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健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清前中期铸币所需铜材的供应一直比较紧张，这一情况直到乾隆中期滇铜被大量开采之后才得到解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铸币所需的铜材主要是从日本进口的洋铜。康熙五十四年以后日本开始限制铜的出口，从这一年直到乾隆初期，清廷铸币的铜材兼采洋铜和滇铜，铜材供应的不稳定导致这一时期钱价经常发生波动。通过对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认为钱价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铜材供应的影响。

　　关键词：清初；洋铜；滇铜；钱价

　　一、洋铜的供应

　　顺治和康熙初期的铜材供应比较紧张。康熙十八年（1679）的上谕中提到当时“制钱日少，价值腾贵。”以至于政府不得不要求各部院衙门和直隶各省将废旧的铜钟，铜器，不能使用的大小铜炮等都送到宝泉，宝源二局用来铸钱。同年，颁布了户部会议钱法十二条，规定民间禁止使用五斤以上的铜器，否则就要治罪。这是清朝铜禁政策的开始。此外还规定宝泉、宝源二局应当将炉灰之中滴流的铜淘洗出来继续使用。这些都说明当时铜材的供应已经捉襟见肘，民间用铜开始争夺铸钱之铜，政府不得不实行铜禁的政策。

　　这种情况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后出现了改观。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平定，清政府于次年颁布了展海令，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由此开始。洋铜的大量进口极大的缓解了清朝的铜材危机。洋铜的进口与买卖基本上是政府垄断经营。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中后期规定，这些商人到日本贩铜归来后，除了完成政府规定的采购额之后，如有剩余的铜，则可以自由发卖。这说明当时的洋铜进口完全可以满足政府的需求，甚至还有一些剩余。陈希育估算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清朝从日本购买洋铜的年平均值为387万余斤。另外，根据日本学者统计的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间中国进口日本铜的年平均值為450万斤左右。

　　此时的内务府皇商办铜制度保证了进口洋铜优先供应铸钱。对此，我们不妨同康熙年间的铸钱所需铜斤的数量进行一下对比。根据燕红忠的统计，1701-1710年间，清政府的全国年均铸额为541，676串。而1711-1720年间年平均铸额为853，887串。而在此间经历过一次制钱加重，康熙四十一年（1702）钱重由一钱加至一钱四分。此时制钱的铜铅配比为铜六铅四，也就是一枚铜钱含铜量为百分之六十。所以前三年钱重按照一钱计算，后十二年按照一钱四分计算。据此计算，这十五年间平均每年铸钱耗铜约为399万斤。略小于洋铜进口量的年平均值。所以，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这三十二年间的洋铜进口量完全满足了清朝的铸钱需求。

　　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政府颁布正德新令，限制铜的出口。新令规定：中国每年赴日船只不能超过三十艘，每年购买铜额不能超过300万斤。这是因为日本国内铜矿连年大量开采，矿洞日渐加深，生产成本提高，导致产量开始下降，铜材必须优先供应日本国内。此后滇铜逐渐成为铸钱铜材的主要来源。但洋铜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下就降低了。由于中日间特殊的地缘条件，采购洋铜的船只多在浙江停泊，为了节省运费，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江苏浙江等省份铸钱仍然大量使用洋铜。

　　二、滇铜的开发和供应

　　清代滇铜开采始于三藩时期。但云南矿业发展的开端，一般认为是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该年云贵总督蔡毓荣给康熙帝上《筹滇十疏》，提出在云南开矿铸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发滇铜的开始。为了扩大滇铜的开采规模，清廷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台了“放本收铜”政策。所谓放本收铜，是指有人想到云南开采铜矿的，政府预发工本，矿民开采出铜矿之后，官府要收取百分之二十的“税铜”，剩下的百分之八十要按照政府制定的“官价”卖给政府，叫做“官铜。”这些铜都运到省城设立的官铜店，由官商收买，再转运到京局以资鼓铸。这时的铜全部由政府收购，不允许私铜的流通，这实际上是一种垄断开发政策。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06），滇铜的年产量大约只有120万斤，还远远不能供应全国范围内的铸钱，日本又限制对中国的铜材出口，所以雍正一朝铜材的供应都十分紧张。故朝廷不得不实行严厉的铜禁政策，规定只有一品官员之家才可以使用铜器。雍正五年（1726），清政府完成了对云南乌蒙，镇雄，东川地区的改土归流。富集铜矿的东川地区正式纳入了清政府的直接管辖。滇铜产量开始迅速上升，改土归流为滇铜的大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这也符合清史稿中的记载：“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根据王德泰的统计，到了乾隆元年（1736），滇铜出产达到了759万斤。此后越来越盛，到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达到了极盛，年产1300万余斤。此后常年维持在年产1000万斤上下。政府铸币所需铜材供应充足，故乾隆元年（1736）取消了康雍两朝维持甚严的铜禁政策。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后，云南许多易于开发的铜矿都被开采殆尽，继续开发的成本增加。清政府为了重新调动矿民开矿的积极性，规定“产铜百斤，给厂民通商铜十斤”，也就是说矿民可以将百分之十的铜材按照市场价格售卖，这大大的刺激了矿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马琦通过对滇铜奏销清册的统计，计算出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滇铜的库存量大多数年份都维持在600万斤以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达到了一千五百万斤。这两条证据都说明了乾隆中后期的滇铜产量已经完全满足了制钱鼓铸所需的铜材，甚至大有盈余，一部分滇铜也合法的被允许进入了民间市场。

　　三、清代前中期的钱价

　　所谓钱价，是指铜钱对白银的比价。清代钱法规定白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文，但实际上白银进口数量的增长以及铜材的供应的不稳定都影响着钱价，这就造成了清代的银钱不可能严格按照政府规定价格进行兑换，而是围绕着一比一千的价格上下波动。

　　清代前中期的钱价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在康熙初年的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钱价昂贵的记载：如康熙十八年（1679）的上谕中就提到“制钱日少，价值腾贵。”同年会议钱法十二条中也提到了“因铜少以致钱贵。”康熙二十三年（1684），管理钱法侍郎陈廷敬也上疏说到民间钱价昂贵，白银一两只能兑换到制钱八百到九百文。到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就出现了“旧小制钱钱价甚贱不便于民”的问题，康熙帝要求户部动用库银十万两在京师收买旧小制钱，以平钱价。又康熙四十五年（1706）山东地区“数年以来私铸甚多，制钱甚贱。”康熙四十七年（1708），湖北大量使用私钱，“钱价甚贱。”

　　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限制出口之后，清朝便受到了钱贵的困扰。据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铜少价昂。”雍正四年（1726）谕内阁“向因钱价昂贵……鼓铸之钱日增。而钱文不见其多。钱价仍复不减。”雍正五年（1727）“钱局每年鼓铸。并未流通外省。乃钱不加多。而价值反觉昂贵。”雍正九年（1731）“京师钱价昂贵。”，政府不得不实行严厉的铜禁政策。

　　乾隆中期滇铜开始大量出产，钱价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乾隆初年錢价比较昂贵，达到了1：700左右的比价。这可能是由于此时人口的大量增长的原因，从雍正末到乾隆初，人口增加了一亿多，制钱供应不足。但中期以后，人口增幅放缓，滇铜出产日盛，乾隆二十四（1759）年开始，滇铜的出产逐渐走向极盛，而此时的钱价逐渐走低。最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地区的钱价，到乾隆末期达到了1：2450的极低价格。云南作为产铜地，铜材的供应比其他地区更加充裕，运费也更加低廉，所以铜价较其他地区为低。这也可以说明钱价受到铜材供应的影响极大。铜钱对于白银来讲，本身也带有商品的性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铜钱是对白银作价的，制钱的价格也受到白银流入的影响。

　　四、结论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清代钱价的波动受到铜材供应的影响很大。康熙二十四年（1685）颁布展海令之后，洋铜大量进口，铜材的价格降低，钱价也有所下降。同时，私铸的盛行也是导致钱价下降的原因之一。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将制钱由一钱加重到一钱四分，此后的几年中两种重量的制钱一起流通，但价值一样，这就引发了私铸。而且政府允许一部分进口的洋铜自由买卖，市场上铜的供应增加，铜价相应下跌，导致制钱的币面价值高于实际价值，也会引发私铸。私铸的发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制钱的贬值。到了雍正时期，洋铜进口继续下降，滇铜开采刚刚起步，清朝继续受到铜材供应不足的困扰。正是由于铜的缺少，民间大量出现了私销制钱制作铜器的情况，于铜材供应的不足，是导致这一时期钱价昂贵的根本原因。1721-1730年平均年铸钱量为732048串，每枚制钱重一钱四分，含铜量为百分之六十，按此计算，每年需要耗铜380多万斤，日本进口洋铜按300万斤估算，雍正初滇铜年产量为九十万斤，仅铸钱一项中国铜材就剩余无多。钱价高昂是必然的现象。而随着滇铜的大量开采，乾隆中期以后的钱价逐渐又开始回落。铜材的供给，从根本上决定着铸钱的数量，也就决定着制钱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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