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泰

　　(赵国泰，长江文艺出版社编审。Email:plh627@qq.com)(责任编辑:钟 秀)

　　一

　　批评被批评，批评家被批评，力度空前，于斯为盛。文学批评问题，已为业内外所关注。但凡强调者，既是重要的，也是薄弱的。中医理论:人体某一部位如被关注，必有问题。加诸研判，即行诊治，庶几可愈。

　　二

　　原创二字，不是单纯词，而是合成词:原——创是由两个词素组成。虽意思各有差异，然有共同之处，即:开始做，有创新。《外国文学研究》乃一学术重镇，原创之航已启，文学地理学研究批评与文学伦理学研究批评即是适例。

　　三

　　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关涉文学批评主导学术品质:童庆炳称文艺批评为“不断运动的美学”;吾谓之“智性的审美活体”。并非一时杜撰，而是多年追求:二十年前拙著《论诗小语》曾云:“我是在创作评论，别人在评论创作。”后一直坚持探索:用浅文言创作诗话体评论、结撰学术笔记，先后为贺敬之、周立波、刘墉、古远清、邹建军、罗维扬诸家写成诗话、笔记多部(篇)，试图在创新评论方面有所作为。偶读二0一二年一月四日《文艺报》评论员文章《切实增加文艺评论的有效性》，其曰:“文艺评论本身也是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将学术智慧与艺术才华交融在一起的特殊创作门类。”“理想的文艺评论本身就应当是具有美感的文学作品”云云。在文学“创作”已被称作“写作”、“书写”的时下，批评文章以“创作”冠之，令人大感意外，甚有创见，颇合我意。

　　四

　　文学批评既为“运动美学”、“审美活体”“特殊创作”，故其与文学作品等质，亦当重视其内容与形式(方法)之两造，原创追求应成为其共同追求。从现代产业理念看，批评家所创造的最终成果、批评文章，本质上是“内容产品”，即具批评的有效价值。它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因为这时形式(方法)已成为内容的一部分了。

　　五

　　批评方法原创性追求，必须接受批评有效性的检验;而最终仍将归结于批评内容的“成王败寇”。由此可见，每一种批评方法，无论原创抑或传统者，均可在文坛各抱地势，各逞优胜。如钱钟书所著《谈艺录》、《管锥编》，前者取法诗话批评，后者取法笔记批评，均自吾国传统文库中提取，多承历代诗话之学、乾嘉朴学之惠，以片石而垒昆仑，以饾饤而佐盛宴，大气磅礴而又精细入微，渊博与睿智是其不替之风采。钱著远承祖构，双峰并峙于自宋以还王应麟《困学纪闻》、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几大学术笔记之后，其古今纵贯，中西互参，别开生面，又旧又新，超迈前贤，气夺同侪，沾溉后学，允称不朽之“内容产品”。

　　六

　　批评原创追求当以内容为王，方法为帅，顺之则胜，逆之则败。内容与形式，往往在互相寻找:一定的批评内容寻找与之相应的批评形式(方法)，一定的批评形式(方法)配适相应的批评内容。内容与形式(方法)相谐，则气足神王;徒有形式(方法)而内容不充，则穷形败相。手头适有一例:去冬今春以来，《中华读书报》揭开一重史上公案:围绕“《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展开辩论。事由《文史哲》主编王典山发难，老评论家李希凡应战，文史家徐庆全援王难李。建国初，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首评俞平伯红学研究，其以小人物挑战大权威，为领袖毛泽东主席所看重，由此引发一场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此可视作是批评内容之原创。今之辩题围绕“小人物”是否投书《文艺报》请求发表评俞文章受阻而展开，亦可视作批评内容之原创。王文揭李不曾写信受阻;李文辩称有过此事;徐文则从旁帮腔说没有。此举是为评论批评论、评论对批评活动之评论。所用方法，王文是“古史辨”法，李文是辨诬法，徐文是翻案法。悉皆约略归于社会历史批评范畴。辨——答辩;再辨——再答辩，三人五篇，俱为长文，枪来戟往，铿锵争鸣。王文有备而来，似乎有鼻有眼，言之凿凿;李文横槊而上，以牙还牙，倒也有气有力。而唯徐文仅凭嗟来耳食之言，多凭轻漫想象之推，辄又勇于判断，随声阿附。王、李之文可读，硬在多能“拿出证据”;徐文几难卒览，病在早存否定思维，预设不根前提，先入为主，贸然翻案，其效之差，其文之败，已在起意之初，结局辄定。

　　七

　　批评内容与形式之原创追求，应突出弘扬介入现实、走向平衡之精神。童庆炳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之研究转移，适以“走向平衡”作为关键概念，正契我心。在我国，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文学批评难道不该是人民的文学批评?及时有效是文学批评之魂。在社会急剧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现阶段，人民最关心什么?文学最关心什么?批评家最该关心的，我们关心了吗?舍此，文学批评要成为“不断运动的美学”，具有“思想的力量”又从何谈起?

　　八

　　要而言之，论衡制衡，乃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介入现实、走向平衡，其任务首在助推社会走向平衡。或问:政治是什么?政治即平衡。社会是什么?社会即平衡。人心是什么?人心即平衡。和谐是什么?和谐即平衡。一旦失衡，则政治将不政治，则社会将不社会，则人心将不人心，则和谐将不和谐。不怕失去平衡，就怕失衡而不制衡。不怕一时失衡，就怕任其倾斜加大失衡。殊知社会要转型、经济要发展、事业要进步、百姓要安乐，如是，则打破既有平衡势在必然，发生某种倾斜亦在料中。对此，党心知之，民心知之，文学焉能不知?文学批评岂敢不知?当共襄国是，以矫其非，遏止倾斜，共维平衡。顷读《文艺报》，有批评家屈指列出失衡十数弊，诸如环境污染、官员贪腐、房价高涨、贫富不均、坑蒙拐骗、黄赌毒盗、黑恶醉暴、金融动荡、物价通胀、矿难不断、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种种。余则据此提炼三论:一曰“本位”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观夫社会成员，其所从属单位，凸出四本位，即:“官本位”、“资本本位”、“技术本位”及“人本位”。稍加释义:“官本位”，尽人皆知，毋庸词费。“资本本位”，系指富人阶层，尤指拜“先富”之赐、且正厚拥资本撬动市场者。其正面贡献至巨，负面影响毋忽，如民谣“哪里来了开发商，哪里人民就遭殃”即是。“技术本位”系指具有高级职称、学位，并于相关领域有一席可据、一技可逞，甚至呼风唤雨者。以在下盲人摸象、矮子看戏之见，综上人数，或占全体社会成员百分之若干;而余者大多民人，或曰自然人，略无三本，惟有一人，即“人本位”。吾国近年一力倡之“以人为本”、民本民生，愚意以为更多吻合后者之望。传统京剧《玉堂春》开场白念道:“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看来，平衡问题自古来即为人所重;倘转换为现代理念，此“天”乃党心之谓、民心之喻。正是:党心通民心，一本固国本。二曰“阶级”论。回眸“十七年”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乃至“文革”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多与“阶级斗争”内容相涉。其中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权威历史文献已然描述并予定谳。至若新形势下有无新型斗争，则鲜有置喙，无人厘清。可登堂皇者唯“中产阶级”云云，每为人所津津乐道。据下层文士、芸芸众生之灵犀所接，则每隐隐有资本来袭之波撼，时时有阶层施加之压力。私衷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提法，理当终结;“以阶级斗争为鉴”提法，可否探讨?盖“纲”者，包笼一切，遑论其他?而“鉴”者则既有殷鉴，以防劫波重蹈;又为明鉴，建立预警机制，以恐不预之虞。未雨绸缪，不亦宜乎?三曰“崇拜”论。人类信仰中似乎不稍离开崇拜。吾国社会生活中，曾几何时热衷于政治崇拜、领袖崇拜。而今则以别态顶礼，即:经济崇拜、工具崇拜、技术崇拜。略加诠次，经济崇拜:以经济(含资源)傲人，视此为实力之全部、克难之万能。工具崇拜:折腰于利器，畏葸于霸权。技术崇拜:眼中唯有高精尖，胸间渐失精气神。试作回眸，建国以还，历数抗美援朝、中印边境之战、援越抗美、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多为以小打大、以弱敌强之范例，即令不无险胜、惨胜，则无不是挥正义之师，扬国威于域外，奠安堵于寰中。吾国文学创作及批评均曾加诸靠前采写、及时弹赞。军旅诗人张永枚便于西战之战硝烟未散之顷，实地采访与体验，迅速以原创形式“诗报告”，抒写成八百余行长诗以纪其盛。据载:是役，时不及三十分钟，船不过小舰数艘，既非科马尔级驱逐舰，亦无冥河式导弹，而能演成我海上人民战争之雄伟奇观。入侵者狐假虎威而来，败鳞残甲而遁。诗报告“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之虎啸龙吟，当年即传诵一时，激励万众;至今振衣重读，犹复五内鼎沸。试问:时下诗人可曾如畴昔歌者跟进一线否?试问:我辈评家何妨翻彼时论评而新诠之!实则，马列理论之灯塔早已熠耀在前:武器的批判只有通过武器的批判去摧毁;批判的武器则靠批判的武器去战胜。毛泽东主席气局超迈、辩证其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看今朝，日人欲霸我钓鱼岛，已为我千夫所指、政经棒喝;更兼海监逡巡、军旅扬眉，日方已逆触怒龙，顿势成骑虎。其于经典理论不正是最新有力印证么?!综上胪陈，或关批评精神:积极介入现实，旨在走向平衡;给力文学创作，助推社会前行。

　　九

　　保证批评生态“走向平衡”，乃文学批评精神之另一重要构成。如社会历史批评，其曾参与者，史上有左派右派之判，后来有歌德缺德之谥。当事人多后怕之，后来者多厌弃之。实则此为偏见与无知。人、社会、文学及其批评，均需左一左、右一右，方能调适步伐，使平稳前进成为可能。仿若人有两脚、船有两舷、桥有两侧。凡人左方右方能行走;凡船两舷之乘客均等，方不致船身倾斜;重载汽车集中驶于一侧必致桥身垮塌。因此，文坛应允许批评之左倾写作、右倾写作，红色写作、灰色写作。要极致，不要极端，即不要极左或极右。左要左出名堂，右要右出名堂，红要红出名堂，灰要灰出名堂。如是，则庶几可葆文学批评生态之平衡，进而推动社会之平衡。由是延伸，创建一“仿生政治学”、“仿生批评学”或有必要。

　　十

　　综之，文学批评内容与形式(方法)之原创追求，旨在使文学批评成为:不断运动的美学——及时有效是其价值体现;走向平衡的美学——介入现实是使主打使命;透彻明快的美学——把复杂变得简单是其风范。后者如:丰子恺之子、旅外学者丰华赡，曾引他山之石，以攻吾错:欧美理科每每擅将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而彼邦文科则惯将简单之事物变得复杂，望同胞引为炯戒。又，卞之琳四行诗《断章》，某理论批评者行文竟至五万之巨，结果越评越使人之于该诗莫辨其玄。还望从业者以为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