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美香 毛凌滢

一、叙事声音:从缄默到发声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在其《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将声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探讨叙述声音和女性作家写作的关系并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叙述声音:①作者型叙述声音(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②集体型叙述声音(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的叙述声音);③个人型叙述声音，即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事声音模式，个人型叙述声音模式中的叙述者是指在同一故事里，作为虚构人物的叙述对象发出的声音，这些叙述对象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其间“我”是结构上“优越”的声音，也统筹其他人物的声音。兰瑟认为叙事学上的“声音”是具体的、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的研究，叙述者的声音是叙述动作在作品文本的具体体现，叙述者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他们的“声音”显示出来。因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女性主义表达‘观念’的‘声音’实际上受到叙述‘形式’的制约和压迫;女性的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兰瑟4)。拜厄特的作品《占有》恰好可以用来当作诠释兰瑟叙述声音理论的一个鲜活的例证，因为它的风格和创作手法都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女性叙述声音的特征。

　　作者拜厄特像一位行文严密的史学家，对自己无法观察到的百年前的往事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求小说信实如史。小说中人物的书信等史料，便成为史实考证的文字依据，由历史文本逐步揭示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作者让罗兰等当代人物来挖掘研读历史资料，使日记、书信等派生叙述自然化，消除人为安排的痕迹，仿佛“巧出天工”，自然而然。故事内人物自己担任叙述者，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以时代的“见证人”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或别人的故事。此处的叙述“依据故事参与者的认知能力调节它提供的信息，采纳或佯装采纳参与者的‘视角’或视点”(Gerard 161)。以书信、日记体为主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便于展开心理描写，表现人物的内心真实。依靠书信体和日记形式，拜厄特在《占有》里成功地在叙事形式上建立了兰瑟所指的个人型叙事声音，淋漓尽致地追溯了女性角色从沉默到获得自己完整声音的过程。

　　拜厄特在《占有》中寻根问祖，回归历史，梳理女性历史血脉，拟写了多种历史文本，在小说中“引入各种各样的声音，让这些声音自由自在地去施展”(Lanser 120)。小说叙事以莫德等人的史料考证为契机，挖掘出维多利亚女诗人拉摩特及其表妹萨宾娜等女性人物的大量诗歌、日记、书信等历史文本，众多女性叙述者在《占有》中悄然现身，她们特有的女性眼光和声音不动声色地置换了传统叙事中的男性视角和话语。正如书中人物拉摩特所言，“我写作的欲望源于我的父亲，但我写作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的母语——不是他的语言，而是我母亲的”(拜厄特348)。萨宾娜的日记如同一则勇敢的女性宣言，“我要生存，要恋爱，要写作。这太过分了吗?”(340)贤妻良母式的埃伦何曾不是一名有着艺术志向的少女，“我想要当一名诗人，成就一首诗歌”(122)。自视甚高的艾什从拉摩特的创作中意识到了女性表述历史的话语力量，“你是真正的诗人”(195)，“故事似乎就是为你而创作的，确实在等待——你——来讲述它”(176)。这些女性文本中多个“我”的个人声音汇合成集体型的女性话语，共同完成了女性生命本相的还原叙述。在男权社会里，良好的女性品质应该是沉默，或对男性言听计从，当这一现实反映在小说叙事中时，便表现为女性形象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她们无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取而代之的是男性作家在小说中对女性话语进行操控，只让她们说出作家自己想让她们说的话语。而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拜厄特并不追随这种传统，而是让女性形象为自己说话，她让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自由传达出自己的声音。被排斥在男性强势话语所霸占的公众领域之外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在虚构的文本里得以公开化，并为世人所倾听。《占有》由此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女性叙事群体，成功地赋予了女性应有的公众声音和叙述权力，女性重获失落已久的话语。深感失落的罗兰不得不向莫德承认，“原来你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505)。拜厄特在对女性历史的虚幻性把握中以鲜明的女性话语重建了女性叙事传统。

　　为了改变传统的女性失语状态，拜厄特让她的主人公踏上了寻找女性声音的历史之旅，像漫游仙境的爱丽丝一样穿过镜子进入镜子的另一面，让隐形者现身，让沉默者说话。她发挥超群的“腹语”才能，模仿不同的人物，拟写了大量的诗歌、信件、日记等女性叙事文本，并通过主人公的探求之旅一步步被挖掘出来，有意识地把女性视角和女性声音引入文本叙述。众多的女性叙事文本构成了统一的女性之声，从女性的视角讲述她们的经历和经验，还原那不为人知的历史的另一面。通过构建强大的女性叙事群体，赋予女性应有的公众话语权，象征性地重新建构起了女性叙事的权威。

二、叙事时间:瓦解男权话语秩序

小说《占有》完美地运用了循环和重复的叙事时间策略，小说的叙事是以三种时间状态交错呈现，包括人类远古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后现代社会。小说的全名是《占有:一部浪漫史》，拜厄特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霍桑《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序言上的一句话:浪漫史允许创作者“试图把那个已经飘逝的时代与现代这个正在转瞬即逝的时代联系在一起”(Hawthorne 2)。逝去的维多利亚时代与现在的后现代社会，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亦古亦今，现代人探索着过去人的秘密，过去人又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现在，仿佛现代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过去人的注视之下与意料之中。作者将过去与现在两对男女主人公并置于同一文本中，且有意识地模糊了时代与人物的界限。拜厄特故意使用不明确的代词“他们或男人与女人”而非确指某一个人物，这样就使读者潜意识里将两对人物联系在一起，是他们还是他们?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作者这种有意识的模糊中，过去与现在形成了某种紧密的联系。作者还使用了一些具体的事物，使过去与现在密不可分如拉默特的手镯后来戴在了莫德的手上，还有艾什的怀表为后来的科洛博以不光彩的方式占有。

　　小说《占有》开篇即为一则神话，拜厄特借艾什之名拟作了一首题为《普罗塞庇娜之园》的神话诗。普罗塞庇娜为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与得墨忒尔之女，是一位嬉戏于花草园林之中的美丽少女，后被冥王掠到冥界，只能在每年春天返回阳界与母亲团聚。每逢此时，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春色满园。本书最后是作者的后记:在维多利亚夏日的原野上，一位诗人遇到了一个天仙般的小女孩，编了一个漂亮的花环戴在她头上，请她捎个口信给她的“姨妈”。但小姑娘在回家路上碰到了她的哥哥们，又发生了许多别的事情，于是花冠残破了，口信也遗忘了。而这小女孩正是艾什与拉摩特的私生女，名叫玛耶 (Maya)，是印度梦幻女神的名字。拜厄特巧妙设计的这一隐喻以及玛耶的名字暗示着艾什和拉摩特那梦幻世界的破灭，而玛耶自己则更喜欢被叫作玫 (May)。拜厄特用玛耶与其父艾什在原野上偶然相遇的情节，将玛耶比作了普罗塞庇娜，因为五月 (May)意味着春天，意味着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小说始于神话故事中的春天，又结束于神话故事中的春天，可见作者的构思巧妙以及作者对循环的叙事时间技巧的驾熟就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我们被告知莫德正是艾什与拉摩特的后代，在血缘关系上，现在与过去又得到了一次融合。

　　过去的事、过去的人不仅是现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现代人去揭示、发现过去的秘密。在罗兰和莫德探索艾什和拉摩特故事真相的约克郡之行中，他们去了一个叫“布高洞”的地方，只因为他们喜欢那名字，并没有意识到艾什和拉摩特以前也曾来过这地方，曾走过同一堆石头。在一家珠宝店购买礼物的时候，他们发现莫德戴的镯子曾经是属于拉摩特的。在小说中罗兰和莫德“步调般配一致”(Byatt，Possession 273);而后来在描述艾什和拉摩特时，作者用了“我们走在一起，步调协调”。同样地，罗兰把莫德比作“受苦的豌豆公主”，在维多利亚叙述版本中，艾什则把拉摩特睡的那张床垫称作“隔开了公主和豌豆”。罗兰意识到了两对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思考推动艾什和拉摩特之间关系发展的冥冥之中命运的时候，他隐约察觉到他和莫德正被一种命运推动着，至少看起来，这并非他们的命运而是其他人的。联系层层深入，看似无意，实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两对人之间的并行以及罗兰所意识到的命运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循环时间，这种叙事方式远比传统男性叙事的线性时间要灵活生动、有活力。

　　拜厄特那贯穿全篇的暗喻也将过去与现在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她对颜色的运用，已经不仅仅是画家笔下的单纯色彩了，而赋予了其丰富的精神与内涵。深受先拉菲尔派影响，拜厄特还是一位色彩运用大师，色彩在其笔下被赋予更多含义。小说中，拜厄特运用不同色系来建立人物间的关系，表达冲突与主题，捕捉人物的个性与精髓。色彩就像一条彩带，被时间与空间分隔的人物因为它的存在而彰显着、联结着。在《占有》中，绿色是女性的表征。在小说开头部分，作者是这样描述莫德的，穿着一双长筒的绿色靴子，开着一辆锃亮的绿色甲壳虫。她美丽的金色长发紧箍在绿色的头巾里，出奇相似的是，拉摩特美丽，皮肤有点苍白，有着一双适中的绿色的眼睛。那眼睛似乎可以遁形为一种绿色的光。和莫德一样，她的脚裹在一双有着蕾丝花边的宝石绿的闪光的皮靴中。在艾什的想象中他曾经抚摸着她那绿意的脸颊。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位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外形上因为绿色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颜色还赋予了她们丰富的女性特征:博大的绿色海洋，常青的绿色植物，以及庄稼收获时的金黄色……都向我们展示着女性被历史所掩盖的柔美与创造力。艾什把她的金色比作“金苹果”，意味着收获，在金属未被发现的远古时代，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抹金色了。莫德的头发则是金黄的，泛着金属光泽，仿佛在金属未被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万年。当她散开头发时，罗兰看到金色的光线闪耀着一泻千里，泛着大大的漩涡，而莫德就沐浴在这金色的海洋中。尽管拉摩特的头发在颜色上有些许不同，但仍然有着“银黄色的光圈”。和绿色一样，金色串联着三位不同时代女性的伟大生命力与丰富创造力，暗示着女性为生命之本源、自然之始祖。在这一象征生命力和创造力构成的色彩背景下，把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零散、片段式的女性经验统一起来。

　　在拜厄特的长篇小说《占有》中，过去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现在，过去的一事一物都在现代的故事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推动着小说一步步走向高潮。拜厄特对人性的理解，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以及对当今后现代社会的准确把握，把当代的社会现实与维多利亚时期的风俗人情以及远古的神话传说并置于同一文本中，在循环的时间中以超越历史的深邃眼光，洞察现实生活的本质，引发人们对现代文明及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层思考。在罗兰与莫德发现艾什与拉摩特之间的恋情后，他们从自身找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他们更有意义地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读者也随着小说的进行越来越深地被卷进两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从现代的西方社会，到了两百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再到神灵出没的远古……正是在拜厄特营造的循环时间中，过去与现在得到了有机的融合，过去的事物借助现在与未来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现在的生活则因过去的介入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这种循环和反复的叙事时间模式有一种空灵与跳跃感，解构了死板与单一的传统男性叙事的线性时间模式，从而使文本中女性叙事权威的构建变得顺乎其然。

三、叙事修辞:革故鼎新的性别政治

自神话传说始，西方传统叙事往往以男性意识为中心，表现男性心理和男性趣味，故事因此成为男性话语的载体，单一的男性眼光和男性声音遮蔽了另一性别被抹杀被噤言的真相，虚假地突出了男性自身的优势地位和主体作用。男性带有偏见的眼光像一面失真的镜子，反映了一种强加的社会判断，一种人为的价值体系。而女性作为人类的另一半则是男性猎奇眼光“偷窥”的对象，一群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操纵的被命名者。女性的形象因而漂浮在历史的主流之外，成为一种纯粹的性别文化建构，并由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所界定，毫无例外地落入非天使即魔鬼的程式化。拜厄特在《占有》的虚构文本里对千古人类历史，尤其是长期由西方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所限定的女性历史进行了解构性回溯。拜厄特在《占有》中直面女性的历史创伤，对女性的历史渊源进行探究，凭借着戏仿这种叙事修辞载体力求用女性自己的眼光重新读解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原始意象，用女性自己的声音讲述鲜为人知的历史叙事的另一面，改变女性形象缺失，声音失落的历史局面，以揭示自古以来被西方失真的男性眼光所删篡的女性声音，填补西方男性中心话语蓄意制造的女性空白话语。

　　在《占有》中，拜厄特以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童话作家拉摩特的名义戏仿了法兰西布列塔尼神话故事。

　　首先，拜厄特并没有在她的小说中将梅卢西娜刻画成一个怪物或魔鬼，相反，她着力强调了梅卢西娜的另一面。为了凸显梅卢西娜的德行，拉摩特在诗中把她描写成了一个不幸的生灵。这表明拉摩特对梅卢西娜的悲剧性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她试图将梅卢西娜描写成正面人物，使梅卢西娜摆脱永远被咒骂的命运。这种改写无疑影射了维多利亚时期女诗人拉摩特及“拉摩特的创造者”拜厄特对女性自己声音的思考。其次，拜厄特在《占有》中突出了梅卢西娜的母亲形象。梅卢西娜生了十个儿子，他们潇洒、勇敢，具有牺牲精神。梅卢西娜非常爱他们，“在寂静的夜里，一只纤细的手/分开帘帷，抱起睡眼惺忪的孩子/卷曲着身子，让孩子吸吮母亲的乳汁”(Byatt，Possession 314)。再次，梅卢西娜是她丈夫背叛行为的受害者，也是男人的受害者。在经典神话中，超自然的力量总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现，被惩罚的总是女人。但在拜厄特的小说中，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然而，女人仍然不能摆脱苦难。梅卢西娜被迫成了半人半蛇，最终要与孩子分离的母亲。这不是女人的错，而是因为男人在控制着话语权。因此，梅卢西娜只不过是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这就使她注定不论做任何好事，都要遭受苦难。她承诺要帮助雷蒙丁，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她的丈夫却背叛了她，使她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样，拜厄特借拉摩特的叙述声音，使梅卢西娜的形象从一个魔鬼变成了一个有爱心、有能力，但令人同情的母亲。这种改写修正了人们对女人的固有的偏见，真正吟唱出了女人既是美女又是野兽，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立体全真声音，同时对男权叙事传统提出了挑战，表现了拜厄特对女性叙事权威构建的良苦用心。

　　《水晶棺》则是拜厄特在小说《占有》第四章中假借女主人公拉摩特之口讲述的一个童话故事。看见《水晶棺》，熟读童话的读者会即刻联想到格林童话《白雪公主》，因为戏仿的文本中保留了“白雪公主”、“小矮人”、“巫师”等主要人物形象。《白雪公主》的作者是19世纪的格林兄弟，因而，童话采用的是男性视角:白雪公主处于他者的地位，被观看，被言说，被处置，女性的声音无从彰显。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女性的这种边缘化和不利的生存地位呢?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人的主体性是社会建构的，是由社会主流话语构成的，而当今社会的主流话语是男性霸权话语;女性是在男权中心社会由男性来界定的，这种界定必然地产生了对女性的歪曲和误解，不能反映女性的原本面貌。因此解构父权制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本质特征的设定与歪曲，使女性成为自身经验的言说主体，并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寻找和认识女性真实的自我，对于重新建构女性叙事声音来说就显得尤为必要。作者对传统文本的仿拟并不是机械的临摹和被动的吸收，而是与前辈的主动对话与挑战。作家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尝试逃离先文本的束缚，摆脱其已有的模式，在模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富有特质性的改写与创新。

　　《水晶棺》虽假借19世纪的女诗人之口吻，但戴着面具说话的却是作者自己。拜厄特在“旧故事，新形式”一文中说，她自己也参与到主人公对童话的重述中，在新的语境之下，重讲故事，让旧故事产生新意义。她说“对公主动机进行改写，主要是她厌倦了传统童话中女性永远的被动地位与弱势形象”(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31)。因此，在改写的过程中，她力求用女性自己的眼光重新解读西方传统文学，置疑并挑战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赋予女主人公在先文本中剥夺的话语权，彰显在与外界的矛盾冲突中女性的主体声音。《水晶棺》对《白雪公主》的改写，比较明显的是表现在“王子”形象的变形。《白雪公主》中的“王子”，出身高贵、英俊潇洒、勇敢果断，具备拯救公主的能力以及提供其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水晶棺》中的“王子”却是借用了格林《小裁缝》中长相平常但诚实、善良，靠自己手艺维持微薄生计的匠人形象。在解救公主时，他还有片刻的犹豫与胆怯。与高贵、英俊且富有的王子相比，小裁缝实在是个贫寒的“小人物”。拜厄特在整个改写的过程中，都以敬仰的态度模仿童话，唯有在刻画解救公主的“王子”时，采用戏仿手段，刻意将“王子“变形为一个“小人物”，让“英雄”变形为“反英雄”。在公主/小裁缝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小裁缝，而是女主角公主。“英雄救美的既定原型成了一则绝妙的讽刺”(程倩72)。作者或许要表现男性神话的衰败，女性神话的复兴，借此颠覆在传统叙事话语中男性的优势地位与主体作用，致力于构建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权威。也就是说，拜厄特在《占有》中主动贴进主导话语权威，借用其社会历史惯例，通过变换其写作修辞手法和结构，由内部颠覆其权力机制，从而建立起女性话语权威来传声。

　　拜厄特一反传统文学中女性被叙述，被符号化的命运，在小说《占有》中通过巧妙地运用叙事声音、叙事时间以及叙事修辞这三种不同的叙事策略将女性特有的眼光和声音不动声色地置换了传统叙事中的男性视角和话语以凸显女性生命本真，有效地消除了近乎约定俗成的男性话语控制，从而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女性叙事群体，成功地书写出女性应有的另类声音和叙事权威。

　　安东尼·苏珊·拜厄特:《隐之书》，于冬梅 宋瑛堂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

　　Byatt，A.S.On Histories and Stories.London:Chatto ＆ Windus，2000.

　　---.Possession:A Romance.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程倩:“拜厄特小说《占有》之原型解读”，《外国文学评论》3(2002):68－73。

　　Ge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Hawthorne，Nathaniel.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New York:Bantam Books，Inc，1981.

　　Lanser，S.S.Fictions of Authority:Woma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Ithaca＆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