候喜欢听说书。说书即讲故事，是中国民间的口头艺术。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他“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后来他不但能复述故事，还能“添油加醋”，使故事听起来更生动，他甚至还自己改变故事的结局。本雅明在随感中说：“讲故事从来就是一门重复故事的技艺。”本雅明还写道，“口口相传的经验”是讲故事的人的“灵感之源”，“故事不存，讲故事的技艺也就无以保留”。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讲故事的人所特有的非凡和质朴便会在他身上凸显出来，正如观察者距离和角度都恰当的话，某块岩石上便会出现一个人头或动物的躯体。这里所说的距离和角度，必须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才能获得。”每逢集日，莫言的母亲便不给他派活，“默许”他去集上听说书。就这样不断地积累成的“口口相传的经验”成了莫言讲故事的前提，自然也成了他改编故事的灵感来源。讲故事的能力，即本雅明所说的“分享经验的能力”，为两种人所有：一种是远行归来之人，如泛海经商的水手；一种是安分守家之人，如羁恋土地的耕作者。前者因为远行而必有故事可说，后者因为熟知当地的传统与掌故而有故事可讲。莫言属于后者，他作为一个躬耕于田的农家子弟在高密东北乡生活了二十一年，在这里，他不但从说书人那里听到很多传统掌故，还从讲故事的天才、他的同乡也是前辈——蒲松龄那里传承了讲故事的能力。正如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而正是这些“道听途说”的口口相传的经验成为了莫言讲故事的前提，这恰恰与本雅明的论述不谋而合。

巧合之三：讲故事的人诞生于手工氛围

按照莫言所讲，当母亲在夜间“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他便“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母亲认为说书是不务正业、油嘴滑舌而显得“有些不耐烦”，但很快就被莫言复述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莫言派活儿，默许他去集上听书。晚上，在母亲做手工活时，他便来复述给她听。由于母亲的鼓励，他不断地练习复述故事的技艺，并且把听众范围扩大到姐姐、婶婶以至奶奶。就是在这样的手工氛围中，他讲故事的技艺日臻精湛，由此便修炼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无独有偶，本雅明在随感中就直言“讲故事的人诞生于手工氛围”，而且，“在劳作——乡村劳作、海上劳作、城镇劳作——的氛围中长盛不衰的讲故事，作为一种交流形式，本身也是手工的。”他赞成高尔基的看法，认为：“任何一个伟大的讲故事的人都扎根于人民，而且首先是手工艺人的环境。”不过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讲故事这种技艺已渐趋衰落，是因为“在古老的手工艺人氛围中所编织起来的网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变得七零八碎”了。由此可见，莫言和本雅明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手工氛围对讲故事的人具有一种“培植”的作用。然而，现代社会中机器文明渐渐代替了手工劳作，使得手工氛围日渐式微，因而其所孕育的“讲故事的人”也就弥足珍贵了。这或许是莫言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巧合之四：故事多半掺杂着个人或身边人的经历

莫言在演讲中说，当他成为一个小说家，少年时代的幻想都被写进了小说。“辍学之后，便混迹于成人之中”，像作家沈从文一样，很早就开始阅读“社会”这本大书，后来逐渐意识到“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并开拓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他坦言：“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他“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讲完自己的故事，就讲亲人们的故事、村里人的故事。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他的小说里露过面。此外，他还举了《丰乳肥臀》中母亲的例子，以及《蛙》中姑姑的例子。本雅明在随感中说，故事“先把事情浸入到讲故事的人的生活之中，然后再从他那里取出来”，而“讲故事的人会在故事中打上自己的印记，正如陶工的手纹会留在陶器上一样”。因而故事无不保留着讲故事的人的痕迹，多半掺杂着他以及身边人的生活经历，多半糅合着他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就像列斯科夫在《骗局》中一样，“干脆就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所讲的故事渗透着强烈的现实感。莫言的写作仿佛就是本雅明理论的现成范例，这种不谋而合说明二者都认识到个人经历对积累写作素材的积极作用。

巧合之五：讲故事的人避免解释

面对质疑，莫言说“文学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对于现实，他不作过多的批评，留待读者自己去评判，否则的话，“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小说变成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在随感中，本雅明说：“实际上，讲故事艺术一半的秘诀就在于讲述时要避免解释”，“一切都留待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叙述因此获得了信息所缺乏的丰盈”。本雅明首先对故事和信息加以区别。故事可以借助奇迹，但信息却必须立即得以证实。他认为，讲故事的艺术之所以日渐式微，信息的泛滥是造成此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接着，他指出编年史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解释’他所要处理的事件”；而“编年史家则将历史故事放置于一个神圣的——也是不可诠释的——救赎计划的基础之上，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论证、解释（explanation）的重负从肩头卸了下来”，并用“讲述”（interpretation）取而代之。而“讲述并不关心事件之间确切的联系，它关心的是如何将事件嵌入到伟大而神秘的世界进程中去”。由此观之，讲故事的人实际上就是世俗化了的编年史家。正如莫言所言，讲故事的人不会把故事写成纪实报告，不解释、不评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与本雅明意义上的“编年史家”就似乎如出一辙了。

巧合之六：记忆与说话的欲望之于“讲故事”的重要性

因为记忆力强，莫言可以把白天听说书先生说的故事复述给以母亲为首的听众们听；而本雅明指出：“博闻强记”是史诗写作的前提，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即司叙事艺术的缪斯神。莫言说，他从小就“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以至于母亲为其将来担忧，以至于“莫言”这个笔名变成对他的讽刺；而本雅明也认为，“对于饶有兴趣的听众来说，他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述听到的故事”，这种想复述故事的欲望可谓讲故事的原动力。《一千零一夜》的叙述者山德鲁佐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用记忆编织了一根永不断裂的链条，而讲故事之人说话的欲望则与听故事之人的记忆之链构成了一张起死回生之网。在莫言看来，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真的关系，就像他和集市上的说书人，或者他的母亲、姐姐、婶婶、奶奶与他之间的关系；而本雅明更是指出：“听故事的人总是和讲故事的人相依相伴。”这种相依相伴的纯真关系，使讲故事之人说话的欲望更强。如果说丰富的人生经历是莫言得以讲故事的前提，那么，惊人的记忆力和说话的欲望便是他讲故事的驱动力。而这正是本雅明观点的精髓所在。

巧合之七：讲故事的人被赋予了回溯其全部人生的能力

莫言的演讲可以说用寥寥数语回顾了自己自小至今的人生：出生于高密东北乡贫穷的农户家庭，自小体弱多病遭人欺负，年幼辍学却充满幻想，参军学文而步入文坛，逐渐参悟人生真谛而与世无争。他的早期作品，诸如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枯河》中都携带着年轻时自己的影子，而如他所言，从《檀香刑》开始，他从隐退的作者一跃而至前台，仿佛“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但是在借鉴了西方的叙事技巧之后，他已然回归了中国的叙事传统。这篇演说以及莫言的所有作品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回溯。这恰如本雅明所言，“讲故事的人被赋予了回溯其全部人生的能力”，当然，这“全部的人生”，不仅包括“自己的经验”，也包括“许多他人的经验”。本雅明说：“讲故事的人乃是这样一种人：他让故事之爝火将其生活之灯芯燃烧殆尽。这便是环绕于讲故事的人之周围的那无可比拟的灵韵的底蕴。”而莫言通过早期的中篇以及后来的多部长篇小说，回溯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他的作品周围恰恰萦绕着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灵韵。

　　避嫌，怕人说闲话，好像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其实也是一种很高境界，看似平常，但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这要牺牲很多个人利益，甚至包括正当权益，没有点牺牲精神，自律意识，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天下手中有权的诸公，都能像宋徽宗、王学士、梅校长他们那样为了避嫌、不让人说闲话，谨慎用权，克己奉公，先人后己，严以自律，自然会风气清明，吏治严正，官员威信日高，人民由衷拥戴，事业红红火火，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巧合之八：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

莫言在演说中讲到，要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而他的方式，就是他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而本雅明在评论列斯科夫作品时，也故意引用了列斯科夫本人在《关于克罗泽奏鸣曲》中的一段话：“我的思想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实际的生活观，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或崇高的道德；但我还是习惯于以我自己的方式思考。”本雅明看重列斯科夫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与写作，他认为列斯科夫的“心态几近于唯信仰论”，而这一点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其他的俄国作家迥然不同的。本雅明历来坚持并推崇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与写作。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他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厚爱有加，认为波德莱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爱情“不是在第一瞥中（love at first sight），而是在最后一瞥中（love at last sight）”，正如他的十四行诗《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一样，提供了“一种真正悲剧性的震惊的形象”（本雅明 1989：140）。在这一点上，莫言似乎又成了本雅明理论的实践者。他在演说中声称曾经得到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但是却很快发现必须“尽快逃离他们”，他说：“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可以看出，莫言虽然也像上面几位文学大师一样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但是，他并无意全盘借鉴他人。所以，在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叙事技巧，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之后，他最终回归了传统，回归了自己的叙述方式，而且声称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讲故事。这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件幸事，而他的文学实践与本雅明文学理论的巧合似乎也印证了世界文学的一个共通的规律：走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出路。

结语：讲故事的人与正义的邂逅

在莫言演说的最后，因祸得福的那个泥瓦匠的结局颇富深意。现实中的莫言何尝不是如此，虽幼年辍学却斩获文学大奖，虽相貌丑陋却获得世人的尊敬。或许正因为此，莫言感叹：“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就是这最后一句话，也和本雅明随感的结尾如出一辙。本雅明在文末说：“在讲故事的人身上，正义之人与自己邂逅。”在造物世界的顶点是正义之人；讲故事的人，足以涵盖造物世界之广博，更能探测造物世界之高深。当然，莫言对于本雅明，不仅仅是“借题”，也有“发挥”。他的发挥源于他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深谙；他的发挥体现在他将中国民间艺术与文学的融合，亦如《檀香刑》；体现在他对佛家偈语的巧妙运用，亦如《生死疲劳》。

　　可以说，莫言是幸运的。据美国著名翻译家也是莫言小说的英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看来，在西方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有三种：一是性爱多一点的，二是政治多一点的，第三种是侦探小说。（季进 46）第三种且不说，就拿前两种而言，莫言的小说可谓占尽了先机。《红高粱家族》中奶奶与爷爷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檀香刑》中患了相思病的孙眉娘与钱丁在县衙的欲死欲仙，既带有中国式的性感，又充满了人性的激情。而《丰乳肥臀》这个题目更是勾起人十足的性幻想。此外，莫言的小说多半夹杂着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非官方的文化立场，他的先锋写作既带有传统因子又多有革新。（Qiao Guoqiang 217）由于早期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并获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由于托马斯?英奇（M. Thomas Inge）对莫言小说的评介，由于葛浩文等人对莫言小说的翻译和大力推崇，莫言相比于其他的中国作家，更容易被西方读者和学者了解与接受。（邵璐 47）当然，莫言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因为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民间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更是因为在他的小说中，正义和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他，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也如本雅明所言，总是与正义邂逅。

　　本雅明的论文《讲故事的人》写于20世纪的欧洲，他指出“讲故事”作为一种技艺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而日渐衰落，他极力悲悼传统艺术“灵韵”的丧失；而幸运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像莫言这样的“讲故事的人”，并矢志不渝地要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讲故事”。从莫言的演讲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来看，本雅明的理论对其影响颇深，或许莫言本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历史的巧合也罢，或是莫言对本雅明的“借题发挥”也罢，将二者并置进行对比关照有助于我们用一种跨时空、跨文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文学叙事中的这一共通规律，或许也能为比较文学研究发掘出一条新的路径。

　　注解【Notes】

　　[1]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讲故事的人》，见于2013年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2-12/08/c_124066302.htm，以下所提到莫言的演讲或演说，出处相同，因而不再注明。

　　[2]邱晓雨：《莫言解析作品：为什么我的小说里女人总比男人强》，见于2013年1月5日http://www. chinanews.com/cul/2012/10-12/4241817.shtml。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感》，选自《写作与救赎》，瓦尔特·本雅明著，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79—104页。下文简称“随感”。

　　刘象愚：《前言：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选自《本雅明文选》，瓦尔特·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莫言：《丰乳肥臀》，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卷前语。[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0页。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第46—47页。Qiao Guoqiang.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Chinese Avant-garde Novels: The Case of Mo Yan"Semiotica. 170(2008),211-220.邵璐：《莫言小说英译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第45—56页。

　　The title of Mo Yan's speech for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2 coincidentally is the same as Walter Benjamin's essay on artistic modernity "Story-teller-thinking on Nicolai Leskov's works". Besides, their views on literary creation as revealed in the two texts are quite similar. By close-reading the two texts and comparing their creation process, the paper argues that Mo Yan might be deeply in fl uenced by Benjamin in his understanding about "story telling" and, of course used this concept creatively. By doing this we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 ction writer and social history. What is more, we might be able to reach some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story-telling" in world literature.

　　Mo Yan Walter Benjamin Story-teller

　　袁源，博士生，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文学、比较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Title:"Story-teller": the Coincidence of Mo Yan and Walter Benja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