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达

　　(沈嘉达，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学。Email:shenjiada@163.com)(责任编辑:王 婉)

　　一

　　引人注目同时也就意味着可能被人诟病，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譬如茅盾文学奖。所谓“引人注目”，是因为对于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和专业作家来说，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第一大奖，其诱惑力是无法拒绝的;所谓诟病，就近几届评奖情况来看，差不多可以用“汹涌”一词来形容。杨经建教授就毫不客气地用“困境的展示与平庸的抉择”来整体定位“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严格地说，这次评奖实际上是对近年来长篇小说乃至文学创作的一次平庸性的展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作家写作的时尚表演或闪亮出场的方式”(19)。“也许，在没有大师的时代——文学精神贫困的时代——茅盾文学奖体现了这个时代文学全部的尴尬、困境”(杨经建23)。陈竞以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缺乏众望所归的巅峰之作。虽不乏精品，却无经典;虽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和高度，却没有一座高山仰止的高峰。”①王彬彬亦称:“如果所有获奖了的作品都是好作品，都让人心服口服，那还有多少好作品没有获奖，都不影响这个奖本身的品质。但如果获奖作品大都给人莫名其妙之感，却又有许多比获奖者好得多的作品被排斥，那问题就很严重了。‘茅盾文学奖’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这让人觉得在评奖过程中，有一种‘汰优机制’在起作用。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最大文学奖，老是做着‘劣胜优汰’的事情，你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圈定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秦腔》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可谓誉大于毁。《秦腔》是以差不多全票当选——“《秦腔》几乎获全票，说明它的确是本届评选年度中最孚众望的作品”(胡平50)。本届茅奖“正确地选择了‘压得住阵’的作品，主要是贾平凹《秦腔》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类作品一定要有‘厚重感’，这是茅奖已形成的传统，也是评论界约定俗成的共识。我以为，构成所谓厚重感的因素复杂，其中有两点是难以缺少的:(一)能够体现长篇小说容量所带来的题材上的规模;(二)能够包含一定量的历史和社会内容”(胡平50)。显然，在作为评委和此届评选办公室主任的胡平看来，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不属于“压得住阵的作品”，没有能够“体现长篇小说容量所带来的题材上的规模”和“包含一定量的历史和社会内容”。今天看来，这个判断应该是准确的。

　　从“畅销”这个角度看《湖光山色》这部长篇小说，它也是难以服众的。据资料显示，“2006年出版的《湖光山色》，偌大的上海书城也只卖出了区区6本，且再也没有补货。”③可见茅盾文学奖“真的”属于“专业评委奖”，小说确实缺乏“群众基础”。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到底给我们这个文坛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学新质?是因为刻写出了暖暖这样的文学新人形象?是开掘出了新的人性深度?是创造出了新的文学叙事模式?抑或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进行叙事?等等。笔者当然明白，或许这是对一位作家的“苛求”，然而，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一大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我们难道没有理由对此发出疑问吗?

　　这当然不是要全盘否定《湖光山色》。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则以当下农民工奔波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具典型性的人生经历为表现题材，反映了新一代农民自觉迎合现代化诉求的精神面貌，体现出鲜明的主旋律写作的文化立场。”④还有论者指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对乡村中国重新做了整体性的叙事，它是作家周大新理想主义的产物。”“楚王庄就是今日中国广大乡村的缩影，艰难的蜕变是它走进现代必须经历的，暖暖的愿望在乡村中国还很难实现，暖暖的理想是作家周大新的理想，是周大新的期待和愿望。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湖光山色》在本质上还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⑤相对来说，对《湖光山色》文本进行具体肯定的，是湖南师大的杨经建教授，他认为:“《湖光山色》通过对一系列乡村图景的描述写出了乡村政治、权欲斗争与人性嬗变，小说在对现实的叙事中，或叙写普通人们日常生活的焦虑与贫困，或直逼资本时代欲望对人性的重要考验，作者在把握社会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所面临的精神难题时有其独到之处;对所写人物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经验的描绘也还入木三分，在注重创作的当代性上也做出了百般努力。小说写得平实婉约，细腻舒畅”(22)。即便如此，杨文还是“直面现实”，指出“它是以一种平面化的叙事思维再现了现实生活本身，而且文本的叙述笔法不太娴熟，场景描写不够详细，背景略嫌空泛，作家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生命写作的状态和艺术探索的境界，其创作缺乏的恰恰是一种蕴含生命体验的诗性之思。诗性之思是美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这种自由精神是人类生命意志的显示”(杨经建22)。

　　二

　　在笔者看来，《湖光山色》的“成功”(获得茅奖)，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农村叙事关系中寻找到了一种平衡。就是说，作者在《湖光山色》中，借助于家庭伦理叙事对社会伦理叙事的楔入，通过对新时代农村妇女暖暖形象的塑造，进行一种想象性的新农村经济社会言说。而这，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伦理核心所在。

　　《湖光山色》属于什么样的题材作品?“《湖光山色》可以被视为现实题材、改革题材、新农村建设题材创作的综合代表。2008年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年度，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于这一年，以《湖光山色》作为标志性作品是合适的。反过来说，没有这样一部作品，是不合适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最得人心的纪念，《湖光山色》正确地反映了30年来中国广袤农村发生的基本性变化，同时，又正确地避免了某些主旋律创作报喜不报忧的浅薄弊习，对社会历史及世道人心作出双重考察，显示了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的力量”(胡平51)。

　　仔细考量胡平上述话语，真是饶有趣味。什么是“正确地”“反映了30年来中国广袤农村发生的基本性变化”?什么又是“正确地”“避免了某些主旋律创作报喜不报忧的浅薄弊习”?为什么说“没有这样一部作品(获奖)，是不合适的”?虽然它切合了茅盾文学奖的现实诉求，但是“正确反映”、“正确避免”就成为获得茅奖的理由?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底层(农村底层现实)及其叙述。只有明确了“底层(农村底层现实)”及其叙述，才能谈得上什么是“正确地反映”和“正确地避免”。据报道，“底层”一词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意指那些从属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它(“底层”)在文化和意识上依附或顺从于支配阶级的领导。⑥

　　在我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读书》和《天涯》等较早地介入“底层”这个概念。前者译介、刊登了一批国内外底层研究的文章，例如《“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郭于华)、《底层研究他者眼光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李里峰)、《关注底层》(查特吉)等;后者则开辟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就什么是“底层”、“底层如何表述”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后，南帆发表《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底层与大众文化》(《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天涯》2006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

　　另一方面，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底层却又是缺乏话语权的。南帆在对20世纪中国现实进行分析之后，说:“首先，‘工农兵’对于自己的形象充满了期待，他们企图从文学之中读到自己的生活;其次，矛盾的是，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经验，或者熟视无睹——沉默的芸芸众生无法为自己说话。因此，作家必须充当协助‘工农兵’的秘书。”⑦这样，当下现实、底层叙事与知识分子“表述”就彼此“合谋”了。换句话说，当下、意识形态与长篇小说结缘了。而这，正是“以《湖光山色》作为标志性作品是合适的”根本所在。

　　三

　　肯定了《湖光山色》对于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契合，并不就能解释为什么评委们会相中这部长篇小说。尽管此前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有着对于现实农村题材小说较为青睐的传统，诸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骚动之秋》、《芙蓉镇》、《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获奖，但是，我们似乎还可以将视野投得更开一些——《湖光山色》是一部集“现实题材、改革题材、新农村建设题材创作的综合代表”，又是一部融汇了诸多传统文学手法的女性“成长小说”。

　　读者对于女性尤其是新时期女性命运的关注似乎天经地义。周大新恰恰是一位喜好以女性作为刻写对象的作家——《汉家女》、《香魂女》等就成功塑造了农村女性(女兵)形象，朴实中带有几分泼辣野性。而《湖光山色》接续了作者的这一创作传统，让暖暖这个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带有李双双性质的新女性，走出了一条精神成长之路

　　无须细品《湖光山色》，我们很容易发现，暖暖的精神成长不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式的(由卢嘉川、江华催生，由余永泽反证)革命中成长之路，也不是路遥《人生》中高加林返回土地返回故乡的精神进程，更不是陈染《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式的躲进浴室寻找“子宫”的逃避之旅，暖暖是世纪之交的农村，历经市场经济风雨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新时代女性!

　　《湖光山色》依然遵循传统的外在叙事模式。在小说中，采用的叙事人称还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作者犹如端坐高台，对暖暖及全体人员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他们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了然于胸，对个人及人员之间的关系肆意安排。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予人以全局在胸、一目了然之感，整个小说显得非常流畅，线条明快，线索清晰，人物关系头绪明晰，全无疙疙瘩瘩之嫌。从叙事模块上来说，全书以“乾”、“坤”两卷结构之，“乾”卷分“水”、“土”、“木”，“坤”卷列“金”、“火”、“水”，显然，作者在这里以中国传统五行学说暗示相生相克原理，展示小说中暖暖与其丈夫旷开田、暖暖与其他人相生相克之道。“水”当然是女性的象征，“土”则昭示着男性，以土掩水，水亦化壤，其理一也。在每一模块中交待阶段性故事，下一模块则展示另一段故事。譬如上部(“乾”卷)的“水”，就是叙写在北京打工的暖暖因母病返回家乡，遭遇家庭经济危机、村主任詹石蹬之弟逼婚、买农药受骗、求告无门、嫁入旷开田贫困之家系列事件，总体气氛是压抑、被动的，给人以柔弱、困顿、无助之感。而“土”则不同，情绪为之一变——暖暖在山穷水复之时，呈柳暗花明之状:暖暖无意接待了北京来的研究员谭老伯，发现楚长城并淘出第一桶金，生活展示出明媚状态。如此类推，可见一斑。

　　有论者专文论述《湖光山色》的叙事语言，以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的成功就在于小说从水、土、木、金、火的特殊命名语言开始，到文本中用朴素、通俗却不失肤浅的叙述语言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彩语言，深刻展现了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周大新《湖光山色》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⑧而就我看来，尽管周大新在语言叙事中注意到了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调遣，注意到了动词的选用，注意到了某些方音方字的运用，但从总体上说，其语言并没有鲜明的特色。相反，叙事语言的知识分子意味倒是尽显端倪，这既与作者的外在叙述之全知全能视角攸关，又是作者理念在握以理度人的创作心态的具体体现。譬如在“火48”部分当旷开田当上村主任、暖暖与旷开田婚姻出现危机之时，年事已高的作为家庭妇女的小脚奶奶，竟然如此“教导”自己的孙女暖暖:“是在小心开田吧?你不说我也猜得着，知孙女莫如奶奶呀，不过也确实该小心了，他如今手上有权，权虽然不大，但确实是权。权这个东西奶奶虽没玩过，可见别人玩过，它可是最容易和女人搅到一起的，因为权它发着光啊，不仅男人喜欢把它捧在手里，女人也常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被它吸住，你小点心有好处。老辈子人说过，权它会晃动人的心，多有能耐的人，都会被权那个东西晃晕乎，咱开田过去又没碰过她，得小心!小心他被晃晕乎了，忘记自己是谁了”(周大新295)。

　　且不说从未上过学从未走出家门的奶奶如何能说出这般对“权利”的“真知灼见”，即便从微观上讲，“知……莫……”语式、“不过”、“虽然”、“可是”、“因为”等关联词的运用，符合奶奶的身份、个性吗?这哪里是小脚奶奶说得出的话语!这纯粹是作者在“代圣贤立言”!这样的语言并不少见。一样的话语风格，其实是《湖光山色》的叙述语言的显著特征。

　　《湖光山色》真正“过人之处”便在于其“叙事效果”，在于通过暖暖所建树起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年轻女性所经历的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博弈与合流，在于世纪之交对女性“苦难”的当然叙述和对男性的依然审丑，在于对当下市场资本楔入的纠葛和经过洗礼后的“新女性”的想象性的言说。这，才是《湖光山色》切合时代需求、符合茅奖原则、应和评委“现实”心理的关键所在。

　　从叙事的角度讲，《湖光山色》所叙之事在家族伦理、宗法批判以及苦难叙事方面，并没有超出前人。“家族”是宗法制度的缩影与象征，是阻碍民主与自由的牢笼，因此，走出“家族”走向社会便成了作家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当女性以其“无辜”、“无助”、“柔弱”等特质被植入“家族”之中时，便有了更加发人深省的意味。而在《湖光山色》中，不是暖暖要走出家族，“家”也不是桎梏暖暖的罪魁祸首，而是以詹石蹬为首的楚王庄权力场将家族利益与社会发展、个人权益卷在了一起。在楚王庄，家族利益大于家族以外的任何权益。暖暖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态圈中，遭遇着“苦难”的洗礼。

　　具体地说，暖暖的“苦难”除了一开始就提及的无法实现当“城里人”的愿望外，在楚王庄首先遭遇的是经济“苦难”。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几千元钱很快便付了母亲的医药费，想改变现状分销“美国农药”却因受骗而欠下巨额债务，所以，暖暖结婚时就只能因陋就简，而詹石蹬之弟詹石梯游说暖暖嫁给自己时就强调让她开一个小卖部(代销点)给她爹“买个摩托车”。穷则思变，这为暖暖后来畅游市场经济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暖暖的“苦难”又来自于异性——男性，包括村支书詹石蹬的作难和两次性侵犯，也包括旷开田当上村支书后的权利作为和婚姻变异。只是从叙事的角度讲，《湖光山色》并未脱出“色为男性万恶之源”、“痴情女子负心汉”、“红颜命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官场险恶官官相护”等传统窠臼。

　　四

　　《湖光山色》荣获茅盾文学奖之获奖辞中称:“总的来说，本书对乡村中国的艰难发展做出了深刻的探讨，是对乡村发展前途的理想的表达。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写出了农民自发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以及资本介入农村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更大的资本进入农村形成的的新的系列矛盾，新的资本与权力结合。”“因此，这是一个平民作家对中原乡村如归故里般的一次亲近和拥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乡村变革发自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是一个有识见的作家洞穿历史后对今天诗意的祈祷和愿望。”⑨

　　南帆尖锐地指出:“许多时候，知识分子成为表述底层的言说者，叙述者。知识分子不是沉默者，他们通常善于表述，而且善于利用各种传媒。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基本位置。可是，知识分子有什么必要表述另一个阶层——甚至冒着各种危险?民粹主义思潮，道德和良知，还有别的原因吗?哪些知识分子修过特别的道德课程，以至于他们拥有特殊的道德高度，愿意在自身的利益之外为其他阶层代言，甚至成为社会公正的表率?这是一些必须认真追溯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知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地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这是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⑩

　　周大新正是想象性地承担了这种“社会责任”，具有了这种“表述底层的冲动”。他坦陈:“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进行，大批城市像孕妇的肚子一样在快速隆起膨大，乡村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可这种变化的结局会是什么?是大片农田荒芜和许多村庄的消失吗?农民们渴望离开乡村，世世代代的生存之地变成了极想抛弃之处，其外部和内部的缘由究竟有哪些?和农民涌进城市这股潮流并起的另外两个现象，是大批城市人在节假日里向一些乡村涌去，是一些城市资本开始向乡村流去，这反向流动的两股人流和反常的资本流动，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一个个问号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我这个眼下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儿子的脑袋里翻腾，它们促使我去思考，《湖光山色》便是这种思考的一个小小的果实。”[11]

　　归结起来说，这枚“果实”的鲜活、诱人，就在于历史性地在周大新的笔下展开了资本经济对于原始农村的进行性的“合理”入侵——当暖暖的楚地居以一种差不多是小农经济自发式的形式渐次展开时，傲慢而又充满前瞻眼光的薛传薪就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趁机而入。他不仅给楚王庄、给暖暖带来了“能装一屋子”的三百万元资本，带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随之而来的滚滚财源，还带来了资本与农村基层政治的合谋，带来了性经济、官商勾结和各种利益的调整……而这种叙事效果，正是《湖光山色》奉献给读者和评委的“新意”所在。这样，传统的成长小说(农村题材、现实题材、改革题材小说)就“进化”、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尽管小说“显得单薄，缺乏深入到内心揭示转型时代世道人心的力度与广度”[12]，但《湖光山色》却以其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回顾和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敏锐前瞻，而具有“合适的”、“标志性作品”的意义。楚王庄的进程告诉我们:“如果不对乡村进行新的思想启蒙，乡村的经济变革与农民精神人格的嬗变都将举步维艰。离开思想启蒙，乡村变革便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13]如是而已。

　　注解【Notes】

　　① 陈竞:“从“茅奖”看近年长篇小说得与失”，《文学报》2008年11月13日。

　　②王彬彬:“‘群英荟萃’还是‘萝卜开会’——漫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名作欣赏》2(2009):86。

　　③蓝格子:“可悲的迎合— —感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出版广角》2(2009):41。

　　④谭五昌:“简谈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背后的文化选择”，《名作欣赏》2(2009):96。

　　⑤孟繁华:“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评周大新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名作欣赏》2(2009):99。

　　⑥赵黎波:“‘底层写作’批评的言说理路探析”，《小说评论》3(2009):150。

　　⑦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4(2006):55。

　　⑧郭波王莹:“论《湖光山色》的语言特色”，《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2009):23。

　　⑨参见《西安日报》，中共西安市委机关报。2008年11月3日 ＜http://epaper.xawb.com/xarb/html/2008 －11/03/content_82871.htm ＞ 。

　　⑩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11(2005):79。

　　[11]周大新:“‘湖光山色命运’周大新新作亮点”，《中国邮政报》2006年4月29日。

　　[12]易晖:“我读几部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学习月刊》2(2009):50－51。

　　[13]曹书文:“乡村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变奏——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9):172。

　　胡平:“我所经历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评论》3(2009):46－51。

　　杨经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困境的展示与平庸的抉择”，《文艺评论》3(2009):17－23。

　　周大新:《湖光山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