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战。虽然这一场学术性的论争，但细考当时的情况，不难发现这场论争中夹杂着官方的诱导，有着很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从论战发生的背景以及论战过程中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引导以及御用文人的作用中皆可看出。

　　关键词：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民党；文化政策

　　一、国民党推行的文化政策

　　20世纪30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建立和逐渐巩固，国民党政府极力推行三民主义的文化政策。而这种三民主义的文化政策对这场论战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各派势力为了获得政治斗争的合法性，都不同程度地对三民主义作出解释。在一系列斗争中，蒋介石以孙中山思想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排除异己，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垄断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地位逐渐巩固。

　　蒋介石十分推崇戴季陶口中的三民主义思想。早在1925年，戴季陶就试图将孙中山神化，三民主义学说进行儒学化。他认为孙中山是最热烈支持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并称其为“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他还认为，三民主义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的。”[1]戴季陶的一系列观点，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流。如蒋介石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而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2]1934年，蒋介石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中提到，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结晶，而救国的途径“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道统！”[3]在1936年，蒋介石更是将孙中山推为中国固有道德的集大成者，宣称：“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学的结晶。”[4]除了蒋介石以外，一些国民党政府要人也出面，开始鼓吹恢复固有道德。比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汪精卫称赞孔子是传统文化的总代表，并谴责那些“菲薄”孔子以及孔子学说的人，称他们“不但糊涂而且荒谬。”[5]

　　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十教授为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距离，保持“学者”的立场。对此也有人表达了个人看法。有人认为十教授是有苦衷的，“因为他们是教授，而教授自有学术独立的立场。”所以他们欲盖弥彰的“大兜圈子”。而其实十教授的本意就是：“三民主义本位的文化建设。”[6]一些国民党政要也站出来，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来诠释并支持“本位文化”的建设。面对这个情况，十教授很快表态。教授之一的何炳松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确是“兼采东西文化之长而参以特殊心得的”一种思想，“我想我或者可以代表十位朋友表示诚意的接受，当作我们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上一种最高的标准。”[7]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在表面上看似与国民党没有关系。但是从论战中的一些言论里可以看出，三民主义的文化思想总是隐约存在。可以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贯穿了整个论战。

　　二、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措施

　　除了推行的文化政策对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发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外，在本位文化论战发生前后，国民党为了宣扬其文化政策，发起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

　　其中，由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对推动这场论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蒋介石于1934年2月在南昌发表了一个演讲，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他表示，若要社会进步，国家和民族复兴，首要任务就是“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乎礼义廉耻”。[8]他以恢复“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并宣称是“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除此之外，他更将新生活运动称之为“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并强烈斥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干事的贺衷寒指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9]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重建五四新文化中遭到破坏的传统文化。由此可以看出，由国民党引发的新生活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一场为复活中国固有道德思想文化的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

　　从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文化教育运动能看出，其目的就是通过实践来宣扬“复兴文化”，以强化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但这种表面上强调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还是迷惑了不少人。如在新生活运动推行中，就有人评价到：新生活运动就是“发扬民族之固有精神促进社会之革新运动。”[10]这些也为后续的“本位文化论”的发表奠定了基础。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十教授在論战中所有的文章，都是在《文化建设》上发表的。《文化建设》是由国民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办的。早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刊发前，十教授中就已经有人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办的《文化建设》上发表文章，文章内容大多与宣传固有文化相关，以此迎合国民党当时的文化政策。如，在《文化建设》的创刊上，前三篇都是国民党党政要人的文章，随后的第四、五、七、九、十位的文章作者，都来自十教授中，分别为陶希圣的《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陈高傭的《中国的伦理思想》、章益的《中国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王新命的《中国宗教的发展与其仪式》和何炳松的《中国的风俗》。在文化建设协会的领导下，各省分会还分别在上海、南京、北平、山东等地积极组织召开了座谈会，为论战的参与者提供了场所来发表言论，宣传本位文化的主张。从国民党政府官方对于本位文化派所给予的支持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出本位文化论战是继新生活运动后，国民党文化专制统治的延续。

　　综上，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发生前后国民党实施的一些文化措施来看，这些措施确实对论战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论战中的国民党“御用文人”

　　如果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措施对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发生发展起了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那么在论战中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参与则对这次论战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可以说是国民党“御用文人”发起的，因为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宣言》的十教授，大都与国民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十教授中的一些学者与国民党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及机构中任职，并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如王新命、黄文山等人，他们就曾发文公开拥护国民党一党专制政策。王新命先后任党营企业《晨报》和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主笔，并担任国民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候补理事。他曾公开吹捧蒋介石：“今年内政上的成功，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成功，蒋委员长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功，是由于其天赋的领袖群伦的天才，由于其脚踏实地的政策，由于其把握现实的双手。”[11]在另一篇讨论党治的文章中，他认为，只有“最强化的党治、最切實的训政”才能治疗中国的“忧郁苦闷病”。[12]黄文山也毫不掩饰对于蒋介石的拥戴。他曾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协会候补理事，后于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中被委任中央监察委员。黄文山曾公开主张：“遵领袖蒋委员长的指示，要把广东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使它负担起复兴民族的使命”，“应用政治经济力量来推动文化建设。”[13]他们对于国民党专制的支持，在论战中也隐约有体现。十教授对于“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给予这样的解释：“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内容中只谈到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和民族两项，对于民主问题只字不提，可见其支持独裁的政治态度。

　　此外，十教授的其他人也都与国民党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如，陶希圣于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部长，后又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和《中央日报》的总主笔。何炳松曾任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总编辑兼副馆长、《教育杂志》主编，和中华学艺社理事长。陈立夫、潘公展等国民党CC系的头目也是该社的会员。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立大会，就是于中华学艺社的上海会堂举行的。陈高傭也曾加入中华学艺社，又于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编审组组长。樊仲云是《文化建设》月刊的主编、新生命书局总编辑以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上海唯一负责人。章益毕业于复旦大学，留学归国后又回到复旦大学任教育学系主任，后又任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他就曾被认为是复旦系的成员。[14]

　　国民党当局对于论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时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理事长的陈立夫，他就指出，“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基于文化的是否昌盛”，“惟有文化复兴运动的成功，民族复兴运动才能不徒托空言，才能如期实现！”[15]陈石泉表示，“在现阶段之中国，‘文化建设却为全民急不可缓的唯一的中心任务。”[16]这与十教授对抗日救亡闭口不谈，而专门去强调以建设本位文化救国的态度十分相似。此外，还有国民党人邵元冲、程天放、罗敦伟等人也分别发表文章，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表示赞赏，支持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政策。

　　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国民党御用文人纷纷发文，积极参与了讨论。无论从他们的身份背景，还是发表的言论来看，都有着明显的拥护国民党专制独裁与三民主义文化政策的倾向。这些御用文人从某种角度推动着论战的发展，将论战逐渐从文化层面引向政治层面，使得国民党文化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

　　参考文献：

　　[1]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哲学史教学资料选集》，北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页。

　　[2]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版，第565页。

　　[3]蒋介石：《中国魂》，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4年版，第352页。

　　[4]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2—594页。

　　[5]《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40页。

　　[6]岂凡：《十教授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各方舆论之反响》，《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

　　[7]何炳松：《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主席闭会辞》，《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

　　[8]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肖继宗编：《革命文献》第6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5 年版，第20页。

　　[9]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室编审组：《新生活运动汇编》第一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8年，第198—199页。

　　[10]凌士钧：《新生活运动是发扬民族之固有精神促进社会之革新运动》，《新生活周刊》第1卷第12期。

　　[11]王新命：《一年来的内政与外交》，《文化建设》第1卷第3期。

　　[12]王新命：《强化党治与继续训政》，《文化建设》第2卷第2期。

　　[13]黄文山：《文化史上广东与广东文化建设》，载于《文化学论文集》，中国文化学学会1938年版，第174页，

　　[14]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5]陈立夫：《文化运动与民族复兴》，<晨报》1935年5月30日。

　　[16]陈石泉：《各方舆论之反响，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第1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