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圣勤

　　(蔡圣勤，文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后殖民文学和西方文论。Email:18971123601@126.com)(责任编辑:刘 夙)

　　后殖民批评可以说是30年来我国引用国外的批评方法中用的最多的一种。根据苏晖教授2010年的梳理，①“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逢振、张京媛等对萨义德和后殖民理论介绍至今，中国后殖民批评作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热点之一”，“据统计，近20年间，在我国各类学术期刊上以‘后殖民’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有近3000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近800篇，博士论文36篇，另出版专著40余本”(苏晖王珊92)。

　　近30年来，后殖民批评经历着由理论译介、理解运用到国际对话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步骤，而且呈现出“阐释发展与反思质疑、批评与反批评多元共存”(苏晖 王珊92)的现象和局面。集理论综述及批评实践之大成的当属王岳川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这部著作将后殖民主义置入后现代的宏大框架中，梳理了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观点;还有赵稀方的《后殖民理论》，该著作似乎为一部后殖民文化批评史，力图勾勒出我国后殖民批评研究学术论争的演变轨迹。本文在侧重于总结各个领域最新理论、作品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及论争，在描绘我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的演变轨迹的基础之上，分析该批评方法中的含混与误用现象，以期让后来者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和合适的立场。

一、理论译介阶段的“后殖民”术语运用

自1980年代至今在中国从“后现代”大潮中分解出“后殖民”理论的近30年历程中，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后殖民理论和最新学术动向的译介研究经久不衰。而且围绕中国文学创作中含“东方主义”价值取向的几个典型命题还进行了“后殖民语境”的大讨论，涉及到了众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和影视导演制作人。

　　中国对于“后殖民”的介绍始于80年，特别是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收入了萨义德的访谈录，张京媛也在《彼与此》一文中对《东方学》一书做了相当细致的介绍，苏晖教授认为，“由于80年代‘基于现代性焦虑而形成强劲的反传统潮流，并过分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此时关于后殖民的评介并没有引起学界大的共鸣”(苏晖 王珊92)。

　　根据苏晖教授的梳理，90年代，学界对80年代激进的西化倾向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弘扬传统”成为国家的文化政策并具有了较强的权威性，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气氛终于酝酿成熟。1993年，萨义德的新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出版，1995年英国后殖民批评家博埃默出版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经盛宁、韩敏中教授翻译在国内出版，在我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读书》杂志刊登了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等三篇评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的文章，得到强烈的呼应。先后有张颐武、陈晓明、王岳川、王宁、戴锦华、张法、陶东风、杨乃乔、邵建、丛郁等一批学者参与了有关后殖民理论的讨论，《读书》、《文艺争鸣》、《文艺报》、《东方》、《钟山》、《东方丛刊》等报刊成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阵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学界争说萨义德”(陈厚诚 王宁523)的热闹局面。这种呼应与反响其实是因东方传统价值观在西方被忽视、被误解、被扭曲的一种反弹式的回应，多多少少反应了当时思想解放了的中国学者部分民族主义的一些情结。

　　国内在高校从事理论研究者跟到海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之间，对后殖民批评的态度分歧很大。赞同者如张宽称《东方主义》这本书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疑虑者担心后殖民主义“可能会重演以民族化压现代化的悲剧”(陈厚诚王宁524)。此时很多学者并没有阅读过《东方主义》原著，对其它后殖民理论原著也是语焉不详。表现为有些文章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情绪化的倾向而缺乏认真的理论思考。

　　90年代后期，国外、国内的多名学者开始逐步将后殖民理论著作在中国进行翻译出版，此举大大地促进了国内学者和读者对这一理论原貌的掌握，从而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扩展，对理论的理解也不断深化。该理论不仅仅是萨义德的《东方学》，逐步涉及了其他理论家，如斯皮瓦克、里克、艾勒克·博埃默、玛丽亚·提莫亚克、巴特·穆尔·吉尔伯特、伊格尔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批评的视角也不断更新，在国际会议等场合开始了试探性的国际对话。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角度有:身份认同、东方主义、后殖民与土著意识、民族主义与后殖民、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借鉴理论及其来源、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与后殖民化的关系、后殖民理论的限度与自省意识、后殖民的前景等。

　　相对全面和系统研究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宁、薛晓源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张跣的《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姜飞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罗世平的《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李应志的《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陶家俊的《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的对话和超越精神)》等等。

二、从理解运用到国际对话中的后殖民术语

作为一种反思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后殖民批评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待20世纪中国文化的视域，由此解释我国的一些文化现象，让人耳目一新。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我国几个典型命题的讨论和批评不可分割。

　　1、有关后殖民与民族主义的误区。当时国内对于国民性、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与后殖民批评的借用交织在一起了。以旅美学者刘禾为代表，提出贯穿整个20世纪的鲁迅等人提倡的国民性改造不过是一个由殖民者制造出来的问题。②进而张宽、张颐武、曹顺庆等学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于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置于后殖民理论框架中予以重审，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西方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边缘化，引起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文论失语症命题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表达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原创性缺失的焦虑，值得进一步思考。但同时，由于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对中国后殖民接受的制约，且由于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时代背景的限制，在后殖民理论风行中国之时，国人在认识上却存在很大误区，刘禾提到，由于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理论认识上的种种混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下说法:萨义德=反西方主义=提倡民族主义……③赵稀方也指出，“在西方语境中，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站在边缘立场质疑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显示出文化批判的意义，但在中国语境中，民族主义是主流，现代性话语处于边缘，因此在西方是边缘对主流挑战的后殖民批评在中国成了主流对边缘的压抑”(271)。因此后殖民在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西方、维护民族主义的工具。

　　2、当代影视的后殖民语境问题。对“张艺谋现象”的批评是这个问题的最好反映。最早将张艺谋电影置于“后殖民语境”下进行解读的应该是张颐武的《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他认为，张艺谋电影的隐含读者不是中国本土的观众，而是西方，他提供着“他性”的消费，让第一世界看到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世界，一个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空间。④随后戴锦华、孟繁华、陈晓明、王一川也加入其中，揭示张艺谋的“西方中心”叙事策略，认为他以东方奇观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追逐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步伐，直到近年还有部分学者持此观点;⑤而且从后殖民电影领域不断传来的对国产电影如《黄河绝恋》、贾樟柯系列等的批评声音也表明，类似言说从来没有消失。似乎对国民性的反映都成了后殖民话语批评的把柄。

　　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王岳川认为，对中国电影的种种视角的审视，“无疑是严格的甚至有些苛刻，而且其中充盈的人文情绪，已然反映出批评界的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批判立场”(51)。王宁提出，张艺谋在西方受欢迎，恰恰是因为他的电影契合了西方的后现代思潮;⑥章辉通过大量的事实进一步论证指出，西方人眼中的张艺谋是艺术创新者和政治批判者。中国后殖民批评误读了后殖民理论，也抹杀了张艺谋的文化政治意义，超越东方主义不是走向西方主义，而是真正吸收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和要义，把文化政治贯彻到本土文化的批评之中。⑦这部分拨正也给后殖民理论的吸收与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3、纠正对后殖民理论误读的言说。令人欣慰的是，近年，赵稀方、陶东风、章辉等学者不约而同的发文指出中国批评界对后殖民主义的误读，提醒注意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陶东风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后殖民批评家对于国民性话语的批评，在价值和目标上是民族主义取向的，甚至可以说，是以民族标准取代了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⑧章辉认为中国后殖民批评强调民族文化的本位性，把文化批判的对象指向西方文化霸权，这就既误读了后殖民理论的要义，又遮蔽了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⑨这是学者们开始了注重理论的本身，注重其内涵的理解而非人云亦云地盲从。

　　赵毅衡、徐贲等海外学人试图以现代性绕过本土性和民族性，来正视后殖民批评本身。赵毅衡断言西方的“后学”在中国引起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潮。⑩徐贲则在谈到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时认为，并非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中国对西方人也一样有偏见，从“西方”、“外国”、“洋鬼子”的称呼上就可见一斑。[11]的确，从形象学角度看，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对他者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偏见是何等性质，现代性的背后是否存在殖民性，种种问题仍需探讨。这些讨论已从更高的立场去理解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部分，与作为“世界文学”西方部分之间应有的差异。这些差异用西方文字表达同用中国文字表达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而且不可回避。

　　对后殖民批评的更深一步的思考，使得一些学者也看到西方对东方偏见之外的另一种“东方主义”。他们认为，后殖民文化批判，已经过分关注西方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人们应该注意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及其在西方文化整体结构中的意义。顾明栋在《对中西比较研究中一些文化理论问题的思考》中指出，十八世纪欧洲学者关于中国的一些著述，如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研究等等尽管在某些方面符合东方主义的范式，但对中国的扭曲来自与东方主义截然相反的方向，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出发点是将其理想化而不是将其妖魔化。[12]周宁认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后殖民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但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赵稀方的观点被众多学者接受。他指出，萨义德认识到偏见会发生在所有地方，并且是无可非议的，但当西方出现专职的东方学家，出现东方主义知识与政治、军事暴力的结合时，那就很可怕了。他同时强调，非西方的偏见只会停留在感觉的层次上，而西方的偏见却发展为知识，以普遍性的形式强加于世界，甚至被歧视者所接受，这就需要大力地鉴别和批判。综上所述，在中国使用“后殖民”、“后殖民理论”、“后殖民批评”、“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术语时，的确需要认真辨析其内涵。

三、后殖民表述中有关“主义”的误用辨析

在西方语境中，“主义”(－ism)起初就是一种批评话语，比如说后殖民文学是“在非殖民化时期所产生的对帝国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民族主义文学”(博埃默11)。这里，“帝国主义”中的“主义”，与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中的“主义”一样是带有批评成分的命名或描述，或多或少的具有否定或嘲讽的含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取自这个含义，指以某某为最高理想和准则的思想体系，就是强力推行的主张或学说，它具有极强的排它性。有些术语，开始是有说话人的批判意义，后来被批判者逐步地接受了而且加以申发，为己所用。其批判性成分逐步消失——这也就是目前人们混用概念的主要原因。“主义”作为外来词原文不仅是“－ism”，而且是“doctrine”(教条)，即:带有强制色彩的条款，其内涵意义则更容易被人理解。

　　其实，“民族主义”一词，起初并非有多少褒义成分，相反，也是一种批评话语，指那些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利益的状况的描述。如果撰稿人使用“后殖民理论”、“后殖民批评”等术语时，其表述应该属于趋于中性的表达，而不是批评性、否定性的。最令人含混或容易让人感到晦涩甚至误解的表述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或“后殖民主义批评”之类。因为其中的“主义”二字作为表述的重要部分(在英语中－ism是后缀)会使说话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出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地位。

　　英国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文学家、牛津大学博埃默教授2010年应我等邀请来华参加“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在分组会上专门讨论并辨析这些术语的内涵，并回答了国内部分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专家教授的提问。《外国文学研究》也曾发表了此次会议综述和该领域研究的专栏文章;此后由博埃默教授亲自组稿编辑的另一个专栏也发表在美国普渡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论坛》上。可是时隔两年之久上述含混不清的表述仍然多次出现在各类报刊，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此次借“批评的力量”学术研讨会之席再次呼吁，期望能引起重视，特别是对泊来品的西方批评方法在国内的应用，到了是该清理一下、“标准”一下的时候了，30多年的借用和评介之后不能一直走着一个含混不清的道路。

　　注解【Notes】

　　①本文此处及以后文字许多地方是在苏晖教授的关于后殖民批评的梳理研究的基础之上所做的讨论，在此向苏教授等原作者致谢。

　　②参见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刚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5－104。③参见刘禾:“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点”，《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刚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6。

　　④参见张颐武:“全球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当代电影》3(1993):18－25。

　　⑤参见程美华:“论张艺谋电影中的西方文化精神”，《电影文学》2(2010):31－32。

　　⑥参见王宁:“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5(2003):186－192。

　　⑦⑨参见章辉:“论中国后殖民批评问题”，《学术研究》1(2010):137－143。

　　⑧参见陶东风:“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学术争鸣》1(2010):45－48。

　　⑩参见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二十一世纪》27(1995):23－30。

　　[11]参见徐贲:“‘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二十一世纪》27(1995):11－20。

　　[12]参见顾明栋:“对中西比较研究中一些文化理论问题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3(2007):187－193。

　　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 韩敏中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苏晖王珊:“后殖民理论之争与批评实践”，《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蔡圣勤等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92－100。

　　王岳川:“张艺谋的文化失败权利”，《粤海风》6(2004):49－54。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