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慧祯

　　摘要：儒学发展到明末，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儒学适应新时代的表现，也是儒学理论自我更新的要求，王艮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在理论与实践处皆提倡儒学的“民间化”，但也由此招致了许多议论，由于王艮处在明末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其思想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本文以儒学发展脉络为背景，并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际遇，揭示出王艮“平民化”思想的背景及来源，以期准确把握其思想。

　　关键词：王艮；儒学；平民化

　　王艮所处的晚明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在这个时期，思想上占据主流的不再是纲举目张、粲然大备的程朱理学，而是多种新思想齐发的阳明后学，社会风气也由重农抑商变为经商成风，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和个人际遇，王艮平民化的儒学思想就应运而生了。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

　　王艮出身灶丁，根据有关心斋王氏一族的资料记载，王氏的始祖可上溯至六代始祖王伯寿，出身为盐丁，此后的家系传承大致如下：王伯寿—王国祥—王仲仁—王文贵—王僖—王玒—王艮，到王仲仁这里，王氏家族已由最底层的灶丁上升为“百夫长”，到王文贵这一辈，开始着手从商，从事私盐买卖，家境富裕之后开始做一些修桥修路等善事，从王心斋的曾祖辈开始，由于从商而逐渐积累起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虽然心斋出身于灶户家庭，但从其曾祖父一辈开始，已渐渐从“煎盐”的劳作中抽出身来，开始从事贩盐活动，由心斋这个小家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明朝中期以后，商业方面的收入已经成为明政府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来源。就心斋生活的安丰盐场来说，有研究表明，每年缴纳的盐税数额至万历年间，已占据全国各种税收的一半左右，就是所谓的“两淮盐利甲天下”[1]，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最直接的证明是明代出现了大量与商业相关的书籍，如《士商类要》和《天下水陆路程》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各地的交通路线，以便于行商访友。商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经商人数的增加，日益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并由此造就了新生的社会力量。王氏家族的发展到了心斋这一代，行商规模逐渐扩大，使得心斋获得了时间上的余暇以及经济上的条件，可以关心起学术问题，这是其平民化思想产生的基础。

　　二、阳明思想的影响

　　心斋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思想与阳明也是一脉相承，在早期心斋主要是从事贩盐活动，心斋25岁时，行商山东之余拜会了孔子庙，由感于如家之经典，开始轻商重学，时刻不离《孝经》、《论语》等书，遇人便与之探讨其中经义，到了29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对心斋一生的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大事，有关此事的记录为：

　　六年辛未，先生二十九岁。先生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己。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题记壁间，先生梦后书，正德六年间，居仁三月半于座右。时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2]

　　根据上段文字的记述，可以看到心斋“救世主”般的豪气，这个梦也正是心斋“悟入之始”，即心斋在学问上有了真正的觉悟。这场梦虽然对心斋的思想形成有重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其思想形成的最终原因，由于因缘际会，心斋拜师阳明，继承并发展其“良知”说，才最终形成其“平民化”的思想主张。

　　关于心斋拜师阳明，也有详细的记述：

　　塾师黄文刚，听先生说《论语》首章，曰：“我节镇阳明公所论类若是。”先生讶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论学如我乎？不可不往见之。吾俯就其可否，而无以学术误天下。”……

　　居七日，告归省。先生曰：“父命在，不敢后期。”先生既行，公语门人曰：“此真学圣人也。”门人曰：“异服着与？”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将谁友？”先生初名银，公乃易之，名艮，字汝止。[3]

　　以上所摘要的记录详细描绘了心斋拜师阳明的经过，可以看出：在拜见阳明之前，心斋心气颇傲，颇以“无以学术误天下”为宏愿，最终得到了与阳明对等地讨论学术以及天下问题的机会，从他们谈论的内容来看， “君子思不出其位”以及“致良知”是最主要的。关于两个问题的论述，两者都表现出了各自的主张，与阳明沉稳老练不同的是，心斋表现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在言谈举止中不免透漏出“狂”的表现，但阳明对于心斋也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赞赏和期许，这一点从阳明对心斋改名这一点可以看的出来，阳明改心斋旧名“银”为“艮”，字以“汝止”，根据《周易》“艮”卦《彖》辞：“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象》辞：“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阳明对心斋改名赐字，是有深刻的寓意在里面，阳明是在告诫心斋今后需以“止”为行为准则，不可做出“越时”、“越位”的举动。阳明还说：“舍斯人，吾将谁友？”“吾党乃今得狂士”[4]这不仅以为着心斋已得到了阳明的认可，也预示着心斋今后作为一名心学信徒将有一番大作为。

　　就在拜师阳明后不久，心斋做出了一个重要而大胆的举动—北上京师，宣扬心学，并打出：“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神鬼莫测。”[5]虽然这次讲学受到了一些阳明弟子的劝停，却是更加坚定了心斋讲学的心理，为以后大规模的讲学探索了道路。

　　三、乡约组织的发展

　　明代正德年间，乡约得到国家的大力提倡，阳明更是亲手起草制定了《南赣乡约》，同时，乡约也由民间自发变为官民合力，官方力量日益显现。按照传统的要求，乡约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官府无法解决的事情，并负责乡里的全部事务，由于官府力量的介入，鄉约也由注重精神教化向其他领域扩展，作为社会上最基础的组织形式，乡约有敏锐地把握社会变迁的功能以及适时调整管理策略的能力，从而促进基层管理自我更新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阳明逝世以后，心斋开始在家乡泰州一代推动讲学，开门授徒。由于心斋的后半生主要从事讲学和授徒，家业的管理以及出游讲学的经费，则由其长子王衣承担，到了晚年，心斋不仅在家乡一代，而且在阳明一门当中也有了一定的声望，阳明门下的一些大弟子还经常到安丰拜访心斋。心斋的社会身份已然是一位布衣儒者。

　　在地方管理等问题上，心斋也得到了地方官的认可，嘉靖十七年，安丰场的草荡分配发生严重不均的状况，需要重新划定，地方官要求心斋出面协助解决，结果顺利解决了这一难题。像这种大规模的类似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涉及当地住户的切身利益，如何做到既能安定民情，又能顺利解决重新分配，对于地方官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工作，需要的到当地士绅和社会名流的积极配合和支持，若心斋非当地名流，也不可能会被邀请担此重任。

　　与心斋社会声望日益提高的同时，心斋一族的经济实力也日益壮大，得以与当地的富豪大户联姻[6]。随着王氏家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在各大家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宗族会，就被提上日程。在王东厓的积极推动下，终于成立了王氏宗会，并规定在宗会的统一管理之下，“修《族谱》”、“建家庙”、“置义田”、“立义学”，而且“树立木坊”、“建立宗规”[7]。王氏一族显然成了当地的一大宗族。心斋晚年作为地方的以为长者，受到了地方官和乡里族党的尊敬和信赖，为心斋学说的推广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使之在平民中推广儒学，启发愚蒙等更能够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也是心斋晚年讲学的主要途径。

　　四、官方学说日益走向平民

　　理学在南宋后期逐渐取得了官方的认可，在与科举制度融合一起后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进程。这时，它的本质也在被逐渐扭曲，程朱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化下，逐渐走向了僵化、空疏。就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种理学思想原本是士大夫阶层用以对抗政治权力和抵抗世俗思想的武器，它本是超越的、富于革命性和超越性的思想学说；但当它一旦为官方认可，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士人考试内容之后，它也就被那些充满世俗欲念的人所不断复制。”[8]对此，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并从主体意识中引申出道德原则，这为僵化的理学注入一线生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与凡人别无二致，圣人也并非完美无瑕，他们只是善于发现自己的良知。凡人向圣人的转变只有一步之遥，关键在于能否“致良知”。王阳明的“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儒学发展平民化方向的问题，而真正将此理论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则是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后续哲人。余英时先生对儒学这一关注点的转向作了如下说明：“王阳明才在士大夫之外，同时也直接向士大夫说教，但阳明本人仍然是士大夫。王艮则出于小商人的背景，他的弟子和私淑门人中有樵夫朱恕、陶业匠人韩贞、商人林钠等，还有七十人仅具姓名，不详里居事迹，看来至少不全是士大夫阶层中人，这才真是社会大众。”[9]

　　随着晚明社会阶层的变化，官方学说也日益平民化，加之有王阳明、王艮等儒学大师顺应时代发展对儒学所做的继承与发展，到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已打破官方的垄断，走进社会大众的生活，官方学说与民众互相促进，良性互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在思想上指导民众按照儒家传统思想为人处世，另一方面，广大民众也在身体力行地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改造，使之与社會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达到两者互通互融的状态，儒学平民化思想由此蔚为大观。

　　参考文献：

　　[1]清康熙年休《两淮盐法志》卷一五《风俗·灶俗》

　　[2]《心斋遗集》卷三《年谱》，第1-2页。

　　[3]《心斋遗集》卷三《年谱》，第2-3页。

　　[4]欧阳南野：《奠文》，《心斋全集》卷五，第7页。

　　[5]《心斋遗集》卷三《年谱》，第3页。

　　[6]据《东台县志》卷三三《节妇》记载，当地监生卢荣一族为富户，心斋长孙女得以与之联姻。

　　[7]《东厓先生遗集》卷上《告合族祖宗文》、《祭始祖文》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9]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