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星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mail:whfx57@yahoo.com.cn)(责任编辑:袁循)

　　一

　　这些年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不少同学经过激烈竞争进入到了研究生的行列以后，非常强烈地渴望早出成果。但当他们在报刊上、网络上发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好象已经被评论家说完了时，他们又会非常焦虑。就我所知，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于许多高校中。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奇观:一方面，这是一个创新意识格外流行的时代;另一方面，这好象又是一个很不容易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的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些专家好象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就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有的同学读书有了感觉想写点东西，上网查资料，结果发现，自己想说的，专家们早就说完了!这的确有点叫人灰心。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不断地还有那么多的新文章在产生出来?这就说明该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完。

　　新的话题在不断产生着，这说明创新的空间还是不断扩展着。这样如何找到新的话题，就成了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说到创新，很多同学认为关键在掌握新的理论。因此他们一入学就急迫地问:“我们应该掌握什么理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许多时候以西方流行的人文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常常给人以牵强的感觉，有的评论家在照搬西方理论时常常将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简单化了，而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好象就成了理论的注脚。但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昆德拉 19)。这也就意味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常常具有不可穷尽性，而这种不可穷尽性正是文学研究创新的前提所在。另一方面那些理论本身存在偏颇，是需要打折扣的。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例，他的理论的确了不起，打开了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大门。但是，他的理论的“泛性论”色彩就显然不能解释我们生命体验的丰富性，他的弟子荣格就因为不同意他理论的这一点，最终与他分道扬镳。韩少功也在他的长篇笔记《暗示》中就质疑:弗洛伊德“是现代挥舞着科学大旗的一位性恶论者”。但是，“在他所描述的‘潜意识’这个心理密柜里，人们除了恶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本能在他的笔下蒙污。”“意识在他的笔下腰斩。”他“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施压的不同方式，忽视了生活与人的复杂性”①。因此，我常常讲:理论是灰色的，而文学之树常青。我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对文学作品的认真阅读。我们当然应该了解那些流行的理论，但我们完全不应该让那些理论束缚了我们的文学感觉，我们的生命体验，我们的思想力。多年以前，我读过美国评论家韦勒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大学里的批评”。在那篇文章中，韦勒克就指出，在美国文学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韦勒克267)。他甚至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极度虚无主义”，它“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毁灭”(韦勒克269)。而他本人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文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它具有认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功能”(韦勒克278)。这是一种显然比较传统的文学观，但我相信这样的文学观。因为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告诉我们的还是对于那些永恒的人生话题的探讨，而我自己在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文学是人学。每一代人都在记录自己生命体验的写作中不断丰富着人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认识历史的智慧，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去表达我们对于人生、时代、文学的认识。

　　二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我们的身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牢记一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现象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文化的隔膜。因为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家研究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成果，而中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着不能被西方理论所包容的文化特色。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上，更体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常常不约而同强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上。王蒙、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莫言、阿城、陈忠实、王安忆、余华、……这些作家对中国文学特色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应该时时记得这一点，记得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这不仅是一种民族的情感，而且还是我们摆脱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尴尬状态的出路所在;是我们实现创新梦想的根本出路所在。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的评论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②(收在《而已集》中)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那篇文章中，鲁迅完全抛开了理论，从史料出发，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酒、文人与世道人心、文人的言与行的关系等等问题谈得十分透彻，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中国传统的评论观念:知人论世。在鲁迅那里，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自己对于人生的深刻认识，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这篇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文学评论值得认真研究，从中感悟文学的真谛。

　　一个是“文学性”，一个是“中国性”，应该成为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话题的基本立场。

　　例如，同样是“意识流”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明显比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多了许多明朗、感伤的诗情画意。因为他从小就爱读古典诗词。他说过，“意识流的手法中特别强调联想……它反映的是人的心灵的自由想象，纵横驰骋。……中国文学一贯很重视联想，‘赋、比、兴’中的‘兴’，就是联想。”因此，他认为李商隐的诗、鲁迅的《野草》中的《秋夜》、《好的故事》、《雪》“在某种意义上，干脆可以说是‘意识流’的篇什。”因为它们都是“写感觉”的佳作③。他的“意识流”小说因此而富有了中国文学色彩。再看莫言。他崇拜福克纳，但他的小说中显然燃烧着中国文学的元素，因为他说过:“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莫言204)。这番話表明了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此外，还有些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显然是理论家的盲区。例如校园文学，我们许多同学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以后开始文学创作。就我所知，许多中学的文学社团办得非常有生气，大学里的文学社团就更多了，许多有名的作家都是在大学期间就写出了重要的作品。这样就产生了“校园文学”的研究话题，可偏偏这个话题好像是没有什么理论予以关注的，我们的大学教科书在这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空白。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渴望自己的创作得到老师的指导，可我们的教科书上居然没有“校园文学”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我在最近出的一本介绍“中国当代小说”的书中就专门列了一讲:“当代校园小说”。我还想在今后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修订时增补一章，介绍当代校园文学的经典作品。

　　我相信，建构文学评论的中国话语，应该由此起步:超越理论崇拜，回到文学研究的原点——从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出发，去揭示当代文学的“中国性”。

　　注解【Notes】

　　①参看韩少功:“暗示”，《钟山》5(2002):178－179。

　　②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23。③参看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王蒙文集》(第七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年)72。

　　莫言:“有追求才有特色”，《中国作家》2(1985):202－20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

　　韦勒克:“大学里的批评”，《外国文艺》4(1987):26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