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近代日本的国语改革和在殖民地推广日语（“国语”）的措施几乎同时进行，其中“近代国语之父”上田万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对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日语教育是其实行奴化教育的基础，目的是改变殖民地人民的国家观和民族观。而殖民地日语教育的先驱者上田万年则可称为近代日本对外文化侵略的“甲级战犯”。
关键词：日本；国语；改革；殖民地
上田万年（1867-1937）（以下简称为上田），日本的语言学家，可称为日本的“国语之父”。他先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现名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为帝大）国语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教授、帝大文科大学（现名文学部）校长、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受过勋一等瑞宝章，在近代日本确立国语和在殖民地推广日语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学者型政治家，也是政治家型学者”。
一、上田万年与近代日本国语的确立
时代造就“英雄”，上田的成名和“辉煌业绩”与明治时期日本社会对“统一的国语”的需求是分不开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所需的法律·法规、市场、交通、教育、新闻·出版、征兵以及国家总动员等都与国家共用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构建国家共同语言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通过明治维新“一步登天”，加入欧美列强行列的“后起之秀”日本，其成功条件自然也离不开国语的选定和普及。虽入列强行列，但日本文明“未熟”，在语言方面尤为突出。明治维新之前，幕府设立的藩地各自相对封闭，方言差距较大，与异藩人的交往极为困难。当时日本人普遍只有藩意识，而没有日本国、日本人的概念。此时，野心勃勃的明治政府正准备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帝国主义国家之梦，因此语言的统一自然成为了当务之急。时代呼唤“英雄”，这时期粉墨登场的上田，便将国语的创造和普及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早在从帝大毕业时，上田就立下了改革国语之志：
明治二十一年大学毕业时，外山正一先生希望我继续攻读国语学，但说实话，当时我非常犹豫。[……]在此之前，我一直热爱文艺并打算从事文艺研究，就这样改变今后的路，不可能不犹豫。但仔细一想就明白，文艺研究的出发点是国语研究，日本社会的诸多事务都离不开语言和文章，因此我最终决定，以研究日本语为人生目标。[……]当时我被这种赤子之心所驱使，因此我想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对从未有人梳理和系统化过的国语进行整理。因为国语的梳理才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在留学欧美时，学习欧美学者的语言研究方法和教授内容并参考这些来改革日本的国语，始终是我心中最大的梦想。
1890年，上田受外山正一（1848-1900）和帝大总理加藤弘一（1836-1916）的要求去德国、法国学习最新的语言学知识。1894年回国后，时任帝大文科大学教授的上田痛感于国语使用的乱象，在同年的演讲《国语与国家》中强调说：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便是由此“血液”来维持的；而其翌年出版的论文集《为了国语》的扉页中，则可见铿锵有力的几个大字：“国语是帝室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如此一来便把日语定位在“国家、国民、国语”三位一体的国家体系中。上田认为，确立和普及标准语可培养出日本人的“日本精神”、“精神血液”和“忠君爱国”思想。在之后出版的《关于国语的纯粹性》等著作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日本精神”的内涵以及“日本精神”和日语教育的关系。上田认为，日本精神、大和魂的本质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民族意识的统一和日本第一主义的优越感，国语是日本精神的基础，而日本精神的兴起又促进国语教育的发展。毫无疑问，上田要构建的是与军事帝国相匹配的“精神帝国”。
上田不仅是语言学者，他还是明治政府国语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他在1895年1月召开的“大日本教育会”上强调说，在语言问题上他提倡采取中央集权主义来统一和规范全国中小学教员所使用的语言，反对教学中使用四国、九州等地区影响较大的方言。同年，上田向帝大校长建议在校内设立国语研究室。他说，国语作为大和民族的精神血液，国家应主动承担发展国语的义务，这是涉及到“重扩帝国版图、重扬国威”的重大之事。研究室设立后上田积极担任主任要职，并培养了许多弟子使其从事国语政策研究。1898年，上田、矢田部良吉（1851-1899）、嘉纳治五郎（1860-1938）等人组织了国语改良会，并于1900年向政府和国会提交了《关于国字·国语·国文改良的申请书》。当时取得中日甲午战争胜利的日本，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民族气势也异常高涨，加之上田等学者不断鼓吹国语的重要性，因此政府也积极推进国语改革。明治政府于1900年成立国语调查会（上田任委员），1902年将其扩充后改名为国语调查委员会，并列入文部省管辖中。以主任上田为中心形成的国语调查委员会，掌握着当时日本国语政策的方方面面。战争呼唤一致性，这给上田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国语之梦”的舞台。具有乘载“日本精神”、传达国家意志功能的国语，必须是简单易懂的语言。因此国语调查委员会经几年的努力，撰写并出版了《方言采集簿》、《音韵调查报告书》和《口语法》等许多关于国语的报告书和著作。明治政府以此为依据，在国语政策、教育方面制定了《標准语教育》方针。《口语法》中对国语的定义为：今时东京有教养的人们使用的口语。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广标准语的形势下，方言成为了丑恶的存在。日本政府消灭及“矫正”方言的力度极大，剥夺了人民的语言选择权。由此，日本在语言、文化层面上实现了高度统一，为日本全国上下一致进行对外侵略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二、上田对日语海外输出的“贡献”
显然，日本的国语改革是作为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配套措施所进行的；战争胜利后，与军事同步的国语将其矛头直指殖民地。国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而日本将这种“血液”，强制输入到台湾、东北等我国沦陷地区，以及朝鲜（指朝鲜半岛）等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中，目的是令殖民地人民“灭国灭魂”。笔者认为，日本极力在殖民地推广日语教育，与其单一民族单一语种（虽然存在一些少数民族和方言）的文化特性，以及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有较大的关系。日本统治者擅于在这种语言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发挥其特长。而在等级制度和“日本第一主义”政策之下，日本要将殖民地人民改造为会说日语、能够理解日本文化的奴隶，而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完整独立的日本人。
在殖民地推广日语方面，上田又是个先驱者。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上田对其国语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1851-1917）提出，在台湾推广日语时一定要明确语调基准，否则易发生混乱。因日本人对日语的重视不够，研究方面亦有所欠缺，因此在推广过程中“感到羞耻”的事时有发生。故应强调日语的整理统一和对异民族灌输日语的必要性。这一时期，上田正在日本国内主导国语改革，同时也不忘将国语输出到殖民地进行同化教育，其超前的思维、强大的魄力和闪电般的行动力着实让人咋舌。具有“雄才大略”的上田盯上的不仅仅是台湾，而是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早在1895年，他就在发表于杂志《太阳》上的文章《关于国语研究》一文中指出，日语应在学术和商业等方面成为“东洋的普通话”，将日语梳理成简，有利于将其普及到中国大陆，这表明他试图将日语输出到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渴望；而已尝到殖民台湾甜头后的1902年，他更露骨地表明了自己的野心：
我们需要这样一股勇气，以一千五百年来使用过的日语为基础形成新国语，并将其根植普及于支那。如此一想，便知国语不仅关系到养成日本国民性之问题，还涉及到将日本的语言推广到亚细亚大陆这一大事。为此，对各王朝、幕府时代的文字、语言应进行整理而并非直接使用，从而创造出符合今日立宪国国民所需的国语。
在上田的“日语→东亚语”之理想中，其主要目标是中国。在进行国语改革时他十分关心如何用日语影响、同化中国人。但考虑到日本几千年来受汉字及中国文化的影响而长期与中国趋同的局面，上田指出：日本陆海军在对“支那”战役中屡战屡胜，太阳旗所向披靡，而日本的国语界、学术界却仍然受“支那”影响，他还主张限用汉字，认为复杂麻烦的汉字阻碍了国家发展和国语简单化改革。他主张对中国先“脱华”，再同化，并以此为基础将日语升为“东亚语”。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术界和政界才大肆宣传此“妙计”。由此看来上田确实是个“先知”。而之后日本在东亚殖民地实行的语言政策基本都与上田的“预言”相符。《台湾教育令》、《朝鲜教育令》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日语的“国语”地位，并将日语作为“培养忠良国民”的基础。这是上田“国语梦”的实现和完善化。与台湾、朝鲜不同，对于所谓的独立国家“满洲国”，日本则尽量表示“尊重”。但考察伪满《新学制》中能看出，成为“国语”之一的日语，也是实施同化政策的基础。
上田不仅不遗余力地将其一生投入到“国语事业”中去，为使“国语海外输出”迅速推广，他还不忘培养大量的弟子作为其“大业”的继承人。上田门下的几员大将，如保科孝一（1872-1955）（帝大教授、国语调查委员会后备委员、文部省国语审议会秘书长、国语文化学会顾问）、小川尚义（1869-1947）（台北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校长，有“台湾语言学先驱”、“台湾语言学之父”之称）、藤冈胜二（1872-1935）（帝大教授、《语言学杂志》编辑）、新村出（1876-1967）（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帝国学士院会员、满日文化协会评议员、国语审议会委员、日本语言学会长、东方文化研究所理事）、金田一京助（1882-1971）（帝大教授、NHK播送用语会委员、国语审议会委员、日本语言学会长、受过帝国学士院恩赐赏和文化勋章）等人，都是当时日本语言学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中，保科孝一从事文部省国语政策方面工作长达50余年，出版了《国语教授法指南》（1901）、《国语与日本精神》（1936）、《大东亚共荣圈与国语政策》（1942）等近30本著作和词典，并任期刊《国语教育》的主编达25年。近代日本在东亚殖民地所推行的语言政策，均能在保科的著作中找到雏形，这些都是上田的国语思想的延续，蕴含的观念与其如出一撤。
三、小结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上田主导的国语改革无疑是一项伟业；但其为在殖民地推广日语所实行的“国语同化”政策极为恶毒，试图彻底征服殖民地，强迫中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割断与祖先的血脉，可谓是“认贼作父”之计。日本深谙深知“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之道，在殖民地推广日语时尤为重视对中小学生的奴化教育。他们向尚处于人生观、爱国心形成时期的中小学生灌输“国语”教育中的日语语言知识和“忠君爱国”思想，试图将殖民地的青少年变为“顺民”、“未来的皇军”。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文化侵略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军事侵略。但因隐蔽性较强，故难以对文化侵略者定罪。日本战败后，日军中的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文化侵略的主谋上田和其门生该如何定罪呢？可以说，上田就是近代日本对外进行文化侵略的“甲级战犯”。
注释：
参考了以下文献：山口謠司『日本語を作った男 上田万年とその時代』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6年；伊藤和幸「明治中期の国語政策：「国語調査委員会」をめぐって」『慶応義塾大學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紀要』第33号、1991年、第1-8ページ。
保科孝一「学者的政治家としての上田博士」『教育』第5巻第12号、岩波書店、1937年、102ページ。
上田万年「国語学の草創期」『国語と国文学』1934年、第11巻第8号、第7ページ。
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明治文学全集44』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第108-113ページ。
上田万年『国語のため』富山房、1895年。
上田万年『国語の純粋に就いて』皇典講究所、1934年、第7-31ページ。
上田万年『国語のため』富山房、1897年第2版、第67-90ページ。
参考了以下文献：罗晓莹《日本明治中晚期标准语论调之比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40卷，第137页；安田敏朗「「国語」·「日本語」·「東亜共通語」--帝国日本の言語編成·試論」『人文学報』1997年3月、第81-82ページ。
伊藤和幸「明治中期の国語政策：「国語調査委員会」をめぐって」『慶応義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紀要』第33号、1991年、第4ページ。
国語調査委員会編『口語法』国定教科書共同販売所、1916年、「例言」の部分。
萨维特丽·维什瓦那桑、张建立《日本的单一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摩擦与融合》《“世界中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10月，第45-55页。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0-41页。
安田敏朗『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世織書房、1997年、第48ページ。
上田万年「国語研究に就いて」『太陽』第1 巻第1 号、1895 年。
上田万年「国民教育と国語教育」『言語学雑誌』第3巻第3 号、1902年。
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明治文学全集44』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第115ページ。
『台湾教育令』、1918年12月29日（國立公文書館所蔵：御11571100）。
『朝鮮教育令』、1911年8月23日（国立公文書館所蔵：御08986100）。
参考文献：
[1]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岩波書店，1996.
[2]蔡茂豊著『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下）』大新書房，2003.
[3]???????????????《?? ?????? ??? ??》?????，2005?.
[4]徐雄彬，王升远.“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的奴化教育――以日语教育为中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4）.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徐雄彬（1978-），男，吉林珲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在东亚实施的殖民教育。
第二作者：包蒙薇（1992-），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在内蒙古地区实施的日语教育。
第三作者：符旖恩（1993-），女，海南三亚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在中国实施的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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