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学院副院长。Email:zhangsx@ccnu.edu.cn)(责任编辑:钟 秀)

　　文学批评的力量首先不取决于批评者的文学理论水平，而取决于批评者的伦理态度。批评者缺乏基本的伦理态度，是导致当代文学批评假、大、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人情、权力、商业等各种利益或利害考虑的批评，要么是无原则的吹捧，溢美之词泛滥;要么是有意识的打压，极尽攻击之能事。不读文本而信口开河的随意批评比比皆是。有人质疑各种文学奖项评选过程中评委根本无暇阅读数量庞大的参选作品，所以，有些评委的文学批评的公信度几乎完全丧失。本人曾参与由武汉大学一著名教授领衔的《国学新读本》的编写工作，这套书还在编写过程中，《光明日报》就刊发了由出版社组织的一篇书评，对这套书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肯定。这篇书评完全是“向壁虚造”，因为批评者根本就没有阅读甚至翻阅这套书，这套书的出版最后实际上“流产”，至今也“不知所终”。可见批评者已经毫无任何基本写作伦理的操守。因此，强调批评者必须坚守基本的伦理态度，乃是当前文学批评恢复其力量的最紧迫的任务。

　　文学批评基本的伦理态度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谈谈其中一点:聆听。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首先是一种聆听关系，这种聆听关系从根本上说确立了一种伦理态度，它意味着批评者首先是一个聆听者，而且是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对于一个真诚的聆听者而言，他必须拒绝任何假、大、空的批评，拒绝人情、权力、商业等各方面的利益或利害考虑，拒绝不读文本而信口开河、向壁虚造。缺乏聆听伦理基本态度的批评，是不可能展开任何真实可靠的文学批评的，实际上他(她)已丧失批评的合法性，同时也丧失正当批评的资格。无聆听的批评，除了产生“印刷垃圾”，不可能产生积极有益的思想成果。

　　强调批评的聆听态度，是要提醒批评者，在文学阅读或批评活动中，听乃是第一位的，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聆听关系，意味着批评不是批评者单向地说或评说。它更深刻地揭示在听与说的感觉活动中听的优先性。

　　听与说，作为人类两大感官系统，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是有先后发展次序的。早期人类，肯定是先会“听”，后会“说”;先发展“听”，后发展“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听与说这两大感官系统的发展失去了平衡。文明确实日新月异，又确实在摧残听，助长了说。今天这个所谓高度文明化、技术化的世界，几乎快要变成一个高度“说”的世界。到处是人在不停地“说”。技术化的文明人逐渐变得只有“说”的嗜好而无“听”的耐心，只有“说”的贪婪而无“听”的满足。技术化的文明已经使批评者逐渐自觉不自觉地在拒绝聆听，丧失聆听。

　　在古代汉语中，“聆”、“听”二字可以互训，聆，听也;听，聆也。作为同义词，它们在程度上有些细微的差别，“听”是一般的听，“聆”则是倾耳细听。张舜徽先生认为，“聆字训听，有空明义，谓声通于耳而无所蔽障”(见《说文解字约注》)。据此可以把“聆听”视为:让声音自由通入耳朵，毫无遮蔽和障碍，以达到空明的境界。

　　我相信，这是“聆听”一词的精义所在。

　　按照《礼记·乐记》上的说法:“声成文谓之音”，“知声而不知音，禽兽也。”这一区别很重要。古人把单纯的自然而然之声叫做“声”，而把自然之声经过人的文明化、技术化、复杂化(即“成文”)后叫做“音”。一般的动物只知声而不知音，只有人类才既知声又知音。

　　我深信文学作品是作家心声的“成文”。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心声成文”即文学作品，首先需要学会聆听的态度。聆听与文本的关系，是人与文学世界的一种基本伦理关系。聆听既是对作家的伦理要求，也是对批评家的伦理要求。真正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聆听的结果。同样，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聆听的结果。

　　在人的文学实践和批评交往行为中，有了聆听的态度，才能对“非己”的心灵世界表示尊重和关心，才能对他人的“心声”表示理解和宽容。丧失聆听伦理态度的批评家，很容易把批评导向无的放矢，任人唯亲，一味吹捧，随意拔高;或唯我独尊，专横跋扈，主观臆断，武断否定。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当代文学史，记录了丧失聆听伦理的批评活动的危害性。在极左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批评，要么是领袖意志、阶级意识下的“高、大、全”样板或典型的政治歌颂，文学批评成为政治机构的“喉舌”;要么是无限上纲的“打棍子”、“扣帽子”，置人于死地，批评成为“杀戮”。在权力话语和资本话语控制下的文学批评，要么是主旋律式地一味“唱红”，有的批评家甚至充当某种政治模式的“吹鼓手”;要么是商业广告式地拼命“抹黑”，特别是流行的网络批评，“五毛党”之类的乌合之众的“口水”、“灌水”，淹没了任何“聆听”的空间。因此，面对当前文学世界的纷纭复杂的“恶劣生态”，倡导学会聆听的基本伦理态度，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语言是文学世界的基石。文学批评学会聆听，最重要的就是学会聆听文学文本中的语言，聆听文学文本中无声的语言。学会聆听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学会聆听文学文本中无声的语言，可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论语》的“兴、观、群、怨”，《老子》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大音希声”，《庄子》的“坐忘”，佛教的“参禅”“顿悟”等等，都可视为文学聆听或诗意聆听的某种方式。我们从“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见王维《鸟鸣涧》)中可以感悟到古代优秀诗人的文学聆听态度。

　　学会聆听的哲学前提是学会聆听存在，聆听虚无。用道家的思想来表达就是要学会聆听“道”、“无”、“太一”。用佛教智慧来表达就是要学会聆听“自性”、“空性”或“佛性”。学会聆听存在，聆听虚无，需要更高层面的伦理态度，那就是虔诚。只有拥有宗教般虔诚的批评者，才能聆听到文学所能抵达的世界或心灵最本源的深处，或者说能抵达存在与空性的澄明之境。这一点对于如何理解诗歌文本与诗歌批评之关系尤为重要。

　　虔诚是对语言保持敬畏。没有虔诚的态度，就不可能去真心实意地聆听语言。虔诚反对对语言的虚伪态度，虔诚排斥对语言的暴力态度。人的语言行为靠虔诚来约束和规范，人聆听语言的纯洁性靠虔诚来保证和培养。虔诚扫清聆听的障碍，虔诚去掉聆听的遮蔽，虔诚让聆听进入空明。学会聆听，在聆听关系中由文学文本与批评文本构筑的文学的空明世界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