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驰

　　英国现代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代表作《蝴蝶梦》(Rebecca)发表于1938年，长久以来畅销不衰。女主人公“我”——一个在通篇故事中始终无名无姓，在结婚后被称为德温特夫人的年轻女子是故事的讲述者，而另一女主人公吕蓓卡虽死犹生，锋芒毕露，其鲜明的个性、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越发显得“我”平淡无奇、黯然无光。而实际上，叙述者“我”实乃整个故事的编织者，一个看似默默无闻，却充分展现了男权社会价值观的“天真无邪”的“天使”。英国当代批评家伊丽莎白·布朗芬(Elisabeth Bronfen)曾指出，在男权社会，女性通常被看做两个极端——要么是纯洁、善良和无助的代言人，要么是世故、危险而充满诱惑力的魔鬼化身。①

　　“我”与吕蓓卡就处于这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极端，而身份显赫、家财万贯的男主人公迈克西姆·德温特何以会先后迎娶两个截然不同、性格迥异的女人?读者不禁质疑:吕蓓卡的美貌与才能有口皆碑，而卑微羞涩的“我”是如何显露神通成为续弦德温特夫人的?“我”在取得话语权后何以对吕蓓卡大加贬斥，欲将之妖魔化而后快?“我”在有意无意地充当男权主流文化的代言人时，为何甘心将自我空洞化、平淡化?“我”的形象其实大有文章可做。

　　一

　　首先，“我”虽然貌不惊人，但却温顺可人，唯丈夫马首是瞻、对丈夫言听计从。“我”一开始只是贵妇人范·霍珀夫人的陪从，在受到上流社会名人迈克西姆·德温特垂青时，“我”马上感激涕零、无所适从。迈克西姆曾经解释过他选择“我”陪伴的理由，“我邀请你是因为你不穿黑缎子衣服，没戴珍珠项链;另外，你也不是三十六岁”(40)②。可见，“我”的年轻淳朴、卑微羞涩和不谙世事是老谋深算的迈克西姆挑选的理由。面对迈克西姆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架势，“我”却只是“呆呆地坐着”，“两眼困惑慌乱，双颊绯红”(42)，不敢有丝毫顶撞。当“我”怀疑自己不能融入上流社会时，迈克西姆居高临下地说，“你是不是属于那个圈子，只有我才能下判断”(56)。迈克西姆求婚时同样盛气凌人，“我再说一遍:要末跟范·霍珀夫人去美国，要末跟我回曼陀丽老家，两条路由你选择”(56)。“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一步踏进上流社会，即使充当迈克西姆的玩偶，任他羞辱和威胁也在所不辞。在踏进迈克西姆的豪宅曼陀丽庄园之后，“我”便决心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家中的天使”。“我”谨小慎微，不苟言笑，乖乖地呆在家里，不敢越雷池半步。初来乍到，“我”便对管家丹弗斯太太吐露心声，“我一定要努力适应这儿的新生活;当然，首要的还是要让德温特先生过得幸福”(79)。在迈克西姆对“我”发完一通无名火之后，又向“我”微笑，“这一笑就算是对我的酬报，正像在杰斯珀头上轻轻拍一下，意思是说:可爱的小狗，快躺下，别再来打扰我”(125)。“我”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只宠物狗，只求博得主人一笑。“我”明白“他喜欢我与我喜欢杰斯珀真是一模一样”(108)。“我”以自己的青春和热情一次次试图博取迈克西姆的欢心，煞费苦心去揣度迈克西姆的心思，一再为了丈夫的丁点不快而胆战心惊。“我”在对吕蓓卡满怀妒意的时候，甚至假设丈夫有个情妇，“有朝一日，那女人年老色衰，或是厌腻变了心，迈克西姆就不会再爱她”(255)，而“我”所能做的只是痴痴等待丈夫的回心转意，“我”把男权社会里无助女性天使般的宽容、谄媚和隐忍推向了极致。

　　其次，“我”虽非出身名流，却一直贪慕虚荣、向往富贵，在贫寒之余仍固守着自己附庸风雅的爱好。童年时代“我”就曾花掉自己的零用钱去购买一张画有曼陀丽庄园的明信片。当迈克西姆向“我”表白后，我神魂颠倒地反复思忖的也是“他要带我看看曼陀丽”(58)。在跟曼陀丽庄园的主人迈克西姆共进午餐后，“我”身价倍增，平时对“我”不屑一顾的侍者对“我”毕恭毕敬，所有人都对“我”投来恭敬的目光。而“我”也幻想自己“成了有地位的小姐”(30)，从此跻身上层社会。而在迈克西姆漫不经心的求婚后，“我”根本没考虑自己要嫁的是一个大自己一倍的男人，也不顾迈克西姆傲慢武断的指令，“好，就这么定了。你不再是范·霍珀夫人的伴侣，而是开始和我作伴。你的职责几乎同以前完全一样，我也爱读图书馆新到的书报，也要人在客厅里摆上鲜花;饭后我也爱玩玩贝克西，也需要有人替我斟茶。另外，你得及时替我准备好我用惯的那种牙膏”(57)。“我”全然不顾自己即将拥有的是名为妻子，实为仆从的身份，只满心欢喜地憧憬未来，“我将成为德温特夫人。我反复掂量着这个名字。在支票上、商人的账单和邀客赴宴的请柬上，都将签上这个名字”(58)。“我”欣喜若狂于德温特夫人的名号，更想让自己的艺术品位为自己的新身份加分。“我”一直以自己的素描为傲，迈克西姆也曾专门在姐姐比阿特丽斯跟前提到“我”懂艺术，会画画，比阿特丽斯也因此特地上伦敦买四大部《绘画史》作为送给“我”的结婚礼物。而绘画才能也确实成为了“我”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其实，以迈克西姆为首的上流社会当然不会以目不识丁、愚昧无知为美德，他们需要这种有“教养”、懂情趣的女人来强化、展示他们的审美理想。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教育家卢梭在《爱弥儿》中说，“如果说教育男性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获得自由，那么教育妇女的目的是使她更‘适合’受过教育的男人。不能在妇女身上培养男子的品质，不能让妇女窃夺我们的权利，大自然和理性给女性安排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转引自袁曦临36)。“我”所受的教育，“我”的素描画不仅引起了迈克西姆姐弟俩的关注，也成为“我”聊以炫耀的资本。这样，“我”凭着自己的温顺、隐忍和“高雅”的艺术爱好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大富豪迈克西姆·德温特“家中的天使”。

　　再者，“我”虽然貌似善良、柔弱，而一旦自己的贵妇生活遭到威胁，马上转变成男权势力的卫道士，甘愿做一名男权的傀儡，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小说作者以“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是意味深长的，“我”叙述的可靠性是值得玩味的，而这可以说是小说作者的高明之处，越是没有定论的作品越会享有持久的生命力。“我”是一个父母双亡、无亲无故的女子，曾靠当贵夫人的陪护赚取微薄的薪水，地位卑贱，常常遭受他人的冷落和讥讽。“我”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同时又充满着对上流社会的好奇和渴望，希冀摆脱微贱下人的身份而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小姐。一旦得到比“我”年龄大一倍的迈克西姆的青睐，“我”全然不顾年龄、阅历和地位的悬殊，更不质疑迈克西姆独断专行、自私、冷酷和暴虐的男权沙文主义倾向，反而好似抓住救命稻草般对其“一见钟情”。当吕蓓卡的沉船和尸体被发现，眼看迈克西姆谋杀前妻的罪行即将暴露，我既不劝其投案自首，更没想到要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而是竭尽全力为迈克西姆打气，“吕蓓卡死了，死人不会说话，死人无法提供证词”(309)，“他们抓不住你的把柄，那天夜里没有人看见你……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311)，从而给担惊受怕、做贼心虚的迈克西姆吃了颗定心丸，助其在慌乱中迅速理清头绪，编造谎言，坚定死不认罪、拒不悔改的决心。刚刚跨入上流社会的“我”深知如果迈克西姆这棵大树倒了，也许刚刚化为现实的曼陀丽庄园女主人的梦想就会随之幻灭。一旦“我”的灰姑娘童话破碎，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更是一个生活的庇护所，一种不仅无需漂泊反而可以锦衣玉食的稳定生活。当得知迈克西姆的沉默抑郁、漫不经心抑或狂躁不安不是因为思念吕蓓卡，而是担心罪行败露时，“善良”的“我”顿时神清气爽，下定决心“要为迈克西姆奋斗，为他去说谎，提出伪证，赌咒发誓;为他去骂亵渎的脏话，为他去祈祷”(312)，令吕蓓卡的冤屈永远无从昭雪。至此，“我”甘当丈夫的帮凶，男权的傀儡的心思暴露无遗，也为广大读者阅读“我”讲述的故事时留下无穷的想象和质疑的空间。

　　二

　　一个出身寒微、羞涩怯懦、淳朴天真而又寡言少语的女孩是如何在取得话语权后变得冷酷无情、是非不分、助纣为虐的?一方面，在精神上，这与男权思想对她的调教与潜移默化密不可分。“我”从未产生过任何叛逆的想法，最大愿望就是打败情敌，独享丈夫的爱。因为出身贫寒、姿色平平，“我”自感卑微，处处谨小慎微，哪怕在正式成为曼陀丽庄园的女主人——德温特夫人后，仍像个外来者般拘谨、胆怯、温顺、任人摆布。“我”从未想过婚姻中夫妇双方的平等地位，“我像个孩子那样，像条狗那样，病态地、屈辱地、不顾一切地爱着他”(253)。而迈克西姆对“我”的宠爱就像是对小狗杰斯珀一般，只需“我”安详、沉静，不时舔舔主人的双脚，在主人不快时摇摇尾巴逗主人开心。而在准备化妆舞会时，迈克西姆强烈建议“我”打扮成漫游仙境的天使般的爱丽丝，就反映出以迈克西姆为代表的男权势力对娇柔天真的小女孩天使的偏爱。下意识里“我”曾发出感叹，“但愿他别老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别把我看作一个娇生惯养、百事不管的孩子，待他兴致来了，就疼我一番，平时则多半把我丢在脑后，或者在我肩上一拍，说声‘自个儿去玩吧’”(211)。一旦“我”有超越傀儡处境的迹象，迈克西姆马上就来化解“我”的念想，“我不希望看到你刚才的那副模样。你嘴巴一歪，眼睛里闪着领悟到某种事理的灵光，不过那可是种不该明白的事理”(218)。迈克西姆娶她就是出于她单纯、未经世事而容易将其意志强加于她，他曾教导她，“在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不许你看某些禁书?你父亲是不是还把这些书锁得严严实实?丈夫毕竟跟父亲差不了多少。对于某种事理，我宁可不让你茅塞顿开，最好也把它严严实实地锁起来”(218)。可以看出，迈克西姆希望“我”做一名乖巧听话、不明事理、人云亦云的可爱天使，一个安分守己、仰仗男权的小女人，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管，永远保持无知单纯的状态，永远视丈夫为父亲和兄长，奉丈夫之言为圭臬和典范，永远做丈夫的依人小鸟。“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张岩冰41)。“我”完全认同丈夫关于死去的吕蓓卡的一切陈述，从而理所应当地以帮手的身份将失语的吕蓓卡妖魔化，对其毫无怜悯之心，反而将其悲惨遭遇视作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另一方面，在物质上，“我”并非富豪名门之后，没有财产，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仰赖于丈夫。作为“我”赖以生存的家，曼陀丽庄园就似男权社会的微型缩影，在这个家里，要么甘当“家中天使”，温顺地遵循传统习俗，要么勇当叛逆者，遭受毁灭或放逐。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认为，在男权体制下，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家”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女性的监牢或收容所，表现女性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宰的“家”中噩梦般的生活以及这个“家”给女性造成的扭曲和伤害是许多女性小说不变的主题。③在曼陀丽庄园这个“家”中，桀骜不驯的前女主人吕蓓卡就是因为不愿任随丈夫的摆布，极力想冲破男权社会里家的牢笼而被无情地妖魔化，最终被残忍杀害。吕蓓卡的朋友兼贴身女仆丹弗斯太太虽身为管家，却不过是迈克西姆手里的一颗棋子，一旦没有利用价值，便会随时遭到斥责与驱逐。耐人寻味的是，丹弗斯太太最后竟如《简·爱》(Jane Eyre)中阁楼上的疯女人那样歇斯底里地一把火烧毁了这座男权的庄园，放逐了自身，也无辜地印证了男权沙文主义者们对“违规”女性的妖魔化的贬抑。其实，连女权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都曾被男士们称作“哲学脏婆”(张岩冰26)，遭到同时代人的唾弃与鄙夷，更何况孤立无援的吕蓓卡和丹弗斯太太。实际上，“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长期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排挤、经济上受贫穷、文化上受男性专制教育、思想感情上受压抑的状态”(张首映494)。当“我”置身于庄园时，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朋友，几乎与世隔绝，在经济上、心理上深深依附于丈夫迈克西姆。丈夫虽然明知“我”年轻得足以做他的女儿，却压根没想让“我”成熟起来。由于在经济和心理上对丈夫的依赖造成了“我”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对其的谄媚和讨好，加之有吕蓓卡和丹弗斯太太做反面教材，“我”自觉接受了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低人一等的观念，从而自愿阻碍自身独立意识的发展，为了生存而取悦于丈夫，并将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当丈夫的罪行即将败露，当丈夫的地位岌岌可危，沉默寡言、胆小怕事的“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沉着冷静和义无反顾的袒护，让人不得不感叹“家中天使”与“男权傀儡”竟然可以这样让人浑然不觉而又巧夺天工般地自成一体。

　　纵观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历史(history=his story)其实就是男人话语强势的历史，而女性历来处于文明的边缘，处于失语状态，一直作为男人凝视和欲望的客体和他者而默默生存。在男性享有绝对话语霸权的男权社会，“我”以其无助、柔弱、惹人怜爱的“天使”形象展开叙述，为自己和丈夫迈克西姆巧妙地博取了读者的同情与怜悯，使迈克西姆水到渠成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贪慕虚荣，唯丈夫之命是从的“我”绝对是男权中心社会里人见人爱的“家中天使”，而一旦与“男权傀儡”融为一体，将父权制标准内化了的“我”获得的话语权便不得不令人质疑，“我”的所有陈述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偏见的烙印，叙述的可靠性也必然大打折扣。《蝴蝶梦》为女性读者颠覆菲勒斯批评权威，以自身经验来对其进行创造性阅读提供了莫大的空间，作者达夫妮·杜穆里埃的匠心独运由此可见一斑，这大概也是此书既畅销不衰又被奉为经典的一大魅力所在吧。

　　注解【Notes】

　　①参见 Elisabeth Bronfen，Over Her Dead Body:Death，Femininity and the Aesthetic(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50．

　　②以下引文均出自:达夫妮·杜穆里埃:《蝴蝶梦》，林智玲程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③参见 Elaine Showalter，Sisters’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127 －128．

　　袁曦临:《潘多拉的盒子:女性意识的觉醒》。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张首映:《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