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 华

　　一

　　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达到了高潮，英国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特罗洛普通过小说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道德面貌，金钱拥有万能的魔力，人们对金钱的贪欲可以说就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为了追求金钱，贵族们对投机商人梅尔莫特巴结奉承;为了攫取钱财，贵族子弟们争相追求梅尔莫特的女儿玛丽;为了发财梅尔莫特不惜伪造地契签名，当他案发需要玛丽的钱救急时玛丽却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死死抓住她名下的财富不放，不肯救父亲于危难，最终导致了梅尔莫特的自杀。出身贵族之家的乔治娅娜不顾家人反对，迫切地想嫁给犹太商人布雷格特，当后者遭到破产，不能提供伦敦的房子给她住时，乔治娅娜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婚约。凡此种种，都表明特罗洛普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除了私利和现金支付关系之外，再无其他纽带——人的尊严也降到了金钱交易的水平”(殷企平246)。

　　小说中主要人物玛丽·梅尔莫特的婚恋就是金钱交易的牺牲品。玛丽和她父亲梅尔莫特一样身世不详，她是一个私生子，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发迹后把她带到了伦敦，并且被立即投放到婚姻市场。玛丽在父亲为她举办的舞会上遇到了费利克斯爵士，对他一见倾心。费利克斯一文不名，“他的心是石头长的”只是“他模样好看”(18)①。小说反复提到费利克斯“人长得漂亮”，而且善于伪装，而玛丽涉世不深，在爱情方面是一张白纸，她所获得的爱情体验不过是闲暇读一些爱情小说，她又“绝不是一个明敏的姑娘，尚没有发现他的缺点。她觉得他像是一个天神”(37)。

　　特罗洛普把费利克斯塑造成功利主义者﹑拜金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典型，他追求玛丽一方面是想得到她继承的财产，另一方面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空虚，“他只是把她当做工具，通过她可把梅尔莫特先生的一部分财产弄到手归自己使用”(150)，他把婚姻看做一场交易，用自己的爵衔换玛丽家的钱。为了费利克斯，玛丽一再和父亲爆发冲突。梅尔莫特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把一笔财产置于玛丽名下。当他面临破产想要动用这笔钱时，无论他怎样软硬兼施，玛丽始终不肯在契据上签字，“她心里还在想再次和她真正心爱的人私奔。但是，只有对这笔她自称属于她的钱不放手，私奔才有可能”(665)。她坚决不签，差点被父亲打死。正是由于玛丽对自己名下财产的坚守，才导致梅尔莫特的自杀。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指责玛丽不孝，置父亲于危难而不顾，而要从小说人物当时面临的困境出发，设身处地地分析她的道德选择。

　　玛丽生活在一个父权制的家庭，父亲发迹后虽然物质上也给她享受，但她从来没有享受过父亲对她的真正关心。梅尔莫特认为其对女儿具有绝对权力，是他决定了她的命运，通过他选择的婚姻把她嫁出去，他希望在择婿过程中有决定权，因为这位男子未来将从他的财富中获利。父亲选中的人玛丽不喜欢，于是父女之间常常爆发争执。在小说中，家庭不再象征温暖与安全，金钱破坏了本应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学者指出，“在1850年以后的英国作家小说中，作家对传统完美家庭思想表现出一些不认同，对家的描写往往透露出或多或少的疏离感，反映了当时某些人心目中理想的家的无法实现和不切实际”(余文章133)。

　　生活在一个缺乏温暖与关爱的家庭，玛丽比其他人更迫切地想寻求幸福，她把幸福寄托于追逐自己的爱情。生长在一个投机商人的家庭，玛丽知道财富的魔力。她其实心里清楚那些追求她的贵族子弟看重的是她家的财产，所以她一再向费利克斯暗示她有钱，内心害怕他因为拿不到钱把她抛弃。如果把这笔钱转交给父亲的话，她将一无所有，失去了吸引追求者的资本也会失去追求幸福的砝码，她只能任由父亲摆布，一生都不能得到她渴望的幸福，这是她不能够接受的。如果拥有这笔财产，她至少有获得幸福的希望，她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是救父亲还是救自己，在这场道德冲突中她毫不犹豫地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当时的人们普遍受到了功利主义这种伦理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功利主义是人们解决自身面临的道德矛盾与冲突的指导思想。

　　特罗洛普通过描绘玛丽的情感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除玷污妇女人格尊严的历史诅咒，在拜金主义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打上了金钱的烙印。金钱的威力，变得越来越难以抗拒。缔结一桩婚姻时有人首先考虑的是工具性因素，只要能发横财，怎么干都无关紧要。特罗洛普善于营造充满伦理困境的情节，然而，对于如何解决金钱与爱情这一伦理道德冲突，特罗洛普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罗伯茨指出:特罗洛普的艺术注重的是“道德的审视”(52)，而不是开道德的药方。特罗洛普笔下的人物在遇到不能解决的道德困境或冲突时往往会选择逃离，玛丽摆脱那些看重她财产的追求者的唯一方式就是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因为“在那里，做妻子的可以要求分她丈夫的财产。而她自己的财产则完全属于她自己”(838)。

　　二

　　特罗洛普在小说中刻画了另一位和玛丽不同的女性人物乔治娅娜。玛丽因为据说有巨大的财产而被贵族子弟垂青，乔治娅娜则想通过婚姻获得财产，她把自己投放在婚姻市场希望得到富人们的垂青。这两个女子的共同点是她们都对自己选择的对象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洞察。

　　乔治娅娜生长在一个日趋没落的贵族之家，从小心气很高，想嫁一个好人家。一晃十年过去了，她也进入了所谓“剩女”的行列，于是她意识到以往总是把目标定得高了一些。“但她仍然坚守三条原则:一不能穷，二不能被逐出伦敦，三不能当老处女。‘妈妈，’她常常这样说，‘有一条可以肯定，过穷日子我可不干’”(523)。

　　她把婚姻视作一种经济上的必须，一种荣耀且可以获利的营生，而不考虑其中的情感因素。她原想找一个勋爵，后来又降低标准不要求是贵族，看到自己一直嫁不出去，她内心焦灼，再降标准，“至于我，我现在不再考虑是否士绅人家。只要一年有四五千镑，谁第一个求我，我就答应谁。不管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还是从疯人院出来的，都行”(187)。“现在谁还考虑爱不爱!我没听说过有谁对谁真正爱”(811)，一直找不到符合条件的对象让她乱了方寸。维多利亚时期的单身女子一般都没有自己的收入，面向妇女的工作机会又很少，没有丈夫经济庇护的女子生活将会很窘迫;而那时英国社会又女多男少，适合中上层女性选择的男性数量不足，女人们找对象可谓形势严峻。

　　乔治娅娜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子，迫切地想嫁出去，后来她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布雷格特先生，他“长得肥胖，身上油腻，年已五十，头发染得惹眼”(523)，但是他有钱。冲着这一点，她愿意嫁给他，对她而言，经济实力可以抵消诸如年纪大、外貌丑、社会地位低下等不利因素。她提出的结婚条件是让布雷格特先生在乡下和在伦敦都给提供一栋房子。其实她并不爱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她就不能要了他的房子，要了他的钱，要一个做妻子的名义，而不要那些随着房子、钱和名义而来的各种麻烦”(525)。

　　特罗洛普对乔治娅娜待嫁的迫切与犹豫的刻画反映了人物所处的道德困境。乔治娅娜并不爱布雷格特先生，她其实和她保守的父母一样，在婚姻抉择上对出身卑微的暴发户感到轻视和厌恶，更何况对方还是当时英国主流社会普遍鄙视的犹太人了。她内心渴望的是找到门当户对的对象以维护其贵族尊严，嫁给这个犹太人不仅家人强烈反对，连她自己也感到脸上无光。然而现在的她缺金钱、美貌和年轻，在婚姻市场上已没有竞争力，她又迫切想嫁出去，只能退而求其次。与其说她想嫁给布雷格特先生，不如说她想嫁给布雷格特先生提供的房子。毕竟，她出生于一个贵族之家。英国贵族阶级的主要特点是拥有土地和地产，在他们看来“一所豪华的庄园不仅是安居的邸宅和活动的场所，还是身份的标志、地位的象征和家庭实力的展示。庄园是他们从小到大物质与精神的完全寄托和依赖，也是他们一生的留恋之处”(龙瑞翠 李增45)。乔治娅娜的父亲因为收入的锐减，被迫转让出售伦敦的庄园宅第，她家再也不能住伦敦了，而伦敦这个大都市又是她内心向往的地方。虽然父母强烈反对她嫁给犹太商人，但她希望通过婚姻维持或改善自己的经济际遇，正是基于这个动机她做出了选择。她的爱情观不像玛丽，玛丽认为互相没有爱情就去结婚很不好，她却是只考虑婚姻中的物质因素。然而，这一次她又落空了。布雷格特先生因为受到梅尔莫特的牵连，生意失败，不能提供伦敦的住宅。听到这一消息乔治娅娜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婚约。关于特罗洛普的反犹倾向，一直有所争议，但在小说中特罗洛普把犹太商人布雷格特塑造成一个道德典范，一个诚实的绅士。破产后他主动向乔治娅娜坦承因为财务原因他不能向她提供伦敦的房子了，优雅地结束了与她的婚约。

　　乔治娅娜因为对物质的贪欲而错过了诚实的并真心爱她的布雷格特先生，但终究她还是和玛丽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特罗洛普自诩为“先进而保守的自由党人”(212)，他的伦理道德倾向在个别情况上是激进的但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不是女性权力的拥护者。特罗洛普对于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一直有种慈父般的怜爱，用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刻画着他作品中的女性。他小时候也因贫穷而受辱所以能体会那些贵族出身但经济拮据的单身女子所蒙受的屈辱和压力以及她们的骄傲和寂寞。乔治娅娜要结婚的做法没有错，不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对乔治娅娜的拜金和贪婪，特罗洛普略有讥讽，他给乔治娅娜安排了一个带有些嘲讽意味又颇具喜剧色彩的结局。乔治娅娜也选择了逃离，和比自己小五岁、一穷二白的助理牧师巴瑟勃尔特先生逃跑了。或许特罗洛普是在暗示只有在宗教的指引和拯救下，乔治娅娜的内心才能回复平静。

　　三

　　特罗洛普擅长描写爱情，黑维特认为特罗洛普的小说可以分成两类，“男人在猎狐，女人则在寻找丈夫”(239)。特罗洛普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爱情这个东西引起所有人的兴趣……如果小说家处理这一主题得法，有益，就爱情提出健康的教诲，那么他带来的益处则异常之大”(160)。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伦理道德理论和思潮，历史学家兼批评家G.M.杨指出:在维多利亚时期，年轻人若欲寻找某一理念做为人生指导，他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为功利主义的“进步观”，另一则为“福音教派的教律”(转引自陈英辉25)。虽然特罗洛普不属于福音教派，但是作为重视宗教仪式和传统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一员，特罗洛普的伦理道德观自然受到了传统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他相信与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相联系的善行，基督教的教义是他判断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白舍客指出“福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本错误就是把这些价值升至目的的地位，这些学派认为暂时性和福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78)。只有宗教对人类的关怀是“终极关怀”，当人有了终极关怀，“他才会把金钱和物质财富等‘可分辨出来的客体’只看做人生的必要条件，而不会把它们看做人生意义的根本象征”(罗秉祥万俊人188)。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罗洛普意识到他所遵循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传统受到了功利主义和过于注重理性等思潮的冲击，而这种不同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和碰撞构成了其小说冲突的主要来源。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各种伦理道德思潮，特罗洛普最不喜欢甚至鄙视的就是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在道德上是不能被接受的，和狄更斯等同时代诸多小说家一样，他在作品中对功利主义做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这些小说家深刻认识到，“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在激励世人积极进取，为实现个人利益获得快乐，并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走向极端利己的倾向”(聂珍钊504)。

　　罗洛普所处的维多利亚社会人们把赚钱看作头等重要的事情，对金钱的欲求无限膨胀;功利主义鼓励人类追求自我利益的思想主张又直接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小说中这两个女性人物找不到真爱的原因归根结蒂是商业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以及人性中的贪欲，特罗洛普怀念的是“清心寡欲”的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在作品中体现了人们只有摒弃物质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的伦理观。他是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厌恶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物质主义和拜物意识，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思考社会问题，从宗教中得到感召和教诲。在他看来，只有依靠传统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的指引才能解决这个时代中人们的道德困境，如果人们回归基督教伦理核心“禁欲”的道德观，他们就可以克服人性中的贪欲。基督教义非常赞赏人们“知足”，认为如果没有“知足”这一道德规范的约束，整天想着要发财致富，人就有可能堕落陷于罪恶。然而，从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禁欲和贪欲就互相缠绕在一起”(贝尔11)，人们心理上的欲求是无所节制，永无止境的;“19世纪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说，是和基督教所主张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格格不入的。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以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释放为基本特征的”(刘建军222)。身处在充满贪欲的商品社会，特罗洛普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人们对金钱及物质生活的过多追求，他通过小说创作来揭露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因为对金钱的贪婪而迷失自我，希望人们从基督教“禁欲”的道德原则中得到启示来应对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泛滥。

　　注解【Note】

　　①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特罗洛普:《如今世道》，秭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以下引文只标明页码。

　　ApRoberts，Ruth.The Moral Trollope.Athens:Ohio UP，1971.

　　安东尼·特罗洛普:《特罗洛普自传》，张禹九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陈英辉:《维多利亚文化风貌:小说、诗歌及散文作家群像》。台北:书林，2005年。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Hewitt，M.“Anthony Trollope: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4，No.3(1963):226－239.

　　卡尔·白舍克:《基督宗教伦理学》，静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龙瑞翠李增:“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人物阶级属性界定问题研究”，《北方论丛》5(2008):44－48。

　　罗秉祥万俊人编:《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聂珍钊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余文章:“维多利亚文化身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家庭道德观”，《中外文学》6(2004):12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