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

　　山西师范大学

　　摘要：《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狐鬼花妖世界，传统名花牡丹、菊花、梅花、荷花成为其笔下描绘的对象，成为传递美好的精灵。蒲松龄以花卉为依托，从人物形象、情节、语言表现出强烈的诗意化倾向。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诗意化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堪称古代文言小说巅峰之作，他塑造了一系列花妖形象，这些花妖形象“多具人情，忘为异类”。在《聊斋志异》中，以“花妖”为女主人公的作品有四篇，即：《葛巾》、《黄英》、《香玉》、《荷花三娘子》。

　　一、诗意化的形象

　　花妖世界主要是以花妖、书生为主人公，他们演绎了浪漫的爱情故事，寄予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作者“以花见人”的手法极具诗意化。

　　本文先从花妖命名分析，小说中许多女子，是直接以花的名字命名的。《荷花三娘子》以荷花作为主人公的原形。自古以来，荷花受到广大文人的青睐。如周敦颐借《爱莲说》表明自己的志向。文中以荷花作为主人公，让人不禁想起人与荷花相映红的场景，也间接暗示主人公高洁的品质；有部分以花品种命名，《聊斋志异》以牡丹作为原形的有两篇，即《葛巾》、《香玉》，分别为紫牡丹和白牡丹。据《群芳谱》记载：“葛巾紫，圆正，富丽如巾”，而文中描写了男主公常大用见了葛巾之后的吃惊状态，足可看出其国色天香。《香玉》为崂山下的白牡丹，刚出场时，素衣香玉与红裳绛雪“艳丽双绝”，与其花本身特征相符合；也有部分借用花的别称命名，菊是花中的君子，而菊花又叫“金英、黄华”，蒲松龄将二者合为一体，故有“黄英”之名。

　　蒲松龄塑造的人物也做到了花性与人性的结合。从栽培方法与人物塑造艺术上，《香玉》将花卉的种植方法与人物复生之术结合起来，白牡丹香玉死后因花神受到她与黄生的感情所感染，得以死而复生，而这与《群芳载》中所记载的栽种牡丹之法相承接；从植物特性与人类特性上，《葛巾》中常大用癖好牡丹，凭借爱花的痴心，打动了葛巾，在婚姻中，她不允许自己的感情有一丝一毫的猜忌，这种聪慧成熟非一般女子所有。

　　同样，花妖也具有其本身特质的“妖性”，她们不仅拥有可以呼风唤雨的神功，同时也具有符合其自身原形的小法术，然而其植物精灵本身的妖性已经逐渐淡化，而其中的人性化也是越来越浓厚。

　　二、诗意化的情节

　　《葛巾》中描写了花痴常大用与牡丹花妖葛巾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故事中，葛巾自称曹国夫人之女，花容月貌。常大用初见葛巾之后，心思郁结，紫牡丹葛巾考验常大用是否真心之时，命令老妇人假装持有毒药的汤进入，他回应甘心为娘子而死，专一痴情的性格显示出来。而在描写盗寇欲聚薪烧楼的情节之时，描写十分精彩，不仅表现出端庄、贤惠，在危机形势之下，与玉版挺身而出，直面寇贼，以重金作为酬劳以此退兵，表现出牡丹不畏权势、不畏邪恶势力的性格。而在此反衬下，众寇贼在不怒自威的葛巾、玉版面前自惭形秽，只能轰然而退。

　　三、诗意化的语言

　　蒲松龄的描述性以及人物的语言都表现出强烈的诗意化特征。从描述性语言上看，外貌描写上，《葛巾》中常大用因十分喜爱牡丹，留住在曹州，而在葛巾出场时，文中则利用“宫装艳艳，眩迷之中”则进行描述，这恰恰符合“紫牡丹”本身特质，颇具有诗意化；心理描写上，《黄英》中马子才酷爱菊花，一生高洁，不愿将菊花作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他认为是对菊花本身的玷污，而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也是蒲松龄在日常生活中所感悟到的，代表着市民经济对于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冲击。蒲松龄文章中的描述性语言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塑造技巧，一方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借此表现出人物的性格，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立体化。

　　从人物语言上看，《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语言，也会因人因事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色彩。《荷花三娘子》对话设置的颇为精巧，包括狐女与宗湘若之间的对话以及三娘子与宗湘若的对话。文中将狐女自身性格特征的妖魅以及幽默表现出来，而宗湘若认为私约亦当自重，这也将宗湘若这个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懦弱以及死板僵硬表现出来。而荷花三娘子与宗湘若的对话与狐女与宗湘若的对话截然不同，这些都符合了人物原型自身的特点。

　　四、结语

　　从上述分析中，在作者所塑造的花妖世界中，无论是形象、情节、语言都呈现出独特的诗意化倾向，可以看出作者的高超技巧。而蒲松龄既在写花也在写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的精神追求投射其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花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2]馬瑞芳.聊斋志异艺术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3]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M].中华书局，1994.

　　[4]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M].中华书局，2006.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