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华

　　摘要：莫言和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坛历史上杰出的作家，莫言以“都市外乡人”的情怀刻画了一个神奇野性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则以“乡下人”的情怀刻画了一个朴野纯真的“湘西”世界，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莫言和沈从文的创作作品，阐述了他们创作中的迥异视野和民间态度。

　　关键词：莫言；沈从文；民间视点；民间态度；民间世界

　　莫言以一部红高粱酒般醇芳醉人的《红高粱家族》在20世紀80年代享誉文坛，沈从文是以温婉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具有朴野纯真民风民俗的“湘西”世界并在20世纪20年代步入中国文坛。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他们在创作视野、风格上表现出不同内涵和文学景致，因而创造出了两个别具一格的民间世界，即“高密东北乡”和“湘西”世界。前者是一个开放的乡土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封闭的乡梓。不仅如此，他们在创作中的民间态度和观点也有不同，莫言表现为对生命狂态的宣扬，着重描写人性之恶，相反，沈从文则是表现为对生命常态的庇护，着重于描写人性之善。但殊途同归的是，二位乡土文学大师，通过作品中的乡梓和乡亲，搭建我们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

　　一、两个别具一格的民间世界

　　莫言和沈从文分别以自己的故乡作为创作对象，用不同的视角，创造了两个迥异的民间世界——“高密东北乡”和“湘西”，同时也重认和构建了两个民间世界迥异的文化、生命和精神。“高密东北乡”和“湘西”既是莫言和沈从文二位身上的标签，也是一种作家文学作品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形态的标签。

　　（一）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湘西”处在湖南西部的一个偏僻封闭、纯朴保守的边远村庄，更是沈从文的故乡。他在20世纪20年代步入文坛并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他创作的小说题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都市生活题材，一类是湘西生活题材。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具有影响力，甚至把沈从文推向了文学巅峰。小说中，沈从文采用细腻、温婉的手法描绘出湘西的自然风貌和人情风俗，以此来赞美人性美。

　　沈从文通过三个独特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一个纯朴纯真的“湘西”世界：其一，“真实湘西”，沈从文以一个本地人的视角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真真切切的湘西世界；其二，“文化湘西”，以自己对生命的领悟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作为文化视角审视社会人生，虚构了一个“湘西世界”；其三，“历史湘西”，将湘西比喻成一个历史文本，对民族文化病根和新的民族出路进行诊断和寻求，表现出当时的民族危机。尽管沈从文像人们展示了三个不同的“湘西”世界，但其实它所展现的氛围是一样的。作家视野里的湘西，既是一个烂漫的、温馨的世外桃源，也是一个具有“牧歌”气息的人间。纯洁的爱情、奇特的吊脚楼、质朴的风俗和秀丽的自然美景，构成了一幅纯美的社会图景，这既是沈从文内心所追求的理想乡梓，是我们心灵的家园，也是人类理想王国精神的憩息之所。

　　（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同样也是以自己的故乡作为创作题材，但风格恰恰与沈从文相反，不同于沈从文的忧伤之美，反而颇带一些北方民族的血性和方刚，如同一个充满宣泄生命激情的自由王国。他所描绘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充斥着文明和昏庸、卑劣和高尚、丑恶和美丽、灰黯和鲜明、险恶和良善的世界。既表现出作者厌恶那里邋遢的人性、肮脏的环境、衰败的生命力，又表现出作者企图希望在本故乡寻找到跨越人生困境、文化精神因子的愿望。莫言将民间言词、知识分子的言词以及政治言词放在同一个台面进行对话，因此，“高密东北乡”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地理概念，而是向文化领域蔓延—— 让人类焦炙的灵魂得到安置， 洗濯这个道德沦没的社会，民间的自由野性点燃衰败的生命力，民间意识真正的浮出历史地面。因此，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敞开的民间世界，它不但是中华民族，而且也应是全世界的家乡世界。

　　二、二人迥异的民间态度

　　尽管莫言沈从文都是以生命作为小说的主体，但其态度却是截然不同，莫言主要是体现在对生命狂态的宣扬，即“审丑”；沈从文则是体现在对生命常态的庇护，即“审美”。

　　（一）莫言之“审丑”

　　莫言的作品透过凄怆的心怀和“反叛”的心理来描绘“高密东北乡”，揭示出民族文化心理世界和人性的丑恶，以寻找那个曾经“温暖的精神家园”。作家用诡异怪特的刻刀，胆大心细地刻画一系列“丑”的社会心理、“丑”的艺术形象，把作家周围一系列人——他的亲人熟人家乡人，人性中自私、丑陋、黑暗的一面真实无情凸显，与常规、秩序、主流的文学视角、审美意识形成强烈的对比。

　　莫言将这种“反叛”心理与“审美”寄托在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文中处处充溢着莫言对传统的解构，时而将优美或丑陋的文学图景解构成或精粹或糟粕的民间世界；时而将高大尚或假丑恶的形象解构成亦高贵亦庸俗、亦正亦邪的人物； 时而将人是万物之首的思想解构成生命的同等观……因此，在观读莫言的作品时，有时会从“抗日英雄”的身上感受到强盗的作风，有时会从“送子观音”的身上觉察到“冷血杀人魔王”的言行，有时会从高尚的人性中觉察到污秽的兽性，有时会从动物身上看到人性智慧与善良……

　　莫言独具一格的“反叛”心态与解构将他的批驳观念和“审丑”艺术冲入常规秩序的审美空间，在当时中国文坛“一边倒“的审美价值观里独树一帜，给人焕然一新的陌生和惊诧之感，引读者无限深思。

　　（二）沈从文之“审美”

　　在“湘西”世界的题材中，沈从文采用真挚、温馨、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携带淳朴的乡情、和睦的亲情和浪漫爱情气息的湘西世界，刻画了一个“丑”既是美，“恶”既是善的淳朴世界。在那里，人人拥有无羁无束的性情、肝胆相照的乡情、爱欲和睦的爱情。这里是沈从文理想的社会生活环境。作家认为人类应该摒弃那些强加在人身上并且有违人性的道德、文明和宗法制度。回归朴实纯真自然的本真形态。

　　作家之所以以一个“乡下人”视野来体现生命观和价值观，是因为他希望能以此唤醒沉迷于现代都市的萎靡人类。甚至为了庇护这种本真形态的生命，在沈从文创作艺术上也极力追求并坚守文学的独立品格。表现出作家对勇猛、自在、豁达的生命的追求和盛赞，他因而创造了一幅幅优美的艺术形象和理想的人生图景，给读者无限美好遐思。

　　三、二个殊途的民间视点搭建同归的精神家园

　　尽管莫言和沈从文的作品都是以人性和生命作为重要内容，但是他们却站在不同的视点和立场向人们展示了两个不同的人性母题——恶与善。莫言关心重视形容人性之恶，沈从文则关心重视形容人性之善。换言之，莫言注重揭露人性之恶来丑陋之处探寻文化和社会的精神家园，而沈从文则是注重描写人性之美来搭建自己所渴望的 “故乡”，二人尽管视点与态度相悖，目的地却是惊人的一致。

　　（一）莫言之“解构”

　　莫言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中致力于揭露人性之恶，是因为深受童年苦難记忆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影响。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来引起人们对人心本质的深思。尽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中也描述有对人性的称赞，但是其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批驳。就像《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既是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强盗又是一个抗日分子。同时，莫言还形象的描绘刽子手虐杀人肉体和看客对人类精神的虐杀的场景，表现出虚假侠义下的道德病状以及丑恶的人生。引起一种不知是该感叹还是该悲哀的心理体会。不仅如此，莫言通过对“兽性”的描述来揭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即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和男盗女娼、嗜血纵欲。莫言采用反讽的笔调，使人性之恶的表达显得更加的立体直观。

　　（二）沈从文之“构建”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以构建理想人生形态为基础而创作的，因而致力宣扬人性之善。沈从文认为乡下人的生活最淳朴最纯真，人性也是最为理想。因此，在“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刻画了一个个纯朴而又简单的灵魂，无论男女，永远保持着激昂的心态。不仅如此，道德、伦理也将不在束缚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肝胆相见。就像《边城》里的老船夫和翠翠、天保与傩送，《阿黑小史》里的阿黑，就是作者内心渴望的世界，也是作者致力崇尚和歌颂的典型人物。

　　四、总结

　　莫言和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们创造的“高密东北乡”和“湘西”世界不仅展现了丰富的人性思想内涵，还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不仅如此，他们各自对民间创作的态度和观点也有所不同，提起莫言，人们便会遐想到酷刑、暴虐、战役和死灭，体现出人性之恶。反之，提起沈从文，则是自然、淳朴、浪漫和柔美的人性之美。

　　参考文献：

　　[1]杨汉瑜.沈从文与莫言之民间创作比较[J].重庆科技学院（社会科学版），2013.

　　[2]杨汉瑜.沈从文的“牧歌”与莫言的“猫腔”之比较[J].芒种，2013.

　　[3]孙延民.论莫言小说创作的民间姿态[D].山东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