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亮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对政权“合法性”的信仰使“道统”之于“治统”的意义极其重要，因之尊“道统”是历朝“治统”维系均需完成的重要任务。衍圣公府作为圣裔后代有着传承儒脉，传续“道统”之重责，由此被统治者作为尊“道统”的重要着力点，通过衍圣公临雍陪祀及对衍圣公府恩宠尊荣来实现“崇儒雅化示寰瀛”。

　　关键词：“道统”；“治统”；衍圣公府

　　一、尊“道统”：“治统”维系的政治需求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认同是政治基本问题之

　　一[1]（P1），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2]（P88）换句话说，就是指一个政权的得以维系，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思想理论加以支持，唤起人们对于政权“合法性”的信仰，即民众对于这一政治秩序、政治传统认可的依据。

　　在中国传统社会，我们将政治权力的存在称之为“治统”，其以王朝统治为象征，王夫之表述为：“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3]（卷13，P479）。而支撑“合法性”信仰的理论，则是我们所谓的“道统”，其狭义而言是指自孔子之世逐渐形成的儒家“论证圣人之道的精神和道的传授系统”。然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之主流思想，其传承虽始于孔子，但思想渊源又无不承自于上古三代圣王之世。其发展过程中，“道统”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秦汉以降，儒家思想吸收众家，在哲学思辨上取释、道之所长，在礼制构建上则借鉴法家隆礼而重法，又历经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发展，才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和共存的处世之道，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操，礼乐教化的道德伦理，从而最终实现大同社会的至高理想，广而概之即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4]。

　　这种“主流价值传承”即道统，其一方面能够确保“治统”在有效运作，给与统治者以合理的施政指导；另一方面也确保封建帝王、特权阶级收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士人阶层甚至是维护下层人民话语权，协调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由此来“唤起人们对于政权合法性的信仰”，这一方式类似于在西方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对于王权认可与否定，只不过在中国这种关系更为隐秘，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的教皇而已。自武帝尊儒以来，尤其是程朱理学崛起之后，“道统”之于“治统”的意义被进一步放大，尊“道统”成为每一王朝“治统”维系之必然政治需求。尤其是当异族王朝入主华夏的时候更需要得到“道统”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才能够确保“治统”的合法性。

　　二、衍圣公府：尊“道统”的着力点

　　对于读书人而言，信而好古，承习四书五经中的圣人之言即可谓对道统之传承，但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尊“道统”并非个人修为喜好，而是要做给天下人，尤其是天下读书人看的文章，是其“治统”维系之需要。因此，尊“道统”必须有一个着力点来进行具体形式的表达，而这个着力点之一就是衍圣公府。

　　衍圣公府，即孔府，是孔子后裔居住之所，往往又被代之为整个孔圣后裔，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最为繁盛之家族，有与国咸休、同天并老之荣耀，号称圣府天下第一家。其家族以圣人之后的身份，在中国传统社会“尤与凡人不同”[5]（卷64，乾隆三年三月甲寅）有着向学孔子，传承儒脉的重要职责。正是由于衍圣公府代表着儒脉传承，“道统”传续，因此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对衍圣公府极其重视，并积极利用衍圣公府来达到尊“道统”之目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类方式：

　　其一，临雍陪祀。自北宋以来历朝临雍释奠“衍圣公及五经博士俱有来京朝贺之例”[6]（卷863，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壬寅），尤其是清代，甚至在衍圣公孔宪培“持服”之际，乾隆皇帝依然谕令“仍令赴京，祇候陪祀”。其用意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衍圣公的陪祀来表达对于儒家文化，对于孔圣后裔的尊重。以对衍圣公这位圣裔领袖之尊重，来向世人传达统治者对于儒家“道统”之尊奉，从而实现尊“道统”之目的，达到“崇儒雅化示寰瀛”之作用。另一方面，衍圣公本人既为衍圣公府之领袖也即孔圣后裔之代表，其临雍陪祀也代表了孔圣后裔们对于政权之认可。这一认可某种程度上也就彰显着“道统”对于“治统”的认可。有着“沟通庙墙内外”“进而达到‘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目的。”[7]

　　其二，恩宠尊荣。从汉高祖十二年刘邦过鲁，封孔子九代孙孔滕为奉祀君开始，孔子后裔以圣裔为尊，爵位日渐显赫，经久不衰，传世延绵，号称为圣府天下第一家。北宋以降，衍圣公封号一直沿用，至于1935年，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与历朝历代的封号相应，孔子后裔的爵位等级也不断增加。两汉时期，爵位尚在关内侯爵十九等等末端，魏晋隋唐时期秩则由末品逐渐提升到最高从二品等级。金以后，品秩提高，至正八年时任衍圣公晋升中奉大夫，秩从二品。明代开始，衍圣公不再兼任官职，专注于孔子祭祀，洪武十七年授光禄大夫，秩正一品，位列文臣之首。清代沿用，并有紫禁城骑马等诸多特权。而与爵位和封号相应，孔子后裔的俸禄也不断提升。汉代的关内侯就有食邑800后，到了明洪武年间，赐予祭田2000大顷，清代延续。1914年，民国政府依照公爵旧制，年给孔令贻2000元。历朝的恩宠尊荣其目的就是要用衍圣公府的荣光来彰显“道统”在本朝的绵延和辉煌，以此来反衬出本朝“治统”对“道统”的尊奉，完成尊“道统”的重任。而这种恩宠尊荣的背后，衍圣公府也成为天下之表率，对于“治统”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衍圣公府对政权之支持，尤其是在新建王朝之处对政权的为新政权统合士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在时为山东巡抚方大猷“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8]（卷四百八十三 列传二百七十儒林四孔胤植傳）的建议下，新建的清王朝即表达了对衍圣公府之尊荣，进而在剃发易服的政策中，衍圣公府作为天下士人之表率率先剃发易服，以表示对于新兴的清王朝之认可。另一方面，衍圣公府本身作为圣人后裔，本身“化民善俗之模”。其言行举止均为影响重大，使“当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传于勿替，匪徒章服之荣已也”。[9]（卷399，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

　　三、结论与反思

　　由此而論，历代王朝维系“治统”当需尊“道统”，而尊“道统”的着力点之一就是通过衍圣公府来进行一系列的具体表达。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衍圣公府可以延续千年并获得“同天并老”“与国咸休”的巨大荣耀。

　　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历代封建王朝尊奉“道统”，不过因之“道统”可以扶持“治统”，维护“治统的合法性”而已。换而言之，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王霸道杂之”，“治统”绝不可能成为“道统”规矩之下的顺民，尤其是与西方教廷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组织严密，甚至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不同，在中国“道统”的掌握者士大夫阶层一直都是君王权力的治下的忠臣孝子。而衍圣公府，无疑也无意于有对抗中央之行径，因之，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圣后裔们，也不得不服从于世俗皇权。对孔子历朝虽有加封，然宋以前却时有变动，有时甚至不升反降。如东汉白虎观会议上，汉章帝要求削减圣人数量，规定只有学问的“开山鼻祖”才可称“先圣”，其余无论如何功绩卓著，都不配“先圣”称号。这样一来 ，只有周公被封为“先圣”，孔子只好充当“先师”。而到了清代，当孔子无比崇高，而衍圣公府也是达到富贵尊荣之极的时候，依然逃脱不了被世俗皇权的打压。清代中期，还是那个八次亲临曲阜祭拜孔子，将孔家权势捧入至高的乾隆皇帝，却严厉斥责衍圣公干预地方政务，剥夺其世俗权力，甚至剥夺了一直在孔氏一门中世袭的曲阜县令一职，改世袭为流官。这种禁越职司的措施，与隆遇恩宠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可见所谓圣裔，也不过是世俗皇权下的顺民罢了。

　　参考文献：

　　[1]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绪论[M].龚人，译.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出版社，1996.

　　[4]方鹿.文化传承与道统重构[N]. 光明日报，2016-11-28（016）.

　　[5]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孔勇.清代“衍圣公”的双重角色[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1-16（004）.

　　[8]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