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作家，由于她们笔下的上海世界有很高的契合度，尤其是对于上海女性的青睐，使她们经常被放在一起研究。而她们所塑造的上海女性的形象特点也成为研究她们笔下的上海女性的敦实桥梁。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女性；形象特点

　　张爱玲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崭露头角之后，便在孤岛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时期是张爱玲创作的高产期，作品数量多，质量也好。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传奇》小说集则代表她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和张爱玲创作所在的时代隔了四十年之久，但是她们的都市小说却经常被比较。王安忆于1995年出版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这是她都市小说的代表之作，也是她以一个积极融入上海的“外来者”书写上海世界的精心之作。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上海的女性书写者，凭借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及敏感的女性感觉真切地体悟着上海的城与人，以写实的笔触真实地书写了上海的城市风貌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值得提及的是，她们笔下的上海女性是她们站在独特的视角之下，理性地面对客观现实，并以个人化的女性体验而塑造的具有深刻意义和内涵的群体形象。而她们笔下的上海女性所共有的形象特点也成为读者所瞩目的焦点。

　　一、韧性

　　上海的女性骨子里是有股韧劲的，否则她们就应付不了这座城的人和事，更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无论是为人处世或是追求生活，上海女性都有种夹缝里求生存的韧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在她身上所凸显的上海女性的硬性与韧劲。这种韧性也集中表现在她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追求上。她出身在普通的市民之家，因为哥嫂贪财，将她嫁给骨痨病人，打破了她少女时期对于纯洁爱情的幻想。委屈的婚姻和她在姜家不如意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七巧内心对爱情的追寻，反而更为执着。七巧的恋爱对象是身体健康的小叔子，面对恋爱对象，七巧也会表现出身不由己，为了和姜季泽独处，她会用尽办法“赶走”季泽的夫人。七巧的爱情理想如同她“发髻上的风凉针”的针头上闪闪掣动着的钻石，坚不可摧，她总是想方设法地创造与姜季泽独处的机会、直白地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无奈却总是得不到回应，她也为破灭的爱情理想做垂死挣扎，无奈这样爱情从开始就不是属于她的。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出生于平民家庭，自幼便知道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凡事只能靠自己。她能够冷静地处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理性的应对身边的各种关系。她一生都在为自己想要的生活让而生活着，她不甘心自己的美被藏匿，机缘巧合让她成了“上海三小姐”，保存了生活的目的和体面。她为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甘愿忍辱负重、有所妥协。即使是在政治风起云涌的年代，她也能够凭借骨子里的精明，游刃有余的过着平淡却让人艳羡的生活。这是她自始至终对体面生活的执着追求。

　　二、分寸感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体现了一个上海女性的分寸感和生存智慧。白流苏是一个精明世故又攻于心计、注重体面与人格尊严的大家闺秀。正因为对体面与尊严的看重，流苏才会为此适度把握与人相处的分寸。也是因为这样，她才会毅然的和丈夫离婚、从娘家出走来保全自己的体面与尊严。她的分寸在与范柳原的交往中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为了维持自己对于范柳原的吸引力，白流苏适度的调节纯洁和热烈来满足柳原对情人的设想。她与范柳原保持着适当的关系，她没有奢望会得到他的爱情，她所有的要求都是以经济安全为目的的，所以她会妥协做柳原的情妇，也许命运是眷顾她的，最终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作为弄堂女儿，继承了弄堂普通人的世故却不圆滑、家常又不谄媚的处世哲学。王琦瑶因袭了上海人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从自己生活的世界跻身到上流社会。竞选上海小姐的时候，她有分寸地周旋在蒋家母女和程先生之间，得到无限帮助。搬进平安里的时候，她也是有分寸地周旋在严家师母、康明逊和萨沙之间，这样也度过一段快活的时间。就是晚年之后，在与女儿和女儿朋友的相处中，也保持着恰到好处。也是这种分寸感，才让王琦瑶的一生即使落魄又不失体面。

　　三、结语

　　由于张、王二人对上海小说，尤其是上海女性的青睞，因而会时常被放在一起做出一些比较。在她们所塑造上海女性的形象中也是可以窥见一些相似之处的，这些相似之处是她们相似的敏感度所包含的特有内蕴，与其说她们塑造了上海女性的形象，不如看作是她们对那一时期上海女性特有的魅力做出了契合的解答。

　　参考文献：

　　[1]张爱玲.传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3]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6]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